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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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有一本集子，《艰难的爱情》(Gli amori difficili)，每篇小说都以“某某的奇遇”为题。其中，《一对夫妻的奇遇》(L'avventura di due sposi，1958)①以一种简明的对称结构写出了一对普通夫妻在生活重压下的温存。丈夫上夜班，妻子上日班，两人同时在家的时间就只有早晨和傍晚那短暂的几刻钟。把这几刻钟写好是小说家的本分，而更为重要的恐怕是要把剩余的二人独处时间写好。卡氏于此做了极其“轻逸”的处理。下了夜班正要补觉的丈夫：“在那仍存着她身体形状的温暖凹陷中，他把脸埋入她的枕头和她的香味中，睡着了”；而下了日班的妻子：“她躺在自己的那一半床上，为了寻找他的热度，她的一只脚移向她丈夫的地盘，但是每次她都会发现，自己睡觉的地方更暖和，这就说明阿尔都罗也是睡在那一半的，她于是感到一股巨大的温柔。”一对普通夫妻因工作而无法拥有共眠的权利，便从体温的“保存与传递”之中维系感情，诚可谓艰难，诚可谓爱情。

　　谈卡尔维诺这一篇，是为了谈余静如小说集《以X为原型》中的《夜班》。上夜班的“我”本以为找到了一种极适合自己的“工作—生活”方式，不曾想和家里的母亲发生了不愉快，母亲以“失眠”为由，干扰着“我”的心态，最终小说让母女在生活的深水区通过一个诗性瞬间达成了一次至少是文学意义上的和解。从文本形态上来看，卡尔维诺的作品更像是一篇具备钻石品质的当代童话，有意剔除了人物心理的复杂性，打磨掉了大多数文本该有的“多余”细节的枝枝蔓蔓；余静如的作品则层次较为复杂，大段的心理描写，特殊瞬间的诗性捕捉，甚至援引了一些惊悚悬疑笔法来刻画母女在夜间的试探与僵持不下。但是，两者更本质的区别恐怕是文本中人物的渴望，这渴望于那一对夫妻是结合，于这一对母女则是分离。前者无需赘言，后者之“冷酷”值得展开。在一天中彼此分离的时间，“我”从一份夜班工作中，“感到极大的惬意”，“就像一头误以为自己是鱼类的哺乳动物，在上岸后才发现真正适合自己的栖息地”；文本没有直接描写母亲一边的情况，但根据“她的眼底没有皱纹，也没有黑眼圈”、“她甚至闻见母亲的头发和脖颈间散发出香味，那是昂贵的洗发水、润肤露和母亲的体温结合而成的味道”这样的描述来看，母亲大抵也过得较为滋润。这篇作品试图写出，当代个体想要分离的倾向于日常生活的暗处伺机冲破血缘关系，驱使当事双方进入一段特殊状态。特殊状态里，语言都变了样子：“母亲站在她面前，头发蓬乱，眼皮和嘴角都耷拉着，这表情让母亲的嘴边突兀地多出来几道竖纹，像是被特意用炭笔描绘过一般。”这般描写让人想到奥尔巴赫在《摹仿论》中所讨论的古罗马军官兼史书作者阿米安对现实的扭曲式刻画：“明显的人性及理性的东西消失了，随处可见的是神秘、阴郁的感官性和呆板僵化的图像式-姿态式的描述。”②余静如作为现代作者，已能把这种笔法自如调用于文本的特定部位，而非使之无节制地弥散。

