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玉

　　静水流深

　　◎海 玉

　　杨大志变了，穿着打扮讲究起来。

　　以前的杨大志不是这样。

　　有一回我们聊起同事周翠翠，说她是个美女。我说，周翠翠是一块翡翠，美是骨子里的，坚硬，耐磨。肖天林说，不知是哪个领导的菜哩。说完，我们都笑起来。

　　我们谈话的时候杨大志盯着窗外，皱着眉头一言不发。

　　我们说周翠翠是美女的话还是无意中击中了他。杨大志说，你们以为周翠翠很美吗？这个问题相当突兀，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觉得周翠翠是美女应该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这个结论跟一加一等于二一样准确坚定，没有任何辩解的必要。

　　

　　我说，你认为周翠翠不美？杨大志又抬头看天。在我们以为我们的话题快要断了的时候，他说，不美。

　　这话不但荒唐，简直滑稽。我们懒得跟他讨论。

　　正说着话，胡思新进来。头发刚刚焗过油，闪着亮亮的光。上身一件深灰外套，下身黑裤子，脚上亮晃晃的皮鞋。这个六零后，精神饱满得像一辆刚刚洗刷过的新车，浑身上下都闪着光，怎么都找不到一点老气横秋的样子。

　　胡思新刚刚从一场婚姻中出来，赶着要进入另一场。另一场是第几场我们都很糊涂。我们觉得胡思新的婚姻像上世纪七十年代拖拉机的挡把子，很容易就脱了，但也很容易就上去。婚姻在他身上跟闹着玩似的。

　　我们还是很礼貌地欠一下身，欢迎这个请假一周的同事重新回到我们身边。杨大志却连眼皮都没抬，低头干他的事。他的事究竟是干啥，我们有些糊涂。因为在局机关办公室，我们很少见到杨大志的影子。当然，这完全可以作为杨大志工作努力的表现，甚至可以作为典型事迹进行报道，一个在局机关工作的人，整天往外跑，跑到基层深入调研。至于调研的成果，可能还没形成文字，也可能形成了，我们不知道。就像屠呦呦得诺贝尔医学奖之前我们不知道一样。

　　但肯定还有另外的可能，比如杨大志根本没往基层跑，出去只是干了自己想干的事。但只要领导不过问，作为同事，我们绝没有过问的可能。因为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

　　胡思新的椅子就在杨大志身后，胡思新捏了烟，先给杨大志。杨大志不抽，也讨厌抽烟的人。就挂了脸，对胡思新说，把你的烟收起来，没人抽。胡思新的脸有点挂不住，对杨大志道，你看你这样子，哪还像个在机关工作的领导？

　　这么一说，我们打眼，杨大志的穿戴还真有些不像话。头发不用说了，卷曲地像树枝上的鸟巢。脖子似乎经年不洗，黄白的皮肤上有斑斑点点的污垢。上身一件棕黄色棉袄，袖口亮闪闪的。前胸后背几块地方，大小不一的几块油污。

　　办公桌上，厚厚一层灰尘。桌子上，书籍、电脑、鼠标垫、插座、喝水的杯子、耳机，甚至还有抹布。我们看不出抹布的颜色，却又什么颜色都有。

　　这些东西在杨大志桌子上任性地排列组合，乱糟糟的。我们以为胡思新的话撞上杨大志的神经，一定能撞出一点火花。但我们显然过敏了。杨大志一点愠怒的表示都没有，该干啥干啥。我们觉得杨大志的神经是一张又厚又老的牛皮，锥子都很难扎得透。

　　这令我们相当不解。

　　按理，杨大志的精神状态应该很好才对，至少不应该如此邋遢窝囊。我很了解杨大志的家庭，甚至很了解杨大志的妻子闻青青。杨大志跟妻子闻青青的工作都不错，没有经济负担，孩子还小，不用操什么心。

　　至于杨大志跟妻子闻青青的关系——其实，也跟绝大多数夫妻关系一样。

　　有一次，我们办公室的一个同事病了，出院后，根据惯例去同事家探望。我们是骑摩托车去的。杨大志带着周翠翠。这其实很正常，因为当时谁带谁纯是偶然，我们一行十几个人，五六辆摩托车，谁上谁的车跟数学上的排列组合一样，没有什么必然。

