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亚平

　　乡里旧事

　　高亚平

苗圃里的爱情

我上中学是在樊川中学，现在已改名为西安市长安区第二职业中学，不过，那时叫樊川中学，或长安第八中学。学校在兴王路上（兴教寺至王莽村），南面一里处，就是日夜流淌不息的小峪河。小峪河自秦岭北麓发源，从东南流出，一路向西北流去，横穿整个樊川，最后注入潏河，流入渭河。小峪河像一条长长的藤蔓儿，沿途所经过的的村庄，则似挂在这根蔓儿上的瓜。王莽村和我所出生的稻地江村，便是这样的两个瓜。而樊川中学呢，虽然不是村庄，但实际上也是挂在这根藤上的一颗小瓜，每天，四周八村上中学的孩子，都会向这里汇聚，如饥似渴地吸纳着各种知识。这些孩子里，自然有我，还有我同村的一些孩子，比如我的邻居小宝。

　　小宝是一个女孩，和我不但是同村，还是同队，而且，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是同学。不同的是，上小学和初中时，我们是同班；上高中时，则不在一个班，我学的是文科，她学的是理科。我们从小到大，关系一直很好。下学了，或者放寒暑假，常在一块儿玩，也一同到野地里去打猪草。我们两家人的关系也很好，她的父亲是村里的一名电工，我们家电灯坏了，有线广播不响了，都是她的父亲帮助修好的。她家的人缘，在村里很好。小宝有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他们都酷爱文艺，尤其是小宝和她的姐姐，一直是我们小学文艺队的主力演员，在学校演出过许多节目。有些节目，还代表全公社，到县里演出过，譬如《狐狸与小白兔》，我至今还能记住里面的许多戏词，小白兔：“春天里呀多美好，多呀多美好，我们早晨起得早……”；狐狸欺骗小白兔：“篱笆墙快倒了，看，我是在修理。”等等。可见我对她们演出的节目记忆之深。小宝和她的姐姐都长得很俊样，也都是我们村的名人，名人都有“绯闻”，她们也不例外。在校园里，常常能听到姐妹俩跟那个男生相好的消息，这些男生则都是校文艺演出队的。相好的事儿固然有，“绯闻”却谈不上，这些，不过都是我们这帮孩子在那个年月里的穷开心而已。

　　小宝十六岁了，小宝上中学了，她出落成了一枝花，人见人爱。每天，从我们村庄通往樊川中学的沙石公路上，上学或下学途中，都会有村里的一些男生，不远不近地跟在小宝的身后。小宝则作浑然不觉状，和同村上学的一帮女生嘻嘻哈哈地边走边说笑着，像一群叽叽喳喳的麻雀。不知不觉中，一年的时间过去了，眼见着，再有一年的光景，就要高考了。人人都卯足了劲，准备迎战高考。要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几乎是农家孩子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但在紧张的上下学路上，却渐渐稀少了小宝的影子。大家纳闷了半天，终于发现了秘密：小宝恋爱了。原来，我们上学的途中，要经过一处小苗圃。苗圃的主人叫明明，严格来讲，明明也算是我的一个同学，不过比我高一级而已。他和我不是一个生产小队的。明明上完初中后，因家境贫寒，家中缺少劳力，主动不上了。他回村后，因读过几天书，便有点心高气傲，不愿像老辈人那样，面朝黄土背朝天，一心一意务弄庄稼，修理地球。好在那时政策已经活泛，已经允许私有经济存在，他便在生产队上承包了二十多亩土地，搞起了苗圃。这自然是好事，但当时却不被村里人看好，人们说他是怕吃苦，胡成精。怕吃苦也好，胡成精也罢，他最终还是独自一人，在村外把苗圃艰难地办起来了。苗圃建在公路边，它的东面紧邻着一片坟地，我们都叫它老坟。老坟里坟冢累累，有的坟堆上，墓木已长到小桶粗，数丈高。上下学的学生，无论男女，走到这里，都有点害怕。尤其是下晚自习后，途经此处，但见残月在天，墓地里影影绰绰，呼吸便会变得异常的紧迫，尽管大家结伴而行，可步履都是匆匆的。也难为了明明，敢在这样的鬼地方结庐而居。起初，我们上下学的途中，常常能见到明明站在路边，笑望着我们，热情地和我们打招呼。日子一久，大家也就习惯了，也都知道他寂寞，一天里难得能找到一个说话的人。但突然间，路边就不见了他的影子，起初，我们没有在意，待我们意识到时，我们才知道他和小宝恋爱了。爱情的烈火是猛烈的，它烧毁了小宝，也烧坏了她的大学梦。一年后，小宝高考落榜回家，并不顾家人反对，执意嫁给了明明。小宝就像一个种庄稼的人，夏收时节，尽管因各种原因，没有收到麦子，却收获了足够的麦草。她收获了自己的爱情。

