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四十度》(以下简称《北纬》)中的那些人和事，无不展示了命运的诡谲与人性的深度，它们是“历史”中实存的，但却不是“历史文本”中既有的。《史记》、《汉书》、《后汉书》……“二十四史”中的每一笔记录，都意味着遗忘。面对千言万语，史家每留住一句，就意味着无数句被风吹散。人海茫茫，每记下一个人，旁边的无数人就永远隐身于聚光灯之外的黑暗。人情世故的千丝万缕，被裁剪成片段，只剩下时而简单、时而费解的赏与罚、恩与仇、生与死。汉字在竹简、丝帛、羊皮或纸张上被刻写，碎屑与尘埃在日月轮转、寒来暑往中风化、销蚀——太史公们的笔，其实也是刀。
于是完整的东西不存在于历史，而只存在于文学之中。历史研究讲求扎实、严谨，追求有的放矢、无一字无来处，而文学则是尝鼎一脔、一叶知秋，即便偶尔以管窥豹、刻舟求剑，但也对所有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敞开怀抱。举个未必完全恰当的例子，历史就像是被风干的腊肉，总需要某种手段，被时间带走的东西才能还原。而文学家的想象与叙述，正是那温热的、无孔不入的水。
一 “疯癫”与文明：历史中的故事与被写成故事的历史
从古典时代到中世纪，欧亚大陆的时代更迭，总以北方游牧文明对南方农耕文明的入侵为节点。中世纪之后西方将历史舞台转移到海上，而中国从明代开始主动放弃海上霸权退守内陆，以至于直到清朝，南北方的冲突仍然是朝代兴替的主要动因之一。陈福民选择“北纬四十度”作为主题，正因为这一空间是汉民族与西北、东北游牧民族的主战场。两三千年来，“北纬四十度”的历史，其实是透视整个中华文明变迁、了解世界文明变化的绝佳视角。这是《北纬》的问题意识，但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逡巡时，研究历史的陈福民和作为文学家的陈福民一分为二。时代风云中涌现出的那些或是伟大、浪漫、智慧，或是卑鄙、怪奇、愚蠢的人或事，牢牢吸引了作者的目光，于是呈现历史中那些扣人心弦、感人至深或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越过了“正襟危坐”的历史研究，变成了《北纬》最主要的工作。
《北纬》的文体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书中每一篇章看似写的是作者对历史事件、人物的发现与看法，是散文随笔式写作；但由中心人物、核心事件带出来的起因、高潮、结局，正构成了一种类似小说之物。作者下意识地以多线索、时间颠倒的方式进行叙事，加上那些看似无关其实重要的枝枝蔓蔓，以及大量史料构成的不同文本层次，让《北纬》的小说气息更加浓郁。
下面请容我逐章分析，以让这一部分的论述变得更加清晰。
第一篇《未能抵达终点的骑手》写战国时期推广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他的伟大与浪漫不仅在于胡服骑射，更在于他壮年时萌生退位之意，专心投身于北上的战争；北上不只为驱逐匈奴，更为了占据有利地形，南下攻略秦国。一个极富戏剧性的事件串联着这一切：为了进攻秦国，赵武灵王化妆成使者进入秦宫廷，一睹秦国地理条件以及君王的行事风格，秦昭王认出了赵武灵王，后者在千钧一发中从容逃脱。
赵武灵王并非完人，其“人设”是两面性的。他因为宠爱后进宫的女人废了太子赵章，女人死后又心生悔意，一度想过将赵国“一分为二”；赵章发动政变失败，赵武灵王却又和赵章一同对抗前来镇压叛乱的军队，最后被围困至死。这么一个集合了智慧和愚蠢、果断与犹豫、预见性与荒诞感的人，正是一个绝佳的小说人物。
第二篇《汉家皇帝的滑铁卢》，围绕两个历史事件展开，其一尴尬，其二血腥。刘邦一统天下，奏响了大汉宏伟乐章的序曲，然而却在亲征匈奴时惨遭失败。在这场看似先进对落后、文明对野蛮的战斗中，汉朝的军队动员、排兵布阵、正面作战竟然都不及匈奴，以最不“体面”的方式惨败。刘邦身陷重围，冒顿单于则指挥骑着四色骏马、漫山遍野的匈奴骑兵，在汉家君王的孤城下仿佛“文艺汇演”般地巡游。
刘邦的“尴尬”不仅在于对外，更在于对内。当韩王信在前线吃了匈奴败仗，向朝廷提出和亲建议时，中央不屑一顾，无奈之下韩王信转投匈奴，苟且偷生；而刘邦被迫看了几天“文艺汇演”后，主动开启了长久的和亲外交。伟大的历史人物，也践行了今天网络上所说的“真香定律”，这双重的尴尬构成了精巧的文学叙事。
