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冲

　　现代性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矛盾体。始于西欧的现代化进程早已扩展至全球，影响着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人类生活的诸方面。现代人作为现代化的客体和主体，一方面享受着物质层面的进步成果，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承受其负面影响。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尚未完成的工程。近年来，西方现代性研究在国内得到了广泛译介，阿多诺、本雅明、哈贝马斯等法兰克福学派批评家和以福柯、德里达、德勒兹为代表的法国左派思想家对于我国读者而言早已不再陌生，新千年以来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性研究译丛”则引进了包括利奥塔、伯曼、鲍曼、卡林内斯库、贡巴尼翁等一众现当代名家的代表作。与此同时，学界也不乏带着中国本土意识的独立研究，如刘小枫的《现代性理论绪论》、周宪的《审美现代性批判》、汪民安的《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等，汉学家艾恺的《持续焦虑》因其东方视角也可归入此类。这些学者或以二元对比揭示现代之于前现代的特性，或通过辩证法解析现代性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或从非西方社会的立场丰富现代性的内涵，或用动态发展的眼光考察现代与后现代的承继关系。可以说，国内译研相长的图谱已从宏观上勾勒出了百年来现代性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基本覆盖了国际前沿理论和当下关注的焦点。总体框架已成，但各领域的比重仍存偏颇。就国别而言，德语世界作为现代性研究的重要一环，在国内学界受到的关注度远不及美英法等国，这一点从上述“现代性研究译丛”的构成就不难看出；就时期而言，相比19世纪末这一现代意识的萌芽期，人们似乎更青睐20世纪以来高歌猛进的“经典”现代主义，这在盖伊《现代主义》勾勒的艺术谱系中就有体现；就角度而言，宏观的社会文化叙事多于具体的文学文本细读，比如休斯克在《世纪末的维也纳》中以自由主义的兴衰考察早期现代主义，而文学仅被视为政治的反映一笔带过。

　　德奥世纪末文学在国内现代主义研究中的这一边缘地位亟待改变。李双志所著《弗洛伊德的躺椅和尼采的天空：德奥世纪末的美学景观》(下称《世纪末》)或可成为这一改变的开端。该书以细致的理论谱系梳理和丰富的文本材料分析第一次为国内读者系统全面地呈现了此前或多或少处于英法现代主义文学遮蔽之下的德奥世纪末美学。作者在导论部分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德语世界在19世纪末的美学现代化之路乃是一条“特殊道路”，它既继承了波德莱尔、于斯曼和王尔德等先驱者颓废-唯美视阈下的激进和反叛，又因其自身的历史语境而显出文化保守和自我反思的一面。

　　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延续和拓展了作者在柏林自由大学的博士论文《纳克索斯式青春》的研究课题和行文逻辑，将宏观的理论建构与微观的文本分析并举，提纲挈领之余不乏条分缕析。虽然研究策略不同，出版时间相隔多年，但日耳曼学科班出身的李双志还是秉承了一贯的学术写作范式。第一部分通过扎实的文献梳理总结出德语世纪末文学既是欧洲现代派文学的分支，又以其民族个性扩展和丰富了整个西方的现代文艺思潮。在第二部分，这一共性和殊相的宏观视角在具体的作品解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和演绎，同一主题在不同作家笔下产生了回响和变奏。但在另一方面，毕竟两书的写作语言有别，读者群体各异，德语学术专著里回环复杂的长句和缜密严谨的推导摇身变成了《世纪末》中洋洋洒洒、如水银泻地一般的行文运笔，关注的主题也由单一的“自恋少年”扩展至整个时期错综复杂的思想总谱。绮丽的文风与作为写作对象的“华丽世纪末”相映成趣，哪怕非专业的读者也能获得畅快的阅读体验。本书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备，下面这段作为书名题解的文字即是佐证：“德奥的世纪末，在这一片迷离动人的景致中就代表了对反叛的反叛，由忧思推忧思的更深层次。这里有尼采的天空，以生命哲学的寥廓清冷，照见颓废艺术的画地自囚。这里有弗洛伊德的躺椅，以精神分析的犀利敏锐，洞悉情欲与社会之间的纠葛牵动。这里有诗人的感喟，发梦中痴语，又传人间思慕。这里有小说家的描画，描没落之象，而寄嘲讽之识。这里有剧作家的营造，演欲望的起灭，也显幻象的立破。那飞扬动魄的激进美学能量，……向外冲击着现代性的桎梏，但也向内反作用于自身而显出审美自省。世纪之末，德奥意蕴，岂止华丽！”