　　三十年的时光一晃而过。在这些年月里，我曾无数次的回归过故乡，当然，也曾多次途经明明的苗圃。他们的苗圃已蔚为大观，不但苗木多，且已成林。但我很少见到小宝和明明，也许他们在苗圃里忙着吧？听说他们为了这个苗圃，受了无数的艰难，人都比同龄人显得苍老了许多。他们的一双儿女，我倒是在路上见过，个个长得眉目如画，惹人怜爱。有了这样的儿女，不管他们今生吃过多少苦，受过多少累，我想，他们都会欣慰的。

　　是呀，人这一辈子，谁又比谁能好到哪里去呢！

凤翔哥

按理我应该叫他凤翔叔，因为他和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好像还比父亲大着几个月，但父母亲都让我喊他凤翔哥，他自己见了我，也让我这样叫他。后来，我才闹明白，这是村上的规矩，照辈分叫，老话：“人穷辈分大！”我家辈分大，我和他属于同辈，自然得这样叫他。不这样叫，就瞎了规矩，乱了辈分。而在乡间，是最讲究辈分的。

　　

　　

　　朱雪墨　水墨

　　在凤翔哥还闹不清是咋回事时，解放了，接着便是土改。因他家是赤贫，他和其他两家人分到了本村财主的一座大瓦房。他家分得了东面的一间。虽是一间，但高敞明亮，门窗带雕花，台阶是青石的，屋内青砖铺地，比他家那一间半草房好多了。凤翔哥大喜过望，和寡母笑盈盈地搬进了新居。好事还没有完，不久，凤翔哥居然被本队人选作了贫协主席。于是乎，日夜开会，组织发动群众，斗地主，搞生产，忙得活像一只陀螺，在村里村外滴溜溜乱转。凤翔哥瓦片翻身，成了队上的红人。他在驻村工作组的撮合下，还找了邻村一个姑娘做媳妇，红红火火地过起了日子。他逢人就说：“还是新社会好啊！”

　　但凤翔哥高兴的好像有点早，就在他说过此话几年后，便遇到了大跃进，接着又是三年自然灾害，村人刚刚有些油水的肚子，又迅速瘪了下去。凤翔哥也不例外，他也是饿得两眼发花，走起路来，好像地上铺了棉花，老踩不实。让他更难过的是，他的寡母由于体弱，受饿不过，在一个雨夜去世了。凤翔哥几度哭的昏死过去，最后都被村人救醒。短短数日，他就瘦的脱了形，人也变得萎靡起来，没有了先前的精神……

