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博

　　1948年10月，当《愤怒与神秘》由伽利玛出版社正式出版，勒内·夏尔时年四十一岁。他的生命正值壮年，而他的“诗篇时值正午”(《八月十三的流星》)。①他刚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睹了法军的惨败、政府的投降、民众的妥协、文人的苟且甚至词语的溃烂，又亲身参与了抵抗运动，化名“亚历山大上尉”，以一名游击队领袖的身份在普罗旺斯遍布岩石的干燥荒原上接收空投、隐蔽人员、发放枪械并与纳粹军警战斗。他亲历了一个交织着废墟与凝血、懦弱与背叛的时代，也同时见证了人类的勇敢与坚决。他以一种短兵相接的方式与隐藏在人性深处的善恶剧烈碰撞，并创作出独一无二的诗篇。他用诗歌为人类的生存重新确立起坚实的维度，坚定地在大地上栖居，抵御平庸与荒诞的侵袭。他对于词语的使用本身，也在不断敲打着流俗，让每一个词重新在根源处绽放光彩，进而获得了一种浸透着生命重压的极具力度的美，击中读者的心。在一个诗歌的合法性被残酷历史深刻质疑乃至其威望近乎崩解的时代，夏尔以其创作重新树立人类文明之典范，他对于诗歌意义与人类生存根基的追问也由此从具体的时空情境中生发出更具普世性的理解可能。虽然他拒绝在德占时期发表任何作品，直到法国解放后的1945年才重归文坛，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强度，在抵抗运动的零星闲暇与休憩片刻写下了《愤怒与神秘》中的大部分诗作，并在战后陆续发表，先后单行出版《唯一幸存的》(1945年)、《修普诺斯散记》(1946年)与《粉碎诗篇》(1947年)，亦即如今《愤怒与神秘》的第一、第二与第四章。后者也由此成为了勒内·夏尔十年诗歌创作的全面总结。

　　在一个诗歌的合法性被残酷历史深刻质疑乃至其威望近乎崩解的时代，夏尔以其创作重新树立人类文明之典范

　　得益于这一系列作品的问世，勒内·夏尔的诗名在法国文坛迅速变得广为人知。在此之前，虽然他曾在1930年代初参与过安德烈·布勒东与保尔·艾吕雅领导的超现实主义诗歌运动，并在团体中有所展露，②但他的名声始终局限在团体内部。而在1930年代中期主动脱离超现实主义团体之后，他回到法国南部的故乡进行独立的诗歌探索，并在1936至1938年间先后出版了三册诗集。但正如1946年法兰西学院院士安德烈·卢索所述，“在文学领域，直到1940年代他对于大众而言依然充满陌生。在十年间他仅仅刊行过一些非商业性的小册子或者数量极其有限的印刷品。”③然而仅仅一年之后，法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加埃唐·皮孔便已然可以确认，“《唯一幸存的》、《修普诺斯散记》、《粉碎诗篇》必然能够让每一个读者清晰地感觉到，在这个时代的诗歌之中，勒内·夏尔是至关重要的声音之一”④，并且把夏尔的诗作视为其心目中的“诗之未来”。伴随着《愤怒与神秘》的出版，勒内·夏尔几乎立刻成为了学界与读者眼中法兰西诗坛当时的代表，并且置身于所有抵抗诗人中第一流的位置，可谓一鸣惊人。而在中文世界，几乎每一位对夏尔诗歌有所涉猎的译者，都无一例外地选译过《愤怒与神秘》中的诗作。2018年，这部诗集终于在问世整整七十年后被完整译成汉语，令读者得以更详细地了解勒内·夏尔在多年黑暗时光中的诗歌探索，也让我们能够体察夏尔在诗集的整体构架中所蕴藏的苦心，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夏尔如何以诗歌重塑人类生存的根基。

《愤怒与神秘》的整体构架及其形式意义

何谓诗集的整体构架？随着现代抒情诗的发展，诗歌愈发呈现出单篇独行的特征，每一首诗都可以成为一个自恰的个体，拥有其专属的形式，发源于某种独一的情绪处境，也更加方便我们将其单独提取出来进行阅读和翻译。勒内·夏尔的诗作无疑具有足够的美学质量去支撑起一次相对独立的阅读体验，去展现其用词与立意的刚劲与厚重，而无须太多外部的旁证或互文。但与此同时，通过夏尔精心的编排与组织，一个更宏阔的结构从《愤怒与神秘》的诗与诗、节与节、章与章之间浮现出来，并借助这一整体构架传递出诗人暗示的信息。

