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宁刚

　　四月读书记

　　□ 宋宁刚

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

《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读完很久了，却一直放在床头。因为觉得意犹未尽，有许多内容——沉痛的往事、悲惨的经历、浓重的情感、纯粹的诗学、深湛的思想、广博的爱……所有这些，都需要心（而不是脑），需要时间去慢慢消化、平抚。这部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文学纪念碑”丛书中之一种的著作，和该丛书中其他许多著作一样，确乎具有“纪念碑”的性质：大部头、严肃、庄重、质地纯良，不容人粗率对待。

　　奥西普?曼德施塔姆（1891—1939）是俄国“白银时代”的著名诗人，曾与古米廖夫、阿赫马托娃并列为“阿克梅诗派”的“三驾马车”。1933年，因为写了一首影射斯大林的诗，于一年后被捕，判处流放。1937年结束流放后回到莫斯科，再次被捕，并被流放至远东地区，1938年底，死于海参崴附近的一座集中营。

　　曼德施塔姆的妻子，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1899—1980）1919年与诗人相识，三年后两人结婚。从结婚到曼德施塔姆死去，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六年，期间经历曼德施塔姆的两次被捕，四年流放。他们的最后四年，因此在流放地度过。最后几年的生活状态和遭遇的艰难，从1937年初曼德施塔姆给科?丘科夫斯基的两封信里可见一斑：

　　我必须向你提出一个最严重的要求：你能借我一点钱吗？

　　我别无选择，只能向那些不想看着我死去的人求助。

　　你知道我病得很厉害，而我的妻子又找不到工作。我不但没钱治病，而且没钱生活，我没有什么可以维生的。我恳求你，尽管我们不是亲密的朋友。……

　　那些判断我的人是对的。我在一切事物之中找到历史意义。……为此我被殴打、遭冷遇，接受道德审判。我照样工作。我放弃一切自尊。……我的一切都遭剥夺：我生活的权利、工作的权利、治疗的权利。我被当成一只劣等狗……我是一个影子。我不存在。我只有死的权利。我和我的妻子正逼向自杀。……

　　曼德施塔姆死后，娜杰日达并没有自杀，而是又独自活了四十余年，即使在很长时间里都居无定所，一无所有，仿佛逃犯一样东躲西藏。俄裔美国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约瑟夫?布罗茨基（1940—1996）曾在她去世后的“悼词”——《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一文中曾这样描述娜杰日达：

　　数十年里，这位女性四处奔逃，藏身于伟大帝国的一个又一个偏僻小镇，她在一个新地方安顿下来，只是为了一旦感觉危险讯号立即再逃走。身份虚假的状态渐渐成了她的第二天性。她个子不高，身体瘦弱。她一年比一年更加干瘦，缩成一团，她似乎试图让自己变成一种没有重量的东西，以便能在逃跑的时候很快地抄起来，塞进衣服口袋。她自然没有任何财产，没有任何家具，没有任何艺术品，没有任何藏书。书籍，甚至连那些外文书，从来都不会在她那里放得太久。她读完之后，看了之后，就马上把它们退还给别人，她对书籍的处理方式也像对她自己一样。

　　布罗茨基笔下的这位日益干瘦、“缩成一团”的女性，没有让自己生存变得“没有重量”。曼德施塔姆死后，她独自承受着各种艰难，反复背诵曼德施塔姆的诗作，在容不下他诗作的国度，她把它们永远地保存在自己的记忆中，自觉的作为诗人的遗孀，坚强的活了下来。

　　从1960年代初期开始，娜杰日达开始撰写回忆录。第一部，也即我们现在看到的《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中译本，写的就是曼德施塔姆两次被捕之间（也是他们共同生活的最后四年）他们夫妇的生活遭际。此后又写了第二部、第三部——期待中译本早日出版。正如娜杰日达所说，“我应该保持体力，以便从头到尾走完这由他妻子踏出的道路”；“我不是在生活，而是在等待，偷偷地等待我重回自我，能够公开地说出我等待的是什么，保全的是什么”。

　　俄罗斯广阔的土地上，有着悠远的女性苦难史。两百年来，从“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跟随丈夫到寒冷的西伯利亚一同流放，到斯大林大清洗时期女性们共同承担的严酷，包括娜杰日达在内的女性，已经超越了“诗人的遗孀”、“文学的遗孀”乃至“文化的遗孀”，她们的写作也超越了对单纯的记录历史和回忆，以及所谓的“女性文学”，而是成了“遗孀文学”——她们用语言来固化记忆、结晶感情，在承载着历史的同时，也展现出它自身的文学光芒。一如布罗茨基所说，凭着对丈夫诗句的反复背诵，她使诗的语言形式“成了自己的肉体”，进而使得她的回忆录具有了清晰、智性、崇高的文风，本身就成为散发诗性光芒的文学巨著。