　　谁都没想到，有一双熟识的眼睛，在无意中看到了杨大志带着周翠翠，而这双眼睛背后，又是一张没有脑子的嘴，就很偶然地促成了我要讲的故事。

　　这个看到杨大志带着周翠翠的女人跟杨大志妻子闻青青一个单位，市自来水公司，她跟闻青青讲了她的“重大发现”。

　　本来，闻青青对杨大志带女人这件事并没往深处想。在单位，一个男的带着女的，并不能说明什么，闻青青也曾坐单位男同事的摩托车出去过。坐一坐异性的车有什么呢，很正大光明的事。但是，回家后，当闻青青将饭桌上的菜摆好了，杨大志在桌前坐下了，闻青青很随便地问一句，今天中午你去哪了？杨大志却口气硬硬地说，哪里都没去。

　　杨大志这么说就不对了。她同事分明看到杨大志带着女人办事去了，现在一问，杨大志竟不承认，闻青青心里就起了火。这火气在胸膛淤积，已经聚集起足够的爆发力，只差一点火花了。闻青青不动声色却又有些严厉地说，你带着谁了？是不是个女的？

　　令闻青青万万不曾料到的是，杨大志脑子竟然热了。杨大志直冲冲地说，我谁都没带。说完这句，还没过瘾，又发了一句咒语，说，谁带了谁死！

　　这下闻青青忍不了了。闻青青两只蛤蟆眼一下瞪成牛肉包子，手里的筷子往饭桌上啪地一拍，身子腾地站起来，指着杨大志的鼻子道，你再说一遍，你再说哪里都没去，你再说谁也没带着？今天的事你说清楚还罢，说不清楚你自己掂量着点。你明明带着一个女人在街上跑，还说谁也没带……一时间，闻青青的话如奔流而至的洪水，滔滔不绝。洪水里夹杂着石块、木棒，还有泥沙，压得杨大志喘不上气来。

　　这场战争的结局以闻青青的完胜收关。倘若不是闻青青给我打电话询问那个中午的情况，我们甚至不知道杨大志跟闻青青有这样一场战争。闻青青给我打电话求证的时候，杨大志已经坦白交代。之所以还给我打电话，是为了验证杨大志的话里还有没有沙子。那次，杨大志除了坦白从宽，还很认真地写了一份检查，一份保证书。尽管我们很想知道那份检查和保证书的具体内容，里面是不是有以后不再带女同志出门等，但杨大志跟我们说，放屁，我能做那事？你们才给老婆写保证书呢。我说，这没有什么丢人的，网上那么大的官儿，给小三都写呢。

　　这件事后来被我们同事做笑话讲。讲完后我们又深为杨大志悲哀。倘若不是被老婆逼得有点变态，怎么连光明正大的事都需要隐瞒呢。

　　我们同样不理解的是，一向这么强势的老婆，怎么能容忍男人如此邋遢地出门，甚至工作。

　　一个上午，天阴得很浓，屋里光线暗淡。办公室只剩我跟肖天林二人。肖天林忙呢，一刻不停地玩手机。肖天林很魁梧的身材被手机控制了，大而方的脑袋低着，不时拿手指撮一撮近视镜。一手捏了手机，一手在屏幕上划。

　　我其实知道肖天林为什么忙，这不算秘密。肖天林在网上不断寻找心灵的安慰——这么说其实不对。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身体的安慰。一夜情不会带来多大的心灵安慰。

　　我说，又找了个？肖天林抬起头，对我嘿嘿一笑，手撮一撮眼镜，道，刚上钩，还没钓上来。我说，整天弄这些东西有意思吗？肖天林又嘿嘿一笑，咋没意思？比你写文章有意思多了。你写文章为了高兴，我玩娘们同样为了高兴。

