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闳

　　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马太福音9:12)

　　我们仅有的健康是疾病

　　(T.S.艾略特《四个四重奏》)

一、从“地下室”出发

在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中，满是贵族的舞厅，乡绅的庄园，骠骑兵的酒宴，辽阔的草原风光，同时也还有三套车上苦恼的车夫和厨房里苦命的女仆。果戈理首先将笔触伸向了城市的市民生活场景，涅瓦大街上神情怪异的小公务员引人注目。但涅瓦大街两旁住宅的地下室里，还住着一些更加怪异的人，他们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随着1861年农奴制废除，彼得堡(以及莫斯科、基辅等大城市)等流动人口急剧膨胀，地下室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地下室人”也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地下室虽然幽暗、逼仄，但对平民和穷人来说，却是一个躲避彼得堡严寒冬季的安乐窝。当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则是孵化与地面世界相对抗的思想者的窠巢。一些形迹可疑的人蜗居在那里胡思乱想。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地下室人”形成了一个家族系谱。《穷人》中的杰符什金，《同貌人》中的戈利亚德金，《罪与罚》中的马拉美托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斯涅吉辽夫，等等。他们都是兄弟。他们都是出自同一“母体”——同一件“外套”(果戈理《外套》)，并与另一个俄罗斯家族系谱——“多余人”——形成对照和反差。但他们有时又往往是同僚或表亲，多少沾亲带故。《地下室手记》第二章中，“地下室人”与同学聚会一场，就可以看出这两类人之间的黏着关系。或者也可以说，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阶段，“多余人”开始发生分化，一部分依然混迹于上流社会的舞厅，或者妓院，另一部分人则住进了“地下室”。有时是斗室、阁楼(如《罪与罚》中的拉斯科尔尼科夫，《群魔》中的沙托夫、列比亚德金等人的住处)。这个世界由破落贵族、退伍军官、穷大学生、失业者、酒鬼、妓女诸如此类的人组成，与波德莱尔笔下的忧郁巴黎的情形有几分相像。这些人在其他俄罗斯作家笔下，或多或少也被描写过，一般而言，他们总是作家们要关心和怜悯的对象。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也描写这些人，只不过他不是从外观上做一种全景式的俯瞰，而是进入他们的住所，进入室内，并与他们一起蜷缩在那个幽闭的空间。更重要的是，进入他们的微观的“内在世界”。一份《地下室手记》，就是这个地下世界的“第一沉思录”。

　　《地下室手记》在一开头写道：

　　我是一个病人。

　　这是一个清晰的判断。它不是病人面对医生的主诉。没有医生，只有病人对自己的判断。“地下室人”首先是一个诚实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清醒的人。他完全知道自己的处境和状况。这一姿态看上去与耶稣的门徒西门·彼得颇为相似。在那日，耶稣前来呼召彼得。当彼得意识到出现自己面前的不是一般人的时候，他大为震撼。彼得的回应是——

　　“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路5:8)

　　公开承认自己不良的身心处境，同时承认自己身心上的欠缺和病痛，这是精神哲学的起点，甚至也是宗教信仰的起点。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正是现代人类的精神哲学(存在主义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源头之一，正如美国学者考夫曼所说：“《地下室手记》的第一章是历来所写过的最好的存在主义序曲”(考夫曼《存在主义》)。1864年《地下室手记》的发表，可以视作是现代主义的开端。从一定程度上说，不仅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群体，整个现代主义群体都是从“地下室”出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作者约瑟夫·弗兰克指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化新生事物——尼采哲学，弗洛伊德学说，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危机神学和存在主义——或者声称地下人属于自己，或者通过积极的诠释与他产生联系”(约瑟夫·弗兰克《陀思妥耶夫斯基：自由的苏醒，1860-1865》)。

　　一个神经质的人总是不停地自言自语，出声地思想。“地下室人”胡思乱想，他的思想的嗡嗡声，充斥整个地下室。是思想，而不是人物行动和事件，成为《地下室手记》等作品的主体部分，并奠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期小说的主调。它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神的喜剧或人的喜剧，而是“思想的喜剧”。

　　“地下室人”公开承认自己的身心正处于一种病态，而且很确切，就身体而言，是肝脏有病；就心理而言，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凶狠的人”，一个心怀恶意的人，一个心理很不健康的人。这是现代主义哲学对于人类自身的生存处境和状况的一种极其清醒和自觉的判断。“地下室人”的病，就是现代人的通病。“地下室人”对自己处境的坦承，并不是一种悔恨，这一点与西门·彼得完全不同。相反，他不得不以这种病态为基础，成为对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确认。但是，对于“地下室人”来说，重要的不是自我认知，也不是对疾病的认知。他相信自己有病，也相信有医生和医学有可能处理这种病态，恢复健康。“地下室人”的关切在于，作为一个已然患病的个体在特定处境下的“自由选择”。尽管这个世界满是病人，而且也有人四处寻找医生，甚至也有很多号称“医生”的人在世上游荡，但“地下室人”的态度很特别，也很坚决——不去看医生。他表示：

　　我不去看病，也从来没去看过病，尽管我尊重医学和医生。何况，我还极其迷信；唔，即便如此，我仍旧尊重医学。(我受过良好的教育，让我不至于迷信，但我还是迷信。)不，我是因为赌气而不去看病的。我无法向你们解释清楚，我在这种情况下是和谁在赌气；我也十分明白，我不去医生那里看病，决不会使他们受损害；我比任何人都清楚，我所做的这一切只会损害自己一个人，而不会伤及任何人。我之所以不去看病，是我故意不去看病。

　　“地下室人”显示出不同一般的精神品格。他倒不是病笃乱投医，而是相反，他拒绝就医，而且是“故意”的。“地下室人”的态度选择，彰显了现代人的自我意识的高度自觉。身体之苦痛令人难忍。一种肉体的不适，居然支配了人的全部生命，并导致肉体的死灭，而且，肉体之死灭，也就意味着“无”，人彻底归于无有。如果人的价值完全依赖于有机体的物质性的存在，那么，他跟虫子的差别何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冬天记录的夏天印象》中记录了关于自己身体状况的感受：“我的舌头发黄，证明我有病……‘难道人，万物之灵长，竟是如此依赖自己的肝脏吗？多么卑贱啊！’”疾病控制了身体，而身体又控制了自我意识和意志。终究，人不过是肉体(甚至是有病的肉体)的奴隶而已。

