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运用双手的体力劳动，以及熟练完成一项任务这一劳动的本意中，即便拥有完美的社会公正，也无法抹去其中难以撼动的奴役因素。劳动受必然性而非合目的性的支配，这决定了劳动的奴役属性。人们劳动是出于必要，而非以善为目的。因劳动而疲惫不堪的人会说：“必须要赚出生活费。”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努力劳动是因为除了当下所有之外一无所有。而如果不努力，则此刻拥有的也将失去。
然而，在人的自然天性中，使人努力的能量源泉唯有渴望。人并不会渴望已拥有的东西。渴望是朝向某个目标移动的方向性，是移动的出发点。运动必然指向当下立足点之外的某处。无论是否移动了，一旦马上又回到出发点，则如笼中松鼠，牢里的犯人，只能原地打转。一直原地打转，会让人恶心呕吐。
恶心、疲倦、厌恶的状态，常常能在劳动者身上看到。若在非人的条件下劳作，更是如此。这种状态，甚至会侵蚀他们身上的第一等之物。
存在于当下，并非人类的目的。无论真实还是虚伪，这不过是一切善的支撑。善被寄予置身当下的状态中。若存在的状态与善剥离，则这种状态不但与善无关，还可能成为恶。这一刻，存在的状态取代了不在场的善，自身成了唯一的目的、唯一被渴望的对象。灵魂的渴望于是与被剥离出的赤裸裸的恶结合。这一刻的灵魂陷入恐怖。
这种恐怖，就是暴力欲致命的那一瞬间。这一恐怖的瞬间，是过去在胜利者的剑下，从求饶者的整个生命中延伸而出的恐怖。捡回的生命，以奴隶状态作为交换，整日除了不被杀抑或不被鞭打之外别无所求，且须为此付出努力。除了存在于当下，他们已无法追求任何善。古人说：“一旦人沦为奴隶，就失去了一半灵魂。”
除了存在于当下，他们已无法追求任何善。古人说：“一旦人沦为奴隶，就失去了一半灵魂。”
经过一个月、一年、甚至二十年努力，其结果与最初毫无任何变化——一切类似的处境，都与奴隶状态相类。在除了当下所有之外无可欲求，无法为了获得善而努力的这一点上相类。这只是为了活着的状态本身而努力。
这种情况下，时间的单位是一天。人在这一天的空间内原地打转。在劳动与休息之间打转，正如皮球在两堵墙之间反弹。为了吃饭而干活，而吃饭又是为了持续干活，如此往复。
这样的生活下，一切处于中间状态，一切皆是手段，看不到合目的性。商品是手段，是可贩卖的物。可有人能在贩卖物中放置自身的善？材料、工具、劳动者的身体和劳动者的灵魂，都是生产的手段。必然性充斥其中，却找不见一丝善。
没有必要追究大众志气低落的本因。本因就在于此。这一点不会改变，是劳动处境的本质。应当追究的是防止志气低落发生的根本。
深重的道德败坏，和不在乎花力气的强壮肉体，可以忍受这种空虚。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况，需要为这种空虚找到补偿。改善自己或子女社会处境的切望便是其中之一。容易而又刺激的欢愉也是一种。两者具有相同的本性。这是能取代切望的梦想。周日是忘记劳作的一日。为此必须浪费。需要假装平时没有在劳动。虚荣心的满足，与自由任性中以为自己无所不能的幻想必不可少。放纵具有麻药的效用，麻药故而总是对受苦的人具有诱惑力。归根结底，革命也是从同一种本性出发的补偿。革命是投入集体的切望，是将一切劳动者从其处境中拔离并提升的疯狂的切望。
对大部分人而言，革命情感首先是对不正义的抵抗。但正如历史所展示的，革命很容易演变为与国家的帝国主义酷似的劳动者的帝国主义。革命情感针对的，是某个集体对全人类，以及人生的一切局面所拥有的无限支配力。可笑的是，这一梦想下的支配主体，是那些此刻虽支配着却马上将失去支配权的人。
革命的理想若是为了抵抗社会的不义，则是善且健全的。然而，若是为了抵抗不幸——这乃是劳动者处境的本质——这种理想就是虚伪的。因为任何一种革命都无法去除这种不幸。然而这种虚伪拥有最大的影响力。因为这种不幸远比不正义来得生动，其感受远远要深刻而痛彻得多。大部分情况下，不幸与不义被混为一谈。马克思把宗教比作人民的鸦片，这一比喻在揭示革命的本性时适用。事实上，这一比喻本就应该用于革命。对革命的希望就是麻药。
