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德培

　　历史研究的范围在过去几十年之中是戏剧性地大大增加了，不仅是就进行研究的集体和个人而论，而且是就历史学家感兴趣的题材和问题而论。那些题材往往涉及生活观念的各个方面，需要有各种新的学术战略；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类新战略就把新的着重点放在解释有意义的关系上，当这类关系服从于非个人的分析范畴时，就丧失了其定性的方面。在这里，就走进了想象和移情，但这类想象正如纳塔利·戴维斯所强调的，乃是被“过去的声音”所引导的。对科学的合理性采取批判的态度，已经导致某些历史学家否认历史学和小说之间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

　　——[德]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 《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

　　写了几十年小说的叶兆言，在完成了其一度宣称为最后的长篇《刻骨铭心》之后突然转向，投入《南京传》的写作中。在“后记”中，作者描述了转向的状态：“没想到创作《南京传》状态会那么好，有段时间，每天工作将近十个小时，结束时天旋地转，仿佛云中雾里。真是很疯狂，作为一个写作者，一个上了岁数的老同志，能够这样，实在太美妙。”作者又自我定性道：“这部书稿的写作过程，无疑是一次对历史的穿越，一次最奇妙的旅行，但愿它也能给读者带来同样的乐趣。依照古人为前朝写传惯例，《南京传》截止在1949年。”什么意思呢？小说家转向历史学家？好像也没有明说。不管怎样，换了一副笔墨的叶兆言为叙事赢得了新的生机，为南京这座城市立传，从虚构移位历史，从人文漫步地理，以叙事丈量历史时间。叶兆言的跨界书写带来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文学的边界并非有着不可逾越的红线。何况当今还十分流行着第三种说法，即非虚构写作。

一

我更愿意把《南京传》看作有关一座城市的历史叙事。历史学家讲述以人为表演者的真实事件，历史是一种真实的小说，历史也是记忆的女儿。人们出生、吃喝，然后死亡，但是唯有历史能够让我们知道他们的战争、他们的帝国；他们是残忍和琐碎的，既不是绝对的善，也非绝对的恶。不过，历史告诉我们，在某个特定的时代，他们在获取财富之后是否宁愿更喜欢无尽的利益，而不是退隐，以及他们如何感知或者划分色彩。历史在形式上是叙事的，因为叙事是一种为了使内涵变得可理解、有意义，以便把连续的时间之流操控在其手中的行为；但是，历史知识所必需的各种叙事结构，并不像朴素的事实那样，任凭事实发落。叙事在历史编纂学中非常重要，不只是因为它通过事件予以情节化来解释它们，而是因为它对我们那最深层的渴望，即欣慰地生活在一个有序的世界里有吸引力。通过以一种情节化形式来重新呈现历史实在，并因之与价值与权力的相对分布建立起一种道德联系。

　　自上世纪中叶后，结构主义、人类学、叙事主义、新历史主义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浪潮，强调“讲故事”的基础，鼓励思考历史领域中长期被压抑的“文学性”问题，不断探索历史与虚构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难怪柯托伊斯和多克尔评述道：“历史有着一种双重性格：它既分享了文学形式的世界，同时又是一种寻求获得历史真理的严格知识实践。这种双重性格……也许还是历史狡计的秘密所在，即历史乃是一门发明性的、自我改造的学科。”①历史与虚构之间是一种充满活力且令人困扰的关系。历史学家坚持认为他们写作的不是虚构，因为他们必须维系可利用的历史资料的保真度。所谓历史资料，即那些我们以文献、图像、回忆、故事、仪式、实物、景观和录音录像等形式承袭下来过去之残余物。同时，他有时候又颇为羡慕虚构作家们能够去相信且也许可以重构过去的种种情感及私密性方面，而历史学家发现很难在档案中复原这些方面。

　　历史和虚拟叙事可一同被视作整个故事流传的一部分和记忆的文化制品，它们朴素增补、模仿、强化，但也彼此背离和对抗。他们经常彼此拆台、干仗，但也不时地伸出援手，经常喝同一口井水。正因为如此，才经常会有历史学家跨界经营，写出他们向往的小说，也有小说家同样转型写一下历史型的叙事作品。叶兆言无疑属于后者。写《南京传》的好处在于打消了其已写完最后一部长篇的念头，“历史”伸出了援手，提供了助力，焕发了重写小说的生机。于是，我们迎来了眼下的《仪凤之门》。