　　有病，这是确切无疑的，它也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选择的结果。而唯其不去看病，拒绝对疾病的治疗，不寻求生存之快乐，才有可能显示意志对于物质化的肉体的摆脱。他选择接受疾病，并且要让疾病成为其生命的一部分，甚至是主导性的部分。基于此种理由，“地下室人”宣称道：

　　肝痛，那就让他痛得更厉害些吧！

　　疼痛反而更能彰显其生命存在。甚至可以说，没有疼痛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因为它与这个世界的庸常无聊没有什么两样。唯其疼痛，而且痛得更厉害，其生命的存在感方更为强烈。如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里展开了一场自我内在的厮杀。他在寻找疼痛，寻找与世界的冲突和碰撞。另一方面，“地下室人”同样也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卑微和软弱，这种人性特质是可耻的和可鄙的，同时又是其自身无可摆脱的本质。软弱的肉体是其自由精神的囚笼。他对那些虚伪、体面的上流社会充满了怨毒和敌意，尤其是对来自体面人的羞辱更是充满了怨毒和恼恨。他寻求报复，要向某个他所痛恨的绅士挑战。可是，身体却背叛了他。当他与那位假想敌狭路相逢时，迎面而来的那位完全无视他的存在，而他却不由自主地退缩到一旁。他的“以头撞墙”般的雄心，转眼间化为猥琐的卑躬屈膝。在他的身体内，仿佛有两个自我，一个雄心勃勃、威武不屈，另一个则低三下四、奴颜婢膝。这一主体人格分裂的主题，在小说《同貌人》中，发挥到了极致。

　　因其自身的孱弱，在“以头撞墙”的过程中，只有遍体鳞伤，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损伤。在失败中徒然地增加了新的屈辱。而现在，病痛，乃是对自身软弱肉体的惩罚。在疼痛和耻辱当中，感受自身的存在，并建构其渺小的自我意识。甚至，他们以病痛为武器，向世界挑战。病痛就是他唯一的武器。他们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是近乎一无所有的人们。如果连病痛都没有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实在不足挂齿。因此，他不去看医生，不打算疗治这个疼痛的肉体，任其一味地走向无可救药。唯其如此，方显出其独立的自由意志。被高扬的自由意志，只有走向死亡，才是其终极的实现。这与《群魔》中基里洛夫对待死亡的态度同出一辙。在基里洛夫看来，唯其主动选择自杀，并且不需要任何理由的自杀，自由地支配和处置自己的生命，方显出自我对生命的绝对主权以及绝对的自由意志。

二、癫痫症及其精神病理

当然，疾病跟自杀仍有所不同。自杀是自由选择的结果，而疾病则是身体的不速之客。疾病仿佛是另一个独立的主体，按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然而，它同时又是潜伏在人的身体的内部，它通过人的生命体征和症候来表现自己，似乎也是人的生命的一部分。有病的人，病征也是其生命的一部分，然而却不是其所能够自我支配的一部分。疾病军团实在是生命的“叛军”。这个居心叵测的不速之客，有时会缓慢地消耗人的生命能量，回赠以消瘦、发热，溃烂，有时则会突然袭击，用高热、肿胀和疼痛击打患者。它以自己既有的进程，践踏人的身体，从生命的原野上席卷而过。这一进程并不因为你对它有充分的认知或缺乏认知而改变其袭击的路径和强度。疾病总是一意孤行，按照自身的法则行动，让人有时或者经常无法抵御，导致生命衰竭，直至死亡。列夫·托尔斯泰在《伊凡·伊里奇之死》中，写到过前一种疾病状况。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则偏爱表现疾病的突发状况。

　　突袭性质的疾病，最典型的就是癫痫。我们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患有这种疾病。癫痫属于中枢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呈间歇性发作。患者平时与常人无异，发作时几乎无预兆地被昏厥和抽搐所控制。在那一时刻，人完全被生物化了，纯粹只是一个有机体，而且像神经系统遭受打击的低等生物(比如蠕虫或爬行动物)一般，分泌出粘液和泡沫。人在那些动物性分泌物中扭动，痉挛，然后缓缓地恢复过来。他不同于波德莱尔笔下的醉汉，不是因为酒精的作用而迷失和癫狂。他的心智迷失的病灶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是潜伏在自我的内部和深处。

　　《白痴》中的梅思金公爵，一个高贵而又纯粹的人，却被这种疾患所苦。在某个瞬间，他将变成一个虫豸，没有意识，更别说理性了。梅思金的癫痫，将从“地下室人”开始的病患推向了极致。它将人的理性乃至意识彻底摧毁。每一次发作，都像经历一次死亡。但它又不是死亡，不像死亡那样终极性地解决生命问题。它留下机体的生命体征，并让它再一次活过来。仿佛经历了死亡和复活的伟大转折。死亡阴险地潜伏在体内，随时要发动一场致命的袭击。弗洛伊德则将它解释为被压抑的“死亡本能”的歇斯底里发作(弗洛伊德《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

　　梅思金的病症，与其说是临床病理学的，不如说是精神现象学的。他的精神空间里，有两种灵在拼命厮杀，将他的身体变成了战场。那潜伏的某种恶的灵，痴愚的、邪恶的和死亡的灵，突然突破了他的理性、仁爱和敬虔的守护。

　　癫痫症比其它任何病症更能够揭示人的动物性的一面，即便是公爵梅思金这样的人，也无力抵御它的力量。在福音书中，也对这种病患的可怕力量有过描述。新约时代的人将这种病患与精神分裂症一起，视为邪灵污鬼对人的附着。只有鬼魔一类的灵，才可能具备这样巨大的恶性力量，并且，依靠人自身的能力和技术，无法驱除它。耶稣基督曾在格拉森和其他一些地方，遇到过这种患者。《马可福音》有一处记载——

