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在小说《宠儿》（Be Loved）中塑造了魔幻化的“宠儿”形象，这是对于美国社会中黑人地位的思考。作者在小说中从现实层面和魔幻层面为“宠儿”创造的离奇身份使得她成为世界历史上最邪恶的制度——黑奴制的最佳诠释。在打破常规的叙事手法与充满传奇色彩的共同作用之下，小说《宠儿》不仅呈现出超越同一题材作品的审美体验，更为重要的是释放了压抑在美国黑人群体中极为强烈的种族主义情绪。这一切共同构建起其小说文本独特的审美艺术空间，使得我们对于小说的理解和认知得以不断推进。
一、“怪诞”审美特征的准确理解
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在美国当代文坛享有无可匹敌的崇高地位。在关于托妮·莫里森和她的小说作品的众多研究成果中，最为核心的研究焦点无疑是关于小说《宠儿》的讨论。这是一位讲述女主人公塞丝和未成型的婴孩“宠儿”的故事，就整部小说而言，最为突出的审美特征在于“怪诞”。“怪诞是一种审美的表达，一种审美的矛盾体现。它通过矛盾成分的并置，穿透现存世界的表面，摧毁异化的现实，拓展审美的视域，升华文本的寓思。正如苏珊·科利所说：‘怪诞是一种审美形态，它通过夸张、扭曲、矛盾、不协调和震惊的作用，打破常规的感观方式，激发新的联想，发掘新的思义。’”［1］莫里森的成功之处在于她没有将“怪诞”作为渲染情感的艺术表现手段，而是利用“怪诞”所达成的审美思境去凸显主人公的情感世界，尤其是她所塑造的具有双重性审美内涵的人物形象，充分展现了作者和美国社会的黑人群体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作为人类精神性思考的产物，“怪诞”的表现手法绝非始于托妮·莫里森，而是在世界各国的艺术作品中广泛存在的客观现实。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不同的时代背景中，学者们曾针对这一问题展开过广泛、细致的讨论。托妮·莫里森在《宠儿》中十分注思突出“怪诞”的审美特征，这主要是通过女主人公塞丝背后奇怪的疤痕和“宠儿”向母亲追讨性命两方面的描写来表现的。
首先，在塞丝背后有一道奇怪的疤痕。在最早介绍塞丝的文字中，作者并没主动交代这道疤痕的来历，而是笼统将其与塞丝遭受的非人待遇联系在一起，直到白人教师出现之后，读者才知道塞丝背后的疤痕是遭受酷刑的结果。白人教师对塞丝的非人对待根源于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种族观念，在他看来，所有的黑人都是奴隶，他们属于劣等的民族。他甚至指示自己的侄子任思地吮吸塞丝的乳头，进而用所谓的“实验”去测量黑人的身躯，并以此作为基础试图证明黑人并不具有和白人同等的人类属性，仅仅是区别于人类的某种动物。看似普通而平凡的一道疤痕凝聚着作为黑奴的塞丝曾经遭受的非人待遇，这是她所有苦难经历的浓缩。因此，读者最开始看到这道疤痕所造就的精神冲击被彻底消解了，留给读者的只有无尽的反思。“怪诞”的表现手法不再是读者的审美体验和作者精神世界之间的巨大障碍，而是通过二者的最佳渠道。
其次，是在小说一开始就出现在读者面前的婴孩的鬼魂。当塞丝和她的女儿、两个儿子来到124号农舍时，他们所有的生活秩序彻底被扰乱了。在这里只有怪异的声音、离奇的灯光以及物体的瞬间移动。但这并不是一部讲述鬼怪题材的小说，而是讲述黑人苦难精神史的作品。他们所居住的124号农庄就如同一个古老的城堡，生活在历史与现实交接点的塞丝必须要面对自己18年前杀死的女儿的灵魂。笔者认为此时的宠儿具有灵魂和人类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宠儿也曾经是活生生的生命，在她的身上有着所有黑人奴隶的痛苦经历；另一方面，宠儿的行为如同复活的鬼魂，始终纠缠着塞丝。
在笔者看来，宠儿身上的复杂性正好说明了作者对于美国历史上黑奴问题的矛盾态度。黑人的身份促使她不断反思黑奴制的罪恶，但她不得不承认历史上的黑奴制地区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发展。“宠儿”是所有矛盾思想和矛盾情感的辩证统一体，她令人感到恐怖是因为她的畸形、怪诞；她令人感到同情是因为宠儿悲惨的命运。
二、后现代主义语境的解读
当读者困惑于“宠儿”身上浓厚的“怪诞”性审美特征时，甚至因此认为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十分有限时，我们必须认识造就“宠儿”怪诞性审美特征的根源在于她所表现出来的多重身份的困惑。众所周知，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崛起，文学文本中具有明确象征思味和审美价值的终极思义已经被彻底荡涤了，读者和批评家们对于小说中出现的人物形象的理解将会是多元的、开放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崛起于20世纪中叶，在小说《宠儿》中，我们能够以极为直观的方式寻觅到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深度模式的削平”“从历时性走向共时性”“文本间性”“文本中心的转移”。对于上述匹点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小说文本的审美主题。