二

有一种说法，认为对于历史小说家，历史是用来居住，不是用来考察的。此言前半句非常形象，它说明了小说是如何借助历史时段来框定小说的时空结构。南京是座古城，它也是座江边的城市。新近入住江边高楼的作者，每每望见长江突然由西转向了南拐一个弯而去，“晨雾里的长江一点点清晰起来，江边的行人来来回回，叶兆言在这种重复的景象里想到了历史，逝者如斯，历史像江水一样瞬息而过，又似曾相识”。虽然作者坚持认为“虚构与非虚构遵循完全不同的规则”，但也不得不承认，在写作《仪凤之门》时“心里是有历史的”。例如：“小说里有一个关键的时间是1907年。当时不只是革命党人要推翻清朝，所有的人都在想世界要变了”；又如，之所以选择写南京城从晚清到民国政府成立这段历史，那是因为，“《仪凤之门》里的这段历史和时间之前是没有写到的”。“我想写一个过去历史中的现代化故事。”②于是，昔日南京城真实有过的，像长江边上的破屋、驴子巷、大马路、安乐居素菜馆，均成了小说中的场景，而历史上真实存在如晚清时代几乎所有的重要人物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等，还有像刘鸿生、韩国均、芥川龙之介等也都成了小说中的过客和道具。

　　写《南京传》的好处在于打消了其已写完最后一部长篇的念头，“历史”伸出了援手，提供了助力，焕发了重写小说的生机

　　历史有时是象征结构，扩展了的隐喻，它把所叙述的事件同我们在我们的文学和文化中已经熟悉的模式串联起来。这个隐喻并不是“想象”它所要形容的事物，它只是提供与事物有关的一系列形象的方向。它的作用是象征，而不是符号，即它既不形容也不图解它所表达的事物，从而左右我们对其所表述事物的感觉。就像经历一系列战争的烧杀抢掠，这座城市剩下的只是堆积的瓦砾、残存的废墟、破败的城墙和不多的人口。“你走到一段城墙面前，会有一种沧桑感，仿佛行走在历史中间”。虚构想象则另有使命，小说写作让我们深入时间的腹地，将过去变成一种存在方式。存在是一日三餐，是情感欲望情绪感觉，包括糊里糊涂、懵懵懂懂，是不能融化为思想的血肉之躯。无论如何，是感觉而不是思想构建了我们与现实之间最主要的关联。现代小说之所以更为自由，不仅在于更具诗意，而且也在于更忠于生活的感受。

　　所以，当“离仪凤门不远的棺材铺门口，一架老式手摇唱机，反反复复正播放一段京剧老生唱腔”时，隐喻变成了叙事表演；当热闹的下关码头，“在来来往往混乱的人群中，杨逵一眼看到了匆匆赶来的仪菊。也就在这时候，匆匆赶来的仪菊，也看到了拉着空黄包车准备拉客的杨逵。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匆忙混乱的人流中，他们相互看到了对方，一眼就看中了对方”。这一对上眼让小说拉开了叙事的大幕。叙事者偏离了“历史”，加重语气评述道：“这是命中注定的缘分，仿佛是天意，冥冥之中早就安排好了。”命运不仅拥有很多伪装，而且纵容许多人的异想天开，杨逵和原本有着天壤之别的仪菊对上了眼，便为改变人生的旅途打开了方便之门。包括那后来成为他妻子的芷歆，一切不可能的东西在现代化的重锤之下被砸碎了，那坚固的门户之见在财富的洗牌之下也变得烟消云散了。

三

杨逵无疑是《仪凤之门》的主角，这位寄人篱下的黄包车夫、江湖小混混，一路折腾、奋力攀爬，几经战乱和权力更迭，伴随着机缘巧合与贵人相助，最终成为下关地区的首富，一个和城市现代进程、地区繁荣休戚相关的举足轻重的人物。用飞黄腾达来形容其经商人生也不为过。书中介绍，“杨逵六岁时开始读私塾，在民众补习学塾上课，也算是识了字，能读点书。他父亲是城南一家绸铺伙计，杨家在曾祖父那辈还是很有钱，既是读书人，也是做官的。遇到了太平天国这一场劫难，杨家房子也烧了，钱也没了，人还死了好几口，从此败落下来”。杨逵的家世连接着《仪凤之门》的前史：祖先家族的败落使其出生便一贫如洗，只能孤身一人在姑妈家，当一个黄包车夫，和冯亦雄、水根“三个人在一起玩久了，多少有点桃园三结义的意思”。他们一有机会便随手捞拿别人的东西到西瓜摊阿二处“销赃”，阿二的西瓜摊可不是可有可无之处，它是杨逵日后发达的起源之地。他们还羡慕人称“江边一霸”的炳哥，能吆五喝六向其他黄包车夫征收人头费。人力车夫这一半苦力一半游荡闲逛者的职业，使得杨逵一伙有了熟悉地形并有机会和各色人等打交道的机会，而年青不安分且渴望改变自身地位的欲望又增加了他们混迹江湖的诸多可能。重要的是社会变化和历史机缘给了他们机会。一方面是“随着开埠通商，南京城的衣食住行，完全融入了现代元素。舍旧而从新，正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另一方面满清王朝分崩离析、摇摇欲坠，而人心思变，革命趋势不可阻挡。