　　以首章《唯一幸存的》为例，它共分为三节：《前世界》、《婚颜》与《形式分享》。如果单纯以创作时间而论，最早写下的并非首节《前世界》，而是次节《婚颜》。如果以内容论，《形式分享》更接近于诗论，表面上似乎游离于《前世界》与《婚颜》之外。法国当代学者罗尔·米歇尔便曾断言：

　　在某种意义上，《形式分享》是一部脱离情境的诗章。它在《唯一幸存的》中是一个例外，后者确认并实现了主体在历史中的介入状态。我们可以将《形式分享》看作一部意图必定独特的诗章，关于诗学，或者用夏尔的话说关于‘补充说明’。它承担了一种关于诗篇与其外部关系的反思，与对现实加以归并和变型的工作保持距离……《形式分享》与《唯一幸存的》中的元诗学并不一致。更应该强调其距离：在冲突的正中心，在一部触碰历史、‘现实’与‘世界’的诗集内部，《形式分享》是对于诗歌独立性的一次宣誓。⑤

　　把《形式分享》视为诗章中一个自成一体、相对独立的成分，米歇尔的这一论点虽非学界共识，但确有其代表性。不过在笔者看来，这一读法也同时对夏尔的整体构架进行了简化。《前世界》一节，从“人逃离窒息”(《唯一幸存的·概述》)开始，经过“现存的一切从此终结”(《黄鹂》)，到最后“自由她来了，伤口上的天鹅，通过这一行空白”(《自由》)，三十二首诗作构成了一次黑暗时光中的艰难旅程，旧的世界已经崩解，而诗人在废墟中努力寻找着出路并依稀看到了希望所在。而紧接着开始的《婚颜》，则成为抵抗黑暗后的一次呼吸和释放，一次爱的回归：“你守护一切的炼金术已然造就，/哦，爱人！”(《引领》)“一种日照的芬芳/守护着即将诞生的一切”(《引力》)。“可靠的杏仁降临在崭新的明天”(《婚颜》)。“这曾是那些可爱年华的开端/大地些微地爱过我们我还记得”(《埃瓦德涅》)……至于《形式分享》，作为诗人对这个时代中诗歌与诗人之意义的一次总体反思与回顾，给出了他在经历这一切之后所看到的诗歌真正坚实的伦理基础。“带着诗无边的展望逃向他的同类，也许有一天将成为可能。”这是《形式分享》最后一条的最后一句话。“也许”和“有一天”这些词汇似乎习惯上表达的是人的犹豫与怀疑，但在这里恰恰传递的是诗人对于“将成为可能”近乎底线的信念。整章《唯一幸存的》也正是对这一可能性的寻觅与探索。

　　诗歌在直面一切残酷的历史之后依然可能，依然有能力给出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于是夏尔才会在《形式分享》中写下：“余烬始终未到尽头”。所谓“未到尽头”，原文是“inachevé”，直译出来是“未完成”，换句话说，就是余烬始终没有完全烧尽，依然有复燃的时机。“余烬”一词并不意味着残渣和废墟，它依然保留着最后的微弱生机，这种余烬便是从根源上遭受损毁的诗，但它依然有机会被再次点燃。于是这不再是普通的诗歌之火，而是遭受焚烧后重新涌起的烈焰。试想如果诗集的顺序是《形式分享》、《婚颜》、《前世界》，意义将大不相同，对诗的反思和对爱的呼唤成为了前世界中已经消逝的部分，明天的希望在何处犹未可知。所以，不能把《形式分享》从《唯一幸存的》中间割裂开来，去片面强调其距离，而要将其视作夏尔对其诗歌实践所进行的一次反思性总结。这一对于“诗歌独立性的宣誓”，建立在对历史的创伤、处境的艰困与生命之沉沦的反抗之上，《形式分享》作为一种断片式的论诗诗，其意义才能得到充分彰显，并且清晰地回答我们，“带着诗无边的展望逃向他的同类”，如何“有一天将成为可能”。而《唯一幸存的》的整体构架所传达的意义也才能真正得到把握。