　　我一向觉得写文章是高雅的事，也很看不起这样低俗的行为。但肖天林这么说，我也确实没有多少反驳的理由。

　　肖天林说，你看，现在谁还跟你这样古板？我说，杨大志就跟我一样。光看他的打扮，就知道他比我更古板、更朴素。肖天林哼了一声，你知道什么？

　　肖天林的话里有话。我很想再问几句，但领导来了。领导倒背着手很像领导地到我们办公室，我们不是不识好歹的人。我们很利落地关上了嘴巴，坐在电脑旁，手在键盘上敲，我们变色龙一样换上了适应环境的颜色。

　　杨大志竟也回来了。杨大志看到领导什么也没说，领导见到杨大志也什么没说。杨大志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拿一张表格，认真地读起来。

　　我们忽然发现杨大志穿得很齐整。细细想来，近来的日子，我们眼里的杨大志的确有了很明显的改变。

　　最明显的还是服装。杨大志花一千多元买了一件上衣。当然，从外表看我们看不出这件上衣值多少钱，我们只是觉得这件浅灰色呢子唐装很有范儿，同办公室的女同志对服装特别敏感，肯定要问一问价钱。杨大志就说，一千零八十。我们都被狠狠一震。我们从来没听说同事能买如此昂贵的衣服。即使现在工资高了，但以前欠债多，很多人的房贷都张着大口，把同事们的工资一口一口地往下吞。至于杨大志，是个牛毛上锯解的家伙，怎么就舍得拿一千多元买上衣呢？

　　更重要的，我们明显发现这家伙的精神面貌改了。鸟巢状的头发先是被美发店的美女店员弄的青春无限。其次，每天来单位，我们发现杨大志唐装里装了两样小东西。一个小圆镜子，一个小黄梳子。惯常的样子，杨大志从左边口袋里掏出镜子，从右边口袋里掏出细长的梳子，左手拿镜子照着，右手一下一下梳理自己的头发。不用几下，那些油软的头发很顺从地往一边倾斜，如一队训练好的等待检阅的队伍。原来一张忧国忧民的脸换成了阳光灿烂的向日葵，见人就笑眯眯的，甚至，我们从杨大志发育不怎么好的喉咙里，听到了歌声。咱老百姓，今儿么真呀么真高兴……

　　我们怀疑杨大志有了喜事。我问过杨大志，杨大志说，他娘的，我们这些小公务员，整天忙得跟孙子似的，能有什么喜事？

　　想想也是，尽管我们的工作单位是文化系统，没有多少具体事务，但整天检查报表之类，还是应接不暇。

　　但一定有什么事儿，尽管这事我们看不见摸不着。后来，从杨大志跟闻青青的电话里我们知道，闻青青回娘家了。回娘家没什么稀奇的，哪个过门的媳妇都不定期回娘家，但杨大志老婆闻青青的娘家远，在东北。更重要的，杨大志丈母娘病了，需要闻青青回去伺候，至于什么病，伺候多长时间，我们不得而知。

　　杨大志往外跑得更勤了。我们有时很为杨大志这种敬业精神所感动。一个人不管家里的事，整天跑基层，或进行工作指导，或直接参与基层文化建设，不是一件很令人感动的事吗？

　　只是我们依旧很少从杨大志嘴里得知他整天出去干了什么。

　　这一天我也要出去。我出去当然是领导的派遣。我是个惰性气体分子，没有一定的刺激，很少能够在空间活跃起来。

　　车在公路上飞驰。柳树吐出新芽，河水解脱冰封，被春风吹出一脸笑意。我的心情刚刚放松，车就停了。停的原因是前边的车停了，前边车停的原因是更前面的车停了，于是，我从驾驶室伸头一看，公路上大小不一的车辆蜿蜒曲折。

　　我的车成了卡在石缝里的鱼。任凭摇头摆尾都无济于事。有些司机从驾驶室出来，坐在路边吸烟，有些到公路边背过身撒尿。我坐在驾驶室，百无聊赖，看路边风景。

　　公路左侧，有一座酒店，宏伟气派的门脸，正中央从上往下三个大字，金海岸。大字下方一个电子屏幕，黄色字体如流水一般淌：钟点房，四小时八十元。第二次入住六十元。节假日优惠，客房八折。酒店前面，零零星星几辆车。

