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志东

　　纪江明小说的审美内涵

　　段志东

　　小说《鲶鱼》作为一部新乡土小说问世了，它以清新、自然的笔触描写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农村社会。在即将到来的社会大变革之前，人们享受着平静而祥和的生活，领略着大自然的馈赠。年轻后生张水清的到来打破了白角外人沉寂如死水般的生活，他的每一个选择、他的每一个决定都影响着这个村庄中的人。

一、新时代的价值追求

张水清无疑是小说《鲶鱼》中最重要的角色，从他骑着自行车出现在白角外开始，这里就注定要发生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这一点是与作者为小说设定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正是改革的前夜。不但中国的发达地区积极展开着经济改革的试点，从安徽凤阳刮起的浪潮也逐渐席卷到全国各地。在这一切的现象之下，最为突出表现正是中国社会发展到新时代的价值追求开始变化。

　　有人曾经嘀咕，张水清一趟趟往陈发明家跑，莫非看上了陈红叶。边上的人马上异口同声给予否定。白角外是个鸟不拉稀的偏僻小村，到古市镇赶一次集，憋着尿一路小跑，来回要大半天。虽说村子三面是田畈，黄连溪紧贴村西，但端午一过，溪水比狗尿还细，十年九旱，村民一年手脚不歇忙到头，也只能囫囵填个肚子。所谓好铁不打打，好男不招亲，到白角外低眉垂眼倒插门的，都来自黄连山山区，那里高岭冷坳，食不果腹，日子比黄连还苦。

　　对于这一点，纪江明在《鲶鱼》中作了十分细致的描写。但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没有直接描写人们的思维观念，而是通过小说人物的行为和语言展开论述。在白角外人看来，作为出生在古市镇的张水清主动入赘到陈发明家违背了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招亲”的祖训。仅从张水清的行为而言，白角外就产生了太多的无法解释的疑惑。他们尝试着用自己的方式进行解释。在他们的理解中，最为核心的评价标准在于 “生活的容易程度”，我们可以用金钱进行趋近的换算。

　　事实上，这一切都是中国社会在迈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必须要面对的。“对现代化的迫切要求下，改造农民文化和人格成为时代的主题，现代化话语权力对农民造成了一种压迫，深入地了解农民的生存现状，要比简单粗暴地所谓改造农民、实现 ‘人的现代化’更为重要，我们应该对现代化进行反思和对中国农民问题重新进行思考。”［1］纪江明对于张水清的身份设定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文化信息和情感内涵，使得这一角色成为这部小说中最为核心的线索。首先，张水清敢于来到白角外并非是 “我”爷爷猜测的家庭关系不和睦，这一点从来到这里后张水清开起小卖铺就可以看出来。其次，张水清绝不是来当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对于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家庭有着十分清晰的规划和安排。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张水清的到来使得白角外的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情感信息，他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最终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迈开了走向农村现代化的第一步。

　　我们认为小说《鲶鱼》在情感表达的价值认定层面超越了传统的乡土小说，作者没有刻意表现农村社会的落后，也没有将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的激烈冲突作为整部小说的核心，而是以张水清的到来为读者讲述了发生在这里的故事。就一部小说而言，张水清或许仅仅是主人公，就整个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农村社会而言，张水清却预示着时代的最强音即将走向。他作为贯穿整部小说的情感线索，向生活在白角外的人们传递着最强的时代之音——新时代的价值追求。作者并没有在小说中为我们直接描绘未来的美好生活将会是怎样的，更多的是以情感定位和精神暗示的方式向读者描绘着按照社会发展的可然律和必然律将会发生的一切。

二、全面审视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

所谓审美内涵并非是以挖掘出某部作品的审美特征作为唯一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以审美的角度去审视作者所讲述的故事。以上文论及的张水清为例，他在白角外的出现正预示着一场变革的即将开始。以寻常的思维模式是无法理解和体悟到这一点的，只有我们以审美的视角去审视乡村社会的文化传统时，才会意识到张水清的出现所彰显的社会意义。作者塑造的张水清绝非单纯的小说人物，他是蕴涵着复杂情感信息的精神寄托。

　　我们认识到，进入到21世纪之后的乡土题材小说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转型，作家们不再将人性中的丑陋面作为乡土小说的表现主题，而是在适当考虑文化传统和文化背景的同时，努力向世人传递着更为积极的情感信息。我们认识到，“新世纪作家继承了他们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作家认为仅从现代化的思想与文化维度来审视、批判农民的国民性，不考虑中国乡村的文化传统、历史原因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等方面的问题，对农民来说是不公正的，且也无助于改善国民性问题。因而新世纪作家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转向追溯其形成的缘由，批判塑造国民性的乡村日常生活世界与乡村日常生活。”［2］

