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明

　　我感觉，自己一旦写响应号召、歌颂时代的正能量作品，就像是在完成命题作文那样无所适从，深怕写成寡淡无味的口号和标语。这或许和我的阅读经历有关，在创作发育期，我读了太多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不可避免地在骨子里打上了批判现实的烙印。近年来我写的小说，也大都是关注生命个体意义的反思类题材，《帮扶简史》是第一篇具有歌颂意味的小说，这篇小说成型之后，我的创作发生了转型。

　　好在，这是个无法让人“愤青”的时代，离开书桌四处走走，就不难发现，我们的确处在特殊而伟大的社会进程中和时间节点上。农业大国上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被许多名家付诸笔下的“粮食问题”，即将在这一刻成为历史。也许，今后的文学作品中会失掉一个有关粮食的重要话题，但现在，这个题材在做最后挣扎，期待行将落幕时的回光返照。许多作家也在因此最后一搏，抢抓时代更迭的精彩瞬间。

　　无论谁写，都不会否定济贫救困这个事实，这不仅是政治标签，也是人道救助。我能想象，这样的题材一旦成型，绝对会受到官方欢迎。然而，小说是大众艺术，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写出人性中闪亮的东西，才更具说服力。其实，官方的立场和人民的立场并不矛盾，只是角度不同而已。我所理解的正能量，不是简单的歌功颂德，而是时代需要和人心所向契合时碰撞出的火花。这火花既然是碰撞出来的，就不只有航标般的光芒，也会有临盆般的疼痛。基于这样的理解，我想写出的《帮扶简史》，并不是单纯的赞歌，而是唱出这首赞歌时发自内心、声嘶力竭的努力。小说中的帮扶者，与其说是在完成工作，不如说是在和被帮扶者较劲，面对生活绝望的父子，“我”所展现的，除了责任担当外，还有人心向善的强大动力，就像一个手拿救生圈的人，面对落水儿童不会袖手旁观那样。

　　由于工作缘故，我经常深入包扶村做帮扶工作，亲眼目睹了当地村民艰难的生存状况，当我把大米白面扛进贫寒的家门，会亲耳听到百姓发自内心的感谢，甚至看到一些人瞳孔上的泪花。小说中的人物是有原型的，在我所包扶的贫困村就能找到。但我想，这个原型不光是某个乡村的某个贫困村民，也不光是某个机关的某个扶贫干部，这种共性已经被社会广泛认可。因此，我沾了题材的光，小说中只要出现这样的人物，就一定具有典型性。

　　在铺天盖地的扶贫题材小说中，教育扶贫题材是相对稀缺的，我记得，《人民文学》主编施占军老师在一期讲座中说过类似的话。《帮扶简史》能够避开扶贫题材小说的过度流行色，为这类题材添一笔还算协调的杂色，要感谢施老师的指点。这篇小说虽然没投给《人民文学》，但发到了我同样喜爱的《短篇小说》上，验证了“听人劝，吃饱饭”的道理。

　　2015年的时候，我刚在纯文学小说领域起步，我的一位关系很好的文友在《短篇小说》发稿一篇，成为他写作生涯上最自豪的成就。从那时起，我就知道这是一家重视实力和新人的刊物，并暗地里用劲，将《短篇小说》当做首要目标，不断把最满意的稿件砸过去。现在，我终于如愿以偿，可以在我喜爱的刊物上，读自己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