　　我能记得凤翔哥时已经到了1969年前后。那时我刚5岁，常到他家所在的院子去玩弹球。他家的院子和屋内一样，也是青砖满地，光洁平整，特别适合蹦弹球。加之，他还有一个女儿彩萍，和我们年龄相仿佛，也能玩到一块儿。我们蹦弹球时，时常看见凤翔哥急匆匆地穿过院子，进出家门。若是春夏秋，则戴着一顶蓝色的单布帽，那布帽也不知经过了多少年月，已褪色发白，连帽舌都是软塌塌的；若是冬天，则戴着一顶火车头式的棉皮帽，帽前是毛的，已看不出是什么兽物的毛，但颜色还能看出来，是褐色的。两片护耳的帽扇，则永远顺帽檐竖起来，但又不系着。这样，他一走路，两片帽扇就不断地上下忽闪，活像一只在天空鼓翼飞翔的老鸹。每次看到这种情景，我都禁不住想笑。那时，我们并不知道他在忙些啥，直到多年后方知晓，文革来了，他在忙着闹革命，造反，揪斗地富反坏右，搞阶级斗争。一个夏夜里，我曾亲眼看见他带着民兵小分队的人，把一个在城里工作，下夜班骑车回家，途经我们村的人拦住，又是搜查，又是盘问，后来，还把那人吊到大队部的房梁上，打了半宿。因为村里当时丢了几袋化肥，他们怀疑那人是小偷。那个工人挨打时凄厉的惨叫声，多年后，还时常在我的耳畔萦绕。那段年月，凤翔哥风光无限，连走路腰板都挺得直直的。但他好像也得罪了不少人，同队的人很少和他来往。就连我的父母亲也呵斥我，禁止我到他家的院子去蹦弹球。他的女儿彩萍也很落寞，很少有小朋友和她玩。时常，我们在街道或打谷场玩耍时，便会冷不丁地看见，彩萍孤零零地站在不远的地方，用右手食指顶着下嘴唇，呆呆地看着我们玩。

　　后来文革结束了，包产到户，凤翔哥再次成为一个正经庄稼人。村里人也渐渐原谅了他过去所做的一些荒唐事，每逢人家有婚丧嫁娶，也能见到他的影子了。那时，我已到西安上学，接着是工作，每每节假日回家碰到他，他都会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兄弟，回来咧，拿了啥好烟，给老哥尝尝？”“兄弟，啥时候吃你的喜糖，可不敢忘了你老哥呀！”我一边客气着，一边急忙给他敬上一支烟，并帮他点上。他深深地吸一口烟，半天才吐出来，连说：“好烟！好烟！”我便不失时机地又给他递上一根，他夹到耳朵上，然后笑眯眯地走了。过不久，我结婚时，他和老伴果真都来了，忙前忙后的，帮了很大的忙。事后，我还专门去了他家一趟，送了一些酒菜，以示答谢。

　　好久没有回老家了，也没有见过凤翔哥了。听说他现在迷上了打麻将，每天除了下田干点活外，都要和几个老伙计五毛一块地搓几圈，不论输赢，图的是个乐呵。他的女儿彩萍已出嫁，且已有了外孙。听说女儿很孝顺，时常来看他。人生一世，尤其是一个庄稼人，晚境能有几天滋润的日子，也就是最大的福分了。

小菊

小菊是我的一位小学同学，和我同级，但不同班，我是二班，她是一班。我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上到五年级，尽管彼此认识，但从未说过话。小菊长得很好看，圆圆的脸蛋，红是红，白是白，粉嫩的好像能弹出水来。一双大眼黑若着漆，眼睫毛一眨，仿佛会说话。尤其是那一头秀发，黑若锦缎，有时剪成齐耳短发，有时扎成两根排发辫，有时长长了，又随意的披在肩上，一任风儿抚弄，显出万种的风情。小菊很爱干净，她的衣服也是光鲜洁净的，尽管是普通的布衣。这一点，和我们不一样，我们整天混打混闹，像个泥猴似的。小菊腼腆，就连笑也是羞涩的。