　　张水清不事稼穑，他干的是货郎的活。货郎大家不陌生，以前有个麻脸的中年汉子，隔十天半月的，支咯支咯挑着货郎担到村里。听到他摇响的拨浪鼓，妇女们就翻箱倒拒，拿出家里积攒的鸡毛、牙膏壳、头发等，去换他担里的始糖或针头线脑。不过，张水清与麻脸货郎不一样，他模仿电影里日本鬼子开的边三轮摩托车，将29寸的永久牌自行车改装成边三轮自行车，车斗里除了针头线脑，还有油盐酱醋、香烟白酒、短裤袜子等，简直就是一个杂货铺。

　　张水清虽然成为白角外的上门女婿，但他却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当起了货郎。对于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人来说，货郎是他们生活中十分重要的角色，张水清的选择并没有让他们感到十分的意外。不同的是，张水清居然还掌握着一门令所有人都惊讶的技能，他可以用电瓶渔具获得大量的鱼，这成为他们一家人与村里人搞好关系的重要手段。新的事物不断在人们的周边出现，也成为影响人们思考的重要因素。

　　纪江明在小说《鲶鱼》中没有去全面描绘农民的生活状态，而是本着从现实出发的原则，将农民的生活方式和现实选择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始终是支撑民族发展的基础性力量，但他们却受着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很多人热衷于站在城市现代文明的高度审视农村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但他们却没有真正地从农民自身的状况去展开思考，这就使得他们的批判往往流于形式，并不能产生任何具有实际效应的精神存在。小说《鲶鱼》绕开了传统的评价模式导致的误区，作者试图通过对于张水清的描绘使人们看到新时代背景下农村社会的发展希望。同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张水清的存在并非是孤立的，他的行为引起了白角外人不断地思考。

三、文化的审美角度

在当下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中，人们热衷于从文化的审美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细致地讨论。这是因为，我们认识到 “将一系列具体的当代问题作为文化问题来讨论：消费主义，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印刷文化，建筑与艺术，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与文化对话，市场与政治……当代文化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部分的文化生产。”［3］

　　但这种研究方式似乎没有能够在乡土小说的创作和研究中得到足够的重视，我们认为导致这一局面的因素有很多，最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们往往认为现代社会的诸多文化问题在乡村社会中并不占据主导地位。

　　那一片曾经是我们乐园的溪滩地，不知何时被整饬成了一垅垅整齐划一的茶园，更让我们吃惊的是，那些头顶烈日，在茶垅间挥汗如雨帮张水清除草的，居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和母亲。

　　对于生活在农村的人们来说，他们也无法避免与现代社会的文化问题产生直接地冲撞。对于这一点，作者在小说中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描写。他并没有直接去描绘发生在人们身上的诸多变化，而是从小说中“我”的视角来讲述发生的一切。“我”看到在曾经的乐园之上辛勤劳作的正是小说中众多的父母，在他们的心中早已燃烧起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但这一切都是他们在过去的生活中所不敢追求，甚至不敢想象的。全新的时代和全新的文化氛围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遇，使得他们能够从曾经的思维定势中超越出来，真正成为这个时代的主人。仅从小说《鲶鱼》所讲述的故事而言，发生在白角外的问题其根源在于文化的冲突。在张水清的身上活跃的是现实城市文明的某些因子，而其他的人更多地表现出传统文化的痕迹。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冲突问题仍然主要是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之间的冲突，仍然面临着一个文化 ‘整合’的问题，农民、农村问题仍是隐藏着的最沉重的话题，由此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个人生存问题等仍然需要以地域文化、以民族生活为起点的文化小说来表达。”［4］

　　曾经发生在白角外的故事已经成为中国社会20世纪80年代历史进程中的记忆碎片，作者将其纳入到小说创作的视域中是为了唤醒沉睡在记忆深处的情感。当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入到城市生活之后，他们逐渐遗忘了曾经养育了他们的那片故土。更为令人痛心的是，他们所遗忘的还有曾经促使他们离开那里的真正原因，这使得他们成为迷失在现代社会的精神孤儿。纪江明在小说《鲶鱼》中所讲述的故事正是一个久已被人们所遗忘的个体事件，它却是真实地在中国社会的某个角落曾经发生过的。随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我们逐渐认识到当代文坛所需要的 “正能量”正是以小说纪江明创作的《鲶鱼》为代表的新时代农村题材作品，它所传递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发展中不可或缺的精神性存在。

　　［1］吴高泉．乡土叙事 ［D］．杭州：浙江大学，2006．

　　［2］王华．新世纪乡村小说主题研究 ［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1．

　　［3］汪晖．90年代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4］梁鸿．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82．

　　段志东（1970— ），女，河南南阳人，南阳广播电视大学讲师，本科，研究方向为外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