　　“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地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呢？”回答说：“从小的时候。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水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看见众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污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孩子大大地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般，以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可9:17-27)。

　　从现代医学角度看，这是一个典型的癫痫症病案。耶稣以他医治的大能，治愈了这位患者。灵里的疾病只能通过灵界的路径来医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群魔》中从政治哲学的维度，揭示了这一精神症候。某种鬼魔(邪灵)进入了人群，沙托夫小组就是这样的一群，他们将成为社会的癫痫症。而这一切，同时也是19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精神症候群。在他们身上所呈现出来的矛盾性，既是西欧现代性文化与斯拉夫传统文化的冲突，又是东正教神圣敬虔传统与东方萨满教传统的冲突。艾娃·汤普逊把这一精神现象归结为俄罗斯文化中所特有的“圣愚”(юродивый)现象(《理解俄国：俄国文化中的圣愚》)。从某种意义上说，萨满交鬼巫术就是俄罗斯文化灵界的癫痫病灶，它与东正教的敬虔传统结合在一起，在“圣愚”那里以歇斯底里的癫狂方式呈现出来。这也正是俄罗斯精神令人费解的秘密所在。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癫痫症中看到了理性的脆弱，它也预表理性危机时代的到来。19世纪流行的理性乐观主义，如同风中的残烛一样岌岌可危。从某种意义上说，随之而来的现代主义，正是这样一种理性和意志的“癫痫症”，而且，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看到了这一病症发作的后果。20世纪就是一个呕吐的世纪，一个痉挛和抽搐的世纪。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已经预示了发作前的那种神经质般的亢奋和不安。

　　癫痫同时又是反讽性地模仿了“死亡/复活”的生命变局，正如《马可福音》中众人所认为的那样，“他是死了。”只不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所呈现出来的，它的死亡是虚假的，因而，它的复活也是虚假的。如果只是顺应肉体的话，“复活”的盼望对他来说就是一场灾难。一场可以预感同时却无法回避的灾难。这种不真实的“死亡/复活”情节，难以忍受的肉体经验，折磨着梅思金(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体，也折磨着他的理性和信念。

　　陀思妥耶夫斯基注意到，在理性迷失和毁灭的情况下，人跟一条虫子就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地下室人”就渴望变成一条虫子——

　　现在，先生们，我要跟你们讲一讲我为什么连一条虫子都做不成的原因。我只管讲我的，你们爱听不听。我要向你们庄严宣告：我曾多次想做一条虫子。

　　到了卡夫卡那里，人干脆就变成了虫子。格里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虫子的意念支配着他们，无论是19世纪的彼得堡还是20世纪的布拉格。卡夫卡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20世纪的继承人。“地下室人”是格里高尔·萨姆沙的史前时期，是后者的不安的梦，是他梦醒之前的状态。当他一觉醒来，蜕变才真正开始。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说，格里高尔·萨姆沙是“地下室人”的梦。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不安的睡梦中醒来之际，所努力维护的，就是其甲虫硬壳之内所残存的理性。他仔细地分辨和判断自己当下的状况，并对自己的处境有相当清晰准确的认知。而且，在所有人因他的变形而震惊之际，他却几乎是“唯一保持着镇静的人”，而人类反而陷于恐慌和狂乱(卡夫卡《变形记》)。当然，随着事情的进展，在甲壳之内的理性，这一人类特有的本性，逐渐消失，理性像沙漏中的沙子一般，一点点地减少。一切都变得不可逆转。最终，正如“地下室人”所说的：

　　已经无路可走了，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变成另一种人了。

　　确实是无路可走了。而且，对于格里高尔·萨姆沙来说，是永远不可能变成人了。连癫痫式的虚假复活都没有。

三、水晶宫：地下室的倒影

地下室是一个适合胡思乱想的地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就是一份19世纪俄罗斯文化精神的病历，“地下室人”及其衍生物，仿佛这个潮湿、阴暗的空间所孳生的毒蘑菇，装点着俄罗斯的精神空间。在地下室里，一方面，身体的病态与空间的逼仄幽暗相表里；另一方面，身体的病态又与灵里的贫瘠苦毒互为表里。但现代人关心身体以及相关的物理世界。地面世界的法则，乃是属乎物质的法则，肉体的法则，也就是“地下室人”所说的“欧几里得法则”。这种法则可以归结为一则公式，即“二二得四”。一种坚硬的、毋庸置疑的和不可动摇的规律。它是健康的，没有病态的。它与地下室的那种有病的和非理性的法则，形成了强烈反差。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其称之为“水晶宫”法则。

　　水晶宫雄踞于地面上，与寒碜、湿暗、逼仄的地下室判然有别。水晶宫意味着坚固、明亮、舒适、辉煌和希望。地下室则拥有其反义词。水晶宫理念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处时代的社会理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论敌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在小说《怎么办？》中，描述过这种象征着未来社会之完美图景的水晶宫。那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笔下的代表人类未来和希望的“新人”的生活空间。这种水晶宫理念，早在傅立叶关于“法郎吉”的空想中，就已初具雏形。它起初只是一种关于天国的想象，是圣奥古斯丁的天国之城在地面上的投影。到了傅立叶那里，其轮廓渐次清晰。在小说《怎么办？》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赋予其明确的形态。它不仅是一个物理空间，同时还是一个伦理空间，一个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美好的空间，其间满是自由、平等、博爱、理性、善良和爱，是天国在地上的实现。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这种理念，日后被列宁主义所继承并予以现实层面的实现。水晶宫在苏维埃条件下，演变为苏维埃宫，一座伟大的现代人类精神象征的高塔，当然，由于物质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它归于流产，仅仅是作为一种观念上的象征，存在于苏维埃的蓝图当中。这种伟大的宫殿，一方面是建筑材料和力学的奇迹，另一方面也是现代性的精神象征，即对于远古时代人类僭越性的巴别塔的模仿。这种巴别塔冲动，并不只限于苏维埃文化，自由资本主义也同样有，甚至更强烈，并且由于技术和资本方面的优势，它还得以付诸实施，那就是矗立在石头城巴黎的钢铁巨构——埃菲尔铁塔。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时代尚无埃菲尔铁塔，但水晶宫作为未来社会形态的象征，它确实于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上，在伦敦被建立起来。它作为未来社会的物质形态，真实地展示在人们面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曾在伦敦游历期间，参观过这幢奇迹般的建筑。而他从中看见了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荒谬的胜利，并使他联想到论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社会乌托邦。“地下室人”对于这种矗立在地面上的物质主义建筑物充满敌意。在“地下室人”看来，即是遇到坚硬的理性之墙，是“二二得四”的铁的逻辑枷锁。理性主义者试图在地上建立起“水晶宫”的世界，也就是华丽、宏伟的物质主义宫殿。

