爹妈都在生产队上工，我姐，弟弟，妹妹都上学去了，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屋子里静静的，整个村子都静悄悄的。木头窗棂上过年时糊上的白纸，早已破碎——是被我暗中一次次戳破的。八岁的我，虽整天不说一句话，内心里却充满着破坏欲。新窗纸糊上后，我奶奶看得紧，谁敢用手指挨一下，我奶奶就用笤帚疙瘩敲谁的脑袋。但我总能找到奶奶不在的短暂机会，用手指在不起眼处戳个小窟窿。那种轻微的纸纤维的断裂声，让我十分着迷。窗纸破烂不堪了，天气也渐热了，我奶奶不再看护窗纸了，我就拿个小棍子，将那些没破碎的地方，一一划破。“哧”划破一道窗格，“哧”又划破一道，那声音，我听着是那么沉醉。

　　时令已是暮春，透过窗棂，院子里两棵大枣树上青嫩的叶子，阳光下有些映眼，看得久了，心神就融入在那绿色的海洋之中。蜜蜂们在米粒状的枣花上忙碌着。嫩叶子厚重的腥味儿，枣花质感黏稠的腥甜气息，从窄窄的窗棂涌入屋内，在室内又团结成一体。

　　枣子才有黄豆那么点儿大，我就摘了吃。吃进嘴里，木糟糟的，只有淡淡的幼果的腥味。我很喜欢这种淡淡的腥味。我爹说：“老话儿真没说错，一个人一个性儿，一个麦籽儿一道缝儿。”我爹的意思是说，我是个怪孩子。

　　我是从半夜开始发烧的。体温的急骤上升，使我如置身冰窑般的寒冷。我牙齿“嘚嘚”地打颤，像个行将就木的老人一样呻吟起来。起夜的爹听到了我异样的声音，爹撒下长长的一泡骚尿后，过来摸一下我的胸口，说：“哟，发烧了。天快明了，天明了去给你叫红全。”我爹说着，睡眼朦胧地往他的大床上倒去，一会儿，如雷般的酣声又起。

　　炊烟的味道涌进屋子时，我爹把背着药箱的红全请来了。红全是个瘸子，一条腿细，走路一仄歪一仄歪地。红全长得很俊气，长睫毛，大眼睛，说话时露着微微的笑意看着对方。每句话都能说到你心缝儿里。红全是我们村稀有的知识分子之一，他高中毕业后在村小学教书，我曾经是他的学生。

　　村里原来的赤脚医生是黑蛋。黑蛋在地区医院进修过，能做简单的手术。当年，他这一招在附近的村子很有名气。前年，我得了扁桃腺炎，打了几天针没治住，腮帮子肿得都张不开嘴了。黑蛋说服我爹同意，给我做了手术。他让我爹把我的脑袋按在木床床帮上，拿手术刀豁开了我肿胀的腮帮子，流了一地的脓血。敷上药，没几天就好了。我们这里习惯上把黑蛋这种手术叫做“豁疮”。黑蛋做的手术，其实大部分都是豁疮。

　　我是个话少的孩子，黑蛋拿刀割我的腮帮子时，疼得我咝咝地吸气，我仍是一声不出。我姐嘴巧，我姐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骨干分子，会唱歌，念诗，还能背长长的大批判稿子。我姐在全公社的批林批孔大会上背诗，还得过奖。我姐得了百日咳，黑蛋给我姐打针时，打一回针我姐骂黑蛋一回。我姐是用批判稿里的词儿骂的：“黑蛋白蛋，你是坏蛋！你是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广大革命群众把你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叫你永远不得翻身！”我姐骂得慷慨激昂，抑扬顿挫。黑蛋用玻璃针管往我姐瘦瘦的屁股上推着药水，禁不住地笑。黑蛋笑着吓唬我姐：“越骂越疼。”

　　黑蛋在三兄弟中排行老三，当年就是二十七八岁的样子。他与他大哥二哥家住一个大土院子里，二十多口人在一口大锅里吃饭——当年这种大家庭在乡村并不稀罕。那次黑蛋去外村给一个病人做手术，病人家属给了他一包点心，就是这包点心，要了黑蛋的命。黑蛋把点心拿给自己的孩子们吃了，没给他哥家的孩子。俩哥都在生产队挣工分，看他每天都有钱挣——虽然那钱是公家的，可自己花着总方便——这是黑蛋他俩哥的逻辑。还时常有病人家属送他点心、鸡蛋之类的好东西，俩哥嫉妒得眼里出血。那一天，俩哥都去娘那儿告状，说又没有分家，不论谁挣的东西都得交给娘。我俩都这岁数了，再没材料也不争竞一嘴吃的，他眼里是没有娘您啊！黑蛋他娘是个麦秸火脾气，一点就着。老太太在村街上转着，把黑蛋骂了一圈儿。黑蛋他娘这种骂法，在我们这里叫做“趟街骂”，就是要昭告全村人，黑蛋是个懒货——是骂人最狠毒的招数。黑蛋其实没少给家里做贡献，一向受人尊敬的黑蛋，却遭到自己母亲的趟街骂。他也明知是俩哥挑唆娘，可一头儿是哥，一头儿是娘，他能咋办？他一横心，喝了一瓶子敌敌畏。

