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冲是我最害怕的人，他身上具备一切可能的危险因素。
这不是我个人的偏见，所有人，除了那些大人们，只是在远处看到他的影子就会吓得四处逃窜。不过，他有一辆破旧的大杠自行车，即使是我们班上跑步第一名的同学也无法逃脱他的魔爪。他的屁股离开车座，撅得高高的，俯身向前，一边车把上挂着绿色的塑料袋，里面装满了武器。除了碎石子和土坷垃这些“硬货”，还有一些“温柔”的应季材料，比如青翠的苍耳和一把把稻壳。他借着下坡的力，两腿站在踏板上，在三两结队的人群中占据视野高地，一双紧致的小眼睛左右搜寻。我始终也搞不懂他选择猎物的标准，有时候他会选择那些瘦弱如鸡的小孩子，有时候他又会挑战高年级的大个子们，所以他的胜利与失败各占一半。
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更喜欢欺负单独行动的人。
回家的路上，我会往人群里钻，以求庇护。但随着离家越来越近，人也越来越少，到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不幸的是，我的家和杨冲的家在一条街上，我住在街头，他住在街尾。近家情怯的我在最后几百米的路途中显得格外孤单。你总会在街上看到，一个单薄的小小背影，双手紧握书包带，慌张地跑向象征安全的锈红大门。故事往往不会这么容易结束，在开启大门之前，总要再经历一些磨难。杨冲这时会突然冲到我前面，随手往身后扔点什么，我有时躲过了，有时不能，他却总能迅速地消失，回到自己的家。
冬天，我得了一种奇怪的病，隔一两分钟就想尿尿。我在课堂上频频举手，老师干脆允许我可以随时离开教室，不用打任何报告。一次作文课，老师刚念到我的作文，我的尿意就上来了。我仍旧举了手。打断是不礼貌的，当事人擅自离开也是不礼貌的。老师点头，把作文本放到一边，说可以等我回来再念。我低头跑了出去，关上门，只见眼前白晃晃一片，漫天的雪花像星星一样明亮、纯净，扑扑簌簌，应接不暇。面前的土地已被白雪取代，纵横交错的石子路不见了踪影，整个校园的建筑都被孩童般单纯的白色切断了联系。远处，红砖砌的厕所像只小盒子，静静地蹲在学校大门旁边的角落里。我一脚踏进雪地，雪没过膝盖，厚厚的棉裤根本无法让我顺利地迈出下一步。我只好把雪地换成河流，用极小的步子趟过去。一步一步，安神的大地，寂静的落雪，我忍受着尿道的疼痛和双腿的灼热，花了好大的气力才走到目的地。小红盒子没有盖子，厕所里面也覆盖着白雪，我迅速脱了裤子，只尿出一点点。我叹气，每次都是这样。准备离开时，杨冲凭空出现。我吓得失去意识，两条腿保持岔开的姿势一动不动。他慢慢走近，猛地推了我一把。
我站在离教室门不远处的雪地里哭，复杂的眼泪哗哗流淌着：既有对杨冲的恐惧，也有不愿面对同学们嘲笑的无地自容，还有回家后妈妈询问时的尴尬，以及对白雪污染的愧疚。我哭啊哭啊，声音越来越大，大到离开了身体，和雪花交织在一起。我第一次感觉到，世界像一个无顶的岩洞，声音自由地跑出去，怎么也不会有回音。就在我打算选择一个比较保险的做法——回家时，教室的门开了。
我已经忘记那天卞老师从雪地里把我抱到办公室里的情景了。不过在我仅存的几片记忆里，她永远穿着宝蓝色的呢子上衣，下面是有些宽松的黑色西裤和一双一字带绒面平底布鞋。她似乎是一成不变的，一样的衣服，一样的黑色短卷发，一样与众不同的面貌。她的长相十分异域，深邃的重双眼皮、高挺的鹰钩鼻，以及两片薄薄的嘴唇。妈妈说她长得像外国人。但是你不会用美去形容她，因为她的五官具有一种男性般的坚韧气质，嗓音低沉，身材也因生育走了样，像一只饱满的苹果。