　　绮丽的文风与作为写作对象的“华丽世纪末”相映成趣，哪怕非专业的读者也能获得畅快的阅读体验

　　李双志笔下的“德奥世纪末”实为“审美现代性”的代名词。审美的词源为感知，即人的主观体验，是现代的一半，另一半是客观世界的大变革。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世纪转折”时期是德语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见证了政治上奥匈帝国的二元改组和德意志帝国的成立，以及经济上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而来的繁荣时期，史称“奠基时代”。双面神雅努斯常被用来作为这个时代的隐喻，一面看向(即将)到来的20世纪，一面回望(刚刚)过去的19世纪，未来的憧憬与末世想象并存。这对张力源于现代的两面性：一方面是独尊理性带来的世俗进程、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体现为政治层面的国家主义、经济层面的资本主义以及社会层面的布尔乔亚生活观；另一方面则是这些转变带来的副作用，如社群层面宗教礼俗的瓦解和个人层面的虚无主义，后者是德奥世纪末一代作家现代性批评和反思的诱因。现代的本质在于革故鼎新，因而德语世界也用新时代(Neuzeit)来指称古代和中世纪之后人类的第三个时期，其源头与欧洲历史上的三件大事息息相关，即经济上的大航海时代、思想层面的文艺复兴以及信仰领域的宗教改革。哈贝马斯所谓从1500年至今“未完成的现代性工程”的关键早已不是“古今之争”——这场争论以现代的全面胜利而告终，现代人的厚古薄今至多是一种为逃避现实而进行的乌托邦式回溯——而是这一革新进程中出现的内在冲突。正如学者周宪所言，物质层面的进步与精神层面对此的批判不是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紧张关系，而是现代性本身所固有的内部张力。这对内在冲突在韦伯眼中表现为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矛盾，卡林内斯库视之为审美现代性与社会现代化之间的并立，马尔库斯则干脆号召以“否定性思维”和“大拒绝”对抗发达工业社会的“单向度”。相对于早早完成工业革命和政治转型的英法而言，德奥两国作为后起之秀扮演的是接受者和批判者的双重角色。现代理念作为英法的发明对于日耳曼诸邦而言是一个舶来品，在内化过程中，必然带着本土文化的应激乃至排异反应，现代固有的两面性因而也显得更为割裂：1800年前后，这对紧张关系表现为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阻击，而在1900年前后，人们又把它包装成德意志文化与西欧文明的对抗。正如冲突普遍存在于历史之中，现代也是一个相对概念。李双志将“美脱离宗教道德等社会规制”走向独立视为审美现代性的开端。在此之前，美依附于世俗或宗教的权力，在那之后，美虽然在名义上秉持“为艺术而艺术”的中立姿态，实际上却变成了它曾经依附对象的批判者乃至反叛者。在德语世界，美的这种角色转换发生于19世纪末。

　　反叛和反思交相显发，是贯穿《世纪末》全书的红线。本书的作者认为，德奥世纪末不仅延续了英法现代派文学离经叛道的姿态，同时又有着鲜明的本土特色，它以尼采的生命哲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为内在思想基础，以维也纳、柏林和慕尼黑等大都会为外部文化空间，在复写叛逆美学的同时又显出对它的疏离、反讽以至躬身自省。在例证过程中，作者一方面聚焦该时期德语文学中的颓废和情欲这两大反叛主题，另一方面又视作家笔下的死亡为审美幻境的破灭，点出这场美学运动道尽途穷的宿命和自我反思乃至自我毁灭的特质。具体而言，豪普特曼的自然主义戏剧《日出之前》呈现了病理和社会意义上的双重退化；安德里安的“自恋之书”《认知的花园》以修养小说的叙事程式反修养小说的发展理念；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则勾勒了生命活力衰退与精神旨趣升华这对相反相成的线索，在道出颓废要义的同时已然融合了尼采式的颓废批判。颓废的多重叙述一步步从揭露社会问题走向反省颓废本身，批判者不再把自己放在批判对象之外进行貌似中立客观的分析，而是将自己视为颓废的患者一并作省察和剖析。批判者的自我批判，反思者的自我反思，这是尼采留给德奥世纪末的伟大遗产。