本篇的第二个核心，是匈奴方面冒顿单于导演的凶残弑父事件。冒顿先让手下的人射鸟兽，有不从者斩，再让手下射自己的马，射自己的妻子，射父亲头曼单于的马，每次如有不从者皆斩。循序渐进，在一次次虐待与对人性底线的突破中，冒顿将手下人驯化成了执行命令的杀戮机器。最后，冒顿将箭瞄准父亲，手下便万箭齐发，助他完成了血腥政变。这出自纯粹的恶吗？非也，头曼当年为了废太子，故意将冒顿送去敌国做人质再攻打敌国，正所谓无仇怨不结父子。匈奴的故事令人胆寒，大汉的故事则不尴不尬，这种审美氛围的差异，某种程度上为后来的成败提供了注解，历史事件的原因，有时候是文学化的。
第三篇《失败者之歌》的核心人物是李广。该怎么形容这个人物是个难题，而越是这样的人物越适合文学创作，他身上矛盾的东西会蔓延出无数枝节，最后盘桓成一副奇特的景观。成王败寇，用在历史对武将的态度上再合适不过，文学则恰好相反，总是关注被人遗忘、受损的一方。李广身上兼具二者，他是武艺出众，被匈奴誉为“汉之飞将军”的人，但同时他又是个屡战屡败者。失败者若想博得人们的同情，总需占据道德的高地，必须是错误的时代、不公平的环境导致的失败才更值得人同情。但从《汉书·李广传》的记述来看，李广并不是一个善良的弱者，在他落魄时，霸陵尉秉公执法让他夜宿城外，等到重新被启用时，李广斩霸陵尉于军前，并自恃朝廷无人可用，公开向皇帝请罪得到赦免。从这个角度看，李广是个拒绝“被同情”的人，但他最后的命运却又不得不说令人扼腕。汉朝与匈奴的决定性战役中，武帝认为李广既老迈，又“数奇”(天生倒霉)，授意卫青不要让他和单于正面交锋，以免坏事。上司不信任还则罢了，李广自己又偏偏在侧面战场上迷路，贻误了战机，最终在朝廷追责时自杀。李广很像是那种失败了一辈子的悲剧人物，希望能在最后关头挽狂澜于既倒，为自己正名；然而现实却是一败到底，自己的失误反而坐实了“数奇”的命运。
李广虽然是个几千年前的人，但放在今天却仍然是个反套路的形象，陈福民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点。
第四篇《青春帝国少年行》中卫青、霍去病的经历，再为李广的命运增添悲剧色彩。卫青三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率军歼灭了匈奴主力，被皇帝封为大司马；“霍去病一生只打了五仗”，就建立了巨大功业，二十岁就完成了“河西受降”的壮举。在卫青和霍去病面前，李广的“身经百战”反而成了贬义词——若能毕其功于一役，又何须百战？然而李广的故事并非英雄气短这么简单，陈福民还看见了书写这一切的司马迁。
李广是整篇《史记》中唯一一个被提及个人战力技艺的正规军将领……
卫霍二人后来竟然被太史公请进了“佞幸列传”……卫霍作为皇帝亲戚的原罪身份、李广的“不幸”遭遇，以及自己因李陵事件而遭惨祸的身世，在太史公心里始终是解不开的死结。
作者发挥批评家的当行本色，《史记》变成了待剖析的“文本”，上面引述的第一句话是文本细读，第二句话则兼有知人论世与精神分析。于是《史记》变成了精彩的多重文本，从李广到司马迁，一个故事获得了文学意义上的完整性。
第五篇《在战争的另一边》的核心是女性人物王昭君。她令人印象深刻，不在于后世传颂的沉鱼落雁，而在于她身为一个女人，背负了两个民族、国家之间的和平问题。王昭君嫁给呼韩邪单于，三年后夫死；受汉朝指派，又嫁给呼韩邪的儿子复株累若鞮单于，十年后再次成为寡妇，自此从历史中“彻底消失”。王昭君不仅要从中原走到塞外，嫁给父亲还要嫁给继子，更要被放逐到时间和记忆之外——命运的沉重、哀伤、孤寂，以及昭君的坚韧、默然，超过了文字记录的界限。陈福民关心着历史遗忘了什么，实存与历史、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矛盾、缝隙，正是文学性得以滋长的空间。
第六篇《从幽州到兰亭》写西晋时期的混乱图景，第八篇《渔阳鼙鼓何处来》写安史之乱，第九篇《燕台一去客心惊》写五代十国至北宋初年的乱战。这三篇都写乱世，弟杀兄、子弑父、臣弑君，崛起的是贪婪、背叛、欺骗，消隐的是秩序、正义、道德。如果从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每个乱世背后都有复杂的、多如牛毛的原因，但是在文学的视角上，一切都被还原到了人和人的关系之中，回到了具体的人的每一个选择之上。刘渊、安禄山等“乱臣”粉墨登场，陈福民的笔下几乎也出现了一个“恶棍列传”——但相比这些能屈能伸、无所不为的“反派”来说，那些明明拥有一切却无法改变现实的皇帝形象更耐人寻味。