　　无意中，一个熟悉的身影从酒店出来。细高挑的身材，略微有些弯的腰，鹭鸶样的两条腿——这么像杨大志。我擦了擦近视镜片，正想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一字长蛇阵动了。我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于是，杨大志的影像成了一个疑问，在我心中。

　　我当然可以在杨大志回到办公室的时候问一问杨大志去那家宾馆干啥了。但那天领导安排的事很急，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我记忆力又不怎么好，竟然就忘了。

　　我们怎么也料不到，闻青青会突然出现在我们办公室。那天，办公室只有我跟胡思新。我正在打印一份文件，胡思新端着茶杯喝茶，闻青青就来了。

　　我们很礼貌地站起来，迎接闻青青。胡思新甚至拿一个纸杯给闻青青倒了一杯水。闻青青跟我们打一声招呼就直奔主题。主题当然是杨大志。闻青青说，杨大志不在？胡思新刚要说啥，我一下把话题扯过来。我说，领导安排杨大志下去了。闻青青接着说，下去干啥了？我一时语塞。我虽然想起了一句话成事一句话败事那个小品，但我脑子慢，肯定不能用杨大志去厕所这样的谎言。

　　胡思新说，我们也不知道领导安排杨大志干啥去了。闻青青就笑一笑，一边往杨大志的办公桌前走。杨大志的办公桌上恰好压了我们近几天刚刚照的合影照。合影照里，杨大志穿着新衣精神抖擞。我看到闻青青先是眼睛瞪得很大，见鬼一般吃惊，接着眉毛立起来，但很快又恢复原样变为平和慈善。

　　我说，找杨大志有事？我说这话多余，没事来办公室干啥？我感觉到我的话多余，就说，要不要我给杨大志打个电话？说完这话我恨不得打自己一个嘴巴。什么年代了，闻青青没有电话，不会自己打？但闻青青还是很礼貌地说，不用了。我从东北刚回来，没有家里的钥匙，顺路过来找大志拿。接着又说，我自己打电话找他吧。说完，起身告别。

　　闻青青来的目的绝不可能是要钥匙。这么远回来，拿钥匙的话根本没有必要跑来我们单位。但至于闻青青究竟怎么想的，我们肯定猜不到。

　　但有一点我们应该猜的到，从今天开始，杨大志的精神应该变得沮丧，肯定会回到邋里邋遢的状态里。

　　事实又一次以响亮的耳光打在了我们脸上。第二天以至往后很长的日子里，杨大志不但依旧精神抖擞，其装扮甚至更加漂亮。不但买了时髦的裤子，还买了很晃眼的皮鞋。

　　杨大志经常往外跑的习惯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变本加厉。很多时候，我们几天都不见杨大志的身影。领导找他，用电话。当然，在领导手里，电话这根线很好使，一扯，杨大志就应了。

　　我的感觉，杨大志成了一个风筝，越飞越高，越飞越远了。

　　就在我们以为杨大志这个风筝快要飞得没有影的时候，竟突然落了地，成了一个跟我们一样的人。每天按时上班下班，除非领导安排有必要的行程，再不下基层乱跑了。

　　这里面一定有原因，但这个原因藏在杨大志心里，我们肯定猜不透。

　　我跟杨大志参加一个研讨会。当我们乘坐高铁到达千里之外的时候，我们有了足够的亲近感。时间和空间加上寂寞形成了足够大的压力，足以把我们心底的秘密压榨出来。

　　宾馆雪白的床单和雪白的墙壁把我们的思想变得单纯。我说，你以前经常外出，干啥去了？杨大志说，你说呢？我说，看娘们吧？杨大志白了我一眼。我说，现在咋不看了呢？

　　杨大志沉默一会儿，叹了口气。眼光飘向窗外。窗外是一片一片的楼房，或高或低，也有工厂的高烟筒冒着白烟。

　　杨大志说，那是去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杨大志的语调让我想起了上高中时英语课文里的long long ago。