　　对小说而言，重要的是人物的生活日常和现实感。就拿势利为例：低层的生活，使他们处处被人瞧不起，被势利眼所围困。就像作为车行业主的姑妈那整日的唠叨之声；地痞一霸炳哥的敲诈，以及各种主雇的白眼，包括杨逵一眼相中的“贵族”小姐芷歆。势利无所不在，就是黄包车夫也有自身的势利。势利是一种地位上的骄傲态度，而不是职业上的骄傲，并且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态度，它会引发这样的问题：“我属于这个阶层吗？我真的属于这个阶层吗？他也属于这个阶层吗？”势利所具备的主要情感包括忐忑不安、自我惭愧、自我防备，这就让人觉得，人类并不是真实的，但可以通过某种方法获得现实感。难怪特里林一再强调：小说的典型作用就在于记录势利行为所发生的幻想，并试图洞察隐藏在所有虚伪表象之下的事实，而所有的小说都是基于这种想法之下的。

　　因战乱而家道破落跌入底层，自己又从一个黄包车夫误打误撞进入革命党阵营。辛亥革命后几经政权更迭，“城头变幻大王旗”，最终见证了下关地区的兴盛，参与了该地区凡公路、码头、铁路、商业娱乐区的新建，见证了从无到有的繁荣景象。个人则走出了旧有的势利圈，成为整个区域屈指可数的商业领袖。当然，人类社会的势利圈无处不在，旧的去了新的也会产生，这也是为什么杨逵最后被省长用小轿车无比荣耀地请去商讨建设事宜，最终因拿不出钱来只能自己坐着当年的黄包车回家的缘故。杨逵的人生起伏和一个时代、一座城市、一个地区事实上的发展和欺骗性幻象是分不开的。这里，机制性协商和社会能量的交换场景，现代性和传统势力的冲突，残余文化和新兴势力之间的博弈，文化与价值之间的烟雾和镜子，战争与革命的纠结，神圣与世俗间的互动都在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动中投下了自己的赌注，同时也为一个人的欲望和野心的抵达提供了助力。叶兆言曾经表明，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追求在于揭示出共同的人性，而欲望的驱动便是其不可或缺的因素。

　　人类并不是真实的，但可以通过某种方法获得现实感。难怪特里林一再强调：小说的典型作用就在于记录势利行为所发生的幻想，并试图洞察隐藏在所有虚伪表象之下的事实，而所有的小说都是基于这种想法之下的

　　杨逵的形象很自然会让人联想到《红与黑》中的于连。一个飞黄腾达，一个平步青云；一个街头平民，一个是外省人。他们的发迹都与新旧制度交替有关，他们的情感轨迹也与“贵族”阶层有关，他们的人生也与欲望驱动息息相关。从不同的视角出发，他们也都是乱世中的英雄人物。欲望说到底是被假设的不满足的力量，正是它给心灵的变形机制供给燃料。欲望似乎假装一种顺其自然的东西，它对无限深渊的愤怒模仿，与那把知识的和统治的快乐包围在性快乐之中的东西秘密共谋，永远向前探索着对某种别的东西的欲望，所有这些都是欲望之谜。

　　这也让我想起勒内·基拉尔著名的《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其中就谈到《红与黑》。基拉尔的东西要读懂也不难，难的是理解和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满世界都在谈，但具体到文学批评中的运用则少之又少。何况，基拉尔那套双重束缚、三角欲望、摹仿欲望、中介化欲望要真正理解确实不易。不过，基拉尔关于司汤达的一些论述倒很值得我们思考：比如，当文学史家认为司汤达的思想大多来自他人时，勒内·基拉尔却旗帜鲜明地指出：“斯丹达尔(司汤达)决定不再抄袭他人思想。”“他个人的思想存在于小说之中，而且仅仅存在于小说中……”重要的是，司汤达发现自己处于好几个世界的交汇点，司汤达的小说不是别的，就是实验室的缩影，“他让即使在现代社会也是彼此孤立的不同因素，在实验室里会合”③。之所以在此引证这些评语，是因为我认为这些话用来评价叶兆言的小说也同样适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问世四十年后，基拉尔在为新版所写的序言中，用更为明白通畅的语言阐释了其关于欲望的理论，他写道：“与由本能来决定客体的食欲或需求不同，欲望没有预先确定的客体。这种自由正是它的人性所在。人身上有一种存在的不足，每个人都会隐隐感觉到。因此从孩提时代起，我们就强烈地渴望，但不一定是带着深思熟虑去渴望。我们听任大多数人的意见引导。我们还常常摹仿一个我们崇拜并希望自己与他相像的人。我们于是努力征服这个模式的存在，总之要成为他，但也依然是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努力获取所渴望的存在中似乎最根本的东西，它们主导激情的客体，我赋予这种激情一种近乎圣事般的价值。”④基拉尔始终坚持人类学家的探索，所以除了个别词句外，这段话依然可看作对于连、杨逵们的阐释。