在第七篇《那么，让我们去洛阳吧》中，北魏孝文帝并不是无所作为的皇帝，甚至想凭一己之力终结乱世，但等待他的却是被心腹误解、反对，被妻子“戴绿帽”，被儿子谋杀又反过来毒死儿子，最终孤独地死在了对敌前线。作为文学批评家，陈福民对不同地域、民族、国家的文化心理十分敏感，在先秦或两汉之际，我们还能看到匈奴惊人的野蛮或有别于汉民族的“人道主义”；但到了上述几篇，游牧民族逐渐南下与汉民族融合，其沉迷于阴谋，以伦理道德之道行相反之事的样子，已和汉人无异。
第八篇《渔阳鼙鼓何处来》中，以安禄山的崛起为界，区分出了一个英武的青年唐玄宗和一个昏庸、滑稽的晚年唐玄宗。一方面，上书谴责安禄山造反的臣子会直接被玄宗捆送安禄山处，以示绝对信任，另一方面，玄宗又通过座位安排的“风水学”，或在封神封圣的宗教仪式中，幻想着“压胜”安禄山。
“安史之乱”带有非常鲜明的个人色彩，似乎故事的主人公，玄宗、安禄山、李林甫和杨国忠这几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远远大于其他历史动机，完全垄断了历史讲述。
安史之乱背后定然有复杂的社会、民族、经济、政治因素，但问题在于谁也无法“重建”长安，那么文学家不妨将问题还原到人心人性、人情世故中，让无数精彩、出乎意料的故事诞生。
第十章《“土木之变”及皇帝和他的王先生》，写明朝国运由盛转衰的分界点“土木堡之变”。在这场任性的御驾北伐中，大明皇帝朱祁镇被瓦剌俘虏长达一年之久，放眼整个中国史亦算“奇葩”事件。其后的事更令人大跌眼镜——瓦剌挟皇帝勒索大明，朝廷竟战略性放弃，另立新帝朱祁钰，只遥尊朱祁镇为太上皇；朱祁镇从瓦剌回到大明，又被朱祁钰软禁八年，直到后者病重，才发动“夺门之变”夺回皇位。命运的轮回、现实的荒诞从帝国的顶端开始，牵动着整个神州大地，也许只有历史本身，才能构思出这么黑色幽默的故事。
毫无疑问，上述每一个篇章提供的人物、事件内核，都足以支撑起一部精彩的中篇乃至长篇小说，作者是在讲历史，但同时也是在用文学的方式说故事。《遥想右北平》中，《北纬》写过的那些空间、时间、人物、故事，与陈福民的实地考证、人生阅历相融，如走马灯般再次闪过。这些精彩史实的叙述背后，作者的存在感进一步凸显，将历史与文学、历史记录者与故事讲述者的关系变成问题，带到了读者面前，而这背后又有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
实存之事，与虚构究竟是什么关系？
二 实存与虚构：历史题材创作的源流与问题
我的另一个困惑，是如何对待与处理文学写作中的历史题材……甚至一度，我对各种“历史小说”的必要性与正当性都产生了怀疑。一个文学写作者，如果无法通过自己认真观察和现实感悟去完成自己的文学构思，却只能用一种“偷懒式”的拿来主义去历史中抓取人物和故事，并且通过扭曲、改变已有确切根据的史实去编造自己的小说，并美其名曰“文学虚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区别和定义这种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毋宁说，我们可能需要一种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至于什么才是“正当的文学观和历史观”，我无力给出结论，但这是一个有持久效应且亟待解决的问题吧。上面的引文出自《北纬》自序，体现了陈福民对历史文学化写作的自省。相信作者的困惑也是很多人的困惑，但相比作者担心从历史中抓故事、找人物是等而下之的做法，我的困惑更在于，今天的许多作家，明明看不清现实，也缺乏绝伦的想象力，为什么能“奢侈”地无视历史中那些精彩的情节、形象，对那么多适合为读者营造陌生化氛围的概念、生成故事的契机弃之不用？从《北纬》说开去，这种现象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若能说明白这个问题，也许我们对文坛的现状、文学的未来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中国叙事文学本身就肇始于历史。科学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对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抱有一种今人难以想象，亲切又陌生的情感。于是在想象中，这些东西变成了近似于“人”的形象，在和它们的互动中“神话”诞生了，人们杜撰了自己的历史，也找到了一种说服自己理解客观世界的途径。有史以来，中国的历史和叙事之间的关系更为明显，除了满足经济、政治、社会生活的运转需要之外，历史尤其是纪传体、纪事本末体，通俗地说，不就是记录了曾经出现过哪些特别的人与特别的事？除了镜鉴过去，启示未来之外，这些东西也从根本上挑动着人们的好奇心和共情，就像街头巷尾的蜚短流长，就像今天的小说或其他叙事性艺术。
