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霞艳

　　马来西亚华裔女作家黎紫书在写作事业上的“赫赫战功”我就不细数了，她的天赋很年青时就通过各种大奖和好评得以证明。复杂的国族大环境和殊异的家庭小环境造就了她丰裕的精神结构和情感世界，长达十年的记者生涯开拓了她的社会视野，长时间的写作训练深化她对汉语精微的理解。与欧美其他国家的华人处境不大一样，华人在马来西亚是最大的少数民族。世界历史的现代性变迁造就了马来西亚的社会现状和人口结构，主要有三大族群：马来人属主流，约占一半，讲马来语，信奉伊斯兰教。其次是华人，约占四分之一，他们聚居抱团取暖，有自己的华语学校，坚持华语教育以保留传统文化的根脉，信奉佛教和道教。再次是印度人，约占十分之一，说泰米尔语，信奉印度教和佛教。同时还生活着一些邻国其他族的移民以及英国殖民者和日本侵略者的后裔。人类学有个统计：族群中人口超过十分之一就会影响整个社会，人口分布状况已经决定了马华文化所必然具备的巨大差异性、混杂性、流动性以及独特性。

　　马华、女性、作家搭配的复合结构能够迅速让我们的大脑搭建认知坐标，但这几个词汇都是标签化的大词，并不能彰显黎紫书的私人特质，共性有时是通向个性的障碍物，就像大帽子会遮蔽脑袋，面纱会遮蔽面孔。马华文学有其一贯的主题：游子漂泊异乡的失落与文化认同与归宿的焦虑，一方面与悠长的汉文化传统有血肉传承关联，另一方面又与在地的多元文化不断渗融，从宗教、文化和习俗方面华人都与当地人相互影响。张贵兴、黄锦树等马华作家将民族文化焦虑的书写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女性主义在20世纪已经部分完成了它的使命，当今女性经验已经不再有早期的敞亮意义。黎紫书通过“回溯自己整个人生”来书写她所理解的马华文学。与其说黎紫书对父亲的噩梦书写是隐喻这种巨大的国族焦虑和文化压抑，不如说这源于她自身阴郁的童年：父亲的长期缺席，弥漫在婚外家庭的是母亲的絮叨和无望的等待……黎紫书1990年代进入报界，曾任马来西亚最大的华文报纸《星洲日报》专题作者以及《亚洲眼》杂志主编，见识过马华社会的各个层次，还会见过总统，她谈到这段经历时说：“接触的都是社会底层的阴暗面，看到很多悲剧，无奈的现实以及人性的黑暗，这些很多成了小说的素材。”就是在这个广泛接触社会的时期，她开始尝试写作，当时的华语文学正经受先锋小说的洗礼，对形式实验充满兴趣，而且对叙述人的本能如欲望和暴力情有独钟。黎紫书谈到国内作家如苏童、莫言等的创作对她的深刻影响。她坦言自己不能写出“阳光的东西”。《蛆魇》、《山瘟》、《告别的年代》等作品确立了她的早期风格：梦魇、昏暗、郁抑、神秘、逼仄，叫人沉闷而难却，这一系列小说以其不可轻视的沉重和神秘氛围宣告了一位严肃小说家的起点。

　　董启章对黎紫书的边缘地位进行了很准确的概括：其一端是“文学终结”，其二端是 “经验匮乏”，其三端是“边缘文学”。虽然这个危机结构可以一分为三，但其实是三位一体，互为表里的。王德威曾经判断黎紫书是“最值得期待”的一位作家，在《流俗地》的序言中也肯定她所关注的多重边缘地位：“华人遭受二等公民待遇，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屈居劣势，底层社会日积月累的生活压力，无不一点一滴渗透、腐蚀小说人物的生活。”灰构成了黎紫书的文学底色，她将自己的笔对准下层的芸芸众生，他们的疑虑、困扰、奋斗和梦想，夹杂着多种文化的冲突与融汇。不能将我们熟悉的打工文学、底层文学、苦难叙事往她身上套，黎紫书的意图不是揭露种族冲突及社会不公的问题，而是凸现人性和女性，描摹人的生活难题和根本困境。

