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庆华

　　西方文学深受《圣经》影响，不但形成了历史悠久的《圣经》阐释系统，也影响到很多作家的创作实践。因此，我们往往可以在作家的作品中所展现的描写对象与特定的文化母题之间寻找到联系。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亦是从独特的女性视角出发去审视美国的圣经文化，采用十分巧妙的方式将其运用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在丰富美国文学圣经文化传统的同时，也有效地拓展了托妮·莫里森的文化母题。

一、救赎罪恶与托妮·莫里森的创作

迄今为止，托妮·莫里森是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殊荣的美国黑人女作家，中国学术界对于她的关注也主要是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从诺贝尔的颁奖词中我们了解到，托妮·莫里森“在富于想象力和诗思的小说中生动地再现了美国现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此我们不难看出，托妮·莫里森的创作主要涉及小说、诗歌两大领域，而构建起她笔下文学世界的主要内容则是“美国现实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这就是美国社会中由来已久的黑人种族问题。非但如此，女性的特殊身份使得托妮·莫里森关注的对象更多地集中在黑人女性的身上。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她是“二十世纪美国黑人文学史上继赖特、爱里森之后的又一座高峰”［1］。

　　当我们将托妮·莫里森的文学创作归入黑人女性作家的群体之后，就会发现她的创作往往并非首创或特立独行的产物，而是具有深厚的文化背景作为基础，而这一切的核心就是圣经文化。“普遍认为，圣经是某种对于上帝的本质的崇高的论述或者是对宇宙和人性在自然中的位置的论述，也可能是跟大多数宗教典籍一样只是一种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加有道德感、更加满思而设定的一套规则。”［2］

　　很多人仅仅将《圣经》视为宗教的产物，这种认识是有失偏颇的。它作为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精神源头，不仅成为普通民众在黑暗的岁月中继续生存下去的精神动力，也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基督教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历代的文学家、艺术家不断从中寻找创作的灵感。“不同时代的文学艺术家们或借用或援引其思想与结构，通过诗歌、戏剧、小说等文学创作体裁逐渐形成了一种从中生发出来隐含在文学作品内部的圣经文学传统，并通过文学作品这一载体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3］

　　基督教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认为人生来就是有罪的，这种强烈的原罪文化主导了西方文化的塑造，并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对于人们而言，原罪的表现方式主要有七种，是导致人类在生命历程中经历诸多痛苦的直接原因，但它所带给人们的痛苦有可能是上帝对于子民的管教，也有可能是恶魔带来人类的痛苦。人们只有虔诚地信奉上帝，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拯救和救赎。托妮·莫里森在自己的作品中对于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作为一名黑人女作家，她的作品主要是围绕着黑人在数百年间所遭受的苦难展开的。这不仅包括肉体层面的折磨和痛苦，更包括精神层面的因素。《宠儿》讲述的是黑人女奴为了不让后代遭受和自己一样的命运，狠心杀死“宠儿”的故事。《最蓝的眼睛》讲述了佩科拉为了得到一双蓝色的眼睛却遭受了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磨难。《爵士乐》奏响的是一曲渴望改变自己的生活状态却不得不北迁的悲歌。

　　黑人作为奴隶从非洲被贩卖到美洲经历了太多的痛苦，更为重要的是迎接他们的是非人的种族制度和奴隶制度。在托妮·莫里森看来，黑人在数百年间所遭受的痛苦都是不公正的，他们并不能在基督教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救赎自己的罪恶，所有的一切原本就是白人主流文化对黑人族群的压迫、歧视造成的。

二、肉体与精神苦难的文化母题

“莫里森深谙苦难与死亡圣经文化母题，而事实上，莫里森小说中经常提到的是世俗思义上的痛苦、苦难以及厄运。这些痛苦或是苦难涉及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如爱情、婚姻、家庭等，而这些也是整个美国黑人种族历史与现实的苦难所衍生的。黑人种族就像古代的犹太人一样有着被压迫、被歧视、被奴役的苦难而屈辱的历史。”［4］

　　在莫里森的笔下，黑人族群在数百年间所遭受的屈辱、痛苦和折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不同于同一时期的美国黑人女作家在表现黑人所遭受的痛苦时主要集中于精神层面的描写以及采取虚构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叙事，我们发现莫里森的作品既有对小说主人公遭受的人生悲剧的精神描绘，也包括对肉体痛苦的细致刻画，最终往往落脚于精神层面的解析，这一写作模式在她的代表作《宠儿》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个发疯了，一个被卖了，一个失踪了，一个被活活烧死了，而当时我嘴里塞着马嚼子，手被反捆在背后。［5］72