　　分离之实现仍有赖于作者为双方提供一个“对峙”的情节，同时也为小说作为文本打一个扎实漂亮的结。卡尔维诺运用“重复”手法写了两回床上的体温传递。余静如也类似地运用“重复”手法写了两次“对峙”。第一次是“我”早班前，在房间里一边吃早饭，一边“观看着一个出生在明星家庭的女孩发的日常生活记录”。当“我”打量着屏幕里的小女孩时，“分明看到女孩在打量她”，这种“对视”使得主人公“感到莫名的不安，孤独感促使她打开弹幕”，弹幕里“一些人肆无忌惮地谩骂着女孩，更多的人在骂女孩的父母”，从“对视”模式切换到了正常的“观看”模式，“我”方才“感觉到节目的完整”。第二次便是小说的结尾，“我”突然想要知道“母亲究竟在不在房里”，又不敢打开房门看，便趴在门上谛听，一开始听到一股被作者用诗语描写了的“风”，而后“风停止了，取而代之的是轻微的气息……它拥有自己的温度”，凭此“我”意识到母亲也在门的另一边小心翼翼地谛听。“温度”从卡尔维诺那里来到了这里，依然成为了小说中最具人性的象征，纵使母女对这“温度”的体认，大概不会引向俗套的大团圆，而是竖起一堵更为合理的便于分离的墙。两次“对视”的关系仍然值得被追问：弹幕发送者是人云亦云还是感受到了“对视”后的不安与孤独后才恶语相向？而母女之间那些隐而未发的恶语，究竟是被什么给压抑下去，进而转化成“温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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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公司的她》可以看作另一块承载更多信息量的拼图碎片，与《夜班》一起，组合出一种生存处境。母女冲突于此成为暗线与背景，主人公阿月在公司的“奇遇”被极精彩地呈现出来，是的，相比之下这是更“好看”的一篇，崎岖的情感线，办公室权力景观，多场景切换，各色食物的描写，悬疑的揭晓……上述种种的实现，有赖于主人公性格之主观能动的一面被挖掘出来，挖掘方式颇为暴力，“当母亲羞辱她时，她便还以更恶毒的词语。她砸烂了母亲最喜爱的一只瓷杯，那也是她小时候最喜欢的东西。白白净净、圆滚滚的一只瓷杯，小时候她喜欢摸着它，说那是妈妈的肚子”。《夜班》结尾那次使母女二人感受到“温度”的“对峙”，竟暗中指向了“大多数人都会屈服于更强硬的那一个”这样一个“简单的法则”，不禁让人感佩作者书写现实的魄力。这法则如一针强心剂，打进阿月的血液里，使得她在公司以颇为畸形的方式找到了一席之地。若说得更清楚一些，这确乎是一针唤起那潜藏于所有生命体内的丛林法则的加强型药剂，因此不仅使阿月获得了主动与外界互动之道，也使得整篇小说充溢着活跃的欲念与欲念之实践，文本自然也就“精彩”了。

　　《夜班》结尾那次使母女二人感受到“温度”的“对峙”，竟暗中指向了“大多数人都会屈服于更强硬的那一个”这样一个“简单的法则”，不禁让人感佩作者书写现实的魄力

　　这些欲念究其本质来说都算不上是恶的，这或许是句废话。那么从现实逻辑来看，阿月和阿伟最终都没有捞到一点好处，反而都在他人面前露出了极蠢的一面，这一情节设计就使得读者更不会认为他们的欲念有什么恶的成分了。在阿伟的真实形象被人事莉莉揭穿之后，阿月“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还在帮阿伟说话，她竟一点儿也不怨恨他”，而莉莉对此的反应是嘲笑地说：“你竟然同情他？”莉莉是个有趣的角色，“情感状况是个秘密”，如果把她简化为当代职场逻辑的代表，那么她就像监控探头一样，居高临下地看着阿月阿伟两个被欲念驱使的“生物”在一个其实是被完全掌控的狭小空间内活动。当阿伟被踢出局后，阿月才意识到他并非一个简单的新手玩家，而是一个又蠢又愿意为了欲念放手一搏的“生物”，这种欲念积聚又消散的气味让阿月感到熟悉与同情，因为他们二人的欲念虽不相同，确是共生关系。随后莉莉又说起了在小说中被提及多次的公司用人规则：“我们不喜欢聪明人，聪明人总是有小心思。”这规则曾经还被阿月用来教谕阿伟，最终却还是成为了二人的谶言。这句话看似轻巧，普适，具备一种让人不得不承认的合理性，但小说揭示了其背后令人绝望的潜台词：“我们不喜欢有欲念的人，有欲念的人总是缺心眼。”