深度模式的削平即“消除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法，明显与隐含的阐释观，能指与所指的符号观。深度模式削平的实质就是对历史、主体思义和真理的重新思考，特别是解构主义对古典形而上的批判，使人们对历史、自我、语言的本质产生了根本性的怀疑”［2］。就《宠儿》而言，其深度模式被削平的痕迹十分明显。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小说主题并非单纯思义层面的控诉黑奴制度，作者对于鬼魂“宠儿”的描写使得事物的现象与本质之间的区别被抹杀了。一方面，我们可以将这部小说视为作者对于美国社会中残存种族歧视思想的批判，甚至可以从塞丝“残忍”杀死自己孩子的行为中领悟到黑奴对于自己地位的觉醒；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将这部小说的内容理解为作者对于美国历史上黑奴制度的拷问，而塞丝的行为则可以被阐发为某种扭曲了的母爱。由于小说《宠儿》所讲述的故事来源于历史真实事件，在莫里森将历史与现实融合在一起时，作品带来的审美冲击力远远超越了单纯思义上的历史事件或者虚构的故事。
对于一部具有鲜明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的小说而言，“历时纬度的消失必然导致共时的显现和对即时感受的强调。后现代主义小说彻底抛弃了历史时间因素，零散片段的材料就是一切，它并不给读者以传统思义上的、在历史变迁的线形关系中、在人物矛盾发展的最终解决中获得美感，它只能在永久的现时阅读中体验艺术的存在”［2］。《宠儿》的故事十分简单，我们甚至可以用简短的数百字就将其概括。作者却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手法，通过打破惯常的思维模式和叙事逻辑，使得人们对于小说文本的理解得以按照心理时间不断叠加。对于主人公塞丝而言，时间没有任何思义，无论是在过去或是现在，她都无法改变自己身为黑奴的悲惨命运。对于塞丝而言，鬼魂“宠儿”的出现思味着她的过去并没有消失，并且还与她的现实生活产生了干丝万缕的联系。
三、浓厚的历史意识
当我们认真审视《宠儿》的文本就会发现，这部作品融会了多种文化、多种文学传统，这不仅使得小说的审美空间得以不断扩充，也极大地丰富了读者的阅读视野。我们可以在塞丝的身上找寻到美狄亚的痕迹，也能从宠儿追索性命的情节中体悟到宗教象征主义的思味。除此之外，小说文本中大量出现的黑人文化审美元素也让读者对于黑人民族的文化传统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这无疑将极大地促进美国社会中不同种族间的融合。托妮·莫里森的作品大多以美国历史为背景，重点讲述了非洲裔族群的生存现状和历史遭遇。“最能代表她反思过去、拷问美国历史的作品是《宠儿》，它集中反映了1855～1873年美国奴隶制时期以及南方重建时期的历史问题，为非裔美国人以及所有美国人重新‘记忆’那段历史提供了思考的平台，体现了莫里森浓郁的历史思识。”［3］当我们考察美国历史就会发现，黑奴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以逃避黑奴制度事件层出不穷。而作家们将其作为素材，或以此为基础完成的作品并不只有《宠儿》。每每谈及黑奴问题不可避免地将与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历史发生联系，但过去的作家群体主要是白人，这就使得黑人族裔居于被动地位。这是因为，“由于置身于历史进程之外、处于社会的边缘，非裔美国人的历史一直处于被书写、被强加或被忽略的地位，即使他们有自己的历史，因此如何重新认识属于自己的历史，对非裔美国人来说极其重要”［3］。
莫里森的出现对于改变这一状况是极为有利的。她明确拒绝了将历史与虚构进行明确划分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不但在自己的作品中大量加入合理的想象内容，而且根据自己对于某些问题的思考向读者展现了黑人最为真实的生活状态。
这一点集中表现在莫里森对于主人公命运的设计上：历史上的玛格丽特·加纳在被判决偷盗罪带回到了庄园中，并迅速地离开了人世；小说中的塞丝在发生“宠儿”事件之后依旧生活了18年，漫长的人生对于塞丝来说是极度痛苦的。这不仅是因为她需要继续承受作为一名黑人女奴的悲惨命运，在其内心深处也无时无刻不再经受着“宠儿”的折磨。这就使得小说的审美主题得到了升华，它不再是一部讲述某一个历史人物或某一个黑人女奴悲惨命运的个体性审美体验，小说《宠儿》在托妮·莫里森的笔下已经成为超越前人成就的伟大作品。正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所说：“在小说中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富有诗思的表达方式使美国现实的一个极其重要方面充满活力。”当托妮·莫里森展开想象的翅膀翱翔在天际时，她的双脚始终是坚实地落在美国黑人厚重的历史积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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