　　这一对于“诗歌独立性的宣誓”，建立在对历史的创伤、处境的艰困与生命之沉沦的反抗之上

　　第二章《修普诺斯散记》则包含了另一种整体构架。该章包含由两百三十七个片段组成的同名诗篇《修普诺斯散记》以及一首简短的散文诗《橡木玫瑰》。其中，《修普诺斯散记》来自夏尔抵抗运动期间写下的一本日记。在定稿前，夏尔销毁了原始日记，使学者再也无从考证其原貌。但这篇作品依旧保持了日记的特征，并具备着鲜明的私语性：“修普诺斯”便是夏尔在抵抗运动期间的化名之一。夏尔隐身于普罗旺斯粗粝的岩石平原之中，他既未像许多同时代的作家那样在自己的书斋中闭门不出，也不像某些作家那样远遁美洲，逃离疯狂残杀的欧陆。他始终在斗争，在反抗，与他身边的同伴一同挣扎，并为一个值得人类期待的未来而战。在历史宏大的喧嚣中，正是这些低声的私语和微小的努力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面对友与仇、爱与恨、责任与选择、危机与死亡时艰难的探索跋涉，看到了他对价值和美的追寻与坚守以及他对于世人深切的爱。作为一篇典型的碎片式作品，它绝非为艺术而艺术的形式探索，而是在抵抗运动的艰难环境中与时空深具关联的特殊写作样式。用夏尔这一时期的话说，“我写得简短。我不能再长久缺席”。因为他还要提枪战斗，他无法长久地安坐写诗。透过这些断片，我们可以看到被残酷年代肢解成碎片的时光，以及一个从本质上分崩离析的世界——“碎片的总量将我撕裂。然而酷刑屹立不倒。”碎片本身便是一种酷刑，但这一酷刑却要求诗人必须面对与经历。这两百三十七个片段，既是对这酷刑的一次呈现，更是诗人重新寻找看似缺席的统一性的一次努力。“因为理性不会怀疑，被它轻率地命名为‘缺席’的事物，始终占据着统一性中心的火炉。”如若用夏尔后来对自己诗风的描述，则可以说是“群岛般的话语”⑥，看似在海面上分散零落，却在地壳深处被共同的矿脉连为一体。《修普诺斯散记》因此可谓一部断片式史诗。在这由两百三十七个断片连成的整体中，洋溢着夏尔作为诗人的热力与忧思，他向着世界发出饱含希望的沉静呼唤，并对当下的生存保持着绝对的清醒。每一份诗意背后，都包含着生活的重重一击，蕴藏着沉重与痛苦，蕴藏着对虚无的抵制、对荒诞的愤怒和对美的执着。用诗人自己的话说，“这些笔记表明了一种人文主义的抵抗，这种人文主义对其职责意识清醒，对其德行出言谨慎，希望为其阳光的奇想保留一块难以接近的自由领地，并下定决心为此付出代价”。当他在文字中展开这种“人文主义的抵抗”并去挽救一块属于阳光之奇想的“自由领地”之时，这些断片便是他所付代价的明证。它们涉及从加入抵抗运动直至解放来临的全部时段，反复回旋着他对生死的体认与思索，并以一首美之颂做结：“在笼罩我们的黑暗中，没有一个位置属于美。所有的位置都属于美。”这最后一条断片不能出现在开篇处，因为唯有经受住历史考验的美才能真正照亮人类的天空。正如他在别处所说：“美，我在寒冰的孤独中走向与你的相遇”(《为了这一切无一改变》)。美不再是古典主义者眼中永恒而超验的绝对理念，为了真正与之相遇必须付出孤绝的努力。整篇《修普诺斯散记》正是在这“寒冰的孤独”中一次朝向美与人性的艰辛跋涉。于是在两百三十七条片段全部写完之后，夏尔以一首《橡木玫瑰》为整章收尾：“组成你姓名的一笔一画，哦美，在酷刑的荣誉名单上，迎娶阳光一平如砥的简朴，身属那拦阻天空的宏伟语句，并与这样的人结为一体，他顽强地骗过自身的命运，借助其不可遏制的对立物：希望。”这是更进一步的强调与递进，并把这铭刻在“酷刑的荣誉名单上”的美与人对命运的抗争紧紧结合为一。所以，这一章尽管看似松散，却无法被切分选译，它们必须“共同在场”⑦。