　　布罗茨基在另一篇论曼德施塔姆的文章《文明的孩子》中说，“任何一个诗人，无论他写作了多少作品，从实际的或统计学的角度看，他在他的诗中所表现出的，至多是他的生活真实的十分之一。其余的一切通常为黑暗所掩埋；即使有同时代人的证词保留下来仍会有巨大的空缺”。而“奥西曼?曼德施塔姆遗孀的回忆录，正涵盖了其余的十分之九。这些回忆录驱走了黑暗，填补了空白，矫正了误解。其总体效果接近于一次复活，那害死诗人、比诗人存在得更久并仍继续存在、更为普遍的一切，也在这些书页中被再现了。由于这些材料的致命力量，诗人的遗孀在处理这些成分时如拆卸炸弹一般小心。由于这样的精心，由于贯穿诗人诗歌的事实，凭借其生活中的行为，凭借其后来被人称为伟大散文的死亡的分量，一个人，哪怕从来没有读过曼德施塔姆任何一句诗的人，也能立即明白，这些文字再现的确实一个伟大诗人……”

　　

　　秦巴子 书法

　　按照布罗茨基的话，娜杰日达的《回忆录》不仅再现了曼德施塔姆，也扩展、丰富了后者；不仅如此，也深化了人们对诗的认知和理解。如娜杰日达所说，“诗歌在我们这里扮演一个特殊角色。诗歌唤醒人们，塑造他们的意识。知识分子阶层的生成，如今就伴随着对诗歌的空前爱好。……诗歌唤起人们的生活热情，唤醒了良心和思想。”当然，她的《回忆录》也扩展和丰富了作者本人。虽然她过于谦卑，太多的省略了自己，只给读者留下穿透纸背、专注于观察的眼睛。她的回忆由于冷静和克制，反而更具力量和强烈的感染力，如同鲁迅所说的“冰火”，释放着纯粹的光。

　　是巧合么？在俄语中，“娜杰日达”的意思是“希望”！或许正因为怀有“希望”，娜杰日达?曼德施塔姆才承受住漫长的黑暗；不仅承受，还以自己的活着和文字，成为黑暗中夺目的光。或许正因此，它才久久地抓着我的心？

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捍卫记忆：季利娅作品选》

从网上购买《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时，注意到广西师大版的“文学纪念碑”丛书中的《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就一起买了来，却一直没有来得及看。前几天，因为四川大学一位研究肖洛霍夫的教授来讲学，谈起苏联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听过之后，终于拿起了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1907-1996）的书。

　　该书由一个中篇小说、几篇自述以及几个人物特写组成，是一部名副其实的“作品选”，或曰“文集”。写于30年代末的那篇关于苏联大清洗的中篇小说，感觉一般。写于70年代的《被作协开除记》（那时她已六七十岁了），则极为精彩，读来令人大呼过瘾。其中讲，因为支持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她被作协批判，进而开除。看她的文字，之所以有畅快淋漓之感，不只因为她的犀利，敏捷，对官僚制度的批判，更因为她从头到尾的人道立场。她不是、或者说不只是将作协以及斯大林等发生在苏联几十年的反人道事件作为自己（个人情绪、立场、好恶）的立面来批判，而是将其作为一个个反人道的事实或案例来看待。由于她始终如一的、超越敌对和控诉二元立场的叙述和立场，从其字里行间，时时让人读出一种人性的庄严感。——读她关于萨哈罗夫和索尔仁尼琴的日记，同样感觉如此。

　　这恐怕不能简单的归于她是苏联著名作家丘科夫斯基的女儿，有家学、教养，因而身上弥散着高贵的精神气质——虽然也可能有这些原因——她的兄弟就和她不一样。或者说，与其归之于她的环境，不如归于她个人的气质与良知。书的前几页，有一张她老年时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半身照，清瘦、沉静，隐隐透着不屈，绝对称得上高贵动人。

　　相比国人所写的关于“反右”、“文革”等非正常时期的回忆和反思文字，感觉利季娅的境界高出太多了。而她写于70年代的文字，是针对后斯大林时代的。两相对比，在我们这里，关于后毛时代，有如此胸怀和格局的人与文字，就更为罕见。甚至连不同调的声音，也极看到。

　　与《曼德施塔姆夫人回忆录》一样，利季娅的笔力雄浑而犀利，对哪怕一些大名鼎鼎的人都毫不客气，但是丝毫不因此而让人觉得她偏狭、挟私。相反，她的文字，正如曼德施塔姆夫人大家文字一样，会让人感到，虽然他们在批评、甚至控诉，但她们的灵魂永远是高贵的，远远高于她们所批评的丑恶现实之上。不仅如此，她们的眼光和胸襟也超出有限性的敌对之上，仿佛是以更具普遍性的目力俯视曾经发生的灾难与不幸。的确，她们的文字让人会有一种错觉，仿佛她们是一个个苦心的菩萨……