　　《冬天记录的夏天印象》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记下了这个来自北国寒冷世界的写作者，对温带和亚热带欧洲的印象。他对物质主义的西欧文化表现出一种不满和蔑视态度，同时也对西欧现代主义文化催生出来的不断膨胀的个人自由，表示深切的忧虑。在他看来，这种自由的症候之一，就是所谓“拿破仑主义”。在他笔下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即是将“拿破仑主义”推向极端的一个典型案例。居住在阁楼斗室的贫穷大学生拉斯科尔尼科夫，可以看作“地下室人”的一个变种。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里滋生着恶。它的潮湿和阴暗，适合生长恶的毒蘑菇。这与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水晶宫里绽放的美善花朵大相径庭。然而，地下室却是水晶宫的基础部分。另一方面，这两个部分又形成对抗。它们之间包含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特有的镜像辩证。“地下室人”以苦毒、怨恨、歇斯底里的激情，乃至被张扬的病态，来对抗地面水晶宫的堂皇、华美和伴随着残酷的温馨。伊凡·卡拉马佐夫揭示过这种人类理想图景的可怕的一面。水晶宫的物质主义的天堂，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并非生命的希望所在。相反，它意味着人类在灵里的死亡。“但是先生们，要知道二二得四已经不是生活，而是死亡的开始了。”——“地下室人”说道。“二二得四”的物质主义公式，若作用于魂灵的世界，则意味着死亡，意味着消灭生命中的那些非物质的部分：激情、情绪、情感、无意识冲动，乃至爱。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母国的一句谚语所说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学则要关心眼泪，关心每一滴眼泪的价值，尤其是那些无助者哀伤的眼泪。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卡拉马佐夫提出的那一句质疑，揭示了哀伤眼泪的价值内涵：“哪怕认识了整个世界也抵不上孩子向‘上帝爷爷’哭诉的一滴眼泪。“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回应了来自《约伯记》的古老疑问。眼泪或者说痛苦的价值，不是认识论的，也不是经济学的，更无法用欧几里得的定律或是“二二得四”的公式来加以衡量。“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还重”(约6:1-2)。

　　想象一下，假如你正在建造一座人类命运大厦，目的是造福人类，给他们和平和安宁，但因此却必须而且不可避免地要残害一个——总共就一个——小小的生命体，或就是那个用小拳头捶打自己的胸脯的小女孩吧，用她那得不到补偿的眼泪为这座大厦奠基，在这种情况下，你会不会同意担任这座大厦的建筑师？

　　伊凡挑战弟弟阿辽沙的信仰和仁爱，这一挑战，更是对“水晶宫主义”的强烈批判。几十年之后，安德烈·普拉东诺夫在小说《基坑》中，也提出了同样的批判。那些正在为共产主义大厦而努力挖掘基坑的人们，在工地上遇见了一位幼小的孤儿。他们收留了她。她在吃过工人们给她的食物之后，躺在基坑便睡着了——

　　萨弗隆诺夫、沃谢夫和所有其他挖土的工人都久久地看着熟睡中的小生命，她将住在他们的坟墓，并在宁静的布满他们的白骨的土地上生活。

　　“同志们！”萨弗隆诺夫开始总结大家共同的感觉。“躺在我们面前的就是没有知觉的实际的社会主义。从广播喇叭和其他文化资料中我们听到的只是路线，可是什么也看不见摸不着。而现在躺在这里的是创造物和党的目标——即将成为全世界一分子的小孩！为此，我们必须尽快挖好基坑，早日建成大厦，用石墙让孩子们免遭风吹雨淋，感冒害病！”

　　然而，那个名叫伊莲娜的小姑娘最终仍无声无息地死了。沃谢夫的信念被轰毁了。苏维埃乌托邦容纳不下一个儿童的身体，小女孩伊莲娜的尸体足以将整个乌托邦大厦压倒。

　　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知般地预见了物质主义巴别塔兴起及其毁灭的命运，如同先知以赛亚在巴比伦的兴盛时期预见了其倾覆一样。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伟大的现代都市彼得堡，就是现代巴比伦。

　　地下室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生存的物质空间的隐喻，也是普遍的人类精神空间的隐喻。它当然有上与下的空间区隔，但同时还有内与外的区分。关注空间区隔，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传统，这与19世纪俄罗斯的阶层壁垒之坚硬和难以破除的社会状况有关。但这一分野并非唯一的维度。到了高尔基那里，这一区隔就被简单化了。高尔基的戏剧《底层》，是关注社会层级差异的经典作品，但他更多的是将其区分为“底层/上层”。进而将这一区分政治化，成为社会阶级分割的空间隐喻。这种空间简单化的倾向，在更早一些的涅克拉索夫(如《谁在俄罗斯能过好日子》)那里，就已经出现了。高尔基的戏剧《底层》，与其说是继承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如说是继承了涅克拉索夫。地下室空间隐喻中的精神性成分被严重削弱，消减殆尽。