　　“在笼罩我们的黑暗中，没有一个位置属于美。所有的位置都属于美。”

　　《唯一幸存的》用其三小节的内在结构向我们传达诗歌与诗人为何依然可能；《修普诺斯散记》用其两百三十七个片段向我们证明美如何获得新生并与那些对抗命运的人结为一体；而当整部《愤怒与神秘》以一首《忠贞》(“在城市的街巷中有我的爱。无论它在碎裂的时间中走向何方……谁真正爱过它，并依然远远地把它照亮为了它不至于倒下？”)结束时，它便在向我们探问人间之爱如何得以保存。散文诗、散文化断片、无韵自由诗以及韵诗在《愤怒与神秘》中的杂糅带来了一种极大的灵活性和自由度，并被诗人以一种张弛有度的方式在整本诗集中加以排列，为阅读体验带来一种变奏。正如法国学者米歇尔·缪拉所指出的：“《唯一幸存的》与《修普诺斯散记》在《愤怒与神秘》中的结合为散文诗发展史画下了一个句号”；“这部诗集重新着手处理了散文诗，强烈地收缩了散文诗分散的各种属性，将其规定为诗歌的主要形式并将断片的权威地位笼罩其上。”⑧夏尔在这部诗集中对各类诗歌写作形式进行了最大可能的使用，而为了直面意义，夏尔在词法与句法层面进行了大量的绞合、扭曲甚至破坏，也正因如此他得以寻得一系列可堪坚守的价值，并且做出关于诗、关于美和关于人的肯定性重塑。

人性的重塑与诗篇中人的位置

在《愤怒与神秘》出版时，夏尔曾这样写道：这部诗集“是在那惨剧不可避免的挫败之波涛上，一次我们对云彩与飞鸟小小眷恋的言说”(《关于〈愤怒与神秘〉》)。这是一个诗人对人间满怀爱意的凝眸，是对这个世界深沉的爱。但正由于爱恋，他更加理解荒诞和残酷，并且爆发出最强大的力量来予以抵抗。他把诗歌理解为一次彻底崩塌之后的救赎努力，这种努力最终落实于切实可感的事物之中。例如《历史学家的茅屋》一诗：

　　殉难者的金字塔纠缠着大地。

　　十一个冬天你大约已放弃了第几种希望，放弃你炽红钢铁的呼吸，身受严酷的精神检验。彗星被瞬间杀灭，而你大约已浴血拦阻了属于你时代的夜晚。对相信的禁绝占据着这张纸页，你曾从那里获取冲劲去让自己摆脱凶兽毒刺中巨量的麻痹，摆脱它那些刽子手的争执。

　　映照海鳝的镜子！映照黄热病的镜子！敌人施舍的平庸火苗的粪水！

　　活下去，为了能在某一天更加热爱那些昔日你的双手在那过于幼小的橄榄树下仅仅轻抚过的事物。

　　“殉难者的金字塔纠缠着大地。”今天大地上已经布满了殉难者的金字塔，死亡的痕迹已然笼罩四野，互相裹挟、伤害、吞噬。对此，夏尔选择的动词是“纠缠”，这些纪念碑般矗立的金字塔并非单纯地立在大地上供人纪念，同时也对大地构成一种损害,是死亡之影的一种侵占和掠夺。第二段描写了他的战斗与创痛，放弃了希望与呼吸，甚至手中的纸页也无法再让自己相信，对于一个诗人而言这是近乎致命的处境。第三段则是夏尔满腔怒火的发泄，三个短句和三个叹号几乎把诗人的情绪激化到顶点。这时候作为结尾的第四段出现了：“活下去，为了能在某一天更加热爱那些昔日你的双手在那过于幼小的橄榄树下仅仅轻抚过的事物。”以一个如此绵长的句子作为整首诗的结尾，仿若对此前激烈情绪的一种安抚。他在对疼痛、创伤与怒火加以表达之后，他的结论是“活下去”，这就是夏尔的温柔与爱意，不是以英雄主义的姿态站在人群之巅享受众人的仰望与掌声，去自比成年橄榄树壮烈的英勇，而是悄悄地退回生命的原点，去感受那毫不起眼的瞬间。夏尔做了三次退让：“过于幼小的”、“仅仅”、“轻抚”，但他又在一件事上向前进了一步：“更加热爱”。这便是他的坚持，是他的以退为进。他避免把自己打造成一个英雄，不断地回归云彩与飞鸟亦或幼小的橄榄树这类生命中最基本的事物，回到一个人本质性的存在之中。“在这遍布灾祸的大地上，我赞叹对生命狂热的爱”(《八月十三的流星》)。这便是勒内·夏尔作为诗人的本心。

