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翰晴

　　我在昏暗狭长的巷子里邂逅了这间20世纪80年代的砖混房。那天没有一丝风，霉掉的木头散发出老年人的味道，沉闷、朽迈、单薄，像幽灵，浸着汗水的酸涩，在这条老胡同里盘踞。时值正午，几只灰鸽子落在屋顶，梳理着油腻腻的羽毛，咕咕叫着，侧头看看我，呱唧呱唧往下拉屎。做饭的人把葱段倒进锅里，滋啦滋啦的响声溢满了街道。逼仄的巷道，捧着青蓝而狭长的天。

　　翘首远方，视线的尽头是一个钟楼的黑色尖顶，钟声响了十二下，灰鸽子振翅飞起，不再看我。身边的人熙熙攘攘，喧闹着，流动着。我沉默着，似乎看见自己的峥嵘岁月被这条巷子吞下、吞下……

　　这栋房子最初是台州商校的职工宿舍，墙体呈现出微微的绛色，壁上有很多微小的突起，有些地方的墙皮脱落了，看起来反而调匀些。风干了的苔藓嵌在剥蚀的墙壁上，像是长满了老年斑的脸上的泪痕。

　　一户又一户像我们一样的陪读家庭，让这里焕发出新的生机。我们的出租屋在四楼，有两个隔间，一间是堪堪能放下两张床和一个写字台的卧室，另一间是不到五平米的厨房。没有客厅，餐桌只能摆在厨房里。唯一铺着瓷砖的厕所萎靡地缩在角落，断裂的坐便器被透明胶带重新固定，泛着衰朽的黄。一根锈迹斑斑的下水管紧贴马桶，像一根湿漉漉的拐杖。

　　楼上时常传来趿拉着高跟鞋踩在地砖上的声音，先是硬皮鞋底摩擦水滑的瓷砖，马上“咔嚓”一下，尖尖的鞋跟发出脆响。有时候鞋跟钝了些，清脆中就混进去几缕沉闷。我坐在窄小的厕所里，听那声响在另一个窄小的空间里回荡，青春的心思偶尔会怔怔地猜想，那头顶的窸窸窣窣，像羽毛在我鼻子前拂动。很多时候，淅淅沥沥的水声转瞬汇成一泄如注的洪流，然后一切妖魔鬼怪都被那条其貌不扬的下水管吞噬，流放到一个不知道多深的深渊中去了，连最后的一点回响也消失在远方，身边的水管里剩了单调的滴滴答答，而高跟鞋似乎也沉寂了。我无法凝视深渊，只好意兴阑珊地提起裤子——左边手肘上不小心蹭上了一些铁锈。

　　傍晚，当我走出学校，拐进这条巷子时，那些似乎永远不会改变的景致又一次徐徐铺展开。烧烤摊的老板围着条花花绿绿的围裙，裤脚折叠，露出半截萝卜腿，他往烤架上刷油，滋滋作响，红光在他的下巴上闪烁。一个成天喝醉酒的男人袒露肚脐，歪坐在烧烤店的蓝色塑料凳上，用外地口音向老板叙说着什么。一个老头子嘿嘿嘿怪笑几声，离开牌桌站起来，背对我开始撒尿，他仰起头长长地吁了口气，恶狠狠抖了两下，把牌桌上的郁结全抖到了我身上。一切似乎都不会改变，结局也将永远定型。我这么想着，殊无欢意地拽开这栋楼的铁门，它又一次替我发出了深沉的感喟。

　　清晨，依然是逼仄的巷道，青蓝而狭长的天。几只刚出生的灰狗有气无力，像几团旧毛线缝成的绒球，走上几步就用肚皮贴着地面，侧着头，眼巴巴地看着光着膀子的男人甩着胳膊从头顶跨过。赶早买菜的老太太来了，挎着竹篮子，里面装着几根青葱、几个蒜瓣，她的小脚一颠一跛，走路摇摇晃晃。

　　我不知道她的年龄，但我宁可相信她已经九十岁了。因为她的脸大面积坍塌，眼睛挤在皱纹里，颧骨高耸，脸颊深陷，看来牙齿是老早就没有了的。我从没和她说过话，但凭直觉，我想象她说起话来一定嚯嚯作响，仿佛含着一台鼓风机。