　　难能可贵的是，黎紫书并不受困于固定的身份符号，她力图写出马华文学的新的时代特色，摆脱马华留台派相对固化的国族隐喻的书写模式。她直面马来多民族聚居的生存状态，尽可能在小说中呈现多民族多样化的文化生态，努力让小说情节与重大历史事件对接，如对马华群体造成巨大创伤的1969年的“五一三”事件等。詹姆逊曾强调，“如果我们要保持小说是‘历史的’，仿佛我们必须回到对主体/客体的选择，必然不由自主地选择历史上某个有日期的著名时间”。“五一三”事件对马华世界影响深远，渗透到每个华人家庭乃至每个华人的命运。“二等公民”的处境深深地影响马来华人的身份建构和文化认同，这些至关重要的时间节点也是黎紫书小说中始终不曾放弃的历史时刻。

　　第一个长篇《告别的年代》，黎紫书的写作重心放在训练长篇的叙事技巧上。《流俗地》不同，在后记中作者将自己的写作目标、心理准备和技艺训练说得很清楚。这个书名标明了作家的叙事态度，她将写作姿态放得很低，甚至低于正常的水准。以盲人为主角极大地增加了写作难度。眼乃“六识”之首，是我们意识最为仰赖的部分。我们所熟知的比喻极大部分是运用视觉意象。《流俗地》并非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或者梅特林克的独幕剧《群盲》，后者是从象征的层面去雕刻盲人群体，暗示人类的盲目。黎紫书回到对盲人的写实，盲关闭了外部世界，放弃火眼金睛对世界的凝视，放弃目光如炬逼近普遍规律，让我们集中内眼去凝视的“黑洞”，那无尽幽深不曾命名的黑洞，专注于内心感受，与充溢着噪音、纷扰和流俗的现实生活相伴。文本叙述的重心从外到内，从明到暗，从现实世界到主体心灵生活位移。

　　《流俗地》书写一位华裔盲女银霞在锡都的艰难成长。黎紫书更乐意去展现文化“脱域”之后给个体带来的可能性，历史总是转弯抹角地决定着人们的意识，这一批移居马来的她们，身上依然携带着中华文化的某些遗产。银霞的成长是与马来华人的次级处境、女性的“第二性”的整体命运紧密相系的。本雅明在《讲故事的人》中对时代传播形式造成小说与故事、史诗的形式差别进行分析，他指出：“成长小说一点也不偏离小说的基本结构。它将社会生活进程与个人发展融为一体，仅仅为决定这种形式的秩序提供了最脆弱的理由。它所提供的合理性与现实截然相左，特别在成长小说，实际烘托出来的正是这种残缺不全。”

一 光

《流俗地》的突破在于作家努力刻画出心灵的趋光效应、“流俗地”的声色、气味以及重重阴影。银霞的艰难成长是镶嵌在社会的变迁之中。银霞虽盲，其心有光，她对光的习得、想象、渴望与争取乃这部小说的暗线。如果不能进入这暗面，阅读就可能适得其反，像当年的英国人煮茶一样让丰富的茶汁流失留下茶渣。

　　作者踏实地讲述一位盲女的命运与她周遭的锡都的社会现实。在“楼上楼”这样的“流俗地”，一位盲女携带着先天的卑微，但是没有知识分子预先设想的自怜，银霞习惯自身的缺陷，但眼盲没有遮蔽她内心对光明的向往。当大辉欺负地喊她盲女时，仗义的莲珠姑姑会训斥他并捍卫她“眼盲心不盲”。银霞的心是光明的泉源，是她赖以生存的全部。银霞明慧的心照亮了马票嫂、莲珠姑姑、细辉、拉祖一家、伊斯迈老师、顾有光老师的眼睛，让他们发现这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盲女，他们的鼓励和帮助又促进了银霞灵魂的健全。印度智慧之神“伽尼萨”的观照和马来老师伊斯迈的关爱同样照亮华人银霞的精神世界，黎紫书以开放的心态接受来自异族的光束，这正是当代马华文学的时代内容和新质。