同时，革命与必然性对立，符合这一冒险的要求，却也因此与上述这种不幸对立。对推理小说或悬疑片的兴趣，青少年身上的犯罪倾向，都与这一冒险的要求相照应。
中产阶级过于相信，只要销量好，就能向大众传达左右自己人生的目的，即获取金钱。这种观点在计件付酬式劳动中被推向极致，和城市与农村之间交易的扩大之下形成。然而中产阶级的所为，只是助长了被推向危险境地的不满。原因很简单，如果金钱是欲望或努力的目标，有了钱却依然身处贫困的情况就不可能成立。小工厂主和小商人有钱了，就是大工厂主和大商人。教授、小说家、大臣则无论富有还是贫穷，都仍是教授、小说家、大臣。然而，如果大部分劳动者都富裕了，就不再是劳动者。农民也一样。作为个体或一两
个同伴的劳动者，若没有从其处境中脱离的欲望，也不会对金钱抱有欲望。
劳动者所处的世界拒绝合目的性。除了极个别和短暂的一些例外状况，不可能有目的。美国和俄国这样的新兴国家的迅速崛起，在过于顺畅的节奏下不断诞生新的变化，几乎每天都在向所有人提供可期望、可欲求的新事物。这种建设的狂热，经偶然的一致而成为俄罗斯共产主义诱惑的庞大工具。因为这种狂热与国家的经济状况相关，与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无关。正如美国人和俄国人的情况，如果这一例外而短暂的状况能提炼出形而上学，这样的形而上学必是虚伪的。
家庭具有养育孩子的目的。但只要不期望孩子有其他社会处境——而且从事物的本性而言，提升必然是例外情况——被迫置于同一种现实的孩子们的处境，就会让人痛感其现实的空虚和沉重。
这一沉重的空虚太过苦涩了。从那些受不到教育，智力低下的人身上同样能感受到。无法从自身处境认识这一空虚的人，并不能公正地评判用整个一生忍受这种空虚的人的行为。这种空虚不会致人于死地，却和饥饿一样难耐。甚至更甚于饥饿。治愈这一痛苦的药比面包更重要——这恐怕是纯粹意义上的真实情况。
这种药没有选项，有且仅有一种，只有一样东西能让单调变得可忍受，那便是永恒的光，那便是美。
人的自然天性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让灵魂只渴望当下的现实，而非各种可能的状况，那就是面对美的时候。美的一切都是渴望的对象。但人们并不渴望美成为它物，只渴望美保持不变。渴望美永在那里。人们带着渴望遥望星空，而人们渴望的只是当下所拥有的这一光景。
民众被迫欲求自己所拥有的东西，美因而属于民众，民众属于美。对于其他社会处境的人，诗是奢侈的。对于民众，诗比面包更必要。并非囚禁于言辞中的诗——这样的东西对民众毫无帮助。民众需要的，是作为其日常生活之实体的诗。
对于民众，诗比面包更必要。并非囚禁于言辞中的诗——这样的东西对民众毫无帮助。民众需要的，是作为其日常生活之实体的诗
这样的诗只有一种来源，那就是神。这样的诗只能是宗教。任何策略，任何过程，任何改革，任何动乱，都无法让劳动者在其置身的世界中找到合目的性。然而有一种目的可以笼罩劳动者：其整体就是真实。劳动者有机会触及神。对合目的性的渴求构成了人类的存在，对于劳动者而言，唯有神才能满足这种渴求。
这里有劳动者的特权。仅劳动者拥有这一特权。其他的一切处境，毫无例外都有个别目的在其中起作用。当个别目的成了不止一个灵魂的救赎时，它成了遮蔽神的帷幕。分离因而必须穿过帷幕。劳动者则没有帷幕。没有什么将劳动者与神分隔。劳动者只需要抬头仰望。
对劳动者而言，抬头仰望是困难的。和其他人不同，劳动者身上没有可以掸去的多余之物，他们拥有的东西少得可怜。他们欠缺的是媒介。让劳动者思考神，安慰他们其劳苦是对神的供奉，这样做对劳动者毫无帮助。
人们为了祷告特意去教堂。我们知道，注意力若没有持续关注神的媒介，人就不会去教堂。教堂建筑本身、教堂中的绘画、典礼和祷告词、祭司的行为举止等皆是媒介。身处教堂的人们通过关注这些媒介，把注意力转向神。身处劳动现场的劳动者则只为了糊口而来。他们更需要这样的媒介。在劳动现场，一切思考都被钉在了地面上。
即便如此，不可能在劳动现场放置宗教画，也不可能规劝劳动者凝视宗教画。也无法劝诫劳作中的人默诵祷告。唯有材料、工具和自己劳作的身影才是劳动者能感受的。这些对象若自身没有转变为反射光的镜子，劳动者的注意力就不可能投向任何光源。没有比这种转变更迫切的了。