　　红全得知村里要选一个有文化的人当赤脚医生，他动心了。可他和大队干部说不上话，聪明的红全就采用迂回战术，他找所有能在大队干部那里说得上话的人，让大家去给他争取。在县卫校经过三个月学习，红全就成为正式的赤脚医生了。

　　这一年，全国实行了免费的合作医疗。说免费也不是全免费，不论得的啥病，在赤脚医生那儿交五分钱的挂号费，就可以免费用药。不过，这次免费医疗很短命，持续不到一年，就散伙了。

　　红全给我开的药是安乃近。硬币那么大的大白药片儿。红全药箱里的药，我觉得都不会超过十种。我奶奶最怕红全的大白片儿。奶奶七十岁的人了，一吃大白片就呛，就干呕。我奶奶就骂：“龟孙红全，给我一拿药就是大白片儿！”

　　早上吃过大白片儿，我觉得好多了。几个小时的高烧，我由最初的难受渐渐地觉得身体虚飘飘的，好像一纵身就能飞起来，很奇怪，是一种很舒服惬意的感觉。

　　屋门没关严实——粗糙破旧的木门很难关严实。关严实了，停一瞬，门扇就自己松脱了。一只胆大的母鸡从门缝里进了屋子。我认得，这是我家的栗鸡，是一只三年的老鸡。我家共有八只鸡，八只鸡都各有名字，鸡们的名字多是根据它们的毛色取的，如白鸡，黑鸡，大红鸡。这只羽毛黄黑兼杂的鸡，名字叫栗鸡。每天早上，我妈放开鸡窝门，就要一只只检查鸡屁股，统计今天总共有几只鸡下蛋。有蛋的鸡，我妈抓着鸡的双趐，扔个高儿，有蛋的鸡就得了奖赏般咯咯叫着，欢快地跑走了。没蛋的鸡，我妈要给它一小巴掌，骂它一句，白吃的货！把白吃货往前一推，白吃货回头看一眼我妈，羞赧地走开。

　　栗鸡常常是个白吃货。

　　栗鸡是我们家的资深成员之一，它当然明白家里的一切规矩——鸡不允许进屋，这一点它比那些年轻鸡自然明白得多。但栗鸡在这个家庭年头长了，便深知一切内情。它清楚这时候家里没人——栗鸡虽然推定家里没人，但它进得屋来，依然走得小心翼翼。它清楚，自己的行为是违规，是僭越。栗鸡谨慎地往前迈一步，脑袋随着身体一耸。两只圆溜溜的眼睛四处警惕地逡巡着。走两步，尖喙在地下啄一口，然后再警觉地四处察看。

　　栗鸡终于发现了躺在床上的我。但栗鸡并未惊惶失措。它清楚这个家庭里谁惹不得，谁不会对它构成威胁。栗鸡对我大白天在床上躺着有些不解，它圆圆的眼睛看看我，调换一下身体方位，再看。栗鸡对我研判多时，不知是得出了合理的解释，还是失去了研判的兴趣，不再理我，自顾在屋里各个角落逡巡，察看。当然，它违规入室的目的，是偷嘴吃。

　　我也清楚栗鸡进屋的最终目的。别看它装模作样的，其实它是个贼。性命一般珍贵的粮食，都在缸里盛着，上边盖着木板，木板上还放置着杂物，栗鸡你再狡猾，也是吃不到嘴的。

　　栗鸡在屋里没找到食物，开始对条几下一堆老鼠扒出的虚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两只爪子扒扒，用尖嘴叨叨。忙个不停。

　　此时，我十分羡慕栗鸡。我几乎每年都会生病，生了病就得吃难以下咽的大白药片子，屁股上得挨针扎。做一只鸡多好！活得这么悠闲，惬意。不用吃药，更不会挨打针。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老天爷啊，让我变成一只鸡吧。

　　生产队半晌歇工时，我妈赶回家来看我。我妈摸摸我的额头，在我病床前弯下腰，问我，想吃点啥？我给你做。

　　我瓷着眼睛看着我妈，不答。我从小不爱说话，不到万不得已，我和我爹我妈说话也很少。病中的我，不愿说话，不想说话。而且，我觉得，我病了，更有不说话的理由了。

　　问了半天，我妈说：“你个龟孙！我快该上工了，你吃啥我赶紧给你做点，不说话我走了。”

