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雪萌

　　从诞生之初，诗歌似乎便再难与抒情脱离干系。如今，抒情诗仅仅被作为诗歌的门类之一探讨，在抒情之外，亦有着琳琅满目可供批评的诗学尺度。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哪怕是诗艺最为高超、笔调最为老成的诗人们，仍会为那些原初、鲜活而凶猛的年轻诗篇侧目——迸裂的高音，自腹至口的晓畅，仿佛寂静群林中一只腾跃而起的黄雀——这便是抒情在诗歌中最具穿透力的显现。

　　我也不可避免地走过了那样“思无邪”的阶段。青春期的校园写作，少有运筹和构思，不必挂心节奏的紊乱，情绪水涨船高时，它日夜拍击、冲刷着心门，再晚一刻便不可收拾。无一例外，它们对于当时的个人而言，足够坦率、诚挚，毕露无遗地存档了每一次情绪的涨落。

　　那也是我一度按照大众所期待从诗歌中获得的“感动”所进行的表达。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诗人的形象（在人们普遍认知中），似乎总是害了歇斯底里症的、长不大的孩子，像米沃什说的那样，“哀诉已经成为时尚”，诗人总是传达着“不快乐的童年，挫伤，以及所有别样的痛苦”。如果诗人决心跨越这个阶段，开始负责并全面地考量起自己的创作，试图在诗歌中容纳更多元的技艺和元素时，大众又会围聚过来，指指点点，质疑这种努力的“意义”与“初心”——人们希望得到感动，接受情感在群体中无障碍地流通，却并不愿意为感动付出理解的成本。

　　抒情是否是件简单的事？或许未必。“一切劣诗都是诚挚的”，王尔德如是说，正是看到了情绪在恣意的抒发与技巧的克制间的难言之隐。随着写诗的时间越久，我对抒情的运用却越发如履薄冰：这种情感是否过于自我？从新闻中获得的情绪，能否帮助我们还原真相？如此表达，是抒情还是滥情？种种伦理的、建构的思索，不断带来外部的扰动，“思无邪”的无遮蔽状态，退回到了更复杂也更为真切的现实中去。

　　当下，我更愿将情感在写作中的响动比作“戚戚焉”。“戚”原是形声字，形容不断用斧子砍伐的声音，古人常用“戚戚”描述窃而不发的心中忧惧。经由了省思和关切，考虑了技巧与排布后，诗歌中的情绪，更接近于一种回声——心不再是嘹亮的音源，而是谦卑的容器，它允许更幽微也更矛盾的情感不断撞击着内壁。诗人依旧是诚恳的，只不过抒发的性质在悄然发生着变化——正义和自辩的欲望削弱了，浮现出的，则是诗歌中每一角色的欲望和辩护的相互搏斗：诗人决心剥去独唱家的身份，走入交响乐团中去，并乐于成为其间籍籍无名的一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