　　失去光与色的世界，失去眼见为实，银霞成长的每一步都来得更为艰苦卓绝，比具体生活的困难更为可怖的是大家对盲人的歧视、霸凌和鄙弃，这是深不见底的漩涡，吞噬人的黑暗无处不在。银霞的每一个细小的成功几乎都会遭遇一场风暴，遭遇来自邻人和亲人的质疑，而她的父亲老古就是演奏这“打击乐”的首席。银霞的家庭死气沉沉，父母之间毫无爱情可言，父亲对银霞是盲人极为不满。父亲是的士司机，女儿坐在后排，他公然在前排与人妖调情，深夜开车寻求低端艳遇，母亲梁金妹终生携带着乡里人的自卑，对城市有说不清的畏惧，终日畏手畏脚，沉默寡言，得知老公的风流事只关心他是否收了的士费。母亲胆怯却能无动于衷地用开水烫死一窝小猫，仅仅因为华人“狗来富、猫来穷”的说法。父女之间异常隔膜，银霞在密山新村的盲人学校遭强暴后上车，从身心到头发的凌乱未曾引得他分毫疑心与关心。盲女银霞自幼手巧、善棋、声音甜美如铃，记忆力上乘甚至上过报纸，父亲均以不能变现无法谋生加以否决。母亲眼光短浅，全部心思落在银霞能否与细辉成亲上，亲家梦碎之后满腹怨尤。逼仄的家庭难容宽广的心灵展翅，盲目又让银霞无法远走高飞，一切都仿佛要沉默在暗礁中。但罕见的记忆力、敏锐的听觉和不屈服的心让银霞很容易捕捉到人世间最细微的光，听听收音机就明晓《西游记》八十一难及其出没其中的妖魔鬼怪，知道“金三角”的所指，她手里干着编织网兜的活，心中别有洞天，装着一本活地图。

　　银霞复杂的情感体验来自多声部的混杂生活环境，也曲折地通向创痛的隐在族群经验。在“楼上楼”这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有一位活跃于新旧街场的马票嫂格外引人注目，她最早开始骑摩托，也最早开始有小汽车，她会各路语言，消息灵通，有可畏的记忆力，能背下整本《大伯公千字图》，随口帮人解梦买彩。就是这个马票嫂脱口许了银霞一个“马票妹”的未来，并捎给银霞一本《万字解梦图》。虽然不识字的银霞没有能力学习这本书，但是梦想却在她心里扎根发芽。梦在《流俗地》中写得非常摇曳婀娜。白日为思，暗夜为梦，皆为心魂所系，真实的梦和幻境之真都能让读者惊出一身冷汗。梦对应着本我，最深、最真也是最难以捉摸的部分，如朝露转瞬即逝，如风来去无踪。每个人的梦不同，每个梦的色调亦不同，得有马良的笔才能描绘出鬼魅魍魉的梦影以及在他人梦境边缘的如履薄冰。

　　在华人聚居的祖屋，住着拉祖一家印度人，深棕色的皮肤讲述着他们的族裔和社会地位。印度人比华人份额更少，且没有自己的泰米尔语学校。拉祖父亲巴布因出色的理发手艺而闻名远近。拉祖几位兄长都资质平平，唯有拉祖是读书的料，连华文成绩也比细辉更好，还能以汉语演讲，而且体育、下棋样样了得，更重要的是他有一颗正大澄明的心。在“伽尼萨”照耀的巴布理发室，银霞与华人细辉、印度仔拉祖度过了童年的黄金时光，结下了终生难忘的情谊，印度母亲对儿子的好友总是温柔有加，充满母性的声音和很细微的抚爱动作长久地滋润着银霞的心田。细辉幼年体弱病孱，然心地良善纯洁，常以银霞的记忆力为傲，也为拉祖所得的各种奖励为荣。小说详细描摹巴布理发室的布局，突出神在印度家庭中的地位。“伽尼萨”是一张喜气洋洋的神像，而拉祖在有限的叙述中永远是见牙不见眼地笑着。在细辉因为输棋而生气横扫棋盘时，“神在大放光明”。神在众生之上，超越各种情绪、意气和苦。从逻辑意义上看，小说家与神造万物异曲同工，神创世纪，小说家造世界。

　　《流俗地》中对神祗的叙述展示了黎紫书写作的超越性，儿时的友谊让银霞深深地信奉印度的智慧之神。华人的庙宇与华人学校在一起，信仰与知识互通款曲，华人的拜神从来带着强烈的目的性：求子、求功名、求福寿。而印度的家庭供奉的“伽尼萨”象征着智慧。伽尼萨断掉的右牙“象征它为人类做的牺牲”。这几乎可以看作小说的文眼。在小说中先后出现四次，层层递进。拉祖的母亲将智慧之神的右牙缺失与银霞的失明连接起来，残缺乃牺牲，这对银霞是莫大的安慰。拉祖多次在游戏时考银霞关于“伽尼萨”缺失的事情，不断强化这种超越一己的牺牲精神。三十六岁，身为名震一时的律师，替天行道的拉祖却被残酷杀害，死亡方式极为惨烈。拉祖居住在华人聚居区，他的遇难有一位华人少妇亲眼目睹，最终却由于民族不同而不了了之。拉祖是银霞的至交，在银霞心里他永远是“光明的人”。他的死悲壮。但民族文化阻碍着他们的深入交往。银霞妹妹的婚礼座席明明坐不满也不让银霞请拉祖来参加。他们长大后有限的几次会面都是在祖屋老人的葬礼上。最后一次是银霞母亲的葬礼，拉祖依然考银霞“迦尼萨”断的是哪边的牙齿。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同样面临着种种残缺和障壁。银霞曾经爱过的伊斯迈老师再未谋面，不同的文化把他们永久地分开了。