　　基拉尔的东西要读懂也不难，难的是理解和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满世界都在谈，但具体到文学批评中的运用则少之又少

四

在克拉考尔看来，城市引起的种种梦想便具体化为偶然的邂逅、古怪的重叠和难以置信的偶合等等画面记录。自从在码头上杨逵和仪菊对上眼之后，一系列偶然的故事便发生了，一连串匪夷所思的冲突也就接踵而来。首先是仪菊的家族：从小随外交官父亲赴欧的仪菊，一身时髦打扮，作风新派，思想开明，是南京新建的毕西女校校长，同时也是金陵关税务司的实际负责人史蒂文斯的家庭秘书，而她快三十岁才嫁的人——南洋水师学堂的教习彭锦裳——则是最早的光复会成员，老资格的革命党人。但是，仪菊在码头上接到的哥哥振槐，“虽为同父同母兄妹，成长路径完全不一样。振槐依然走老一辈人的读书之路，读私塾、读四书五经，参加科举，有了些功名之后，再等朝廷放缺，弄个小官做做。”“振槐下放到四川一个小县城，当了八年县太爷，捞了些银子，没干出一件像样的政绩。”如今为摆脱女儿芷歆的婚约举家回南京老家。表面上兄妹团聚，实则是拉了新旧两股势力的家族争斗。加上小说第二章多个节段所描绘潘美仁离川赴南京寻找所谓未婚妻的插曲，不仅借内陆人之眼浏览了南京城的地理风貌，也为小说叙述平添了不少喜剧色彩和讽喻之声。基拉尔在评说于连的平步青云之时，指出其仰仗德·拉莫尔先生，而于连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新制度下，还留存着真正“旧制度”的东西，并分析了野心、虚荣、欲望和嫉妒是如何成为这部小说的关键词。所谓贵人相助而改变命运则是小说叙事的惯用伎俩。杨逵略有不同，其命运的改变倚仗的则是革命党人，尽管这些偶遇有着误打误撞的成分。先是仪菊，后是彭锦裳、张海涛等。杨逵的贵人们如同革命般地前赴后继，作用各有不同：穿针引线、甜蜜的教育、牺牲献祭、后台运作各献身手。他们牵挂着时代大风云，同时也诱发了杨逵的商业天赋，将杨逵从有可能滑入到江湖匪类的深渊之中拯救了出来。这一点，我们从“三兄弟”最终分手，各奔前程的结局中即可看出。

　　《仪凤之门》假设了诸多如果：如果没有杨逵在码头与仪菊对上的那一眼，如果杨逵和凤仙顺利地完成他们本应有的婚姻，如果没有芷歆的出现、没有杨逵对芷歆的爱慕，如果没有水根对炳哥下毒手；如果没有南昌起义，没有下关地区的开埠和发展，如果没有战争，没有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没有现代性的开启，没有新旧对立……所有的如果中充斥着偶然与必然、历史与虚假、主体与客体。可是我们一旦开始阅读这部小说，一切如果皆已枉然。在黑格尔看来，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就是对人类主体的自我理解与实际社会历史地位体现在人类实践中的意图与由它们启动的进程之间的分裂。我们的目的被它们的作用超越，我们也许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行动于黑暗之中，理解总是事过之后。如保罗·利科说过的，“我们正等待着绝对过去的确定性附加在偶然事件之上”，并且将“未来的不确定‘看作’仿佛是新生事物一般”。我们总是被扔在情欲张开的动力与死亡之向的接力之间。不过，如果被一种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感染的疾病所打垮，这岂不比老死更加可悲？