　　除了阿月阿伟两人正面交锋的情节之外，小说中有一处对“动物”的书写值得注意。阿月的工作是收集新闻图片，转手出售得利。某夜正值澳大利亚森林大火，网上到处都是野生动物被烧死的惨照，虽然看着让人生理不适，但对于网络上倒卖照片的人们来说这是个赚钱的好机会，以至于有人打电话来说，“澳大利亚没有鳄鱼被烧死吗？那蝙蝠串在铁丝网上被活活烧死的视频，要不要？”这种强行制造新闻的行径必然是为世人所不齿的，但其背后的逻辑其实正被阿月这般新闻从业者在日常中使用。作者于此精妙地设计了一处反讽，用第三人称写道“她突然受到一些启发：当没有新闻的时候，就要制造新闻”，然而读者在前文就已经知道，她是一个教刚来的实习生阿伟把“某某路段垃圾车翻倒，撞伤遛狗路人”改为“感动！金毛犬垃圾车下勇救主人”的老练新闻从业者。这“后觉的启发”让阿月想到可以假装自己被困货梯从而试探阿伟的“真心”，而从后文可知，这一次试探客观上使得二人更加深陷于泥淖之中。无辜的动物在自然之火中丧生，其惨象被人类轻巧地四处传递，榨取利益，而被欲念驱使着的人类却不从中吸取教训，看不见危险的“职场之火”，反而以此为法，主动把自己变成新闻投送给他人，此间有作者的大悲悯。

　　此篇最后，阿月的泪水暂时洗褪了欲念，开始思考一些有关自身存在的价值问题。“她只能坚信这无数个夜晚是有价值的，对她来说，是至高无上的价值。她打败了一个又一个竞争者，但此刻，她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些什么，她也意识到，和她相似的那许许多多的人仍在错过什么”。这种审视自身，并把自身与无数的他人关联起来的时刻，应当就是作者在前言中所说的“‘反思’，正是希望所在。也许‘英雄’就在我们之中，总有一天他会爬起来。而审视自己的困境，正是他走出的第一步”。读者应当感谢作者，并不止于将这篇小说收束为一场酣畅淋漓的欲念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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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X为原型》显然是集子里最特殊的一篇。当其余作品大多可以被卡尔维诺式的“某某的奇遇”来概括时，该篇以其自身的复杂性进行着抵抗。“一个想要自杀者的奇遇”是不恰当的，因为这根本不是一个描述特定人物之“奇遇”的行动型文本，而是由“我”与X两人共同撑起的谈论型文本。

　　某种程度上，《以X为原型》与鲁迅的《祝福》颇可互参。同样是从外地回乡的“我”，都遇到了思考着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的熟人。“我”应当有能力也有义务去回答他们的疑问，帮助他们恢复精神世界的秩序，结果却是“我”的精神世界受到了或隐或显的冲击。祥林嫂看似是主动提问，但当她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灵魂的”时，其实是把自己放在极弱势的位置，期盼“我”来强势主导她的精神世界；X则并非一个提问者，而是一个“自称”的行动者，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他将要自杀的消息，这使得“我被无形之手赋予了一个任务——阻止X去死”，似乎“我”为强势主动一方，最终却发现“我的劝说显得那样愚蠢可笑。我感到劳累不堪”并不得不“释放出那个原本的自我”。祥林嫂因自身遭遇以及现世固有的价值体系之不可动摇而感到深深不安，生怕死后继续遭难，本质上是认同世间的价值体系的；X也谈价值，却持否定态度，强势地认为世间绝大部分人都毫无价值，包括他自己，所以去死是一件理所应当的事。在《祝福》里，祥林嫂总体上是一个被观察的客体，一个飘荡在鲁镇的过去与现在的游魂，只在与“我”相遇时来到了小说真正的前景；而在《以X为原型》中，X不仅一直通过与“我”交谈来控制小说的走向，还深深地嵌入了“我”的过往生活之中，引发了“我”的自我认同危机。如果说《祝福》中的“我”在实际状况(勉强地保住)与文本叙述两个层面上都保住了自己的启蒙者身份的话，《以X为原型》中的“我”则在两个层面上都遭遇了滑铁卢，以至于被X不无嘲弄地问道，“随便聊聊不是挺好的吗？”