　　银霞藏着恋爱的创伤，细辉早早就屈从了命运。只有印裔的拉祖仍走在自己奋进的道路上，但谁也不曾料到这样一位正直的律师却遭遇了最悲惨的杀戮。得知拉祖的悲剧，细辉和银霞不约而同地想到“伽尼萨”——印度人供奉的象头人身的智慧之神，她有四条手臂，却断了一根右牙。拉祖对伽尼萨以及印度宗教、民间故事的谈论银霞铭记心头。神所具有的创世意义，“百鸟归巢，万佛朝宗”虽然在小说中有如灵光一闪，但这光芒之耀眼足以让芸芸众生从流俗中超脱开去。银霞始终保留着关二哥奖励给他们的一只电子表，即便全部时光在表面消逝，即便塑料表带也黏稠化，银霞依然小心翼翼地保存着，以此纪念拉祖这位“光明的人”，这位曾经为银霞点亮理想之灯的挚友。从银霞对拉祖饱含尊敬的回忆中，我们看到黎紫书超越本族主义的叙事态度。

　　我们很容易在历史的挫败中匍匐下来，现代化追求的过程整体是一个学习欧美学习西方的过程。在科学、民主的旗帜下我们带着自卑以虔敬的心态对待西方的先进文化。我们遗忘了印度也是四大文明古国，其文化深处也有其“现存性”值得我们借鉴，可是中华文化传统的悠长使我们的心态带着略微的自负，而忽略了近旁的思想资源。拉祖这个人物和印度人所信奉的“伽尼萨”是《流俗地》中的一束强光。智慧、光明与牺牲、残缺同在，这是古老的印度文明留下的正面遗产，也是文明互鉴时代人类共同体能够共同继承的文化遗传，今天依然对每个民族、每种文明都有深远的启迪作用。

　　智慧之光沐浴着银霞。拉祖和细辉下棋的时候，银霞静坐旁边细心摩挲棋上刻的字，就在这耳濡目不染的过程中，银霞学会了下盲棋，能同时应对细辉和拉祖两人，技惊四座。银霞的棋艺彻底征服了聪明的拉祖，他们三成了“金三角”。成人后的银霞常常午夜梦回：小小的理发室，那里有塔布拉的鼓点、萨朗吉的琴声、拉祖父亲巴布的鼾声和母亲的喋喋声、风扇的摇头声、多种方言交织的市声以及印度家庭特有的馥郁香气。如此平常的午后杂音俗语在银霞记忆中成了世间最动人的交响曲。在最深最浓的黑暗中，拉祖的声音浮现：“银霞你唱歌吧，你的声音好听得像西塔琴。”还有比这对盲人更大的鼓励和赞美吗？

　　细辉的陪伴是日常的、绵长的，银霞能够从空气最细微的流动中感受细辉的存在，他们对彼此的委屈感同身受，楼道转弯的角落见证了他们两小无猜。而拉祖的鼓励总是能够击中银霞，给她的梦想添火加油。为了却银霞的心愿，两位好朋友设法带她到华人学校去玩一趟，当然得背着家里的大人。这一路对华人学校描绘得非常细致，像工笔画一般。银霞最常听到人家对她的怜惜就是要是她能够上学就不得了，可以想见，这对银霞是多么难忘的旅程，学校是知识的殿堂，是光明的在所。乐极生悲，银霞荡秋千摔得遍体鳞伤。拉祖向教他下象棋的老师求助，象棋老师帮银霞清理好伤口并开车护送她回家，自然，三个人都挨了家长的训斥，两个男孩子更是挨了痛打，细辉母亲一边骂一边庆幸银霞没破相，否则银霞家肯定会要求将她嫁给细辉。这让细辉第一次痛切地感受到世故的力量，而孱弱的他无力反抗。无论如何家长的痛打构筑了彼此更深的情谊与记忆。

