◎赵宪臣

　　近两年，丁龙海成了《短篇小说》杂志上的常客，从2019年以来，他就在《短篇小说》杂志发表了《灯火阑珊》（2019年11期）、《阳光扑面》（2019年 12期）、《我的舅舅孙小宝》（2020年 1期）、《天凉好个秋》（2020年8期）等多篇小说。就这四篇小说来说，尽管切入现实的角度各异，有着不一样的对生活领域的表现和探查，但在总体上却都显现了一个作家对普通人生存状态的关注。

　　小说在日常生活里兜兜转转可说是近年来文学创作上的新变之一，这在青年小说家中最为突出，对日常感兴趣，在日常生活里呈现出人物的生存状态，成了一些作家不约而同的写作选择。丁龙海虽然已经进入了中年写作，但他的小说也汇入了这股紧盯日常生活的潮流，以小人物在生活中的些微琐事来结构小说，在不太长的篇幅里，铺陈人物的苦辣酸甜，内心纠结、生活流变。这些生活中的小人物都来自作家身边，包括沾亲带故的人、朋友同事等，也就是说都是作家生活中所熟知的人。当然就小说写作来说，进入小说中的人物虽然与作家相关，但这种相关并不能与真正的生活等同，也就是说不能拿小说中的人物去作家的生活中进行比对。人物进入了小说，即使有生活的原型也进行了必要的虚构，看待丁龙海的小说人物，只要把握住作家的良苦用心在于展示和书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就已经找到了解读小说的路径，至于小说人物与作家的真实关系，都是小说之外的话题，没必要认真求证，只需知道小说人物与作家有一定关联即可。有了这样对人物的清醒认知，那分辨起来就可以认定，《我的舅舅孙小宝》和《灯火阑珊》书写的是有亲缘关系的人物之间故事；《阳光扑面》和《天凉好个秋》书写的是朋友和同事的故事。

　　书写亲缘关系在《我的舅舅孙小宝》中，是以叙述人“我”的视角呈现，而这个“我”经历了童年、少年、青年的时光，孙小宝是在“我”的这些成长时光中渐渐清晰起来的。这个短篇虽然篇幅不长，却有着孙小宝短暂变化的一生，这种变化就是人们口头常说的“浪子回头金不换”。最初在“我”的童年、少年视角里出现的舅舅孙小宝背负着杀人犯的罪名，正在监狱里服刑，尽管这个杀人罪名的认定留有时代痕迹，对孙小宝来说远没有那么严重，但作为打群架的参与者也难辞其咎，也就是说在“我”童年、少年的心里，这个舅舅是个负面形象。而后的孙小宝刑满出狱在改革的浪潮中几经折腾，有过在经商中的起起落落。孙小宝正面形象的建立是“我”在上高中上大学后，他娶妻组建家庭的那一段。舅舅的变好乃至生活走向正轨应该归功于舅母的管束，这个贤惠又善于持家的女人，不仅把家庭管理的井井有条，还影响自己的丈夫改变了恶习，向着积极工作的方向努力，并创出了属于自己的服务品牌。孙小宝最后死于车轮下的救人，这一见义勇为之举赢得了“我”的敬佩，孙小宝的形象也在“我”心中高大起来。

　　这是一篇完全围绕着家庭内部关系展开叙述的小说，吸睛重点当然在舅舅孙小宝身上，这个人物的变化轨迹，在小说中有一个完整的呈现，活画出了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写出了一种敬佩之情的潜滋暗长。但小说并没有为突出重点而忽略了家庭的其他成员，在小说中，“我”父母以及姥姥、小姨、姨夫的性格特征都有所彰显，也有着各自的生存状态。这就是一个小说作家在处理小说人物时的周全考虑，突出重点人物也不无视次要人物，就是在一个短篇里也要尽可能地让次要人物有顽强的表现。

　　另一篇书写亲缘关系的小说《灯火阑珊》涉及的是婆媳矛盾，但作家在书写这种矛盾时却采取了迂回的方式，这里所说的迂回，就是作家不是把矛盾的当事双方作为小说主要人物写进作品，而是另外推出了一个叫沈岫岩的人物，通过他的视角和行为处事，把这场家庭矛盾的来龙去脉捋清楚。这个沈岫岩与《我的舅舅孙小宝》中的“我”一样，也是以外甥身份出现，他参与到了家庭矛盾中，完全是为弥合婆媳之间的裂痕而来。就是在这种弥合的过程中，让人们了解到一个普通家庭成员之间的生存状态。小说揭示的实际上是要面子与生活艰辛的对立，要面子是婆婆的处事方式，生活的艰辛则是其儿子喜子与媳妇共同的困境。婆婆的要面子最典型的举动就是把进城卖菜团子的喜子夫妇说成了是开饭店的大老板，后来的婆媳矛盾也是因为借钱所引发。尽管小说中对这种家庭矛盾并没有做过多的交待，只是通过沈岫岩与喜子夫妇的对话呈现，但小说最主要的聚焦点却在此显露。小说取名“灯火阑珊”，本就有着浓重的生活意味，在这样的意味里，各家各有一本难念的经，应该是小说表达的一种取向，就《灯火阑珊》里家庭婆媳矛盾来说，事情虽然不大，但发生了就会惊动一些亲朋，沈岫岩在这个家庭的出现，就是因亲情牵挂而付诸的行动。说这是一篇表达了亲情的小说，也符合作家写作的初衷。