我坐在床上，旁边是温暖的煤球炉。卞老师脱下我沾满粪水的鞋子，我想呕吐，但忍住了，眼泪也因羞怯停滞在鼻翼两侧。她倒了盆热水，把我的脚放进去，用肥皂仔细擦洗，来回几遍，臭味消失大半。接着她给我套上肥大的毛线袜子，温柔地说，这是她留在学校的，很大，将就穿。我的鞋袜也被清洗干净，放在煤球炉的外缘，另一边还放着橘子。室内的温度很快就驱散了鼻子的红肿，我的呼吸逐渐平稳，全身安全地舒展着。我被照顾了，被老师照顾，我想，这虽值得骄傲，但不值得炫耀。不过，在接过卞老师递来的烤橘子之后，我还是想把这件事改编一番告诉其他人。卞老师收拾好一切，去上接下来的课，让我自己小心看着鞋子，饿了就吃烤橘子。走到门口时，她回过头对我说：
“放学后我送你回去，正好我想做一对鲤鱼蛋糕。”
秋收那段时间，妈妈会十分忙碌，蛋糕订单接踵而至。那时候的院子里，飘满了鸡蛋糕成熟的香味。一个个近乎焦糖色的、贝壳形状的蛋糕均匀地躺在烤盘上，等着妈妈为它们穿上用印有金色“蛋糕”字样的透明包装纸，再用蜡烛的火焰封口。我贪婪地吸纳蛋糕的香气，烤箱的温度扩大了鸡蛋、面粉和蜂蜜本身的甜味，大概蝴蝶停在晒久的月季花蕊上嗅到的暖香也是如此。有些人会坐在做蛋糕的屋子门口，一起聊天，离得近的，妈妈会让我一一送去。在我见证过的一盘盘蛋糕里，鲤鱼蛋糕是极少出现的，这样隆重的模子只有在办大事的时候才会使用。几天后，我在寒冷的空气里嗅到温暖的秋天气息，我兴奋地跑到蛋糕屋，妈妈正在把烤盘放到桌子上。上面是一对漂亮的鲤鱼蛋糕，像真正的鱼那样长，它平躺着，一只圆圆的鱼眼，爱心般的嘴唇，身材宽宽的，鱼鳞很大。
“这是给卞老师的，一会儿你去送过去。”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我没有告诉妈妈那天发生的事，回到家后，我完好如初。不过，对于杨冲的恶行，大家见怪不怪，因为大人们都知道他的精神有点问题，不予计较，况且，他也只是“小打小闹”而已。
“老师说让你去她家里补习作文。”
“妈妈，我不想……”
“你就说，这对蛋糕算是送她的，多谢她的照顾。”
像往常一样，我提着蛋糕，从街头的家走到街尾老师的家。在短短几百米的路途中，我会经过一棵年代久远的大槐树，菜地里垂着一串串的豇豆，梅豆棵从房顶延伸到地面，街道深处，橘色的阳光慢慢变冷，身后的月亮浅浅显露。我敲了敲深绿色的大门，杨冲用含糊不清的话让我进去。去年他从楼梯上摔了下来，把舌头咬断了，缝了几针，保住了舌头，没保住话。第一次来老师这里时，也是他来开门，我当时转身就跑，他在后面追着我，三两步就抓住我的衣领。卞老师赶过来，让杨冲放手，并安慰我，不要害怕。
我不明白为什么卞老师一定要让杨冲去开门。但随着我去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发现杨冲像婴儿一般依赖和顺从卞老师，所以那次，他可能是害怕卞老师失望。休息时，我去客厅接水，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见我出来，他摇头晃脑地站起来，仿佛又要捉弄我。可我现在已经不怕他了，楼上有我的保护神。我做出正义凛然的姿势——挺起胸膛，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他也盯着我看，双手从两侧举到身前，像一个准备决斗的勇士。我把水杯放下，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拼命跺脚，并喊了几声：“老师！老师！”突然，他像中了魔一样，捂住耳朵，软软地融化到地上，发出“呜呜，啊啊”的声音。卞老师下了楼，把他抱在怀里，一颗西瓜大的头躺在在蓝色的臂弯里，竟然发出天真的笑声。