　　而对于卡夫卡来说，这种地下世界的层级意义根本就不存在，世界的空间并没有更多层次，只有上与下、远与近、内与外、大与小，以及幽闭与敞开的区分。因而，也就不可能用阶层对峙或反转的空间政治学等来解决问题。因此，卡夫卡的回应方式更为消极，他缩到地洞里去了。卡夫卡的“地洞”，从形态学上说，像是柏拉图的“洞穴”(与之相似的还有笛卡尔的“火炉”)；从心理学上说，则更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人在其中，并不是沉湎于“我思”，而是充满了焦灼不安。主人公清晰而精确的理性，狂乱的胡思乱想所包围。

四、“地下室”与“铁屋子”

如果说，狂乱的胡思乱想是一种现代性的症候的话，这种病症也传染到20世纪的中国，这个正在走进现代社会的古老国度。

　　疾病催生了现代社会。这样说，既是历史的，也是临床的。现代(或近代)社会从黑死病的污秽和恐怖中诞生，它首先将关于身体、疾病和医学的认知，纳入到现代科学认知的理性范畴。黑死病提醒人们，关注天体运行、摆锤计时、物体坠落等问题固然重要，但身体和疾病却性命攸关。若不能很好地将这些问题认识清楚和加以解决，其他事务也无心打理。尽管“地下室人”不以身体的病痛为意，也不打算消除这些病痛，但他仍然相信医学，承认它是科学，是真理的一部分。

　　对身体与疾病的认知，以及现代临床医学，是现代知识理性的重要起源之一。现代中国的诞生，或多或少也与此相关。近代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带来了现代科技，同时(甚至首先)带来了现代医学。现代医院的诞生，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是最具优先性的。病痛的解除，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比知道地心说或万有引力更迫切。他们至今也未必很清楚这些个知识的科学原理，但头疼脑热之事却时时甚至一直困扰着他们。对此，反倒是本土知识分子缺乏明确的认识。出于传统的天下兴亡、家国盛衰家之大任的担当意识，知识分子更关注国族的强盛以及相关的现代制度的建设。但那些对病患威胁有着切肤之痛的人来说，就不一样了。比如留学东洋的绍兴青年周树人。在经历了丧父之痛后，他走了一条与其大多数同时代有志青年不一样的道路，他不是选择学习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等学科强国兴邦之学科，而是选择了医学。

　　仙台医专的医学生周树人，在学习人体解剖学的同时，也思考民族文化精神问题。一张缠足女人的足部X光片，将这两个相距遥远的问题联系在了一起。临床医学诊断学与文化批判，在方法论上是那样的相似，几乎可以使用同一套术语体系。临床症候学方法完全可以用于文化批判。如果将一个民族的文化看作是一个机体的话，那么，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孱弱，需要给出一个准确的诊断。这正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年轻的周树人认为，整个民族处于一种病态，既是身体上的，也是制度上的，还是文化精神上的。并且，他与弟弟周作人一起，开始着手寻找文化病症的疗法。在他成为鲁迅后，这种治疗方得以全面展开。奇妙的是，鲁迅曾在一首诗中写道：“廿年居上海，每日见中华；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鲁迅《赠邬其山》)。这看上去与“地下室人”的情形有相似之处，但他并没有说明“不求药”是因为不承认有病还是因为拒绝就医。

　　对于国民性，鲁迅做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于是，他从一个肉体的医生转向寻求灵魂的拯救。鲁迅写道：“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呐喊·自序》)。从精神(或心理)层面来解决文化问题，乃至健康问题，显然是身心医学的思路。从这一点上说，鲁迅的文化批判与古老的医学思维是一致。身-心互为表征，互为隐喻。反倒与现代临床医学在方法论上有一定的差异。文艺诉诸精神层面，似乎能够从更根本上解决社会诸问题。这一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疾病观相当一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重要的不是身体的病痛，而是灵里的病变。或者说，任何身体的病痛，都可以视作灵里病变的结果和表征。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场疾病开始出发。

　　作为现代文学的开创者，作家鲁迅以一个疯狂的病例，开始了对中国文化病症的诊断和疗治。从《狂人日记》开始，鲁迅的文学构造了一个病态的世界。首先是一场精神分裂症，并在一段虚假的痊愈之后，进到肺炎、肺结核等致命的呼吸系统疾患。死亡则是频频发生的事故。

　　“狂人”从假想的“铁屋子”里发出呐喊，他的胡思乱想，打搅了周围人的迷梦。“铁屋子”幻象是“地下室”在20世纪初的中国的投影。它与阶层无关，甚至与实体空间乃至空间之内外差别也都无关。它也不能像“地下室”那样可以供人蜗居和进进出出，构成对地面世界的挑战。它只是关乎一种坚硬、致密和幽闭的状态，仅此而已。无论是疯还是不疯，人群都处于“铁屋子”之中。除非打破它，没有其他空间存在。打破，才有可能进入“地下室人”所处的有内外、上下等空间维度的世界，否则，只能在其间昏睡，直至窒息而亡。

　　《狂人日记》揭示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精神属性——它首先是作为一份文化精神领域的病案而存在的。以病案的方式，呈现国民的身心状况。《狂人日记》划出了“疯狂”与“日常”的界线，也划出了“疾病”与“健康”的界线，整个新文化运动，至少是在鲁迅那里，表现为界限两边的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抗。然而，这一界线是那样的模糊和脆弱，以致究竟谁是疯狂的人，究竟谁才精神失常，仍是一个问题，而且，始终是中国文化精神领域的基本的和难解的问题。这是鲁迅笔下深刻的“疯狂的辩证”。

　　舍斯托夫在论到《群魔》中的基里洛夫时，写道：“自古以来苦行僧的缄口不言的实质仅仅在于‘宣告一意孤行’，在狂人和理所当然的狂人——因为洞穴中只有死人不发狂——中间最后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人类世界，即‘理性强加规律’由‘机体’经验创造的世界，确实是唯一可能的，确实是理性及其规律统治活人的世界吗？”(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基里洛夫与“狂人”有相似之处，但基里洛夫反抗的是理性强权，“狂人”则相反，理性恰恰是其疯狂意识的核心部分。在狂乱的洞穴里，理性反而成为疯狂。如果“狂人”仍要坚持其理性的话，他的启蒙的呐喊，必然显示出某种“疯狂”的特质。启蒙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狂人”，或者说，他必须首先以自身的疯狂，方能生存于这个疯狂的世界。并且，这个运行久长的社会将要治愈他。事实上也确实治愈了他。他很快回归社会，成为社会的一员，随时等待修复铁屋子的裂口，治愈其他人的疯狂。

