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 杨

　　给父亲写过几段文字，对母亲却没说只言片语。眼看就到了母亲诞辰百年，心里就越发愧疚不安。

　　对于母亲，我和两个哥哥不同，哥把母亲叫娘，我把母亲唤妈。母亲生哥时，是躲避土匪的年代，母亲随夫隐居深山；母亲生我时，是遍插红旗的盛世，母亲随夫迁居川道。尽管在同一个商州，地域和风俗文化不同，便有了娘和妈的两种称呼。

　　和母亲一起生活的二十多年里，我的记忆是零碎的，也只能说一些片段。在我看来，母亲除了农活和家务外，以毕生的精力做了两件事：一是相夫，二是教子。

　　母亲说，我父亲娶她时，没有轿子, 父亲把家里的大方桌反过来，桌面朝下，四腿登天，绑了轿杆，撑了轿棚，里面放了靠背椅子，就把她从娘家抬了回来。

　　老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父亲弟兄们多，母亲妯娌们自然多。为躲拉丁派夫及土匪骚扰，父亲带着母亲隐居在一个叫石龙湾的地方，从1942年7月住到1949年11月，等商县局势稳定后才回到房家湾，再迁居到上赵塬。

　　母亲怀我，实实是想生个女子，结果却与愿违。母亲也曾设想拿我换个女子回来养，但最终没舍得把我换出去。这事，我先是在小学听同学说的。那时，我啥也不懂，就回家问母亲，母亲说是实的，要我的人家离我家不远，几个女子没娃子，想要我顶门立户。我家几个娃子没女子，两家人说好，眼看要互换了，母亲却舍不得我，反悔了。我不能评论母亲，也没责怪母亲。长大后，只是想着我应该再多尽一个做女儿的义务和责任，多照顾母亲的生活。

　　童年的我，是幸福的，是在母亲的背笼里度过的。那时候，父亲游走在乡间做木活，母亲和生产队的妇女们一样，在农业社里做农活，每天只挣七分工，如果一个劳动日折合三毛钱，母亲和生产队众多的妇女们，每人每天创造的劳动价值就是两毛一分钱。不管到平地还是坡地去上工，母亲要扛农具甚至挑粪土，还要把我放在背笼里背上。田野是我的乐园，我在土坎上玩累了，就被母亲安顿在背笼里打瞌睡，铺盖着母亲和一同劳动的妇女们的衣物，受不到一点风寒。等到放工时，母亲又把我背回家。

　　农村包产到户之前，家家困难，粮食不够吃，少盐缺油，常有断顿。记得有几次，母亲让我拿着盘子称，去邻居家借一两食盐回来顾急下锅。哪一顿吃稀，哪一顿吃稠，母亲总安排得稳妥，别家的孩子饿得哭，我却没有遭过饥荒。

　　上了小学，我要加入少年先锋队，却怎么也不会写申请，我急切地说给母亲，母亲就拿着一张纸和笔，满村子找人给我写申请。谁知我的红领巾只戴了月把时间，就被学校的女王老师收没了，啥原因？半辈子过去了，我到现在也没搞明白。母亲问我红领巾呢？我说女王老师收了。你犯啥错误了吧？我没犯错误呀！我也不知道为啥收了？也没哪个老师说我犯啥错误啦！我说还有一个下放到我村的刘同学的红领巾也被收了。母亲要去学校问个明白，我挡了母亲。两个学生被女王老师收了红领巾的事，很快传遍了整个学校、整个村庄，谁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大约又过了一个星期，老师又要把红领巾给了我。我回家告诉了母亲，母亲说，人一辈子不论做啥事，都要清清白白的，王老师不清不白地收了，又不清不白地给了，这咋行？她执意要去问个究竟。我怕母亲在女王老师跟前吃亏，坚决不让母亲去。过了几天，代理校长到我家给母亲道了歉，说我没犯错误，母亲才真正从心底里放下这事。再后来，我才知道是刘同学的母亲去找代理校长论理了。

　　有一次，全公社十四所小学统考，我得了年级第三名，表彰会上，中学校长给我发了一支枣红色钢笔，当时价值五毛七分钱，母亲高兴得合不拢嘴，一次给我炒了两颗鸡蛋，比我过生日时还多了一颗。

　　母亲能织能纺，针线活做得巧妙精细，一家人的四季衣物，都是母亲一手提前缝好的，平常给父亲浆洗得干干净净，父亲出门干活也不遭人戳脊梁骨。冬闲了，母亲还同邻居的妇女组成互助组，今天帮赵家缝棉衣棉被，明天帮王家经线织布。