卞老师无奈地说：“他舌头摔断之后简直更像小孩子了。”
回到书房内，我们继续进行着想象的冒险。每周四上完作文课的当天晚上，我会在卞老师的帮助下修改我的故事。虽然作文题目都是我的爸爸、我的理想之类的，但是我每次都会加入虚构的成分。我那时爱极了童话，我的作文里满是哭泣的猫头鹰和会说话的兔子，它们和我的爸爸、妈妈或者卞老师一起冒险，设置层层叠叠的障碍，解救被围困的公主，寻找取之不尽的宝藏。老师鼓励我写这些故事，她会认真修改每一个不完整的句子和每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还会教我一些特别的词语。但对于故事的结局，她有不同的意见。故意总是太好，或太坏，都会损害故事本身的意味。
“有缺憾才值得相信。”
我不明白她说这句话的含义，但我看到，她的双眼在灯光下更显深邃，眉骨下方的阴影如同将息的火炭，睫毛根部呼吸着点点光芒。修改完我的故事，她带着我一起朗读，仿佛那些人物通过声音变成了真实的形象。从太阳落山到月亮升起，我穿越荆棘丛，翻过绵延山脉，最终躺在广阔的草原上，望着星星，筋疲力尽。
老师把蛋糕切成小块，让我补充能量。即使从远处看，我们微笑着，朋友一般，可实际上，我的内心还是被一圈圈栅栏包围着，只有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才是自由的。她会完全变成故事里的人物，毫无讲台上老师的影子，也没有一个妈妈的影子，或者我想象中的妻子的影子。只有另一个，另一个在风中摇曳的风筝。这是我对她生活的全部个人想象。我想像一只苹果在田野中奔跑的样子，风从身后吹过，风筝飘在身前，苹果笨拙地滚过稻茬，努力追赶，汁液的香气打动了风的肺腑，风向转变，从下往上，苹果被托举在空中，风筝在地上奔跑。感动的情绪总是很容易消失，很快，苹果摔了下去，风筝复归原位。可是回到书房内，灯光下，我始终尊敬她，从来不敢说逾越身份的话。我有时候羡慕那些和老师打趣的同学们，他们似乎很懂得如何和老师交流，我在一边听着，笑着，怎么也说不出一句合适的俏皮话，只能默默地吃着零食。如今，来补习的学生多了几个，休息时间的零食又多了好几种。除了我的蛋糕，还有晓倩带来的新鲜牛奶（她家里有一头奶牛）、瑶瑶的江米条（裹了糖霜的）、梦云的大米花（黏成块的）和鑫源的西红柿（总是很酸）。他们来了之后，老师让我们交换作文进行朗读，每次读到我的，老师就会提醒朗读者，注意去想象那个画面。梦云和瑶瑶比较喜欢我的作文，其他人则会私底下取笑我。我根本不在乎这些声音，只要卞老师能够认可，我就心满意足。无论如何，卞老师的书房成了我们交换食物和修辞的地方，与日俱增的，除了脸上的肉以外，还有各种对当时的我们来说相对生僻的词语。
那大概是梦一般的快乐日子。杨冲对我们来说，不再是威胁，反而成为我们的笑料。我添油加醋地把杨冲的窘态告诉他们，逗得他们咯咯直笑。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所有人都知道了杨冲徒有一个凶恶的外表，其实只是一个喜欢躲在妈妈怀里哭鼻子的小傻孩儿。渐渐地，杨冲变成了被欺负的那一个，虽然他的实力仍然很强，但大家都知道，只要假装哭一哭，喊一喊卞老师的名字，他就会骑着自行车赶紧跑掉。我们受到了老师的保护，因此很感激老师，各自带来更多的吃食，尽管最后都被我们瓜分干净。不过，这场梦很快就被洪水般的大雨冲走了。