　　反叛和反思交相显发，是贯穿《世纪末》全书的红线

　　本书视尼采为年轻一代作家的引路人，引导他们用“生命的透镜看艺术”，而弗洛伊德则是他们的同路人。人类的非理性和无意识不仅是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同时也是文学写作的时髦主题，它们是奇幻的梦境、敏感的神经和逆常的情爱。李双志认为，现代文明对个体的规训集中体现在后者被压抑的情欲，而欲望在冲破压迫和寻求满足过程中势必会呈现出各类“伤风败俗”的逆常类型，如花花公子、放荡妖女、自恋或同性恋者等，它们实为宏大单一叙事下被污名化的多元形态。对于逆常的书写，本身就是一种少数派发起的美学抗争。用德语写作的波兰裔作家硕布施瓦夫斯基继承了英法颓废文学中的另类感官描写，将性欲视为生命的本能，并创造性地将柏拉图笔下雌雄同体的神话符码转写为由分裂复归太一的美学想象。“丑闻作家”魏德金德和施尼茨勒则以冷峻和嘲讽的手法揭露了社会道德对于性的虚伪态度和由此产生的对于人性的压制：无论是《青春的觉醒》中因性压抑而酿成的“儿童悲剧”，还是《露露》中被道貌岸然的男性妖魔化的女性诱惑者，又或者是《轮舞》中冲破一切等级制度和伦理道德的性本能。女作家雷文特罗则在《从保罗到佩德罗》中以“现代女唐璜”的自传式口吻颠覆了传统情爱中的男女关系，书写了一个女性支配自己身体、主导自己欲望的自由神话。不过，对于《世纪末》的作者而言，雷文特罗的女性写作终究只是停留于纸面上的文学想象，她在“反抗男权的精神制约”的同时，也在无意识地“迎合男性的理想投射”。

　　雷文特罗的女性写作终究只是停留于纸面上的文学想象，她在“反抗男权的精神制约”的同时，也在无意识地“迎合男性的理想投射”

　　颓废叙述和情欲书写在英法主导的现代主义运动中就被视为批判市民社会、反抗传统伦常的标志性手段，作为“迟来者”的德奥世纪末作家在继承了这种美学抗争的同时，也显出犹疑暧昧、欲迎还拒和自我否定的特点。相比英法两国，德奥的现代派思潮似乎是不彻底的，充满了顾虑，也不乏悖论。用本书作者的话来说，他们做着“颓废之梦”却患着“生活之病”，因而也更显出自反性和思辨性。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霍夫曼斯塔尔和托马斯·曼。在少年老成的维也纳诗人笔下，颓废和欲望不再具有冲破现代文明枷锁、解放生命本能的魔力，反而变成了一种新的禁锢。自治的艺术将生活驱逐出了自己的绝对领域，美变成了唯美者的囚笼。“唯美主义的死胡同”的尽头是死亡，时而促成濒死者的幡然醒悟，时而表现为生活对颓废者的报复。托马斯·曼则在其艺术家小说中探讨艺术与生活的不可兼得。在《死于威尼斯》中，年迈的文学大师召唤出美、欲望与死亡来激发自己的创造力，最终却如歌德笔下的魔法师学徒一般被自己召唤出来的唯美幻境所反噬，成为不伦之恋和无法满足的爱欲的祭品。唯美主义者因自己的颓废和爱欲而死亡，这是德奥现代派作家的自嘲和反思，也是世纪末美学的华丽挽歌。

　　全书以“德语国家的世纪末，关乎美，不止于美，延续反叛，超越了反叛，号为终结，实为过渡，预示了开端”作结，当这一代年轻的德语作家还未完全走出世纪末的自我困境之时，就已经不得不直面伴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人类困境了。从狂放不羁到疲惫不堪，从对抗世界到反思自我，这种世纪末的内在割裂感在李双志笔下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呈现，似乎也暗示了这条德意志“特殊道路”在20世纪的坎坷走向：奥地利的土崩瓦解与艰难重生、德国的“零时刻”以及随之而来的分裂和统一——德语国家的历史在自我否定中不断进行着自我更新。而在此之前，这片中欧大地上也从来不缺类似的特殊事件，无论是16世纪反教会的宗教改革，还是18世纪反启蒙的浪漫主义运动，其主角无不兼具狂热的反叛者和深沉的反思者这双重身份。