劳动需要材料，这一转变有可能从材料中投射出来。因为这并非编造故事或随意象征的问题。虚构、想象力与梦想和真理无关。所幸物质具有反射的特性。物质是被我们的呼吸遮蔽的镜子。我们只需擦亮镜子，阅读那上面从远古就写下的象征即可。
福音书中就能找到不少象征。思考为了真正的新生而经历一次精神死亡的必要性时，需要在房间里阅读、唱诵只有死亡能让种子成就丰饶的经文。然而，对于正在播种的人，他并不需要任何语言的帮助，只需观察自己的动作或者埋下的种子，就能把注意力投向这一真理。无需对这一真理进行思辨，只需凝视它，对自身劳作成果的关注就不会成为妨碍，而能抵达最大的强度。宗教性的关注是一种充盈的关注，这么说并非是无意义的。充盈的注意力就是祈祷。就像从葡萄藤上切下的藤条会枯萎，灵魂的干枯，基督与灵魂的分离也是同样。葡萄每天都在掉落，但那里拥有能长久凝视的真理。
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各种工作在其独特性中都具有转变的可能，我们很容易从事物的本性中发现不少远古就镌刻下的象征。基督是人为存活而只需凝视的铜蛇。然而，必须持久凝视。我们受迫于生命的要求与义务而专注的事物，阻碍了我们去凝视另一些东西，为此必须将这些东西投射出来。连人造的教堂都充盈着象征，宇宙若没有充满无尽的象征，岂不令人诧异？宇宙充盈着无尽的象征，必须阅读它们。
《圣周五的赞美诗》中将十字架比作天平。对挑重担干体力活、被现实的重负压得疲惫不堪的人，这一比喻具有无尽的启示。一边靠近天平支点的沉重砝码，能被另一边的远处较轻的砝码托起。基督的身体是脆弱的砝码。然而在天地之间相隔的距离之下，基督的身体与宇宙保持了平衡。整日劳作、挑重物的人，也须以虽截然不同却在形象上酷似的方式，用自己脆弱的身体与宇宙保持平衡。宇宙的重量将疲劳下的身体和灵魂压垮的情况很常见。然而悬置在天空中的人，能轻易保持平衡。能领悟这一点的人，不会因为疲劳或怠倦和厌恶而泄气。
太阳与植物的汁液永在向我们诉说，田地里贮藏着这世上最伟大的东西。我们仅仅靠太阳的能量生存。我们吃下这能量，我们肉体引起的一切行为，都因它而起。这恐怕是宇宙中多样形态下与重力对峙的唯一力量。是太阳的能量让树木生长，让我们提起重物、让我们活动。太阳的能量从无以靠近的源泉中降临，我们则无法向那源泉踏出一步。太阳的能量无尽地光照我们，但我们无法抓住它。唯有植物的光合作用替我们抓住它，成为我们的养分。我们必须努力让大地适宜光合作用，让光在光合作用下成为有形的物，成为面包、红酒、油、果实，进入我们的身体。农民的一切劳动，都在培育和提供植物的这种特性。这一特性构成了基督的完美形象。
由几何学而来的力学原理机械地操纵我们，也拥有超自然的真理。持续的往复动作，是尘世处境的形象。除了我们内在的欲望——这是我们身上原初的印记——被造物的一切都是有限的。我们的欲望却在尘世探求无限，这就是我们的谬误与罪孽的唯一源泉。事物的善是有限的，恶亦然。一般而言，在一定限度内，某个原因导致某个特定的结果，当超越这一限度，原因的持续运转会导致相逆的结果。能限定万物的是神，大海听神的召唤。神在自己之中圆满，是除自身之外不具任何对象的永恒不变的运动。被造物的运动只可能是向外的，却因受限而被迫来回振动。这振动是神的特权——即朝向自身的方向性——的劣化反映。神与人之间的这一联系，在我们的机械中拥有形象，即圆周运动和往复运动之间的联系。圆还是黄金比例的场所。在完美精确的运作下，若要找出统一性与非平方数之间的黄金比例，唯有画圆。那些没有媒介能将它们与统一性自然地建立黄金比例的数字，正是我们的悲惨形象。在与数字领域相关的超越性方式下，从外侧带进媒介的圆，是对我们的悲惨境遇唯一的救赎形象。包括这一真理在内的许多真理，都镌刻于滑轮那往复运动的质朴形象中。只要有些许初等几何学的知识，就能读懂它们。与往复运动相照应的劳动的节奏本身，让身体感受它们。而人的一生中观照它们的时间未免太短了。
还能找到其他象征。有时为让劳动者拥有充盈的品德，只需让其对劳动的态度扩散到一切事物上。在非肉体劳动的从业者身上也能找到象征。比如会计所做的初级算术中，现金出纳人员在会计的方式中，等等。象征是取之不尽的泉。