　　她走着，晃悠悠来到一间搭着石棉瓦的矮房前，蜡黄的手指从腰间的围裙里摸索出钥匙。门前的枇杷树沙沙作响，柔和的阳光透过树叶，在她后背洒上斑驳的黑影，她看也不看，打开门，进去了。

　　住在我楼下的是一个中年男人，五十多岁，头发稀疏，戴着金丝眼镜，永远都穿一件很长的白色背心，配上格子短裤，短裤总是被背心盖住，只露出迷你裙一样的边角。每天清晨他都站在阳台上，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嘀嘀咕咕讲上一个多钟头。他的老婆身材瘦长，眼眶很深，一头黑色卷发，短短的，没有白色杂在里头。在他嘟囔的时候，他的老婆有时候会出来收衣服，或是晾被单，她从不打断他，只是把身子探出阳台，看一看那几条鱼干和几串腊肠，似乎看上一眼，就咸够一整天。

　　他们有一个女儿，是个老姑娘，滚圆滚圆，肉球一样，很少出现在阳台上，但时常能听见她和父母的争吵。其实她父母更像是在倾诉，声音和声调都压得低低的，像是下一秒就喘不上气来，但偏偏语速极快，有点像城隍庙信客的诵经声，被一两声有气无力的“是不是”“好不好”隔开，就在隔开的那一瞬，空气安静得可怕。老姑娘在歇斯底里地尖叫，显然那念咒般的声音无法压制住她。我一溜烟跑出门，一步一步悄悄下到楼梯口，力图听得仔细些，弄清楚这矛盾的前因后果。这个时候，母亲从不训斥我，相反，她放下书，眼中闪烁着好奇。这些家长里短的东西，是我们在沉闷岁月里的润滑剂。我这时才想到，陪读的岁月于她而言同样是煎熬的，她每天都会走过同样的巷子，看着同样的众生，这间出租屋锁住了我，也禁锢了她。

　　灯光把楼下这一家子的身影打印在黄色的墙上，女儿的影子像是个大冬瓜，把父母的影子挤在角落，任凭它们怎么张牙舞爪，也钻出不来。

　　母亲跟我提过，这个胖胖的老姑娘在计生委工作，是令人羡慕的闲职。她的母亲曾经想撮合她和我的小舅舅，找我母亲聊了许久，大致是说自家女儿心地善良，每次见到底楼的老太太坐在石阶上，都会上楼找张报纸给她垫着，等等。我实在很难将这个形象和那个墙上歇斯底里的冬瓜联系在一起，最后这个事情不了了之。

　　“扑通”一声，我从台阶上跳下来，铁门边上那盏高高的吊灯被吓着了。它一阵哆嗦，把我的影子抖成一团，暗黄的灯光下，也像一只鼓鼓的冬瓜。我站直了，影子肆意地铺在地上，蔓延在那些停靠在楼梯下的小电驴和破自行车上，几辆小电驴不安地呜咽了两声，蜷缩进了角落。

　　铁门从外面被打开了，飘进来的是一缕幽香和一个高挑的身影。这缕气味很特殊，它依附在这个女人的灵魂里，穿过逼仄、沉闷、衰朽的巷子，保持了原有的纯粹和浪漫。我的嗅觉在被市井的烟火气同化许久后，再一次产生了诗化的沉醉。

　　她的穿着，已经在我的记忆中模糊了，那时的我还是不懂时尚的年纪，对女性衣服的认知停留在母亲身上的几件连衣裙和几条牛仔裤上。母亲那时从不喷香水，直到我参加工作后，女友喜欢从国外网购不同牌子的香水小样，也会给我母亲挑上一些，在这些形形色色的味道里，我再也没有嗅到当初的温存。

　　停驻在我记忆中的，还剩一个尖尖的下巴，应该是搽了很厚的粉，似乎过分白了，在昏黄的灯光下也显得刺眼，领口开得偏低，但我觉得她的胸脯并不饱满，胸口的肋骨向外凸着，肋骨以下的区域是黑色的阴影，与锁骨一起构成了一个倒三角形。那时我的个子已经接近一米八了，从这个角度看下去，能够捕捉到一些温柔的禁忌。