　　《流俗地》在一波三折中迂回前进，银霞每次靠近光明，都会遭遇更深的黑暗。幼年时，为了与拉祖和细辉走同一条路去上学，银霞曾渴望到坝罗古庙义校(专为智商有问题的人开设的)求学未遂，平添诸多烦闷。去参观细辉的学校反而摔伤了。后来终于在契妈马票嫂的帮助下到密山新村的盲人学校上学，其他盲人都是学一些具体的谋生手艺，只有银霞对盲人打字机情有独钟，在打字机边找到了仓颉造字那种惊天动地的感觉，由此知道对于一颗向往光明、渴望智慧的心，语言文字的蛊惑力让银霞拥有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马来老师伊斯迈的悉心指导下银霞可以用盲文写信，学会盲文表达让银霞拥有一个崭新的世界，“总感觉自己像在一个宽广的异次元世界里走了一圈，成为过另一个人，自己便又多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层面”。“写信是一件好玩的事，每次都像打开一个话匣子，又像是推开一扇门去到别的世界。那些空间也和这里一样的漆黑无明，却包容了别的可能。房里的世界对我如此开放，给我自由。”向深谙的自我敞开，在盲文的保护下细数从头，银霞给自己童年的密友细辉和拉祖书写那些无人能懂的回忆与展望。信是一个指向具体、极为特殊的文体，在小说、戏剧等其他文体中被反复征用。孙甘露的《信使之函》如诗如诉，让语言的能指尽情舞蹈。在《流俗地》中，信是一个情感的突破口，银霞得以倾听伊斯迈老师欲说还休的心曲，得到了老师“发乎情止乎礼”的回应，这封长长的回信以“然而——”结束。

　　老师应承“改天继续”但改天永远没有来。第二天下午，伊斯迈老师并没有让银霞念信，却拿来了马来文的《古兰经》让银霞转成盲文，伊斯兰教是不允许离婚的。这是一个有家室的回民以经书来规训自己狂乱的心，也委婉地给聪慧的银霞以暗示。虽然有着宗教信仰、民族文化的隔阂，那个“然而”像雕刻一样印在银霞脑海里，不断回放，吸引银霞每天下午准时到打字室去。就在这密室的无望的等待中，银霞遭遇了强暴，银霞对伊斯迈老师的狂想使她一直误以为到打字室来的是他。狂想误导了银霞，等到发现侵犯者并非他时一切都来不及了。更糟糕的是银霞还怀了孕，遭受人工流产。马票嫂带着银霞家去找学校交涉，可怜银霞并不知晓凶犯是谁，无法指认肇事者只能黄连肚里吞。这次的遭际是银霞学校生涯的终结，直接阻断了银霞通往梦想之路，银霞再度回到令人窒息的家中。

　　靠了父亲的推荐，银霞去了的士公司当接线生，她甜美的声音具有疗愈作用，她将锡都的大街小巷全印在脑海里，就像今天的导航一样可靠。同事都亲切地唤她阿霞。阿霞在这份工作上得到的幸福感和意义无可比拟，工作既能让她拥有充实的时光，更重要的是她的声音和非凡的记忆力有了用武之地。可惜时光流转，花不常开月不常圆，的士司机这个行当慢慢衰退萎缩，银霞的工作日趋冷落。

　　银霞母亲病故，至交凋零，工作几乎难以为继。山穷水复。就在美丽园这个新的市郊住宅小区，因缘际会，银霞竟然认识了邻居顾有光老师。无巧不成书，他就是拉祖的象棋老师，当年帮助从秋千上摔下来的银霞他处理过肉体的伤口。如今，顾老师再度帮助银霞处理心灵遭遇的重创。在棋和猫咪的媒介下，顾老师与银霞渐行渐近。终于万事俱备，顾老师开着他的“莲花精灵”——这是独一无二的赛车——载着银霞去都城出席老朋友的追思会。会后，他们搭乘的电梯坏了，在轿厢这个密闭的环境中，银霞吐露了心曲，将自己曾在盲人学校经受的强暴讲了出来。这个几乎要被时光和尘埃湮灭的秘密终于得以与良人分享。最为难得的是小说没有遵循灰姑娘与白马王子的爱情链条。银霞和顾老师都历尽沧桑，白发暗生，各自身上都藏着生活的创口。在黑暗的密闭的电梯空间，银霞说出那一语双关的话：“欢迎你来到我的世界。”“现在你知道我的世界长什么样子了。”别忘记顾老师的名字是“顾——有——光”。对光的认识、描绘也是整部小说隐线，这隐线若有若无，就像我们做几何要加一条辅助线，但需要自己的想象力去建构出来。

