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汗青

　　我是一个坚定的“文学性”中心论者。但这很难解释，每当旁人（尤其意见相左者）问起“什么叫文学性？”时，经常感觉咬牙切齿，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后来我想到，文学性其实就是钟嵘描述“前杜甫时代”之“诗圣”曹植的那句：“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骨气难画更难习，我在此只想浅谈“词采”的功夫。

　　我最喜欢的当代诗人朱朱曾在一个访谈里说，自己在童年时就能从政治课本里轻易挑出那些音色轻盈、色泽饱满的，在手中状若日光中的雪花和水晶球的词语。我并没有这种自幼点石成金、点铁成蝶的天赋，但我十分认可这种感觉——有些字词自带光晕、色泽，甚至是香气与甜度。因此我常说判断一个作品优劣有时根本不需“阅读”，只需用“看字”的方法扫过去——好文章，就是单纯“看字”都觉得丽色铺面。这种丽色不是强行粉饰，字穿金词戴银，如此僵死花哨的诗文只是一袭“寿衣”。扎根于筋骨的丽色是一种底蕴上的饱满红润，辅之以纵横捭阖的词汇量、蓬勃刚健的文学精神。这是“华茂”有别于浮华更迥异于枯槁最本质的意涵。以华茂为本的作家即使写衰飒也不是声调萎靡的，“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多么气韵丰盈且多姿的凋落。

　　同时，我认为作家一定要有敏而强的情感能力。“敏”常暗含敏感柔弱之义，但作家之敏应是“强”的，强悍而强烈。一个惜春式的冷清之人一定是当不好作家的——这不是风格之别，这是高下之分。就好像钢琴家的大拇指和小指完全劈开一定要能跨八个琴键，而被老天赏饭的手甚至能跨十三度。如果一双手所有的八度都只能弹成七度，那这不叫特色，叫跑调。张爱玲专攻男欢女爱，但全部作品的情感强度可能都不及一句“几家春袅袅，万籁静喑喑”；曹七巧和蘩漪最大的区别就是背后的作者是否在悲悯她们，是否有这颗悲悯心。情感能力强者随时可弱可淡，但情弱者难深难强。就好比能跨十三度的手去跨八度轻而易举，反之不能。“以万物为刍狗”那是天地的事，不是诗人的。诗人的使命是激烈而敏锐地感知痛苦，甚至创造悲伤，让不会被怜悯的命运在文字搭建的第二人生中得到关怀。

　　

　　但我又很讨厌今时社会对“现代诗人”的一些想象——因为一些确乎存在的个案和事件，诗人被塑造成了一种“不正常”的群体，甚至只有这种不正常才是“天才”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比如诗人往往就得抑郁、感伤，备受精神困扰，如果他居然还能自杀，那么他离全民追捧、万世不朽的“大诗人”几乎就只差一双营销慧眼与妙手了。但其他文体的作者却不会遭遇这种想象。民众一边以这种“不正常”——说好听点，特立独行，孤标傲世，来指认和追捧个别“天才”诗人，同时又以这种“不正常”作为嫌弃、抗拒整个写诗的群体的缘由。说到这，我不禁想起不止一位诗友跟我说过：“赵汗青，你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你快乐得不像一个写诗的人。”我认为一位诗人对自我人格和作品风格的要求应与这世界最通行的价值一致——乐观、健康、积极、充盈，所以我几乎从来不写，也写不出来那种纯粹言愁诉苦、悲伤苦痛之诗。每当有同侪向我表示消沉苦闷，继而感慨生活无味时，我一般都会说：“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