雨水淹没了教室，我们搬着凳子回了家。妈妈比较有远见，早就为我找好了隔壁镇上的小学。一周后，雨还在下，我已经坐在更宽敞的新教室里开始学习了，而其他人还在家里等候消息。不久，那所学校的教学楼被判定为危楼，所有学生包括老师都要转移到隔壁镇上的学校。我做完作业后，站在家门口看雨，雨水简直像一排排塑料门帘。拨开帘子，不远处走来一群人，我揉了揉眼睛，看到几位老师在前面打着伞，后面跟着穿雨衣和胶鞋的学生们，个个搬着凳子。队伍尽头，卞老师仍旧穿着那身衣服，一手举伞，一手提包，时而走到队伍左边，时而又走到另一边。我害怕她会看到我，于是掀起门帘，回到屋子里。
我确实是有意躲着她。
暑假前，我家门口发生了流血事件。当事人是我的爷爷和卞老师的丈夫。我不懂那些大人们的恩怨，不过，从他们的争吵以及结果中，我了解到一些事实。我家门口是卞老师家的田地，挨着田地的坡地上种着我爷爷的花，卞老师的丈夫用铁锹铲了那些花，他的理由是，那块地属于他，他想往外扩一扩。爷爷爱花如命，精心栽培的花变成残枝败叶，堆在垃圾堆里，令他难以忍受。于是，爷爷发起了进攻，用铁锹铲了院子里的土填到刚刚被挖空的坡地上，并且还往前进了两尺。刚开始，有来有往，相互抵消，只是发生在土地上。后来，卞老师的丈夫气急败坏，站在我家门口冲着爷爷破口大骂，并指挥他的儿子杨冲动手。杨冲被他爸爸的吼声吓住了。一个几乎和他爸爸一样高，拥有爸爸一样凶狠外表的男孩，此时却像一棵冬日里枯死的树苗，光秃秃的，待在原地哭着喊妈妈。杨冲的爸爸仿佛有两张嘴，一边和我爷爷吵，一边训斥杨冲，杨冲呆滞的身体一动不动，一点反应也没有。他的爸爸先是扇了他一巴掌，接着抓住杨冲紧握的拳头朝爷爷打去。爷爷躺在地上，口中淌血，牙齿掉了一颗。
妈妈气愤地说：“以后不会再卖给他们蛋糕！”
到了新学校后，卞老师依旧是我的语文老师。她还像以前那样夸赞我，念我的作文。但我选择站在家人这一边，不再理会卞老师一家，也不再认真听课。补习我也自动退出了，梦云她们还在。有一次，我看到梦云和瑶瑶的作文印在了学生报上，我问她们，这是怎么回事。她们说是卞老师让她们写的。
“卞老师把我们的作文通过信封邮到了外面去，过了几个星期，就有了！”
“而且还有钱，二十块钱！”梦云说。
“妈妈把报纸贴到了墙上，梦云的妈妈奖励她星期天去动物园！”
“对，二十块钱能在动物园买很多冰淇淋！”
期中考试我没有写作文。
这点可怜的报复最终引起卞老师的注意。她把我叫到办公室，这里的办公室很小，没有床，两个老师共用一间。我站在卞老师的桌位旁边，另一个老师在我的右手边批改作业。
“你没有写作文。”
她把声音压得很低，语气也很平静，但我知道，她习惯用和善的方式批评别人。
“为什么？”
你的丈夫和儿子打伤了我爷爷，爷爷缺了一颗牙，只能吃豆腐了。你推荐了梦云和瑶瑶的作文，却没有告诉我有这回事。
“我打算推荐三篇作文投到学生报上去，还有三天时间，瑶瑶和梦云已经交给我了，”她顿了一下，继续说，“你也可以准备一下。”
看，她在骗人，她根本没有想过我，她这样说，只是在羞辱我，想让我知道，没有她，我会错过一切，一事无成。我的心脏突然被痛苦攫住了，就像是有人按住它，用极细的针在上面毫无节奏地猛扎一样。我不明白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家人，为什么阴影始终在我周围……
“天哦，现在的小孩子都这么脆弱呐！”批改作业的老师放下手中的笔，夹着教材，经过我身边时，卞老师说：“不是她的错。”
那是谁的错呢？我怨愤地想。她的眼睛如同水井，盛着满满的、甘甜清爽的井水，在那片水中，我看不到杨冲的影子，也看不到她丈夫的影子，她把自己完全展露在我面前，可在水中斜下方的一角，我那又红又圆的鼻头活像一只小丑。
一滴，两滴。