　　以一个如此绵长的句子作为整首诗的结尾，仿若对此前激烈情绪的一种安抚

　　与《历史学家的茅屋》类似，夏尔在一首向抵抗运动伙伴致敬的诗篇中写道：“我们从未消灭那极度瘦弱的燕群崇高的安逸”(《同这类人一起活着》)。“极度瘦弱的燕群”，“过于幼小的橄榄树”，在这些被损伤到近乎消亡的事物中，蕴藏着近乎无限的希望与力量，这便是为何夏尔会在诗中写下：“歌声使流亡终止。羔羊呼出的和风带回新的生命”(《青春》)。再微弱的歌声也能令人摆脱流亡的孤独，羔羊隐约的气息同样为世界带来生命的脉动，这也正夏尔对诗歌的认知。而在一首讲述自身抵抗经历的诗篇中他则会说：“在如此黑暗的斗争与如此黑暗的静待中，当恐怖蒙蔽了我的王国，我已乘丰收那带翼的雄狮高飞直抵银莲花寒冷的尖啸……不顾消失的渴望，我早已在等待中慷慨地挥洒英勇的信仰。从未放弃”(《拒不合作》)。这便是笔者在《愤怒与神秘》译后记中将勒内·夏尔称为“词语之夜乃至人性之夜的抵抗战士”的原因。夏尔在诗中写道：“我在船艏的悬杆上占据了一个无人察觉的位置，直到那映红我灰烬的花开日”(《收割草料》)。他占据了一个位置，同时无人察觉，但这个无人察觉的位置却位于船艏的悬杆亦即一艘海船劈波斩浪的最前端，去划开风雨，刺破黑夜。他以沉默的身姿身处危险的最前线，抵抗暴雨和黑暗的侵袭，“穿过子夜的窗棂，疾飞直入黑暗”(《雨燕》)，并默默心怀无比深沉而强烈的希望，“明天”，会有他的同伴带着身为人类的尊严与警醒“直立着在风中穿行”(《收割草料》)，而今天，他会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这抵抗的最前线做出他作为诗人、更是作为人的见证与努力，至死不休，甚至死去之后他的灰烬也将依然作为曾经奋勇抵抗的证据在那里停留，直至人性的曙光重新降临，方才随风飘散。他会在诗篇中反复地讲述惨剧与挫败，但他不会忘记“一种新的纯真”(《鲨鱼和海鸥》)，在“守护地平线上蜂群的友情”(《索尔格河》)。他写下这一切的目的，正是“为了那些在清晨的沉重中步履蹒跚的人”(《鲨鱼和海鸥》)。他忧心于“人类面对晨曦是一个外人”(《雅克玛与茱莉娅》)。他追问“人的缺席将要持续多久，在创造的中心奄奄一息，因为创造已把他撵走？”(《祝蛇健康》)夏尔笔下的人超越了狭隘的个人主义，朝向作为全体的人类开启，“在为亟须救援的生灵做着准备”(《日历》)。法国当代诗人伊夫·贝杰莱在为《愤怒与神秘》中译版所作序言中评论道：夏尔“借助自觉和诗意的语言成为对那些迫切需要‘重新定性’的人类之反思……他在这遍布岩石而甚少水源的自然世界中的隐匿恰恰使他直面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纳粹杀害的绝对危险并生发绝不背叛自由、尊严与警醒的尖锐警觉。在夏尔身上，这一隐匿所具备的美学正是对所有人尊严的急救”。夏尔在其诗歌中始终密切关注着“人”的生存状态，不断地从各个面向对此加以追问。而所有这一切的问题与回答，几乎都写作于抵抗运动期间一间逼仄的陋室之内，一盏孤独的灯火之下。这也使他以近乎独语的方式对自己的所见所为与所书展开深沉激烈的反思，在抵达一种近乎极致的词语密度同时，创作者、阅读者与批评者这三重身份在他这种孤绝的精神处境中完成了三位一体，并使他深刻地意识到诗歌必须与人深度结合，必须在诗歌中开凿出一条通向人的道路。正如加埃唐·皮孔所述：