五

与祖先不断败落的情境相反，在人生不断攀爬的过程中，杨逵是上升者、是幸运儿。从潘美仁那里得来的几块大洋，最后成了杨逵他们开创事业的起点；自水根杀人案被张海涛侦破后，稀里糊涂中，货栈成了革命党人的据点，十八岁的杨逵也成了革命党人。本是局外之人，却无意成了南京起义的成员，而“通过安葬彭锦裳，杨逵身上的管理才能，所拥有的经商头脑，充分显示出来”。“短短几年时间，杨逵完全变了一个人，变得不太认识自己了。”自从张海涛下决心投入政坛，几经波折一次又一次成为杨逵的靠山，“杨逵往前走的每一步，都能踩到正确的节拍上，一步一个台阶”。“事业上的成功，让他成了下关的无冕之王。”鼎盛时期的“杨逵早就习惯了周围人对他的注视，习惯了大家知道他是谁”。“在财富的江湖上，一直处于没有对手的独孤求败状态。整个下关地区，很长一段时间，他如果是第二，没有人敢称第一”。杨逵的成功，关乎开埠带来的发展、关乎着城市的繁荣，也是现代性需要自己关于命运的宏大叙事，正如它塑造自己的神话而不考虑先前神话的敌意一样。当机遇或某些其他必然性与曾经促使它们在现实真实秩序中产生的必然性相矛盾，并在它们身上保留或重新发现了神话轮廓时，往昔、生命、梦幻一路裹挟着错位的意象与形式，这一切萦绕在作者的心头，然而小说家在这些可以说是因历史的温暖而从冰川脱落的浮冰中随意沉浮。他把这些散落的冰川收集起来，并在一路漂流中重新使用，同时大概意识到它们源自某个结构，当自己被一个不同于承载他们的浪头席卷而去时，这些浮冰就越发珍贵。小说不仅因为神话枯竭而生，而且也只是不遗余力的结构追求，总是滞后于得到最密切关注的某个已被遗忘的秘密的发展过程，未从内或外将其重新发现。对小说而言，有些真实可记的人物、事件、细节并不见得那么坚如磐石，有着稳定的结构，而有些并不那么靠谱的传说、流言、道听途说则有着稳固的密不可宣的结构，它会在虚构王国的大道反复驰骋，永不消失。它希望通过巨大的迂回之路将人类推向永恒的归宿。

　　杨逵得到了芷歆，终于如愿以偿完成娶妻生子的梦想，原本不可能之事不但成了可能，而且也使得旧贵族出身，高出杨逵许多阶梯的芷歆放下了身段，反成了杨逵的附庸。这种旧制度的颠覆依然包括了旧制度的残余，还包括着那不可救药、腐朽缠身的老丈人的转变。而杨逵和仪菊的情事可就微妙复杂得多了，这一诞生于密室中的情欲无疑是一次乱伦的僭越、激情的恐惧和自我吞食的愉悦。一向行文谨慎内敛的作者，这下受到了什么蛊惑，试图冒险尝试些什么？或者讲述此等越界之举只是为了隐喻财富的无所顾忌和疯狂。特里·伊格尔顿在其《论牺牲》一书中分析：“乱伦是人类特有的畸形形态，而将那些被作为他者对待的东西视为亲密无间之物——这一俄狄浦斯所遭遇的情形最终会导致你成为自身的陌生人，消除了作为本真自我之条件的异在性。正因为如此，我们自身来说就完全成为谜，我们存在的核心处承担着一个可怖的真实……”他继续判断说，“由于含混不清和一概而论都是爱欲的本性，所以它完全无视等级、性别或种族的分异，而由乱伦所代表的反常又是任何一种充分有效运转的象征性秩序所依据的根本可能性所在，因此它就像一个特定的怪物被安置在城邦最核心的地方。各个社会角色都能够准确无误地组合在一起，其条件就在于它们总是能够错置。他必须承认，在错综复杂的大他者之网或社会无意识之中，没有人确切地说他们的行为或自我就是属于他自己的。而这一情境有一个古老的名字，叫命运”⑤。

　　命运是我们塑造而非我们忍受的东西。命运不仅具有很多伪装，而且还拥有一切时间和地点。命运与线性的时间休戚与共；命运的寓言，让时间绕来绕去，在非常古老与非常新鲜的事物之间创造奇异、崭新的星丛。所以当仪菊悄悄地住进教会创办的医院，偷偷地生下了她和杨逵的小孩，这个“孽障”从今以后便在清修村的孤儿院长大。杨逵暂时了却了一桩心事，以后呢？那些旧故事新故事所津津乐道的罪与罚，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小说所交代的，“失去芷歆的杨逵，变得十分消沉，再也没有继续向上的动力”。“而随着摊子越来越大，面子工程越来越多，盛名之下注定其实难副。早在北伐军进南京之前，杨逵负债经营，经常做赔本交易。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他的生意继续走下坡路”。杨逵已风光不再，而那曾经的棺材铺老板朱老七则不动声色地成了下关地区首富，真可谓风水轮流转，你方唱罢我登台。生活中的人们从来不知道，生活之流在哪里终结，在没有被满足的地方，一切皆有可能。然而正是奇迹夺走了心灵所迷惑人的，由闪光的瞬间和含混的氛围所织成的面纱；心灵被重新绘以冷酷无情的轮廓，在奇迹面前呈现出赤裸裸的本质性。性格，从伟大悲剧之创作的意义来讲，指一个面对自身遭遇的方式，一系列后果将因他特有的言行而发生。命运是降临到一个人头上的所有之物的总和，不论是他特有言行的结果，还是偶然抑或某种超验力量的指令。环境意味着作为个体的人在怎样的物质和社会下生存，尤其是在那些致他幸福或不幸，似乎制约他性格和命运的条件下生存。现世不过像一件披在身上的“斗篷”，随时可以扔掉，命运却注定将这只“斗篷”变成一只铁的牢笼。康德曾说，“有人告诉鸽子空气有阻力，于是鸽子认为它在真空中可以飞得更快”。如果我们在认知上犯鸽子的错误，那还不如棺材铺门口那老式的手摇唱机，不断重放那段京剧老生唱腔呢。