　　鲁迅小说中最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化的，是《孤独者》。孤独者魏连殳面对世界时，一个“地下室人”走到了地面。魏连殳厌恶这个世界，他要挑战世界，以自己的病患为武器，以自身的道德和精神的糜烂及恶，来腐蚀世界，让世界病入膏肓。当然，最终的结局是，世界依然如故，孤独者却归于死灭。唯一聊以自慰的是，他认为世界自始至终没有征服他，他以恶的失败以及作为恶的载体的自身肉体的死灭，来宣告意志的胜利。《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多少也意识到自己也属于“铁屋子”里的一员，屋子里的人的全部恶和罪，他都有份。他的治疗似乎应该从其自身开始。于是，诊查也就转向了自身。鲁迅借用了一个解剖学的术语，来表达这种自我审视和自我批判——“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而且，他对自己灵魂深处的所谓“毒气”和“鬼气”也很了解。散文诗集《野草》，即是这样一部“解剖自我”的精神自白。《野草》也弥漫着地下室的气息。它在文体上是尼采式的，意识上和调性上，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主人公的自我审视、质疑和剖析，乃至在幽暗中的自我撕裂和自啮，都与“地下室人”一脉相承。甚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幽魂和鬼魔，也在《野草》空间里频频闪现。

　　《野草》中有一篇《腊叶》，讲的是“我”在翻阅书页时，发现其中夹了一片干枯的树叶。“我”注意到叶片上有虫蛀的孔洞，“明眸似的”回望。“我”自叹道：“这是病叶啊！”(《野草·腊叶》)这里固然有文人式的顾影自怜，但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感知和自我肯定的手段，在病叶上看到了自己的形象。对于病态事物的认同，是对一般意义上的正常和健康事物的拒绝。但这并非阿Q式的，将病态当作荣耀的“精神胜利法”，而是一种抗拒，拒绝加入那个健康的世界，尽管它并不像“地下室人”那样打算向这个世界发起挑战。

五、“暂时还很不清楚的一章”

值得注意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地下室人”还是其变种，正如“地下室人”所承认的那样，是“病人”，而不是医生。他们所有的言谈和行为，都属于疾病的一部分，是病征，而不是治疗。鲁迅笔下的魏连殳看上去以一种进取的姿态突入世界，像是对世界的介入治疗。但他的“以毒攻毒”的疗法，也是传统老例，最终归于自杀式的自我覆灭，是更加致命的疾病的病程阶段。“狂人”本打算成为这个时代的医生，至少他自认为可以成为医生。不料，他却成了病人，或者说，他必须首先作为病人(受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而存在，以疯狂的方式介入这个弯曲悖谬的世界。从他的观点看，世界疯了，需要医治、拯救；而从日常的外部世界的观点看，有这种想法，就已经是疯了。这个疯狂的人，他已经失去了正常的感受和认知，以他疯狂的眼光，将世界视为疯狂；以他不正常的感受，将世界评定为不正常。这一点，跟几百年前近代社会发生之初西班牙拉曼却地方的那个疯狂的乡绅堂吉诃德一样。

　　从《狂人日记》的结局来看，他似乎并没有治愈这个世界，相反，他被这个世界“治愈”了。他的日记与其说是对世界的病案记录，不如说是自己“疯狂”的病历，在康复之后，成为世界的笑料。“狂人”临床医学意义上的康复，恰恰是灵里死亡。他回到那个文言文所表达的世界。如果他的“疯狂”不能被这个世界治愈的话，那么，他将成为世界的“药”。鲁迅在接下来的另一篇小说《药》中，揭示了这一结局。在“狂人”可疑的康复之后，更加严重的病患进入了叙事——华家的儿子一病不起。华老栓及其家人当然是病人，而且，他们渴望被医治。他们以一种古老的方式寻求治疗，谋求某种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他们被告知，另一个家庭——夏家——的儿子的血，就是一剂良药。其结果只能是陷入更加严重的从身体到灵魂的双重病痛当中。终于，华家和夏家的儿子都归于死亡，被埋葬在同一个墓地。在小说《明天》中，单四嫂子的独生子因为肺炎而夭亡。疾病灭绝了这个寡妇的希望。

　　相比之下，康大叔无疑是“康健的人”，从他的姿态和声音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是一位健康的大叔，因此，他不需要医生。“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而所谓“医生”，也是久病成医。而他及其同僚正在将那个企图治疗世界的人(夏瑜)变成药物。他们甚至从中牟利。他们非但不需要医生，他们甚至以为自己就是医生，他们为健康树立起标杆，并要治愈所有跟他们不一样的人。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他们将要消灭所有的不健康的人，以净化社会。这种举措并非只是理论上的，同时也是实践上的。20世纪纳粹主义的国族健康计划，就是如此实施的。根据国家至上之原则，纳粹医生有计划地消灭那些危害帝国健康的生命体，不只是犹太人和罗姆人，也包括残疾人、智残人、精神病人、遗传性疾患者，乃至酗酒者、娼妓、同性恋者，等等。

　　“地下室人”跟诸如康大叔那样的人不同，他是罕见地认识到并且承认自己是有病的人，是被病痛所苦的人。这一点，与西门·彼得自认罪人的姿态相似。但他并不打算解除这种痛苦，相反，对于痛苦的承认和忍受，成了他有别于庸常生活世界及其生存状态的标志。他不但不讳言疾病，相反，他需要彰显和宣扬自身的疾病，这甚至是其自我意识的核心部分。“我是一个病人。”这不仅是“地下室人”的宣告，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白。