　　《流俗地》表现了显、隐的不同层次，越有经验越优秀的作家在隐的部分下的功夫越多，留给理想读者建立心理联系的线头越多。主角是盲人，小说的叙事难度陡增。最大的难度在于得改变表达方式、凝练叙事空间，没了视觉，世界顿时狭窄而黑暗，叙述空间几乎被固定，而流动乃现代性的重要特征，要将丰富而多样的生活压缩进这又局促又黑暗的空间中集中展示作者必得给予读者一些额外的补偿。形象是我们对文学艺术表达的基本要求，而形象建立在视觉的基础之上。现在我们得删除视觉的一维，靠其他感觉系统重建立体的形象。比如银霞对光的感受来得调动听觉和触觉，阳光是很容易通过温暖来感受的，而阴天的光呢、冬季的光、早晨、晚上不同强度的光呢？得调动诸多写作技巧才能捕捉到光与黑之间的微妙变幻。

　　“镇流器发出的声音”将银霞的家与整幢祖屋接通起来。“像是有一只蝉或飞蛾什么的被困在灯管里，每一有光，便哀哀鼓噪。于是她明白，听见这声音，便知道有光了。”

　　无论闭上眼睛或不，黑暗都如墙一样坚实地直逼眼前，压迫她。这种黑暗不是睡着时的黑暗。睡着时的黑暗是虚的，广阔而深邃，仿佛前面摊开了一整个上帝说“要有光”之前的宇宙。当中隐藏着许多未知的内容；会把她的声音吸收进去，让她越涉越深。

　　“我却总觉得自己是看见过的。”“人们对我说颜色，说形状，说线条，说光，我都觉得自己能意会，知道他们在说什么。”

　　目前，我国企业预算管理理念落后，出现了一定的偏差，不能与现代企业管理观念同步，制约了企业预算管理水平的提升和进步，阻碍了预算管理对企业的助推作用，传统的企业预算管理内容比较复杂和混乱，与财务管理的内容相差不多，许多企业管理者的管理观念落后，认为财务预算是企业的预算管理，但实际上预算管理和财务预算有着很大的区别，二者之间是包含关系。全面预算管理这不仅仅是财务预算。它包括的内容更多，与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都有一定的联系，如投资、经营、经营、市场调整等。

　　叙事依次调动了对声音、感受以及幻觉来辅助银霞表达光感，她是以心灵、以情感来分辨事物的形态，这样一来也一定程度地达成了“陌生化”，激发我们对光这种习焉不察的事物的再感受再认识。太阳底下并无新鲜事物，但文学总是在千方百计地提供新鲜的表达，这同样可以增进、延长、补充我们的感受。

二 影

黎紫书并不满足于传统现实主义那样书写一位盲人蚕蜕般的成长，她要呈现的是银霞心中的光，周围的云层、无垠的天空和藏污纳垢的大地。虽然我们的文学常常将母亲与大地、大海等宽广的事物联系在一起，但千百年来的男权文化已经形塑了中华文化的形态，天子、国君、父亲乃权力的表征，君臣父子乃社会秩序的核心。黎紫书敏锐地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她既为自己的时代写作，也为自己的故乡画像。无论时代境遇如何，男性总可以在女人如雪般的生活上再撒一把霜，男性总是可以在把女性的肚子搞大之后若无其事地走开，可以在家庭重负降临时像无辜的孩子一样临阵脱逃。在文化更多样、流动性更大的城市生活中，男性沾花惹草、弃家不顾成了新常态，他们甚至不必面对“熟人社会”的舆论压力。这也是当代城市生活的实情，男性的缺席和逃离成为黎紫书作品中的高频情节，父亲的缺席深深地影响了作家的潜意识，而这种个人遭际又与马华人与华人主体文化的分离一拍即合。

　　《流俗地》的叙述时间从诸多不同的节日写起到大选结束。都市生活将所有的节日转化成消费狂欢买买买，就像农业文明时代所有的节日乃至婚丧最后都变成吃吃吃的盛宴。每个节日的创立均蕴含与众不同的意义，一方面节日承担着对历史的记忆功能，使社会通过庆典的方式变成共同体；另一方面，让川流不息的日复一日得以中断，假日使我们蓄积能量去忍受日常的枯燥。如果以中国的农历去观察传统节日，意义十分明晰。远祖的智慧本身值得后世人们庆祝。而马来的诸多节日彰显其文化的杂糅，得照顾不同民族的文化需要。