　　命运是我们塑造而非我们忍受的东西。命运不仅具有很多伪装，而且还拥有一切时间和地点

六

《仪凤之门》除了刻画上述几个重要人物之外，还涉足了这一历史阶段各个阶层、不同阵营的众多人物。凡底层车夫、三教九流、地痞流氓、团伙帮会；凡官员、军阀、省长、满清晚期的遗老遗少，最早的光复会成员、年轻的共产主义研究小组成员、反清义士老资格的革命党；大清政府的外交官、留学归国人员，还有下关开埠时期各洋行经理，一直到税务司的官员都一一呈现。历史提供了舞台，而虚构的笔墨则赋予人物以血肉之躯和日常细节。小说家的技艺在于借助历史的区间给各式人等做着借尸还魂的工作，虽然有时我们做不了尽善尽美的游戏，只是对目标过早的簇拥。精心布局会将一切推在月光下，灌注着迷失的感觉，伴随着无可置疑的内在关联的确立，结局同时出现。结局根本不是结局，因为它终结了非现实，这结局引诱非实在的感受，而解决也并非解决，它们被导入结论，为的是将不存在的东西逼落存在。杨逵是否感到自己身处新旧变化的时代，自我与世界之间的脐带被扯断，在现代性的冲击下，传统联系的解散、异化和破碎化的到来？真是不好回答。就像勤于思考时局的《民权报》的主笔汤新岸觉得，“像杨逵这样有身份的地方人士，像他这样的社会精英，对于时局，应该表明自己的态度，应该要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而“杨逵觉得汤新岸的想法有些可笑，太书呆子气了，时局怎么发展，他一个生意场上的人，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天下是人家的，手上拿着枪杆子，谁还会真正听别人的意见，谁还会真正在乎南京老百姓的意愿”。

　　其实写作，就是摇撼世界的意义，对其提出间接的质疑，作者则通过最后的悬置，放弃回答。而答案，我们每个人都能给出一个，这带来回答的历史、回答的语言和回答的自由；但也正如历史那样，语言和自由在无止境地改变，人们对作家的回答也是无止境的，人们永远无法停止回答那没有任何答案的写作，意义总是在流走，而问题则长存。“也许，这就解释了文学可以有一种超历史的存在：这个存在是一种功能性系统，它有一项(作品)是固定的，而其他项(消费作品的世界和时间)则是变化的。但为了让游戏玩下去，为了让我们今天还能够重新谈论拉辛，必须遵循某些规则”，罗兰·巴特在《论拉辛》一书的前言中这样说道。他讲的规则我们没有必要一一重复，但他强调“影射与断言、言说作品之沉默与聆听之人的言说，这就是文学在世界和历史中无尽的气息”⑥的说辞，却是我们要记取的。

　　还是回到欲望，欲望对我们来说可不是答案而是溯源性的问题。拉康认为，愿望是人有意识追寻的东西，而欲望则是无意识发生的。愿望可能通过幻想得到满足，而欲望却永远不可能得到满足。此等区分过于经纬分明，似乎只是为了强调某些意思而设定的。弗洛伊德就没那么坚定了，在他对于俄狄浦斯的迷恋中可以看出两个不同版本的弗洛伊德，一个版本是自信满满的，夏洛克·福尔摩斯式的弗洛伊德，他认为自己可以揭示出关于无意识的所有秘密。这样的弗洛伊德听起来就像是俄狄浦斯那样，对于他寻找的东西是很有把握的。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俄狄浦斯是搞错了的。另一个弗洛伊德则认识到知识总是有偏颇的，而且也是服从于诸多的盲点，他明白我们无法使我们的情绪依恋分离于我们对有关世界的知识——关于我们自身，根本不存在这是一种绝对客观的见解。