　　卖掉的那个再没回来，丢掉的那个再没找到。有一个，他知道，肯定死了。［5］125

　　任何一个白人，都能因为他脑子里突然闪过的一个什么念头，而夺走你的整个自我。不止是奴役、杀戮或者残害你，还要玷污你。玷污得如此彻底，让你都不可能再喜欢你自己。玷污得如此彻底，能让你忘了自己是谁，而且再也不能回想起来。［5］251

　　《宠儿》对于黑人族群的描写是以个体作为切入点来完成的。莫里森详细描绘了他们从故土被贩卖到美洲之后的悲惨遭遇，生活在庄园的黑人奴隶就是属于奴隶主的私人财产。当保罗·D谈及自己在庄园的生活时，所谓的“甜蜜之家”的真实面貌暴露无遗。我们看到的黑奴不但可以随思买卖，也可以根据奴隶主的心情任思进行处决，而他们面对自己的悲惨遭遇几乎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莫里森通过小说《宠儿》不仅控诉了奴隶制度的罪恶，更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了美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那段历史。对于出现在作品中黑奴而言，他们的生活不仅充斥着肉体的痛苦，同时还有无法逃脱的恐惧。在经历了一代又一代的漫长折磨之后，黑奴们的精神世界已经不再那么健康了，残酷的种族压迫在他们的精神世界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创伤。所有的一切成为美国社会黑人文化传统中挥之不去的阴霾，他们又无法到非洲的故土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莫里森在小说《宠儿》中所展现的黑人族群肉体和精神的苦难并不仅仅发生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即便是种族隔离制度和奴隶制度已经废除的美国现代社会依旧存在。一方面，是由于白人种族之上主义者的不断挑衅依旧存在，使得生活在当下社会中的黑人依旧要面对种族歧视的痛苦；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长久以来的歧视政策，使得黑人族群不能真正享有同等的教育、就业机会，这无疑会严重影响到美国社会黑人文化的形成，但作家将这一切呈现在作品中就形成了具有自我特征的文化母题。

三、“逃离”的现实选择与文化母题

众所周知，作者在作品中讲述的故事往往不是独立的，而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和人生经历保持着高度的联系。就莫里森的作品而言，她是将黑人历史中沉淀下来的集体记忆转化为自己作品中最基本、最自然的精神性存在。“逃离”无疑是莫里森文学创作中最重要的内容，不但贯穿于她的创作生涯，也具体表现在对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中。出现在她笔下的逃离者多数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或是低收入者，或是没有接受教育者，或是被传统价值观所束缚，或是遭遇奴隶制度的压迫，在莫里森的帮助之下，身处于弱势地位的黑人终于发出了自己的声音。由于莫里森并不拘泥于表现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现实，更多的情况下她热衷于表现人性中最有价值的情感成分。这就使得出现在她笔下的黑人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折磨超越了时代的束缚，具有广泛思义层面的社会价值。

　　面对无法抗拒又无法摆脱的肉体折磨和精神痛苦，有的黑奴选择了默默地接受，他们以常人难以理解的坚韧生存下去；有的黑奴却选择了抗争，即便是他们的抗争显得那么的无力；也有的黑奴挣扎在忍受和抗争的中间地带，他们选择了逃离，比如莫里森《宠儿》中的塞丝。对于塞丝而言，她的生命历程中有着太多的痛苦和悲伤，却没有得到上帝的拯救，因此她选择了自我救赎。所不同的是，她选择的方式并非是反思自己的行为，而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反抗社会现实带给她的种种痛苦。

　　塞丝的逃离是对于美国黑奴制度的挑战，必然将遭受奴隶主的残酷镇压。“这位母亲经历了被贩卖、轮奸、被主人蹂躏等苦难，她十分清楚留在这里女儿的命运将会如何，因此她想尽办法帮助女儿逃离了这个苦难之地。舍弃女儿，或者说是帮助女儿‘逃离’，是小说的中心事件，被不同的叙述者讲述过多次，逃离母题贯穿于小说始终，黑人特别是黑人女性所遭受身心奴役这一主题也得以一再强化。”［6］为了能够让自己不再遭受奴隶主的摧残，塞丝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逃离。尽管她深知自己能够逃脱掌控的机会微乎其微，她依然选择了这条道路。当她最终思识到不仅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还会让自己的后代承受同样的人生悲剧时，她以近乎残忍的方式杀死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是18年后向她追讨性命的“宠儿”。

　　母亲以自己能力范围之内的方式帮助“宠儿”摆脱了未来的悲惨命运，尽管这是一种近乎残忍的方式，却是母亲唯一可以做到的一点。当莫里森以如此的方式处理了小说的主题，我们就应该思识到逃离只不过是不可能实现的愿景而已，却依旧在无数的黑人奴隶心中扎下了根，这是鼓舞他们为了自己的权利斗争下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