　　值大选之际，失踪多年的大辉召的士的声音突然出现，此际正值银霞接话筒。作为盲人，银霞具有过耳不忘的本领。大辉的声音打破时空，银霞大惊，遥远的童年和深深的往事历历在目，沧桑感油然而生。生活的沉疴从不同的角落从四面八方袭来，在父亲的葬礼上，大辉还是一个青春叛逆期的孩子，被三姑六婆一一耳提面命。大辉长得那么挺拔、那么英俊，而他所处的家庭是如此卑微，没了父亲的家庭对他完全没有了约束力。俊美使他引人注目，他的存在本身对女性是个强有力的杀手锏。细辉一家的命运都被父亲的中年早逝改变了，何门方氏的沉默、自苦、苛刻，莲珠姑姑当了拿督的妾，大辉旁逸斜出终至堕落，细辉嗫嗫喏喏地活在重压下不敢对自己的人生做主。

　　怀着身孕的未成年的少女从祖屋上跳楼自杀，这是大辉造下的孽，类似的多起命案在祖屋发生，以致噩梦连绵，最后不得不请人做法事并装上牢固的防盗网，使祖屋外观完全像个牢笼。小说没有直叙大辉母亲何门方氏的痛苦，而是侧面书写她对细辉的种种叮嘱，家丑不可外扬。大辉是长子，寡母能有什么办法呢？避人耳目去了日本，还是吃软饭弄是非。在日本混不下去了，回国之后托亲戚推荐到都城做侍应生，结果人渣仅仅凭着外形长相就同时得到了蕙兰和父亲的欣赏。道德、人品和爱情之间是毫无关联的，绝不可以划上等号。蕙兰跟莲珠姑姑谈到大辉时用了“爱”字，细辉对银霞那么深的感情都不曾用过。蕙兰对大辉的爱不光是给他买最好的衣饰，还苛求自己减肥以求匹配。大辉也一度想要好好养家糊口，可惜时运不济，本性难移，最终被蕙兰父女赶出家门。就这样逍遥家外，大辉甚至不曾偷偷回家去看望自己的三个孩子。他不仅是何门方氏的噩梦，而且是全家的隐患。

　　大辉和蕙兰的长女春分重复了那些青春少女的噩运，年纪轻轻就怀孕生子，一脚陷入命运的泥淖中无法自拔。春分的命运简直可以说是父亲作孽的报应。这样残缺的家庭，当叔叔细辉决定帮一把手时，他眼中的小侄女夏至却“看着仍像童颜佛身，双颊绯红，一对眼睛仿佛不知人间何世，活脱脱年画中怀抱鲤鱼手持莲花的娃娃”。叙事人动了恻隐之心，在夏至身上给了我们莫大的抚慰。细辉的勇敢付出得到了回应。莲花是可以出淤泥而不染的。同一种家庭可以养出魔头般的大辉也可以育出隐忍的细辉；可以生出叛逆少女春分也可以长出纯情少女夏至。黎紫书打破了我们的刻板印象，环境对人的影响可以是逆向的也可能是正向的，弟弟妹妹也可以从哥哥姐姐的成长中汲取教训。所谓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这也是自然生育的一个好处，家庭的希望能够有所着落。

　　每个家庭都潜藏着隐秘的不幸，每个灵魂都隐藏着或深或浅的创口。风光的马票嫂来自残缺的家庭，第一次婚姻极度不幸，不得不逃婚出来。马票嫂走家串户，传通消息，帮助银霞，后来成了她的谊母。嫁了黑道的梁虾才时转运来，可惜老了竟罹患老年痴呆，记忆混乱，离开温暖富庶的家去寻找让自己为奴的前夫一家。可见，痛苦是人生最深、最后的存在，痛苦是记忆的驻扎地。

　　何门方氏中年守寡，大儿子剑走偏锋，剧烈的煎熬使她完全丧失了过正常生活的能力，即使跟细辉一家住上了条件齐备的公寓也无法改变她节俭到吝啬的顽习：有餐桌布用而在沙发边吃东西，将破旧的衣服当抹布，沙发上垫了一层又一层的旧布……最终死在百纳布的怀抱中。死亡也没有帮助何门方氏摆脱生活的痛苦与命运的羞辱。深重的灾难在死亡来临之前已经夺走了她的全部，她不过是一段被生活榨干了的甘蔗渣。

　　莲珠姑姑虽然跟着拿督风光一时，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后来这种风光又被男人见异思迁的本性带走了，拿督外边有了新人，莲珠姑姑重复着陈旧的、古老的痛苦。