　　如果说杨逵和芷歆的故事是贯穿整部小说的红线的话，那么连接他们故事的年画则是红线中的红线。王宝钏和薛平贵的传说尽管家喻户晓，但杨逵和芷歆的婚姻绝不是现代翻版。时代不同了，故事和传说也迥然有别了。但不管怎么说，细节、物件、时间的巧合等因素还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是芷歆非常喜欢的一个故事，因为芷歆喜欢，杨逵也开始熟悉这个故事，并且跟着一起喜欢。一转眼，杨逵与芷歆相识，满打满算也有了十八年。十八年前，杨逵是个拉黄包车的小男孩，那时候，芷歆是个高高在上的小公主。夫妻的缘分显然前世就注定了，在当时，杨逵没想到有一天，自己梦想成真，会娶芷歆为妻，芷歆也做梦都不会想到，她会公主下嫁，嫁给了前途无量的杨逵”。两个方向不同的梦想超越，殊途同归于因现代发展的童话世界中。这无疑是对古老传说的一次戏仿，是一次接受美学的误读。难怪其在经历再一次接受时，传到女儿小琪的耳中，便会产生了一连串的不明白。我想，此等接受的再次传递还不知会陡增多少奇思怪想呢。值得提醒的是，在杨逵和芷歆的关系史上，究竟有多少是愿望，又有多少是欲望；有多少是不切实际的梦幻，又有多少是存在的现实必然；有多少是人为努力，又有多少是不可违的宿命？恐怕不是回答一个选择题所能解决的。

七

还是看看基拉尔对欲望的看法，“基拉尔既不采用心理学的方法，也不想站在道德的高度来评判欲望，他把欲望看作一种文化存在、一种文化现象，因而把欲望放在哲学与人类文化学的范畴来讨论。他的基本观点是，欲望并不是一种主动、本能、自然的产物，虽然‘自然天成’符合许多人的个性体验，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觉。一个人对某人或某物产生欲望，是因为他者的作用，这个他者成为欲望者与欲望对象之间的中介，所以欲望实际上是对他者的模拟，是被中介化了的”⑦。

　　刚才我们讨论年画《红鬃烈马》的古老传奇在接受美学上的辩驳时，重在强调差异、变异和代沟。这是基拉尔所无法苟同的。在一篇“当代小说中的爱与自爱”的论文中，他毫不客气地指出：“许多当代小说家与他笔下的主人公秉持同样的信念，相信所谓最高原则，即个体间的‘差异’。年轻人中间，没有谁认为自己的‘独一无二’妨碍他与同样独一无二的伙伴和谐相处。然而明摆着的是，每个人其实都是依照别人复制的。倘使情人不和，那恰是因为他们抱着同样的幻想，以为有一个既定的神性。现代情色表现了一种对于同一的痴迷，而这同一却被想象为根本的差异。对立根本不是差异形成的。它既是绝对的，又是虚妄的：这是物与影之间的对立，二者相同又相反，好比镜子内外之相。另一方面，社会学家则认为，性有相互混淆的倾向，同性恋苦恼就是这种说不清的麻烦的极端形式。”⑧实际上我们都明白，在差异性和复制性之间，在个别性和同一性之间，并不存在黑白分明的两个世界。要知道在艺术史上关于阐释所需要信息上的分歧，在关于形式主义和语境之间的摆动支配了整个20世纪，同样也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特征。这场争论和分歧影响了几代人最终还是无果。这也让我想起了弗朗哥·莫雷蒂的一些理论趣事。弗朗哥·莫雷蒂2000年发表在《新左派评论》杂志上的《世界文学猜想》一文可谓语惊四座，其关于反对文本细读的“远读”一说引发了一连串的讨论，以至2013年出的书也题为《远读》。在这篇文章的最后一节“树、浪和文化史”中，作者写道：“现在，树和浪都是隐喻——除此之外，它们完全没有共同点。树描述从一致性到多样性的发展过程。就像一棵树有很多分枝一样，印欧语系中派生出了许多不同的语言。浪正好相反，它揭示的是一致性怎样吞没最初的多样性——好莱坞电影赢得了一个又一个市场(英语吞并了一个又一个语言)。树需要地理上的中断(为了彼此各奔东西，语言必须在空间上隔开，就像不同的动物种类要分别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浪讨厌屏障，其发展壮大得益于地域的连贯性(从浪的角度来看，符合其理想的世界是一个池塘)。民族国家依附于树和枝；浪类似于市场。树和浪这两个隐喻之间毫无共同点，而它们都在发生作用。文化史用树和浪组成……世界文化史摇摆于两种机制，其产物就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合成物……文化史的产物总是合成物，但到底哪种机制起着主导作用呢？树还是浪？我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这场论争。”⑨