　　我到底也没说一句话，我妈匆匆地上工走了。

　　中午，我妈让我姐来问我，想吃啥。我嘴里发干，发苦，什么都不想吃，想喝水。我给我姐说了，我姐给我倒了一碗水，水里放了白糖。我咕咕一饮而尽。

　　我爹在生产队赶马车。生产队要盖仓房，我爹一大早就赶车去西山里拉石头了，天黑才能回来。我妈和一群妇女在棉花地里拾掇棉花苗。我奶奶一直在菜园里劳动，每天拿个小板凳，坐在凳子上收拾菜苗瓜苗。我姐，我弟，我妹他们都上学。中午，大家都回到这个黄土院子里，吃罢饭，收拾好锅碗瓢盆，生产队的钟声一敲，上工的上工，上学的上学。这个黄土院子就像一个蜂巢，大家在巢里吃过饭，休整一刻，又立即飞出巢穴，四处采蜜去了。

　　家里又剩下我自己了。

　　尿憋得难受，我起身下床。站到地下，头晕乎乎的，全身发飘，身体像单薄的纸片，挺不起来。我努力往前跨一步，扶住了屋墙，走到外间屋，走到门口，扶着屋门歇歇，虚飘飘地走进厕所。厕所在院子一角，厕所墙连着院墙。这土墙很有年头了，土墙经多年的雨水冲淋，矮下去不少。墙基下，是一层经年落下的虚土。虚土里，刚出壳的绿豆蝇只露出一个晶亮的脑袋，在温暖的虚土里安然地睡眠。细看起来，密密分布的绿豆蝇像葵花盘上密实的葵花籽儿。我恶作剧地将一泡尿洒在了虚土上。尿水很黄，很骚气，还有一股安乃近的药味儿。尿水把绿豆蝇的家冲得七零八落，几只绿豆蝇在泥水中挣扎，更多的绿豆蝇疾冲而起，一飞冲天。一只蝼蛄在尿水中像喝醉了酒，头摇尾巴晃地，不知何处安身。

　　太阳落下去了。窗外，枣树的嫩叶不再发亮，变成了深绿。土房里光线很差，屋子里已是夜一般的暗。

　　枣花的甜腥味，更浓了。

　　上工的，上学的，都回来了，蜂巢里又是嗡嗡嘤嘤的热闹。

　　我奶奶说：“病是三分治，七分养。得吃饭，一天不吃饭能中，给孩儿煮个鸡蛋吧。”

　　病床上，我虽一声未出，可内心里却瞬时充满着幸福感。不仅是家人的关心，能吃一颗鸡蛋哪！

　　鸡蛋可不是随便能吃的，一大家子人，针头线脑，油盐酱醋，哪一样不是鸡蛋换来的？怎么敢随便吃呢！

　　我妈拿来了煮好的鸡蛋。五瓦的昏黄电灯光照着这颗鸡蛋，白白的蛋壳泛着光。在我眼中，那是圣光。像自带光的神祇。

　　我嘴里已泛起了涎水，喉头不由自主地蠕动着，伸手去迎接这颗泛着圣光的鸡蛋。我妈把鸡蛋放在了我的手心里，我激动，加之一天没进食，体虚，手一哆嗦，鸡蛋掉在了地下。

　　我妈身后，我姐，我弟，我妹妹，几双贪婪的眼睛灼灼发亮，像发现了猎物的狼。我妈回身瞅一眼，骂：“一群饿死鬼！”

　　我妈从地下捡起鸡蛋，再次递给我，说：“快吃喽！”

　　就像经年后我学习过的那个哲学名句：“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再次拿到手中的鸡蛋，已不是原来那颗泛着圣光的鸡蛋——蛋壳儿上沾了尘土，且布满了细细的裂纹。圣光没有了，这颗鸡蛋变得普通，丑陋。我内心里对这颗鸡蛋的期望一落千丈。我其实已不想吃这颗鸡蛋了。但我清楚，不吃的话，会惹大人不满。我歪着身子，剥下蛋壳，将鸡蛋咬了一小口。这一口主要是蛋白，蛋白入口滑润，口感还好；我将剩下的大半颗鸡蛋一下子塞进了嘴里，嚼一下，蛋黄嚼碎了，感觉象是沙子般的干涩，嚼一会儿，又像粘湿的泥一般糊在口腔里。我下咽时，如泥般的蛋黄卡在了喉间，噎得我眼睛发黑。

　　清早，一觉醒来，我觉得肚子里空落落的，很饿。我明白：我的病彻底好了。我套上衣服，敞着怀，连扣子都没顾得上系，就往厨屋跑去。我左手拿一个玉米面饼子，右手拿一根咸菜条，狼吞虎咽。

　　这时，大队院里的高音喇叭响了。高音喇叭里播放的，是我们前不久才学过的一首歌：《社员都是向阳花》。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

　　我吞下嘴里的黄饼子，跟着高音喇叭里的歌唱起来：“公社的青藤连万家，齐心合力种庄稼；辛勤庄稼好，心齐力量大……”爹看着闷葫芦似的我今天突然放声唱歌，诧异，欣喜。我爹说：“日娘，红全的药真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