　　在这个短篇里，沈岫岩这个人物不是矛盾的当事方，只是以一个旁观的亲属身份出现，但这个人物却在小说里穿针引线，起着重要的勾连作用，甚至这个人物某一瞬间的心理都被作家捕捉到，并在小说里进行了心理坦陈。就小说的叙事手法来说，这篇作品显出了作家技艺运用的老成，融合了多种叙事把家庭矛盾做了隐而不显的处理，这样的处理却达成了作家想要达成的目的和结果。

　　小说《阳光扑面》重点书写的是朋友和同事之间的交往，通过那些交往片断的闪回，让读者认识了一位叫刘梅的女性。这个刘梅的经历之所以引起小说叙事者“我”的回忆，是因为最初“我”与她共同有过组织文学社的美好时光，是写作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但后来的变化却让人始料不及，刘梅的突然调走及下海经商把自己的命运推向了无从把握的境地。这就是在写一个曾经的朋友同事在时代之变中的个人之变，呈现人物在改革浪潮中的起伏和命运的波折是小说书写的一条主线。当然在这条主线之中还掺杂着“我”的另一个朋友黄小明对刘梅的情感纠葛，这属于小说设计中的横向枝节，是在人物的多种关系中表现人物的必要一笔，舍此小说的枝叶纷呈将无从谈起。也是有了情感纠葛的安排，小说结尾处当刘梅与黄小明在机场同时出现，才有了“我”心绪的豁然开朗，也才感觉到了此时此刻的阳光扑面。

　　就书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来说，丁龙海的小说既有人物一时一地、此时此刻的状态，也有人物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延展状态。《阳光扑面》中刘梅的生存状态当属于时间空间上的延展，写出了刘梅人生中多时段的状态，正是这些多时段生存状态的连缀，才有了刘梅这个人物生存飘零感、挫败感的浓烈。这种飘零感、挫败感，是在“我”开会期间的回忆中浮现，“我”与刘梅的不同是我尚在安稳的生活中过着自己的日子，虽然也时有飘零感，但那种飘零不过是出门开个会而已，与刘梅离开得以栖身的单位独自闯荡有着明显的不同。这样看来，小说是用对比的手法结构着全篇，但细读又会发觉这种对比又相当节制，节制到了隐而不发的地步，只有在用心体会时，这种对比才会露出“庐山真面目”。

　　在书写曾经的同事上，丁龙海也把自己的目光盯住了工厂里的职工，《天凉好个秋》这篇小说就是以一个特车修理厂的车间主任吕海涛为主要人物的小说。这个车间主任正处在两个烦心事中，这两个烦心事一个来自家庭，一个来自车间，来自家庭的烦心事是儿子儿媳正在为房产证加名的事闹离婚，来自车间的烦心事则是厂里正在清退外雇工，而吕海涛所在车间全指望外雇工出活。这是个正处在烦心状态的人物，面临着此时此地的困境，吕海涛虽感无奈但仍在努力寻求转机。小说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人物的自我释怀，这种释怀是一个石油人热爱石油事业的情怀所致，是对想辞职的儿子的一种心理挽留。小说被命名为《天凉好个秋》的深意也在于此，小说里有衰败也意味着收获，所以秋天的心境往往复杂多变，丁龙海的小说写出了人物心境的复杂。

　　作家的写作都在暗处藏着隐性的表达，这个表达不是显见的、集中全力的表达，而是不经意的点染，很容易被忽略被轻视。这四篇小说如果细加揣摩，会发现其中都有作家不易察觉的表达。这种表达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一个石油系统的作家，丁龙海一直都在以写石油人与石油事为自己的小说定位，他的小说可能不会刻意强调小说人物的石油人身份，但总会让人感觉到石油人的存在。作家总会在叙述中会以一言半语的交待或通过环境描写，让读者知道他的小说人物是来自油田之地。就是在用不着做出这样披露的情况下他也做出了披露，就像是《灯火阑珊》中的沈岫岩，为调解亲情之间的矛盾而去，此时他的石油人的身份并不重要，但作家在写到这个人物时，仍在叙述中有所披露，这就是作家的石油人情结在暗中起作用，所要表明的是一个石油人的重情重义。这样看来丁龙海的小说中所书写的普通人生存状态，也可归结为普通石油人的生存状态，是石油人生活片断的捡拾，经此细化到石油人的小说势必带来可信度的跃升。

　　另一方面，从小处入手却着眼于身处的时代，也是丁龙海小说的隐含表达。他小说里人物的生存状态都与时代相关联，这也是直面现实的小说绕不过去的一道屏障，人物的流转都在随着时代流转，正像小说中的舅舅孙小宝、刘梅、吕海涛甚至连正处于家庭矛盾中的小说人物喜子夫妇也概莫能外。他们都在受着时代氛围的影响，随着时代的波澜起伏而起伏，尽管小说在人物与时代的关系上对时代做了“冷处理”，也就是说并没有对时代做出有意的强调和揭示，只是一心一意地经营着笔下的人物，但人与时代的不可分离，使小说里仍有时代的底色散发出微茫。这些时代底色有时候就在片言只语的环境描画中，或在时间空间的变化里，只要读者细心体会，就能窥视到时代的光与影。小说家的笔墨当随时代，这在丁龙海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贯彻和践行，他的小说在为时代留痕上，突出着人物的生存状态，尽管所涉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各异，但都印痕深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