　　“我”作为启蒙者的溃败原因大致有二。其一，X的生活方式与所作所为由于被其“无价值论”所统摄，所以在各个现实层面都呈现出一种纷乱的样态，难以通过一套完整的话语加以把握。在听说X曾打骂过自己的母亲之后，“我”想到“在我所不能看到的那一部分生活中，X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紧接着，作者让“我”想到了X以往的一段文字：“他清楚地发现，自己可不是能够坚持清醒、保持独立的那种人，而是为他所不齿的，能像水一样汇入任何容器里的人。”韦伯认为在价值多元如诸神相争的时代，个体需要保持清明的理性。假设X的这一番自我剖白值得信赖，那么其所谓的“无价值论”便很可能是一个年轻人无法招架“多元价值”(小说以回忆的方式叙述了不少X的此类经历)后所做出的或激愤或绝望的一种选择。“水”的比喻于此非常贴切地写出了X的心理状况与自我认知(所以X或许的确有写作天赋)，而自身精神状况都疑窦重重的启蒙者“我”，几乎不可能胜任将“水”重新整合为“人”这一任务。其二，与祥林嫂绝然不同，X是一个自我启蒙者，甚至是所谓的“过度自我启蒙者”。小说中出现了大量书籍，以及泛文本式的媒介，例如绘画、摇滚乐队等。这些“文本”在X与我之间互相推荐，传递，构成了一个个小平台，成为价值与思想的对决场所。而这类对决从功利角度来看，几乎是无用的，因为它天然地把“劝诫-接受”这类对话模式摒弃了。通常来说，在这类对决中，更坚决、更偏颇，更快速提出自己观点的人会占得上风；更理性，更包容，更徐缓于表达的那一方则更容易受对方影响，因为再偏颇的观点，再无逻辑的推理，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都有其可取与动人之处。当两人讨论许立志的诗集时，“我”从作品本身出发，谈及某些文学缺憾，X激动地回应“他没有时间学习！他没有机会学习！他整天都在工厂里！”，当“我”试图进一步反驳之后，X便用许立志的“自杀”这一事实，彻底将“我”击垮，甚至开始反问，“你有没有想过，假如你没有念过书，没考上大学，你现在会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在一个具体的交谈环境下，大概没人能招架得住一个宣称将要自杀的年轻人激动地谈论一位业已自杀的诗人。小说没有具体说明在这些对决后X有何感受，而是将重心放在“我”在经历对决后所受到的心灵震荡上。很显然，这是一场场面自由，实则无用的启蒙运动。

　　小说的结尾收束，却又和《狂人日记》发生了关联。自伊藤虎丸始，已有不少学者持续阐释“狂人的候补”。粗浅说来，主要讨论点即狂人痊愈后的候补，究竟是该被批判(失望)？还是该被祝福(称赞)？在《以X为原型》中，如果姑且把X看作是另一个狂人，他的候补是被“我”在结尾的一段独白中揭露的：“慢慢地，我便把X这件事情忘记了。幸运的是，之后很多年，我都没有听见什么坏消息。我有时候想起来，会庆幸X果然没有去死。”然而，小说出人意表之处在于，“我”在自己的杂物中，找到了“一些并不属于我的东西”：“几个厚厚的笔记本——里面尽是歪歪扭扭的字；一幅画——画面上的女人低垂着眼帘。”前文中提到，X第一次宣称要自杀时，打算留给我“我”一幅从某摇滚歌手处买来的画，根据作者的描述，两幅画高度相似。更奇妙的是，“我将那幅画翻过来。‘送给X’，上面写着，看不出是谁的笔迹”。“我”两次“不认”自己的东西和笔迹，表明“我”在很久之前，也曾经历过一次“痊愈”，并在自我认同上完全剔除了那个“狂人版”自我。两幅高度相似的画作为两人发狂之证物，这种莫名但又实则有理的重复(小说中数次写到“我”对这幅画的似曾相识感)所呈现出来的“遗传性质”依旧让人想到《狂人日记》中狂人对“吃人”的家族追溯。鲁迅笔下的狂人饱尝被吃的死亡恐惧，经历了一系列反省与自我辩驳之后，获得了某种可能的“痊愈”，从文本逻辑上来看，其“痊愈”与“候补”之间留有大片可供阐释的空白；余静如笔下共有两位陷入过“自杀之狂”的狂人，但小说着重讲述了一位业已“痊愈”并往某地“候补”的狂人，是如何回乡帮助另一位正在发狂之人，并最终通过这一行为获得了对自我往昔之狂的再认识。简单来说，余静如以令人信服的方式续写了《狂人日记》，并且别出心裁地提供了一种解开“痊愈-候补”之谜的方案，即让一个旧狂人去直面一个新狂人，看看“狂人相惜”能否接续上破产了的“启蒙运动”，拯救“狂人之链”上那最新的一环。值得欣慰的是，小说给出的答案是积极的，也就是说活下去是正确的，“痊愈-候补”是勇气与希望的体现。