　　中学毕业那阵儿，一时没有正经事干，我就学着采写新闻稿，一连在广播电台发表了不少新闻稿件。在一个连阴雨下得不停的下午，村干部突然来家里捎话：让我次日一早到市委宣传部开会，说还要上台领奖，村干部再三叮咛我一定要去参加。我很激动，就好比老鼠掉到面瓮里——一阵喜欢一阵愁。到市上参加表彰大会，心里自然高兴，可本来就缺衣少穿，加上连阴雨下得，即使洗了身上的衣服第二天一早也不得干。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很快洗了我脱下的衬衫，让我把仅存的一点引火用的干麦草抱到灶里，点火烧干锅，她把拧了水的衬衫放进烧热的铁锅里，先放下再提起来，再放下又提起来，如此反复，直至把我的衬衫烘烤干爽。表彰大会没误，我领回一本大红色的荣誉证和一条宽大皮实的粉红色床单，母亲很高兴，床单却始终舍不得铺上。

　　在我的记忆里，不知父亲为啥事骂过母亲一次，就骂了一句话，母亲始终没还口，父亲也没再骂第二句，我觉得也不一定是母亲输理，母亲让着父亲。这是记忆中父母唯一的一次吵架，只有父亲一声骂就结束了。母亲没跟父亲红过脸，总是教导我，说父亲怎么干活？怎么做人?乡里人都认父亲的正统厚道和木匠手艺。说父亲是顶梁柱，要听父亲的话，要孝顺父亲。我觉得母亲生气最大的一次，是她在我跟前埋怨了父亲一句：你大大吃烟把被子烧了窟窿，呛醒来了。我才知道是父亲干活乏了坐在炕上吃烟，人瞌睡了，火星掉在被子上燎原了。母亲常给我说，亏是福人都不爱，利是害人却都爱。教我要像父亲一样，与人相处多吃亏，占人便宜不长久。

　　有一年春上，我跟着父亲进城到西门口的猪娃集上买回一头架子猪，打算喂到年底卖钱。谁知这猪一到我家就不吃食，请兽医看了说是患了猪瘟，第三天就死了。百十块钱打了水漂，全家都很生气。父亲要去找那卖猪的人说道，咋能昧着良心，拿病猪卖钱害人哩？母亲硬是拦挡了父亲，劝父亲：就当咱欠人家的吧，财去人安。父亲没再执意。后来，我才明白了“家有贤妻，男人不遭横事”的道理，我就更加敬爱我的母亲。

　　在我心目中，父亲的形象是伟大的。父亲的伟大的形象，是母亲在教导我的时候用一言一行塑造的，用一举一动维护的。有一次，我和父亲闹别扭，独自一人坐班车从商州跑到西安，在一家人的屋檐下睡了一夜，风餐露宿的流浪之苦让我格外想家。次日天一亮就又跑到车站坐车，回到家里已是下午。进门一看，父亲、母亲都没在家，我心里空荡荡的。发现两个水桶不见了，就赶忙跑到老井上去找父母，到老井上见母亲一边哭一边摇着辘轳打水，我赶紧把母亲换下来，打了水挑回家。母亲抹了眼泪说，你大大到坡里挖洋芋了，你去接回来，去了一定要叫一声“大大”。我听了母亲的话，到坡上老远就喊了一声“大大”，父亲抬头向我一看，高兴地应声：“哦！我娃回来了。”那一刹那，我心里更加懊悔、愧疚、自责，难受极了。后来，我才体悟到，母亲让我叫一声“大大”，实际上是让我给父亲认错，让父亲心里好受些。打那以后，我懂事了许多，也不再淘父母了。

　　后来，我当兵去了西北军营。真应了那句老话：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不舍，我也不舍。那时候，通信很不发达，根本没有住宅电话，好多机关单位也只有一部座机。想和母亲说话，想听母亲声音，要等到晚上从部队的军线七拐八拐转接到商洛军分区，再托军分区的熟人转接到长兄的单位，和母亲诉说三两分钟，就赶紧腾出线路。年迈的母亲陪伴着年迈的父亲度过了最后的时日，直至父亲慈祥而眠，寿终正寝。母亲以毕生圆满完成了相夫的全部科目，自己却又孤单起来。母亲常说，我是她的奶干儿。父亲去世后，我更加想念母亲。

　　我回到地方做乡镇工作后，尽管离家远，工作忙，但一两个礼拜总能和母亲见面相伴。给母亲洗衣做饭梳头洗脚，聆听母亲教诲。晚年的母亲，患了脑梗，长达数年，曾经三次住院治疗。第三次出院后，母亲住在二兄家，身体状况明显很差，就没能再下地行走。母亲瘫痪在床，我们兄弟揪心无比，又照管不周。我恨不得去把哪家的女儿换回来照看母亲，可那毕竟是幻想啊？！

　　2001年的9月23日，我的儿子出生了，我赶紧跑老回家报喜给母亲，母亲很喜欢，给我说了好些教子的话，我就急着回城照管妻儿。我，怎么也没想到，这竟是我和母亲的永别。儿子刚刚半月，母亲驾鹤西去。

　　埋葬母亲那天，村里一位和母亲要好的长者对我说，你妈硬是等着你娃出生哩！硬扛了这些天。我不知是真是假，只失声痛哭！我也不知道是否真如父亲在世所讲“添人减人”？如果真是，我宁愿迟几年生子，也要换母亲多活几年。

　　至此，母亲圆满完成了她毕生的第二件大事——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