　　在新约时代，与西门·彼得的态度形成对照的，是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恪守律法，其所行的几乎无可挑剔。因而，他们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健康的人，从世界的角度看，这种说法并非毫无依据的自吹自擂。但从灵魂得救的角度看，法利赛人是最危险的。他们所自以为的灵里的丰沛，恰恰是他们不能得救的根源。自满自义的灵，使他们陷于盲目。他们日复一日地盼望弥赛亚的降临，而当弥赛亚站在面前时，他们却视而不见。这是法利赛人的可悲之处。

　　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很可能知道自己面前站着的是谁，但他们不需要他。甚至，他们认为，这个不速之客的突然降临，妨碍到他们地上的事业，侵犯到他们的现实利益。人类已经习惯了生活在世界上，天国的盼望是一种想象中的辉光，照见他们的前路。但仅此而已。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天国，或者说即便需要天国的实现，也必须是他们亲手搭建的。荣耀归于他们这些天国的建设者。那个从天而降的不速之客，夺走了伟大人类的荣耀。——这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宗教大法官”的故事的根本。宗教大法官用阴森的口吻，对面前的那个“你”，发了一通议论。这一通议论，是“地下室人”的牢骚的放大，或者说，是“地下室人”手记的神学版。

　　究竟需不需要医生？以及谁是医生？这是“暂时还很不清楚的一章”。

六、医生也躺在病床上

谁是病人？谁是医生？这是一个问题。套用卡夫卡式的表达——我是病人，举目不见医生！

　　不仅“地下室人”不是医生，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不是医生，尽管他的父亲曾经是医生。但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传记中，我们可以得知，他的父亲与其说是医生，不如说是病人。他父亲的行径如同他笔下的老卡拉马佐夫一样，是一个心智障碍的恶棍。纵观整个19世纪俄罗斯，医生何在？车尔尼雪夫斯基自认为是医生，可以拯救国族于身心疾苦，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是病人，一种理性主义的偏执狂。契诃夫倒真的是一位医生，但在这位医生的笔下，世界早已是沉疴遍地，并且，他并无妙手回春的信心。契诃夫将沙皇俄国比喻成一间巨大的“第六病室”(契诃夫《第六病室》)。它甚至与鲁迅笔下的“铁屋子”相去不远。“病室隐喻”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伟大传统，这一传统延续到20世纪，在索尔仁尼琴那里，病症进一步恶化为一种恶性肿瘤(索尔仁尼琴《癌病房》)。在《第六病室》里，格罗莫夫喊道：“开门！要不然我就把门砸碎！”这也预示着俄罗斯的未来将面临着一场暴力化的政治变革。正如“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的箴言所指出的：“药石不能治之者，以铁治之；铁不能治之者，以火治之。”一场铁与火的革命呼之欲出。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那位著名的“日瓦戈医生”本人，亦被革命所整治(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无论如何，被病痛所苦的人总在呼唤医生。

　　不过，卡夫卡倒写到了医生。他有一篇小说就叫做《乡村医生》。这位年老的乡村医生，在大冬天的深更半夜，被人叫起来出诊。他很想治好那位病危的孩子，可事实上却无能为力。他被人按到患者的床上，像病人一样。那位垂死者对他说，你非但没有救命，反而挤占了死者病床的位置。而这所谓的伤口，病孩说，是我带到这个世上的“美丽的伤口”，全部嫁妆。正如T.S.艾略特所说：“我们仅有的健康是疾病”。旁观的孩子们像悲剧舞台上的歌队一般，以一段荒唐的歌谣，唱出了医生的生存处境——

　　高兴吧，病人们，

　　医生正陪着你们躺在床上！

　　失败的医生被自己所遭遇的各种琐事所搅扰，尽管他努力维护理性和作为医生的尊严，事实上却不得不一步步向病人蜕变，这与格里高尔·萨姆沙由人向虫蜕变是同一条路径，一条达尔文主义的反向的不可逆的路径。那个倒霉的医生喊道——

　　上当了！上当了！只要听信一次骗人的深夜急诊铃声——就永远无可挽回了。

　　“地下室人”的回应是将疾病武器化，以病态的方式，像地面世界发动挑战。这种方式，常常成为现代文化的基本方式，它甚至还会被艺术化为一种美学姿态。从夏尔·波德莱尔开始，现代主义美学原则即是一种病态的美学，是现代艺术家委身世界的“全部嫁妆”。从蒙克、达利等艺术家的笔下，可以看到这些美学“嫁妆”的丰盛和令人着迷的美感。

　　舍斯托夫关注到“地下室人”的反叛的勇气，以头撞那堵“二二得四”的墙，看上去像是悲剧英雄一般。尽管“地下室人”本人对英雄主义嗤之以鼻，但舍斯托夫仍乐意将这种“以头撞墙”的精神和勇气，视做破除人类理性迷思以及存在之荒诞处境的手段之一，亦即对现代病症的一种疗法(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保罗·蒂利希进而将这种反抗的激情称之为“面向存在的勇气”(蒂利希《存在的勇气》)。如果把这种勇气视作治疗生命孱弱的手段，“地下室人”的反抗，不失为一种对生命的强力意志的张扬。

　　另一方面，“地下室人”的后继者进而将这种病态的非理性力量，转化为一种革命性的动力。压抑的病态爆发出来，会有一种强大的爆炸性的力量。在《地下室手记》之后的诸篇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出这种力量的破坏性。《罪与罚》揭示的是这种非理性力量的偶然性的爆发和独狼式的个案，《群魔》则显示出其群体的、有组织的和社会化的倾向。“沙托夫小组”的成员不再蜷缩在地下室里咬牙切齿，而是走向地面，来到“空气清新的室外”，走向社会，并有组织地破坏和谋杀，对主流社会的密谋颠覆。《群魔》就是这一病症急性发作的病历。