　　勒内·夏尔的诗学……绝不是建立在人的某种单一维度之上，成为一种梦的诗学，或者爱的诗学，或者行动的诗学，它奠基在人类生命的中心，在全体性的枢纽处。穿过宇宙隐喻、社会抗议、对行动的呼唤以及对爱人的祈盼，是同一个图像在进行自我表达，超越并统合了以上所有这一切：一个关于“人”的坚韧图像，诗歌短促的浪涛在每个瞬间将其发现并隐匿，使其得以不断地重新裸露，这个图像颂扬着一个矗立的人，一个挺身的人，一个无约束的人，直面无耻与悲剧，通过这个世界上散布的美，承担起一个百战不败的意识对于新生活的希望。⑨

　　又如安德烈·卢索的评价：

　　一旦我们开始接触夏尔诗歌令人惊叹地纯净而严峻的形式，我们便看到其中所有的一切都被对人的要求所统摄。对于夏尔而言，定义诗歌就是去探测人本身的价值与他的命运。我很少看到还有什么文学作品能够像夏尔的作品那样与人这个它所表达的对象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这其中看到诗人把自己同化为诗篇。“在一瞬间使自己勇敢地成为诗篇的完成形式”，他这样写道。如果说夏尔对于究竟什么是诗曾经给出过许多令人惊叹的表述，他却绝不是作为一个美学家或空谈家在说话，而是作为一个人，在内心深处关注着诗歌行为对于那些有能力对其加以回应的生灵所能揭示之物。

　　“一个关于人的坚韧图像”，“探测人本身的价值与他的命运”，这正是夏尔的追求，甚至要想理解夏尔的诗歌美学也必须首先理解他对于人的关注，同时也是他以诗歌进行抵抗的终极指向。“诗篇始终与某人成婚”(《形式分享》)，他如此写道。这绝非一句看似简单清浅的箴言。在夏尔笔下，“成婚”或“联姻”不同于“融合”，因为融合将使其对象丧失独立身份，彻底消磨其个体界限，而成婚则在维持一种直接亲密的关系同时，保持相对的独立与对等，不会因此失却各自的主体意识。通过“成婚”一词，夏尔暗示诗篇在与人的互动过程中将成为他的精神伴侣，从而帮助他更深切地思考自我、认知自我而不至迷失。这里的“某人”，则同时涵盖他人与自己，作为阅读者的他人需要与诗篇成婚，作为创作者的自我也同样如此，诗篇将作为他们的伴侣帮助他们探索自我与世界。夏尔这一时期的创作便建立在这一根本性的基底之上，令其在“不断拷问其喷泉的形式与音响”(《形式分享》)之时，探寻一种“与某人成婚”的诗篇。

　　夏尔指出，“诗人是一个向外投射的生灵与一个向内扣留的生灵的共同起源”(《形式分享》)。“向内扣留”便是不断地对自我的内在天地进行挖掘与追问，而“向外投射”则是朝向自我之外的他人与世界不间断的呼唤与关照。因此他总结与反思了过往诗歌的不足与弱点，并专注思考了身处黑暗时代的诗人为何写作、如何写作的问题。正是这一点使得在《愤怒与神秘》中遍布对诗人身份与诗歌意义的重新定性。这些往往以箴言或论诗诗形式出现的定义不能被简单归纳为某种学院派的、中立客观的诗学总结或综述，而必须与夏尔本人的生存经验、创作状态加以联结。夏尔写道，“冲破创造的俭省，增强举止的血气，这是一切辉光的义务”(《唯一幸存的·概述》)。辉光的义务便是诗人的义务，夏尔提出必须以最大的强度与密度去进行创造，这一创造所依托的不是抽象的知性活动、贫瘠的词语游戏或者朝向远古神话的招魂秘术，而是当下肉身中澎湃奔涌的血流，是最大化地发掘人类内在的生命动力与能量，并且令诗歌可以“与某人成婚”，将这些能量更深广地传递出去。因此加缪盛赞夏尔的诗歌“不是学院里贫血的女神，而是我们时代的朋友、恋人与同伴”，也正是在这里夏尔完成了对于他所绝对信任的“诗歌”一词的传统内涵与预设所进行的调整，他强调，“诗歌，重新得到定性的人类内在的未来生活”(《祝蛇健康》)。诗篇就这样与生活和生命(法语中均为vie)直接联系在了一起，从当下指向未来，而人则可以借助诗的力量重新定义自我。同时，也唯有这种内涵经过调整的“诗歌”才能获得夏尔本人的绝对信任：“诞生于对责任的呼唤与对滞留的焦虑，诗篇，从它布满泥浆与星辰的矿井中升起，将近乎沉静地见证，没有任何已属于它的事物真正存在于别处，在这个由对立物组成的反叛而孤独的世界中”(《粉碎诗篇·概述》)。