由此，我们能做的事并不少。与学问的基础和文化的普遍观念相结合的象征拥有盛大的形象，必须向青少年传授这些形象。作为他们庆典的主题、舞台表演的实践来显示象征的盛大形象。举例而言，一个农民的十四岁孩子，在正式独立之日的前一天，需要为象征的盛大形象设计新的庆典。在中世纪，民众利用象征的盛大形象，在超自然的诗性包围的氛围下生活，我们需要加倍做到这一点。因为对善的热望不会止息。
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工人们经常出现的、有时是非常可悲的智力上的自卑，也可以避免在与精神生活有了肤浅的接触之后产生的傲慢自信。就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可以与此同时避免不公正的蔑视和同样不公正的恭维，后者在我们的农场圈子里已经流行了多年。劳动者与知识分子之间并无任何不平等，两者在至高的点上相遇，即充盈的注意力、也即充盈的祈祷。至少对那些有能力的人，这是可行的，其他人至少知道这个点存在，并知道上升道路的多样性。这些多样的道路即便在较低层面是分离的，也并不妨碍它们的平等性，就像山脚下的平野。
学业除了培养注意力之外，不具备其他切实的使命。注意力是灵魂通向神的唯一能力。学业是论证性的注意力，也即推论的注意力的训练，这是一种较低层面注意力。然而通过合适的引导，推论的注意力能成为灵魂中另一种注意力显现的基础。这是一种纯度更高的注意力。这是直观的注意力。直观的注意力在其纯粹性上，是美的艺术、真正具有光辉的新的科学发现，真正抵达智慧的哲学，真正成就救赎的邻人之爱的唯一源泉。正是这种注意力直接朝向神，构成真正的祈祷。
就像一个象征符号可以让人在耕种劳作的同时思考神，一个将学业转化为对这种高纯度的注意力的准备的方法本身，就可以让一个青少年在解几何题或翻译拉丁文时思考神。若不然，智力劳动即便看上去自由，也与奴隶性的劳动无异。
有时间余裕的人，为了抵达直观的注意力，应当把论证这一知性能力发挥到极致。若不然，这一知性能力就是障碍。特别是对于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是其需要使用论证能力的人，没有其他道路。因日常中长时间劳动的疲累而几乎完全麻痹了论证这一知性能力的人，其障碍也少，训练因而是不必要的。对于这些人，只要把劳动本身变成诗，就可成为通往直观注意力的道路。
在我们的社会中，教育差比贫富差更能产生社会不平等的幻觉。马克思在单独描述恶时，几乎总是理所当然地批判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的分离，仿佛这是一种堕落。但他没有意识到，在任何领域，对立的事物在超越的层面，都有其相互之间的统一性。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统一性在于观照，而非劳动。任何社会，操纵机械的人与解决问题的人，运用的并非同一种注意力。但如果他们愿意并且有方法，通过运用其社会使命所需的注意力，同样可以促进另一种注意力的出现和发展，这种注意力超越了所有的社会义务，构成了与神的直接联系。
如果学生、年轻农民和年轻工人以一种完全精确的方式——就像被清楚理解的机械装置的精确——完成各自的社会功能，以此让灵魂中出现同一种拥有唯一价值的超越性能力，那么，平等将成为一件具象的东西。这一刻，它将同时成为正义和秩序的原则。
完成各自的社会功能，以此让灵魂中出现同一种拥有唯一价值的超越性能力，那么，平等将成为一件具象的东西。这一刻，它将同时成为正义和秩序的原则
只有每一种社会功能的超自然使命被完全精确地达成，才能为改革的意愿提供一个规范。只有这一刻，不正义才能被定义。若不然，谬误不可避免——要么把一些刻在事物本性上的苦难视为不正义；要么把那些因我们的罪孽导致的无辜人的苦难归于人类的处境。
一定的服从性和一定的统一性是包含在劳动本质中的受苦形式，与与之相照应的超自然使命不可分割。这种受苦不是堕落。附加于它们的一切都是不正义的，也确实构成了贬损。阻止诗围绕这种受苦结晶的一切，都是一种犯罪。因为仅仅重新发现这种诗所被遗忘的源泉是不够的；还需要劳动环境本身允许它存在。如果劳动环境是恶的，就会杀死诗。