全国书生可到中央考试，不分阶级，一律平等；但评卷有一规定，考生除了参加临场考试外，尚可携带其平日的作品成绩，给前辈进士出身的中央名学者观看，称为“温卷”……因此，考生们事先创作了小说体裁的传奇故事，使前辈们翻看时当作消遣之用，并且容易引起前辈们的兴趣与好感，俾便考前给予好评。因此创造出《虬髯客传》一类的小说传奇。前辈们看的只是考生们的文笔如何，于是考生竞相创作富有趣味和刺激的小说体裁作品，以便科举考试顺利成功。
第一段引文中钱穆提到的“温卷”很有意思，在科举这样严肃的人才选拔中，象征着国家意志的官员们，也要先看些好玩的文字消闲解闷，之后才正式开始选拔人才的工作。这种对于故事，对于神游物外的需求长久、坚固地存在着，以至于“真人真事”似乎不够用了，文学创作从历史中独立出来，有了类似魏晋时期的志人、志怪小说，以及唐代的传奇、宋元的话本等更纯粹的叙事文学。
叙事文学按历史存在感的强弱，又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脱胎于史实，同时集合了大量民间叙事的无数种版本，算是建立在真实历史与文化史双重基础上的有限虚构；另一类如《红楼梦》、《金瓶梅》、《聊斋志异》，其创作对现实的模仿度可能比前者还高，比如说作者很有可能写的就是自己亲身听到、看到之事，但终因它们和官修历史没有关系，许多事无案可考、无迹可查，因而被视为更“彻底”的虚构。
很快，第一类创作在诸多原因的作用下走向衰落，到清末及民国时期，类似蔡东藩的《中国历代通俗演义》、许啸天的《民国春秋演义》等一批作品，常被当作普及历史知识的读物，而非文学。与之相伴生，似乎越是所谓“彻底”的虚构，越具有文学“进化论”意义上的合法性。
现代文学阶段也不多不少地出现了一批历史小说，例如鲁迅的《故事新编》、施蛰存的《鸠摩罗什》、《石秀》、《李师师》、郁达夫的《采石矶》、茅盾的《豹子头林冲》、《石碣》、《大泽乡》等。这些作品脱胎于历史，但已和《三国演义》、《水浒传》那一类创作大相径庭的，当时的作家对此也有清晰认知，例如鲁迅就曾经说过：
鲁迅对二者的高下之判半真半假，但这番话里二者的对立却相对清晰，文学家的想象力、叙事技巧，与史学家掌握的材料、知识、历史意识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区隔。民国时期涉足历史小说创作的作家阵容可谓豪华，但成果就“寒酸”了一些，难以望现实题材创作项背。文学创作虽然仍重视当下性的“实存”，但历史尤其是那种隔朝隔代的历史，在文学中有消隐之势。
在当代文学范畴，“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寻根文学”、“新历史小说”，是文学与历史关系相对紧密的两个阶段。《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红旗谱》等作品的叙事和形象塑造中，能看出《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演义作品的痕迹，但是这些作品写的都是“近历史”。并且除了《保卫延安》、《红日》等少数作品，大多数“革命历史小说”也都是以小人物(与既往历史题材创作中的帝王将相对应)、小切口的方式展开，重视的是思想观念与意识形态，历史中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则相对没那么受重视。
清末民初历史题材创作的困局复现，以至于其不能不走向隐微。近一二十年，大概除了马伯庸等极少数作家外，以古代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作品，少有大受好评之作；类型文学、影视剧创作中倒是不乏“古装”作品，但其中“历史”究竟占多大比重，读者和观众心知肚明。这不仅是一种现象，更深刻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作家、评论家的知识结构、写作偏好。历史小说创作中不仅有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它的内涵应该更为宽泛，国家制度、民族问题、地域文化、经济问题、政治博弈及这些宏观问题对普通人生活的影响，都是题中之义。对古代历史的忽略，明显影响到了作家对当下的书写。于是作家们很少，也很难用历史的眼光看待当下，这一点在青年作家的作品中体现得更明显——说得直白一些，在今天的小说创作中，作者重视灵感、气息、语言、文字，但在内容上只能写目力所及的日常生活，稍加变形、扭曲已是极限；在写都市、职场、网络、友情、爱情、消费这些很复杂的对象时，也只能从体验者的视角去写，读者在阅读这些故事时，只能从中看到另一个“我”，而很难对现实有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