　　对于勒内·夏尔而言，诗歌不再是浪漫主义围绕自我展开的无尽抒情，也不是象征主义对音节组合之神秘力量的长久追寻，更不是他本人曾经参与过的超现实主义在半睡半醒之间对无意识与梦境力量的挖掘与勘探。他强调“对责任的呼唤和对滞留的焦虑”，这一责任并非某些外在的道德要求，而是来源于诗人内在的生命意志所提出的不可回避的生存责任。诗人的职责便是不断唤醒和加强这一生命意志，然后在一个残酷的时代继续勇敢前行：“谁若会看出大地终将通向果实，没有挫败能令他动摇即使他已失去一切”(《还给他们……》)。因此夏尔的诗与诗学必然指向人的存在本身，并且立足于人如何存在与成长这一终极问题之上。在1949年阿多诺说出那句著名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之前，夏尔已然完成了对诗的重塑，他找到了黑暗与野蛮时代诗歌为何依然可能甚至绝对必要的原因。夏尔写道：“诗人不能在语言的平流层中长久逗留。他必须在新的泪水中盘绕并在自身的律令中继续前行”(《修普诺斯散记》)。不能长久逗留于词语的平流层，就是要主动进入词语的对流层，打破平流层的安逸与静止，沉入对流层激烈而生动的气旋之中，经受风雷的洗礼，与人、与世界、与历史产生更多样、更难以预料也更真实的连接。这一过程没有止境，因为“请你不要在结果之车辙上停滞不前”，“果实是盲目的。树木方能远望”(《修普诺斯散记》)。对诗人来说，他必须在这条如何对人的价值加以重塑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下去，不断地对人的存在状态提出追问。正如法国学者奥利维耶·贝兰所述：“在夏尔看来诗篇拥有一片赋予生灵的专属领地。而诗篇也与生灵相互结合……关键在于写作必须对生命本身发生作用，这生命由血液作为其最好的象征……收容正在生命中发生作用的肥沃力量，以此将其区分于在历史中被释放的贫瘠力量，这便是在特殊历史语境压力下规定给诗歌的全新任务。”唯有理解“人”在夏尔诗歌中的核心位置，理解他如何以诗歌“对生命本身发生作用”，才能迈出进入其壮阔诗歌世界的第一步。

　　“诗人不能在语言的平流层中长久逗留。他必须在新的泪水中盘绕并在自身的律令中继续前行”

　　? 文中所有勒内·夏尔诗歌引文均出自勒内·夏尔，《愤怒与神秘》，张博译，译林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下同。

　　? 1930年勒内·夏尔曾于布勒东及艾吕雅在法国南部漫游时共同创作超现实主义诗集《施工慢行》并由超现实主义出版社出版，并于1931和1934年在该出版社出版《正义之举已然熄灭》和《无主之锤》。

　　? 安德烈·卢索，《勒内·夏尔的价值》，张博译，载于《当代国际诗坛》第九辑，作家出版社2018年8月版，第108-109页。

　　? Ga?tan Picon, René Char et l’avenir de la poésie, in L’usage de la lecture, Mercure de France, 1979, p.121 初次发表于1946-1947年《Fontaine》杂志。

　　? Laure Michel, René Char: Le poème et l’histoire, Honoré Champion, 2007, pp.95-96.

　　? 《群岛般的话语》是勒内·夏尔1962年所出版诗集的书名。

　　? 《共同在场》是勒内·夏尔《无主之锤》中一首诗作的标题，并在晚年时被其选为诗歌自选集的书名。

　　? Michel Murat, De la base au sommet, René Char, in La Langue des dieux modernes, éditions classiques Garnier, 2012, pp.233-243.

　　? Ga?tan Picon, René Char et l’avenir de la poésie, in L’usage de la lecture, Mercure de France, 1979, p.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