　　回到小说，在差异和复制之间真要选择的话，我猜想作者应更倾向于后者。如同杨逵在下关地区复制的那个小上海，那“大名鼎鼎的大马路，还有二马路和三马路”，加上韵琪记，“杨逵不仅在下关地区再造了一个四马路，还盖了四层楼高的阅江楼，完成了据传是当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山上盖楼的愿望”。这也涉及到我最后想要说的，《仪凤之门》竭力书写南京在这个历史阶段的人文地理和现代化进程。作者不惜笔墨、大费周折、精心布局，或浓墨或轻描，或直接介绍或借用他人视角，重现过去的时光，恢复聆听过去的声音。比如借助潘美仁离川赴南京寻找芷歆之际的视角，“在秦淮河上坐了画舫，参观废弃的江南贡院，到清凉山喝茶，还去看了破败的明孝陵”；比如，“1911年的中秋之夜，张海涛约了杨逵和冯亦雄，一起登上了仪凤门城楼赏月”。张海涛借机会给他们讲历史掌故、讲岳飞的故事，灌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思想，又比如借着转做煤炭和洋油生意之际，介绍了南京居民近百年来从烧禾为主缓慢转烧煤的发展史；又比如借杨逵去上海做生意之际，从南京和上海的比较中介绍了南京的风俗习惯、地理特征和经商思维。

　　最为重要的是，伴随着杨逵的人生改变、经商发达而来的下关地区的发展变化。就像叙述杨逵如常的拉黄包车生活来说，“与往昔相比，生活好像也没太大变化，真回过头来仔细琢磨，会突然发现一切都在改变，破烂不堪的下关，正在日新月异。也就短短几年，黄包车生意更难做了……一方面，黄包车越来越多，生意越来越难做；另一方面，一家有官方背景的‘成泰马车公司’，生意越做越大，把大部分客人都抢走了”。可以说，整部小说都在为下关地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荒芜到繁荣付诸笔墨。从这个意义上说，《仪凤之门》是一部南京下关地区的开埠史，也是南京城从满清晚期到民国建都的现代化史。一般而言，现代性总是和早期蓬勃发展的城市中社会生活的经验相联系，现代性同时也被视为深藏于城市深处的混乱经验，它使我们仿佛身处一种充满希望的环境，这种充满了冒险、能力、愉悦和变化；现代性也意味着一种时间，一种“此前”和“此后”的断裂。恰如伯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和所是的一切。杨逵便是深陷其中的一个典型，他与下关地区的发展休戚相关，同进并不共退，当杨逵走向衰败，完成其宿命的周期时，地区与城市依然有着自己的步伐。杨逵在自己的成功中仿佛找到了自己的声音，但这种声音无法摆脱制度、知识和历史力量的强大影响。与此相反：这些在快乐和痛苦中感受到的力量，帮助个人的声音产生了共鸣，并把个人推向了无法预料的方向。可以断定的是，就是那最终取代杨逵的朱老七也不例外。

　　《仪凤之门》是一部南京下关地区的开埠史，也是南京城从满清晚期到民国建都的现代化史。一般而言，现代性总是和早期蓬勃发展的城市中社会生活的经验相联系，现代性同时也被视为深藏于城市深处的混乱经验，它使我们仿佛身处一种充满希望的环境

　　叶兆言写过很多小说，关于南京城的各个历史片段都有所涉及，算是一种无心插柳吧。回过头来检索一下，独缺满清晚期至民国建都这一段，现在《仪凤之门》也算是补漏了，调皮点的说法，算是走了个后门。听说，作者以后还要补上1949年后的南京传，也对，历史时间总是绵延不绝，而其中的人物呢，无论虚构与否，总是匆匆的过客。

　　期待叶兆言下一部作品问世。

　　? [加]南希·帕特纳、 [英]萨拉·富特主编，余伟、何立民译，《史学理论手册》，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9页。

　　? 此段中带引号的话均出自澎湃新闻，2022.11.23，记者钱雪儿，专访《叶兆言：抱着自己的历史观，在长江边上写作》。

　　? [法]勒内·基拉尔著，罗芃译，《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三联书店，2001年，第127页。

　　? [法]勒内·基拉尔著，罗芃译，《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三联书店，2001年，第4、5页。

　　? [英]特里·伊格尔顿著，林云柯译，《论牺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39、240页。

　　? [法]罗兰·巴尔特著，汤明洁译，《论拉辛》，西北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页。

　　? [法]勒内·基拉尔著，罗芃译，《欲望几何学》译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页。

　　? [法]勒内·基拉尔著，罗芃译，《欲望几何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47页。

　　? 弗朗哥·莫雷蒂文，《世界文学猜想》，载《后马克思主义读本——文学批评》，张永清、马元龙主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54、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