哭泣永远不能有开始，再轻微的眼泪也会在一段时间内反复不止。到后来，就不知道是生理反应，还是那悲伤真的如此永无止境。我机械地哭着，两条倔强的胳膊无处安放，她会怎么想呢？一个愚蠢不自知的小女孩还想报复老师？看看你现在的模样，我知道你不会写出什么好文章的，别哭了，多丢人啊，明天所有人都会知道，就像你传播我儿子的糗事一样……我还是不争气地输了。我想逃走，远远地离开这里，我想告诉妈妈，我要到更远的地方去，再也、再也不回来。可是，卞老师先一步抱住了我。我想推开，但身体实在太软弱了，脑袋顺从地靠在她蓝色的呢子上衣上。或许是我的错觉，她似乎也依靠着我，身体重了下去。我的耳垂被一束长长的、长长的叹息打湿了。
我坐在卞老师的电车后座上，同学们好奇又羡慕地看着我。我故意把头抬高，还用手指轻轻捏住卞老师的蓝色呢子上衣。我像取回宝藏的英雄，饱尝敌人带给我的荣光。在风中，她说：“我母亲生日，我想，找你妈妈做几对鲤鱼蛋糕。”
我不敢告诉老师妈妈说过的话。不过，当我看到妈妈和老师在家门口有说有笑时，便觉得这不是我该考虑的事情。妈妈自有应付的办法，她一定和我一样，只是表面微笑，内心早就起火了。老师走后，我问妈妈真的要给卞老师做蛋糕吗？妈妈看起来很惊讶，“为什么不呢？”
我拿着作文本，一蹦一跳地向学校走去。我想象着卞老师会用怎样的语言表扬我的杰作——一个关于“鲤鱼蛋糕”的童话故事。鲤鱼蛋糕在餐桌上变成了一条真正的鱼，它只有一半的身体想让要吃它的人们放下手中的刀，好让另一半的鲤鱼蛋糕也变成鱼，这样它就可以成为一条完整的鱼，它的法力也会恢复，可以帮助人们实现愿望。其中一个人说，不不不，我们花钱买蛋糕就是为了吃蛋糕，这种奇怪的事情不可信。另一个人说，不不不，我们试一试，也许它真的可以实现愿望，我们可以要更多好吃的鲤鱼蛋糕。两个人争执不休，第三个人看不下去了，一刀扎到鲤鱼身上。结果，他们的餐桌上一下子冒出许多精美的鲤鱼蛋糕。
现在看来，这真是个奇怪的故事。都是那些童话书惹的祸，还好这篇小故事并没有被印到报纸上。我得意忘形地穿过十字路口时，杨冲骑着自行车撞过来，我的作文本掉进了臭水沟。因为腿伤，我接连两天没有去上课，妈妈悉心照顾我，特意为我做了贝壳蛋糕，还挤上甜腻腻的奶油花朵。妈妈并没有做鲤鱼蛋糕，她永远为我着想。在休养期间，卞老师来过一次，我假装睡了。她站在卧室门口看了看我，然后轻声离开。我透过窗户看到院子里，卞老师和妈妈在说些什么。卞老师的脸色看起来很差，像是久置的苹果肉，额头焦黄。我看着她的侧脸，渴望从她的一只眼睛中看到伤心、愧疚、抱歉或者遗憾。不，都不是，那颗黑色瞳孔里流露出来的，是疲倦、恐惧和一点玻璃的反光。
自从那天卞老师离开我家后，我再也没有在学校里或是街上遇见她。只是偶尔听说，她生病了，脑子里长了个瘤。
曾经发生争执的地方竖起了栅栏。那次事件实际上惊动了警察，杨冲在拘留所住了几天，从那里出来之后，我很少再见到他，妈妈说他去上特殊学校了，变化很大。天气炎热，脚边的狗尾巴草垂下了头，我把它细长的茎缠到手指上，再慢慢放它回去。街尾吹来舒爽的风，杨冲骑着车冲到我的视线内。我犹豫片刻，还是决定躲在门后。过了一两分钟，我扒着门沿往外看，杨冲的圆脸突然出现，我往后栽了一下，险些跌倒。我转身跑到堂屋，关上门，杨冲在院子里转了两圈后，朝窗户上扔了个什么东西，便离开了。我在屋里冷静了好久才出去。窗户下面，躺着一个皱巴巴的作文本。
不知过了多久，再回家时，妈妈告诉我，那天中午卞老师去世了，她为卞老师送去了两对鲤鱼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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