　　没错，读这样的文字，会让我们的心地也高贵起来。

高华：《革命年代》

《革命年代》（广东人民出版社，2012）是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华教授的一部史学论文集。这部书是他生前所编，等到出版时，他却已经去世了……

　　高华（1954—2011）教授的名字，早就听过。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早在大学时就听老师说起。后来也曾找到电子版来读。在南京读书三年，却没有听过高华教授的课或讲座，甚至没有见过他。现在想来，很是可惜。所幸还有书，可聊作弥补。

　　看《革命年代》的目录，分为“南京十年”、“‘太子’孙科”、“革命词语”、“时代湍流”、“观察与史料”五辑。关于解放后的政治和历史，因为以前看的多些，原以为自己会对前两辑的民国政治与历史更感兴趣。事实却相反。一路读来，还是“革命词语”和“时代湍流”两辑中关于社会主义中国的论述文章，更吸引我。——因为生在社会主义，离得近？

　　像《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新人”的诞生》、《在革命词语的高地上》、《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等文章，仅标题就很吸引人。在行文中，作者深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带着鲜明的问题，从具体史料中获得线索和认知的方式，让人不得不信服。尤其《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不仅解答了一个史学问题，更是以一种严谨的史学方法，能给予其他相关学科（比如文化研究和传播社会学）的研究很多启发。

　　不仅如此，读《初读〈杨尚昆日记〉》《读〈七律?有所思〉》《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诸长文，甚至能够感受到高华教授对中国共产党的“同情的理解”，既不谄媚，也不丑化，而是放下个人的偏好，真实客观的呈现，始终秉持一个史学者的基本精神——即使他个人因为所研究的领域和问题在现实中遭遇困难，甚至困厄。

　　《革命年代》中的两篇短文——实为两个发言——《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再思考》和《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的一颗沙粒》，同样让人难忘。

　　前一篇文章从在台北的观感谈起——

　　台湾的社会……给我的感受是，那儿保存着较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特别是台湾的普通民众，有很多传统的美德：纯朴，善良，厚道，礼貌，不以恶意看人，乐于助人，而且尊重传统，尊重祖先，那种奸诈、刁滑、坑蒙拐骗的人，很少看到。有位台湾的教授对我说，你要知道什么是明清时代的农民，就看一看台湾南部的农民，那儿还保存着“古中国”的氛围。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从我的接触看，情况也差不多。我看到的是，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消费社会里，“传统”和“现代”有机交融，这里说的“传统”，不仅指习俗，也指人的一种态度和精神状态。

　　在同一篇发言中，高华教授提到，他曾与研究五四思想的著名学者林毓生先生谈到这些观察，林先生说，“这与台湾没有受到五四文化的影响有很大的关系”。由此引出了“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反思”问题。高教授的反思，集中在四个方面：

　　（1）从历史的脉络看，确实存在五四激进主义这个重大现象的。（2）这种思潮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3）这股思潮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多重性的，既有其正面价值，也有很多教训。（4）阻碍中国发展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它是一个体系，包括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思想价值观的层面，将其笼统归之于传统文化，是很表面化的。

　　简言之，五四激进思潮的产生是中国近代全面危机的反映，迫使中国走上全面变革的道路，有其正当性，这就是从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社会革命，以求建立一个能自立于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是，在达成这个目标后，这几种革命渐次向更高阶段递进，进入到不断纯化思想的精神价值领域的革命，由此再带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从此生生不息，不断革命。这必然带来另一个问题：在激进和更激进的上升中，激进主义的革命政治可以进入一切领域，从而阻滞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从激进主义思潮，很容易滑入一种叫做“无限革命”的轨道，而另一种革命的模式是所谓“有限革命”，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为目标，尤其不触及精神价值领域，因为精神价值领域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它有其坚固性，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随社会变革而来的，是一种渐进的、自发生产的过程。人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这个领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关于五四的反思，近百年来，实在已经不少。高华教授的上述观点，不算新鲜，更谈不上惊人，但是在如此简短的篇幅里，表述的逻辑之清晰，层次之有序，思想之有力，还是让人有豁然之感。

　　后一篇关于左翼摄影艺术家沙飞的文章中，关于左翼和革命的关系，左翼的组织化与非组织化，组织化的革命和个人的性情、取向、创造力、激情的关系等等，都切入了思想的细部，多有卓见。

　　关于这本书，可说的还有很多。但是，还是就此打住吧。总之，这本书读得很愉快，甚至不时有酣畅之感——虽然历史令人唏嘘。斯人已逝，唯以阅读作为纪念，在这个清明刚过的四月。

　　□宋宁刚，1983年生于陕西宝鸡，哲学博士，现供职于西安财经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