　　小菊有一个形影不离的好伙伴小玲，她们俩家住在一块儿，在小峪河的南岸，那里远离村庄，离我们村子的最南头还有四里路，只有三四户人家居住。居处的东边有一条杨峪河，也就三四丈的距离，河水清浅，满河滩的白石。两岸有高杨大柳，有小树林，有青草地，还有遍地的庄稼。清晨，在鸟儿的啼叫声中，小菊睁开眼睛，到杨峪河里洗把脸，对着河水，照一照自己姣好的面容，做个鬼脸，自己笑一回，然后回家，叫上小玲，一起去村里上学。她们沿着溢满青草气息的田间小路，踩着草尖上的露水，向北一直走到小峪河边，然后，顺着用大石头堆成的列石，蹦跳着走到河的对岸，再沿着机耕路，走上二里地，便来到了位于村南的稻地江村小学。学校建在村中的关帝庙里。庙坐北面南，自成一个小院，小院里除了三间关帝庙大殿，还有两排瓦房，住着十多位老师。院中有冬青树，还有一排柏树，一棵合欢，一棵枇杷树。出小院门，便是操场，操场的南面是一座清代建成的戏楼，那是在旧年月里，每逢农闲，酬神唱戏用的。沿戏楼的两边建了几排房舍，这便是我们的教室。每天，小菊和小玲相偕着来到这里，便坐在戏楼东面的一座教室里上课。下课了，在操场上追逐、嬉戏，或做课间操。下学了，俩人又相伴着回家。日复一日，只有寒暑假，才能在田间地头，见到小菊的影子，她要么是在打猪草，要么是在拾柴。夏收秋收时节，小菊则和小玲会挎了筐篮，到地头和路上捡麦穗稻穗。捡够了一篮，然后提到生产队的打谷场上，交到队上，换点零花钱。这些钱，一学期用来买本子文具，足够了。小菊就这么快快乐乐的过着日子，从来不知道啥叫忧愁。一晃就是五年，小菊已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这一年秋天，她十六岁，上初一，终于和我分到了一个班。幸运的是，我们小学属于戴帽学校，初中三年也在这里上，可以不离村。

　　开学了，小菊和小玲依然结伴来上学。她们像一对快乐的小鸟，整天在教室里飞进飞出，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她们。尤其是小菊，由于长得好，又学习好，更得大家喜爱。我也很喜欢小菊，但只能在心里，从来不敢正面看她，就更别提和她说话了。大约是1975年的秋天吧，一连落了三天三夜的雨，小峪河水暴涨，不但冲毁了通往邻村的便桥，还冲毁了河堤，我们村南几个生产队的稻田，也被无情的洪水毁掉了很多。看到即将成熟的水稻，倒伏在稻田里，被泥沙埋掉，村里很多人都落了泪。我自然也心疼被毁坏的庄稼，但我更关心小菊和小玲。因为，自从发洪水以来，她俩已有四五天没到校了。洪水在一周后方落下，我焦急地等待着小菊小玲来上学，但到校的只有小玲，没有小菊。老师说，小菊病了。十天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小菊依然没有来上课。学校里来了警察，许多老师被叫去谈话。与此同时，村里有了风言，说小菊被人糟害了。我不知道“糟害”是啥意思，去问大人，大人们严肃地说：“小孩子家的，不好好念书，问那么多干嘛！”说完，叹一口气。我隐隐觉得，小菊遇到了不好的事。再后来，邻村一个卖肉的恶汉被法办了，听说就是他在那个秋天的一个雨夜，敲开了小菊家的门，最终糟害了小菊。据说，小菊妈是那个恶汉的相好，恶汉常给小菊家送肉吃，没想到，在那个贫穷的年月里，竟发生了这桩不幸的事儿。

　　小菊辍学了。但不久，听说她又进了校门，通过亲戚，在邻村的一所学校读书，我们都替她高兴。然而一个月后，她又回到了村庄，彻底不上学了，原来，她被糟害的事，又传到了邻村的那个学校。每每小菊在操场行走，总有师生在身后指指点点，风言风语。小菊受不了，最终含泪离校。小菊变得沉默了，没了笑容，有了戚容。她除了家里人，很少和外人来往，也很少与村里人说话，就连她昔日的同学也不例外。

　　几年后的一个秋天，小菊悄然远嫁外县一个鳏夫。那天，一天的风雨，满地的黄叶……

　　◎高亚平，西安市长安区人。作品散见《散文》《美文》《延河》《文学界》等，获中国报人散文奖、五色石文学奖等。出版散文集《爱的四季》《静对落花》《岁月深处》《谁识无弦琴》《时光背影》和长篇纪实文学《鹰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