　　阿尔贝·加缪的中篇小说《堕落》，是其在叙事美学和精神深度上最杰出的作品。但不难看出，它在整体上模仿了《地下室手记》、《群魔》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其中的那位喋喋不休的堕落者，就是“地下室人”、斯塔夫罗金、伊凡·卡拉马佐夫混合起来的法国变体。好莱坞电影《蝙蝠侠》中的“小丑”，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地下室人”的传人。如果他也写过一本手记的话，那就是《地下室手记》的“现代美国版”。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注的不是疾患的表征，而是其内在的病灶。罪与病联系在一起，在人及其所组成的社会，形成病灶。这也正是《罪与罚》以及《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主题。从疾病认知这一点上看，他继承了新约时代的疾病观，即病痛乃是出自撒旦、污鬼，是邪灵破坏了机体的正常秩序，窃取了人的健康，乃至最终夺走生命。这在一定程度上启发了弗洛伊德。后者企图从人的心理层面，尤其是无意识深处，探寻人的身心疾患的根源，将病与“基本的和原始的罪恶”联系在一起(弗洛伊德《图腾与禁忌》)。这也正是作为临床医学的精神分析学的哲学和神学基础。离开了这一基础，精神分析疗法或沦为精神按摩术，或变成话语巫术。

七、“在空气清新的室外”

据说，《地下室手记》最初版本的结尾，陀思妥耶夫斯基指出了问题的解决途径，提供了治疗的方案。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他所信守的东正教立场出发，认为希望乃在福音书中，在耶稣基督那里。这个结尾在初版时被书报检查官删除了。但在之后多次再版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并没有打算恢复(茨维坦·托多罗夫《散文诗学》)。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现在的结尾也未尝不可。并且，即便如此，我们仍可以从他之后的作品中看到相关的思考。在《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诸篇中可以看出，他试图为“地下室”综合征寻找救治方案。阿辽沙·卡拉马佐夫从窒闷的农舍走出来，来到“空气清新的室外”，然而，那里却有更多的麻烦，更大的压抑。

　　方案不在人的思想中。人本主义和科学理性并不能从根本上疗治人类的身心疾患。托马斯·曼在《魔山》中，探讨了这一问题。魔山不是地下室，相反，它处于世界的高处，那里空间开阔，空气清新，于身心大有裨益。在达沃斯疗养院，久病成医的病人们高谈阔论，人本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激烈交锋。他们尝试种种方法救治自己的肉体，也思考种种方案解救人类的文化精神困境。甚至还有超乎物质和理性的情感萌生。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沉静而羞涩，有点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中的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美丽的俄国贵族少妇出现在他面前，给这个寒冷和危机四伏的山上世界，带来了一丝暖意，就好像那些结核病人苍白脸颊上的一抹潮红。卡斯托普平静的内心被一种朦胧的“爱”所唤醒。这一点似乎呼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理想——美是这个世界唯一的拯救。但是，即便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此也并无把握。而在《魔山》中，从卡斯托普那里，我们看到，这种出乎情欲本能的“爱”令人迷醉，但它却像他们的疾病一样，热烈而致命。卡斯托普因爱而染病，尽管也心甘情愿，但终究只能留下爱慕对象的一张X光胸片——那是死亡的阴影。小说最终显示：达沃斯不能治疗疾病，反而传播疾病(托马斯·曼《魔山》)。这也正是现代人本主义的困境所在。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看到的，耶稣也治病，而且常常是首先需要处理那些有病的人，要叫“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太11:5)。不仅如此，他差遣门徒出去，也让他们“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疯的洁净，把鬼赶出去”(太10:8)。可见，解除身体的困苦，是福音事工的第一步。

　　拒绝承认病和罪的人，不需要医生。文士和法利赛人就不认为自己需要医生。承认有病而拒绝医生的，也无法得救治。那些瘸腿的、瞎眼的，总是坐在路旁喊叫：“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于是，他们就能够得医治。

　　但耶稣来到世上，不是来开诊所的。神的怜悯当然会惠及肉体，但更重要的却是灵魂的救赎。病得医治，罪得赦免，是相互关联的。耶稣对那个求医的瘫子说：“小子，放心吧！你的罪赦了。”进而他又问旁观的文士：“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样容易呢？”(太9:2-5)。文士无言以对。让瘫子起来行走，或许有医生能做到，但在地上赦罪的权柄，却只有“人子”才具备。自以为义的人，自认为康健的人，将得不到医治和释放。所以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的，乃是找罪人”(太12-13)。

　　陀思妥耶夫斯基很清楚，承认病和罪，是得医治和得拯救的开始。他也从“地下室人”那里看到了人的理性对于得救的抗拒。正如加尔文所说的，人从本质上是拒绝福音的。“地下室人”不仅拒绝了科学理性的临床医学的治疗，也拒绝了来自圣灵的洁净和安慰。这是人类理性和自由意志的极致，也是其终点。即便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始终被罪所纠缠，正如癫痫症对他身体的纠缠一样。但无论如何，他的“地下室人”是对现代人从肉体到灵魂的处境和价值观的深刻揭示。

　　柏拉图的“洞穴”隐喻论及人类的自我意识的处境，背向光源，看到幽暗洞壁上巨大的精神投影。但他们却被黑暗所捆绑，不认识光或无力转向光。人类所做的一切，无非是试图将洞壁的投影显得更清晰一些，不要那么昏暗和模糊。然而，这种认知，终究不过是“影子的影子”而已，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自己的“地下室”处境。在当下世界处境下，人类的进步手段努力消除“地下室”，不仅是实体空间意义上的，还是精神空间意义上的。科技和物质的进步，让生存环境更为敞亮和舒适。同时，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也在试图安抚和纾缓生存焦虑所带来的种种心理疾患，甚至，精神治疗正在被“百忧解”之类的抗焦虑药物所取代。“地下室人”存在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心理环境都在消失。“水晶宫”理想正在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层面得以实现。但是，我们依然可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知般的预言中，听到“地下室人”持续的叫喊。只是它更压抑，更低沉，也更歇斯底里。承认而持守疾病，以这种病态作为人之“自我意识”的根本”——这是现代人依靠自身难以摆脱的悖谬的精神处境。在“洞穴”火光的烛照的映像中，对着自我灰暗的“影子”怒气冲天地呐喊——

　　让地下室见鬼去吧！

　　…………

　　总之，地下室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