　　用鲁迅的两篇杰作来讨论这篇小说，首先是因为那些确实存在的亲缘性与相似点，而这亲缘与相似所勾联出来的问题也是那么永恒的新鲜。其次，使用这种比较式阅读，也的确是想借鲁迅作品的分量来间接地赞叹《以X为原型》的品质，同时留待更多人来解读本篇中那些溢出前人经典所框定范围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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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共收录小说八篇，以上讨论的三篇，大致体现了作者该阶段创作的开合度，划定了这批作品的范围。《夜班》为典型的以二人私密关系为书写对象的以小见大之作，与之类似的有表现年轻夫妻关系的《去云南》；《404的客人》和《岛上故事》都追索着日常生活中的例外状况，并征用了略带恐怖悬疑色彩的笔调，将例外状态中的人与事作模糊深邃处理；《好学生》中回乡非典型学生与旧时老师的互相辩难，已为《以X为原型》做了精彩的预热。首篇《平庸之地》较为特殊，以主人公想象中的“它”为线索，描写“它”的出现与消失，快速勾勒出主人公的一生。或许是因为叙述策略与市面上一些强调所谓“想象力”的作品略微撞车，这篇元小说作为独立的作品放在该集子里有些黯淡，然而，如果视之为前言《谬误的生活如何过得正确》的延展以及全书其他篇什的背景，那么该篇也极为可读。

　　这篇前言值得被再次提及。如果接受“前言能够较大程度地反应作者的创作心态”这一判断的话，那么这篇极诚极朴极用力的前言应当展现出了余静如对自己这一阶段创作的理解。这一组创作，真实地摒弃了市面上随处可见的创作者的自恋，对所谓小说技巧的畸形使用，或许还可以再加上无目的感伤情绪。能够做到这一摒弃，或许并不是因为作者就比他人更具有某种抽象的写作能力或写作道德，而是因为她真切地意识到了“如何把谬误的生活过得正确”这一问题的重要与紧迫。“失败青年”作为文学形象，在“80后”、“90后”的创作中是颇为常见的，或许不少作家会将笔墨用在塑造一个所谓的鲜明、典型、集众多失败于一身的人物。然而如果“失败”真的成为了这个时代最值得书写的话题，那么它一定已经弥漫于天地之中，无需再由作者来刻意“塑造”了。此时作者更应该做的，或许是从四周找到自己真正了解，亦有深切痛感的对象与现象，并“坦然面对自己的内心”，说出那些在现实中与人交谈时“不得不隐藏的……自己的真实观念和想法”，以此为根基来进行具有普遍性的书写，给读者提供反思的契机。

　　《以X为原型》中两人曾讨论“我”的近期小说创作。X认为“我”选择去书写那些“都市里的成年人——一成不变的生活、贫瘠的内心、庸常却无法摆脱的困境”是“不真诚”的，并最终问道“你为什么没有写那篇小说？……以我为原型的那一篇”。于此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召唤：小说中的人物主动要求作者的替身“我”对其进行书写。一般而言，以某某为原型，也就意味着作者需要在此基础上发挥想象力，构建一个比原型更典型的文学形象。但是余静如并没有这样做，她没有用新的典型形象来遮掩原型，而是坦然托出这一原型并深入之，探讨这个原型为何会对作者发出要求被书写的召唤。这是作者对笔下人物负责的体现，也是对自己的写作负责的体现，因为正如这篇小说结尾所提示的那样，当你真正深入他者时，最终抵达的是那个被隐藏起来的自己。

　　本文至此，似乎还没有集中讨论过作者在本书中所操持的语言，这并不仅仅是畏难。余静如大抵不是一位希望用所谓语言特色来彰显自我的作者，故其语言既不属于现有语言光谱中的特定一段，也不希望跳脱出这一光谱。吴冠中曾在绘画领域提出过“笔墨等于零”的著名观点，引起众多争辩。其意大抵是，脱离一件具体作品来谈笔墨是毫无意义的。同样的逻辑似乎也可以用来说明小说中的语言问题。当下文学批评中不少对具体作者的“语言”的评价，其实是将所谓的语言与作品割裂开的，这一方面是因为评论者的松弛，另一方面也因考虑到不少作者的作品有主动引导读者去孤立地对待其语言的倾向。余静如的小说语言在绝大部分时候，如明确清晰的小路，将读者径直引向文本内部的角角落落，这样的状态，或许堪堪能接近孔子所谓的“辞达”吧。

　　? 伊塔洛·卡尔维诺：《短篇小说集(上)》，马小漠译，译林出版社，2012，第455页。

　　? 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新建、高艳婷译，商务印书馆，2018，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