　　生了盲女的痛苦始终环绕着梁金妹，不能给银霞找个依靠的不安威胁着她的余生，拼了全部的力量为女儿买了房。潦倒得买不起房子的丈夫依然有外遇，这是千百年循环往复的性别命题。

　　蕙兰很小的时候妈妈就跟人跑了，虽然父亲宠她，但显然她缺乏辨识异性的能力，也没有女性相关的生理常识，致婚前流产让大辉生疑，婚后很长时间才怀孕又使夫家不满。婵娟原生家庭相对完整，却满身沾染着城市生活的势利、精明和冷漠。善于以惩罚激发学生的羞耻心，以不伤害肉体却极侮辱心灵的方式来对付青春期敏感而叛逆的学生。跳楼自杀的女学生竟是她小学同学的女儿，这位女生的自尽将她置于媒体的风口浪尖上，也从侧面击中了她自己的羞耻心。随后跳楼的女生就三番五次造访她的梦境，与她争辩身体坠落是直线还是抛弧线的问题，她常常从梦呓中惊醒，梦魇的困扰无法自我开解，不得不放弃教职，回家与细辉一起盘个小小的士多店度日。为跳楼噩梦所困的俩婆媳并未因此和解，婆婆甚至因此嫌恶婵娟，而婵娟仍以对待学生的方式培养保姆，他们的女儿也因此小小年纪就世故而薄情。在何门方氏毫无征兆过世后的清晨，婵娟的冷静、自若、有条不紊展示了她的寡情，在同一屋檐下相处多年的婆婆过世竟然没有打乱她的生活节奏，依然如故地洗洗晒晒，与邻里谈笑自如，没有一丝慌乱和惊惧。油灯耗尽苦熬一生的婆婆对婵娟的影响甚至不及那位跳楼的女生。日常生活具有的惊人的修复力，婚姻、醉酒、死亡都无法将其粉碎。

　　《流俗地》中，不同代际的女性命运互为镜像：何门方氏与梁金妹各怀隐痛；马票嫂与莲珠姑姑苦甜各半；何门方氏、婵娟两婆媳都曾被跳楼的噩梦紧紧纠缠；惠兰的自然流产、银霞的人工流产让人恍惚，生命是如此脆弱，但插曲的余音袅袅不绝。第三代的春分早早当了妈妈，又重蹈家庭的覆辙。时代貌似发生了巨变，然而女性身体与生育紧密关联。少女和妻子、母亲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身份认同，母亲的身份会将少女玫瑰色的自我覆盖。黎紫书能写出女性生命不同阶段的差距、层次，命运的起落与生活的温吞相提并论，就像马来的暴雨与烈日交替而至。烈日的灼热和暴雨的洗刷都无法改变人的本能。《流俗地》中这群生活在暗哑和燠热中的女性多么像热带的飞蚁，携带着“集体自杀的习性”。

　　银霞挣脱了飞蚁的命运，她的成长摆脱了“灰姑娘模式”。细辉爱银霞但障碍重重，世故分开了他们，有情人未成眷属但这感情依然动人，依然长久地滋润着彼此的心田。细辉果敢地承担起本属于大辉的那部分责任，并将大辉像毒瘤般从家庭的血液中清除。银霞得到了安全的归宿，伴侣顾老师历经难言的沧桑，婚外情的悲剧却给了他一个意外的结果，他与情敌成了知交还得了他馈赠的跑车“莲花精灵”，并用这辆跑车迎接他迟到的爱情。银霞前半生都囿在密闭空间中：童年生活的鸽子笼，郊外的小区美丽园，学习的盲人学校，工作的的士公司。现在，终于有了这辆象征速度和激情的跑车来承载她的幸福和自由、诗与远方。顾有光驾着“莲花精灵”来到银霞的世界。银霞也以自己的光芒照耀“流俗地”。

　　《流俗地》写出了人类心灵的趋光效应，太阳是如此无私，赐予盲人以五光十色。黎紫书也写出了人类对光的竞争所带来的黑暗，即便如此，也不能阻挡银霞对霞光万丈的追逐。

　　? 董启章：《为什么要写长篇小说》，《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2期。

　　? 黎紫书：《流俗地》，十月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8页。

　　? [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王逢振、高海青、王丽亚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70页。

　　? 《流俗地》(版本同上)，第31页。

　　? 第339页。

　　? 第342页。

　　? 《流俗地》(版本同上)，第192页。

　　? 第377页。

　　? 第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