　　我感到一阵热气从脖子上升起来，忙把视线转向别处。她越过我，上楼去了，高跟鞋一下一下踩在楼梯上，间隔并不均匀，我猜她应该很年轻，因为好像无法完全驾驭高跟鞋。高高的吊灯依旧在晃动，我的影子被拉扯着，投射到她的小腿上，光影在她的小腿上闪烁，像妖精打架。

　　那一晚我没有睡好，总觉得厕所里像是钻进去个活物，时不时就滴答一声。鸟雀在不远处啼叫，广场尖塔钟楼里不时传来悠扬而单调的音乐。母亲翻了个身，在那几秒，她的呼吸变得短促了一些，接着又重新变得均匀。

　　出租屋里的日子似乎变得不安静了。当我刻意想制造偶遇时，却发现她和黑夜一道远去，只剩了一些风言风语在邻舍间飘荡、扎根。

　　她终于在某一天搬离了这栋楼，厕所里再也听不到高跟鞋碰撞地面的声音了。不久之后，阿静和她妈就搬到了楼上。

　　我时常想起一间教室，那里面总是静悄悄的，却并不沉闷。靠近阳台的几扇窗户半掩着，风从外面吹进来，天蓝色的窗帘就那么有一下没一下地掸着课桌，一次次扫过我垒起来的那一堆书。

　　又是正午，风凉了，软软地拂过来，裹挟着老胡同里混成被絮一样的味道。在楼梯上我碰到了阿静，和她聊了早上的考试，谈到了立体几何、解析几何与导数的答案，最后一起坐在了她家里。在那个女人离开后，我才算见到了这个厕所，和巷子一样逼仄、沉闷，那条湿漉漉的下水管和我家的连在一起，显得可怜。

　　母亲已经等在饭桌前了，她和阿静的妈妈现在形影不离，连买菜、玩麻将、跳广场舞都凑一块儿去，以最要好的姐妹自居，所以毫不在意地坐在桌边，心安理得地看着阿静的妈妈在厨房里忙里忙外。

　　阿静的妈妈叫雪燕，她做的肉圆和麦油脂，都是可以在味蕾上生根并让舌头一辈子长出倒钩的吃食。她的面目并不柔顺，脸颊的轮廓相当硬朗，棱角分明，丝毫看不见被生活驯服的麻木感。她身材微胖，言语直白，正在厨房里点煤气，抱怨着这出租屋没有煤气管道。

　　午休是母亲给我规定的项目，我也一向很配合。不过午休的时长，我可以自由决定——很显然，这取决于我吃饭的效率。我明显感觉到，母亲现在备受煎熬，她想让我迅速结束用餐，赶紧下楼睡觉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不想这样。我的嘴大多时候不是用来吞咽，而是用来和阿静聊天，一边啃糯米肉圆，一边叽叽咕咕说个不停，当感觉到糯米黏在牙齿上妨碍了说话时，我会干脆搁住筷子，安心地说，放肆地说，甚至配上手势，像个脱口秀演员。阿静细细地听着，偶尔低头扒拉一口肉圆，喝一口白粥，她的上唇沾了白白的一圈，像是小胡子，她浑然不觉地笑着，右边的酒窝很深，眼睛笑成了弯弯的月牙。

　　母亲的眉头皱起又松开，舒展又紧绷，身体微微地前倾着，我预感到她可能会随时打断我的表演，我甚至觉得下一秒钟她就会抬起手，把我面前的肉圆直接塞进我嘴里，然后驱赶我下楼。但出乎意料的是，她什么都没说，只是坐在我边上，一抬手，替我舀了一碗粥。

　　母亲为什么没有打断我呢？或许在那一刹那，她发现我是轻松的，是鲜活的，是真正具有少年感的。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在这浑浊的巷子里，在这狭小的出租屋里，这是宝贵的喘息与自由。我由衷地敬佩母亲那一抬手的优雅与从容。

　　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那天中午的情形，天气晴朗，阳光穿过厨房沾满油污的小窗，照在瓦蓝色的小圆桌上，糯米肉圆的味道在手上生根发芽，阿静的衣服散着淡淡的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