　　那天晚上我回家的太晚了，那段时间我经常回家很晚。以前闻青青是拿我当贼防的，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在她的监控范围内，我不但没有人身自由，甚至没有思想自由，只要听我一句话不对她口味，便发脾气、质问，就差上刑了。但不知为什么，自从东北她娘家回来后，仿佛变了个人似的。不但脾气好得吓人，连我的业余时间竟也不再过问。

　　我是个脾气极拗的人。她对我的控制越严，越不让我做某些事，我是非做不可的。我是个崇尚自由的人，不可能被她控制起来。尽管迫于她的威严，也为了家庭的和睦，我不得不表现出一副低三下四摇尾乞怜的样子。

　　但她对我的管制忽然放松了，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刚开始的时候，我很不适应。以往是我低三下四惯了，换成她在我面前低三下四，我真不知怎么做好了。那段时间，我们家充满了和谐的笑声。

　　开始，我以为她的勤苦、低调只是一时做做样子，或者是小别胜新婚的新鲜感。因为我知道山难改性难易。但连续一二个月都那样就让我有些不解了。我觉得我身上的绳子松下来，我成了一只逃脱笼子的鸟，在无尽的天空中自由飞翔。

　　那个晚上，天气很冷，北风吹动树梢，发出鬼一般的叫声。从下午开始，天阴得像锅底，零零碎碎飘下些雪花。深夜的风停了，雪花却变得疯狂起来，扑打往人的脸上扑。

　　我回家的时候，应该是夜里一点多了。白天喧嚣的街道变得空旷宽广。街道两旁的路灯散发着晕黄的光。街上已经有了四五指厚的雪。车辆在雪上压出一层亮亮的面，在路灯下闪着亮光。

　　一进小区，就发现我们楼道前的水泥台阶上坐着一个人——确切地说应该是两个人。一个大人，怀里抱一个孩子。大人和孩子身上都落满了雪，像一个雕塑一样矗在那里。

　　我想，一定是我眼花没有看清，这么冷的天，绝不可能是人坐在雪地里。除非这人傻，而我们小区又没有傻子。或者是物业弄了个人形垃圾桶，在楼门口放了，方便楼上的居民放垃圾。

　　我像往常一样把车停在小区空地里，锁好，往家走。我的头上、身上落满了雪沫子。偶尔有几粒雪沫子钻进我的衣领，有麻沙沙的凉。我的脚下很滑，我小心翼翼地看着脚下的路。

　　直到走到楼道门口，我依旧没对坐在门口的两个人产生任何疑问。毕竟，城市的人多，有各种各样怪癖的人也多，而且，我刚才说过，我并没有认定门口坐着的是两个人。

　　我跺了跺脚。弯腰，两手在头发上抖擞一下，又掸一掸身上的雪。我就听到一个女声说，大志，你回来了？我以为耳朵出错了。我扭回头，认真地看一看楼道外面的雪地，看一看小区里昏黄的路灯，看一看空空如也的楼道。哪里都不像有人的样子。但声音是从我身后传来，我想，楼道外面放置的人形垃圾箱肯定不会发出声音。

　　就在我转身准备继续上楼的时候，身后的声音又响了。大志，你看不到我们？这声响让我明白了，声音就是楼道外坐着的人形垃圾桶发出的。借着楼道灯一看，哪里是垃圾桶，分明就是闻青青搂着我的儿子杨洋。

　　我的心被狠狠震了一下。我走过去，对闻青青说，这么晚了，在这里干啥？闻青青声调很温柔地跟我说，孩子想你呢，怎么也不睡，非要我抱着在楼道门口等。

　　这么轻轻的一句话，远比骂我一顿打我一顿厉害百倍千倍。我的面前升起一团蘑菇云，一颗原子弹在心中爆炸了。我脑袋有那么一点点短路，但瞬间，我的心被一团火炙烤，烤得吱吱乱叫，烤得一滴一滴滴下血来。那一刻，一种叫后悔的东西让我浑身冰冷。我想，我究竟做了什么？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儿子是我的亲骨肉，即使不顾念自己的老婆，儿子呢？

　　杨大志说这些话的时候，脸红红的，眼也红红的，仿佛要滴下泪来。而这时，窗外的曙光已经照进来，新的一天开始了。

　　责任编辑/何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