　　如果将现代文明带来的器质层面的社会进步看作正题，那么肇始于英法的审美现代性就是它在文化层面的反题，而德语世界由反叛他者到反思自我的转变则仿佛是一种建立合题的尝试。德奥世纪末的作家在将现代社会视为敌人的同时，意识到自己也是现代性的产儿，文明与文化、物质繁荣与精神危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当他者与自我的对立开始变得模糊时，反叛到反思的过渡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与康德不同，在现代主义者眼中，美的无功利性是一个伪命题。“为艺术而艺术”只是将美从前现代的依附状态下解放出来的一个反叛式口号，是带着鲜明的目的性的。无论是反叛还是反思，艺术无法也不应绕开生活，这是德奥世纪末美学给我们的启示。

　　当然，《世纪末》一书也有着不足或偏颇之处。在笔者看来，一方面，作者聚焦颓废和情欲这两个引自英法现代主义的主题，易给人造成德奥现代派缺乏自身问题意识的错觉；另一方面，本书似乎只强调了现代派从英法到德奥的单线发展，并未提及德奥对英法的反向输出；最后，一些代表性的德语作家，如早期的里尔克、黑塞和亨利希·曼等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而格奥尔格在本书中仅以附属章节的形式出现，与这位“唯美原教旨主义者”在德语世纪末文学中的地位不太相称。和现代化在器质领域的线性发展不同，审美现代性应是一种动态的网状结构，在时间维度上有进步和倒退，在空间维度上有输入与输出。所谓“特殊道路”者，不光是拿来主义，更体现在德语世界有着根植于自身文化土壤的危机意识和源自浪漫派传统的(类)宗教或曰形而上的冲动。语言危机和神秘主义无疑是被本书忽视的两大重要议题。早在索绪尔1916年提出能指与所指之前，霍夫曼斯塔尔就已经在《一封信》中将这种语言的音义两分解读为形神割裂，由此引出对概念语言和书写文化的批判，并致力于从图像和身体中探索新的言说形式，这也是他后期告别以“不可救药的自我”为特征的世纪末走向舞台所投射的“世界剧场”的基础。格奥尔格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以孤高出世的姿态将语言进一步符号化乃至神秘化，主张“将词语从日常生活中撕扯出来，提升至熠熠生辉的幻境之中”。只为少数人理解的诗人语言是他后期创立的艺术宗教的根基。他的诗学始于外国文学的翻译，终于向德国古典-浪漫传统的回归。通过《恶之花》的翻译，格奥尔格找到了自己的诗歌语言，通过《神曲》的翻译明确了先知诗人的自我意识；在席勒那里，他发现了世纪末的唯美主义与古典的审美教育这两者的结合点，而经由浪漫派和荷尔德林，他预言了基于德意志父国神话的“新王国”，并将此作为对抗现代性危机的艺术救赎之道。除了格奥尔格，在霍夫曼斯塔尔和托马斯·曼等人身上，我们同样可以观察到德语文学史上的两个黄金时期，即1900年前后的文学现代派与1800年前后的浪漫-古典传统的呼应与传承关系。这一德国思想史内部的映射关系，是《世纪末》一书所欠缺的。此外，从西欧现代主义的大框架来看，我们可以梳理出德国浪漫派影响西欧现代派的线索(比如浪漫派-爱伦·坡-波德莱尔这一路径)，这些印象主义诸流派传入德国后在1910年前后又被本土的表现主义所取代，而正是德国的表现主义拉开了以先锋艺术为代表的经典现代主义的大幕。不过，无论是德语文学史1800年与1900年的百年呼应还是欧洲现代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大叙事，都已经远远超出了本书世纪末的框架。

　　语言危机和神秘主义无疑是被本书忽视的两大重要议题

　　“世纪之末，文学未终”，通过这本专著，李双志无疑为我们考察现代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世纪末》作为国内该领域研究的先行者，必定会在学术史上得到它应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