这么说必然招致作家的不满，我们也应该对问题的两面性有充分的认识：这个问题的正面是作家的主观选择，是喜不喜欢、愿不愿意的选择自由；问题的反面则是一种对于作家来说至关重要的能力，正在时间的流逝、代际的更迭中弱化、消失。这个问题当然不仅是“80后”、“90后”作家群体的问题，从他们开始写作甚至是有认知能力之前，问题就已经顽固、长久地存在了。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近些年周恺《苔》、陈春成《夜晚的潜水艇》、魏思孝《余事勿取》等年轻作家的创作，或是写历史，或是以历史的眼光写近二三十年，在短时间内就获得了大量的好评。
《北纬》在这个层面上的意义绝非孤证。近十多年来，不少“50后”、“60后”的文学批评家、研究者们转向与或远或近的历史有关的创作，散文、小说、诗歌皆有。他们用尘封的故事说话、以逝去的人物抒情，这种现象值得重视，他们与主流文学间离的身影构成了一种文化史、精神史意义上的现象与问题。
在开始写这篇文章，混沌地周旋于个人阅读感受与现实或历史时，一句话闪电般飞进我的脑海——是1995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赵丽蓉、巩汉林《如此包装》中的一句台词：
高炉冶炼所需的原料主要有烧结矿、球团矿、块矿、焦炭、辅料(如石灰石)等。其中焦炭既是还原剂也是燃料，在冶炼过程中，焦炭燃烧并与矿石、辅料发生化学反应，释放二氧化碳。不同选矿厂提供的烧结矿、球团矿、块矿的颗粒大小和化学成分不同，将其与焦炭、辅料严格按照一定比例混合为炉料的工艺称为配料，在这里，本文将生产单位铁水(1 t)所需的一定比例的混合炉料称为“配方”。
我张不开嘴，我跟不上遛儿，你说难受不难受！
小品中唱惯了“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的老评戏演员，突然被包装成搞“唱、跳、Rap”的流行歌星，老人几番挣扎，最后单膝跪地右手指天，说出了这句“心声”。二十多年过去了，这句话说的是绞尽脑汁、搜索枯肠的我，或许也连接着当下文学创作者与研究者的心事。
社会越来越复杂，新现象层出不穷、老问题根深蒂固，作家的学养和判断能力受到巨大挑战，什么该写，写不写得清楚，都是问题。同时社会新闻、电影、游戏、动漫、短视频中，无数精彩纷呈的故事与情节“抢走”了文学的读者，也反向改变着文学。新的娱乐形式与西方文艺学、美学、哲学一起，让纯文学在变得更“纯粹”的过程中也多少显得“干瘪”。在这样的时代里，如何“开口”，能否“跟上潮流”，都让文学变成了一件难事，而身为创作、研究的人，恐怕多少有点“难受”。
《北纬》里有一篇《那么，就让我们去洛阳吧》，写北魏孝文帝假意南征，实为迁都。文学中的历史，也许就是孝文帝的洛阳，历史中有很多取法其上仅得其中，或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求之不得却“歪打正着”的故事。就着陈福民的《北纬》，以及历史带给文学的启示，也许这个时代留给我们的种种“不能”或“不得”，反而会造就另一种积累，成就另一番风景。
那么，就让我们学着去书写历史，然后再观照今天和未来吧。
? 此人与淮阴侯韩信同名，曾协助刘邦平定韩国，被分封为韩王，又称韩王信。
? 网络用语，同时包含“出尔反尔”“口是心非”“不见棺材不掉泪”之意。
? 陈福民：《北纬四十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116页。
? 同上，第89页。
? 同上，第125页。
? 封建迷信中的除邪之法。
? 陈福民：《北纬四十度》，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版，第302页。
? 同上，第5页。
? 钱穆讲述，叶龙记录整理：《中国文学史》，天地出版社，2015年版，第2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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