一切与对变化的渴望或恐惧，以及对未来的意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东西，都应被排除在任何本质上无变化、只需被直接接受的存在之外。首先是身体上的痛苦，除了那些由于劳动的必要性而明显不可避免的痛苦之外。因为不可能在不希望得到救助的情况下受苦。劳动的处境比任何其他社会处境更能感受匮乏。食物、住居、休息和放松应该要能去除劳动一天所带来的身体上的痛苦。另一方面，超量的东西在这种生活中没有地位；因为对多余之物的欲望本身是无限的，因而孕育着改变处境的渴望。所有广告，所有形式多样的宣传，凡是在农村和工人中激起对多余之物的欲望，都应该被视为犯罪。一个人总是可以摆脱工人或农民的处境，要么是由于基本的专业能力不足，要么是由于拥有不同的能力。但对于那些在那种处境下的人来说，唯一可能的变化应该是从极有限的安稳到更广泛的安稳性的变化；他们不应该有任何理由担心低于或希望超过这个水平。在这种处境下，安全感应该比其他任何社会处境下都更强。由供应和需求带来的偶然事件不应支配劳动者的社会处境。
权威仅在其不能缺席的时候才应该出现。因此，小农场主优于大地主。由此可见，凡是小农场主可行的地方，大地主都是邪恶的。同样，匠人在小作坊里完成的产品，比在工头的命令下生产的产品好。约伯赞美任何能让奴隶不再听到主人声音的死亡。如果可命令的声音已避免，那么它仍被听见，便是一种恶。
但除去那些无意识的情况，最严重的暴行恐怕与对圣灵的犯罪同样难以原谅，那就是对劳动者注意力的犯罪。它扼杀了灵魂中所有构成超自然使命之根源的能力。泰勒式劳动所要求的低等的注意力与其他任何注意力都不相容，因为它掏空了灵魂中与速度无关的一切。这种类型的劳动不能被改造；它必须被压制。
所有的技术和经济问题的目的都应旨在为创造最好的劳动条件。这一概念是规范的大前提。首先，在整个社会中，劳动不可以拖累劳动者。
仅仅让他们免受这些形式的痛苦是不够的。有必要为他们争取快乐。不是劳动报酬带来的快乐，而是一种无偿的，不会侮辱贫穷精神的快乐。超自然的诗应当沐浴在他们的整个生活中，也应当在纯粹的状态下，有时是集中体现在光彩的节日中。节日对劳动者的生活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就像公里标记对徒步者的勉励一样。应当通过无偿且对身体严苛的行为——就像过去的环法自行车赛那样——满足他们年轻时对观察和学习的渴望。一切都应该被安排好，以便他们不缺乏任何必要的东西。他们中最优秀的人应该能够在他们的生活本身中拥有艺术家们通过他们的艺术间接寻求的充实感。如果人类的天职是通过苦难获得纯粹的快乐，那么劳动者就比其他人更有条件以最现实的方式达成这一使命。
? 《奥德赛》17卷 322-323行。
? 约翰福音12:24：“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
? 约翰福音15:5：“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 约翰福音3:14-15:“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都得永生。”
? 约伯记3:18：“被囚的同享安宁；听不见督工的声音。”
?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1856-1915)，著名美国管理学家及机械工程师，其所提出的科学管理学说认为，一种定量定时的工作模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大大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从而提高工厂的生产效率，获得更大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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