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霞艳

　　我试图把你们造就成能读伟大作品的优秀读者。

　　——纳博科夫

　　我至今记得大学期间接触到《文学讲稿》的情形。那时候文学场正经受先锋文学的激荡，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位移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大家开始尝试对形式、内容的主从关系进行重新思量。既然“怎么写”被提上了新的高度，与之匹配的“怎么读”也成为问题摆到了读者面前。新批评、叙事学、形式主义、接受美学等多种思潮蜂拥而至。我与“文学讲稿”的偶遇恰逢其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强调了受众的主体性，不过一千个哈姆雷特中，也许有那么三五个更接近作品，也许有三两个贴近作家的原意。当然，批评和阅读不必以作家的原意为圭臬，但是如何获得更加丰富、微妙而立体的感受，如何走上阅读的正途，与作家进行隔绝时空的精神交流，与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进行恰如其分的互动依然是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难题。

　　至于作者纳博科夫的多重身份：科学家、翻译家、作家、教授……我就不罗列了，他出身的高贵约等于曹雪芹，但他比曹雪芹幸运些，处在一个更开放的时代，拥有流亡的可能。新版的纳博科夫“讲稿”分三册，《文学讲稿》收录了对简·奥斯丁、狄更斯、福楼拜、斯蒂文森、普鲁斯特、卡夫卡等七位作家代表作品的讲解。《俄罗斯文学讲稿》讲述了果戈理、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和高尔基的重要作品，他甚至毫无惧色地为这些金光灿烂的名字排了座次。《堂吉诃德讲稿》庖丁解牛般地剖析了文本，质疑了这部作品传播过程中增添的附加值，在质疑的过程中他自己也对自己的偏见有所校正。“讲稿”试图教给我们阅读经典的方法，让我们摆脱既定的成见“走到一部部名著的中心，走到作品活生生的心脏当中。”让脊椎骨(灵魂隐藏的地方)去领略伟大作品的艺术之美，这是纳博科夫的发明。我们总是让认知功能优越于审美娱乐功能，殊不知身体是个复杂的系统，身体有自身的意志。看到某些细节，我们的嘴角会噙笑，另一些段落却让我们泪如雨下，某个字眼则让我们虎躯为之一振，某段话语让我们掩卷长叹。阅读是对全部感官的唤醒。

　　在一个盛行浏览、搜索、扫描的浅阅读时代，重新温习《文学讲稿》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纳博科夫十分推崇福楼拜所言“谁要是能熟读五六本书，就可以成为大学问家了”。《文学讲稿》为我们勾勒了19、20世纪欧洲小说“高峰”的大致轮廓，并展示了“熟读”、细读、精读的方法，“细”与“熟”才能从瀚海的海洋中获取珍宝。追随纳博科夫如果不能让我们“成为大学问家”的话，至少可以为我们获得文艺海航的“压舱石”，培养专注力和感受力，腹有诗书，气定神闲，慢下脚步面对这个你追我赶的“大数据”时代。

　　对一位当代的中国读者，“讲稿”更重要的意义是纠偏，因为我们的文学传统过于强调事功，美其名曰经世致用。“讲稿”的核心是凸显文学的艺术性，在纳博科夫看来艺术感是“诗道的精微”与“科学的直觉”的结合，这和中国文学传统从创作到批评都强调文学的社会性恰好抵牾。《诗经》的开篇《关雎》要求以礼仪规范欲望，强调了文学教化功能。《论语·阳货》认为《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还是强调文学的认识教育功能。这些共同塑造了中国文化的事功传统，历史淘选留下的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先天下之忧而忧”、“天下兴亡”到内忧外患之际的呼告“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以及《讲话》提倡的“两为”方针，不约而同地强调文学的教育、宣传、动员的功能。美和自由的一面被压抑，审美和愉悦被轻视，这一面恰恰是人类精神追求的动力所系。追溯我国文化传统，一方面文学的地位很高，古代以诗文取仕，今天的中小学也没有一门功课的课时会超过语文；另一方面，由于重视的偏差，我们培养出来的读者总是希望从文学作品中得到具体的人生知识、价值观念或道德教诲。记得每学完一篇课文后，语文老师要求归纳中心思想，基本句式是“本文通过……讲述了……鞭挞了……或者歌颂了……”这种直奔目的地的话语方式扼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和感受力。就像廖冰兄的漫画，装在坛子里的人会长成坛子的形状一样，我们的思维被“目的地”统治十几年之后丧失了生长性和可塑性，满脑袋装的都是歌颂或鞭挞，急于从作品中辨认出所谓的好人、坏人，至于中间地带和沿途旁逸斜出的风景都被忽略。当我们见到一座建筑时，首先想到的就是用它来干什么，是做博物馆还是歌剧院,空间会不会浪费，这种功能性追求几成定式，使我们忽略了建筑本身是一种可以慢慢欣赏的艺术。甚至我们看一幅画的时候都会本能地先想要把这画挂哪里，是书房还是餐桌边，这种想法不请自来，简直让人恼火。大量平庸的学术论文云山雾罩，靠几个概念支撑着，如果将术语抽离，这些评论就像没有钢筋的水泥屋子轰然倒塌；没有武功只靠闪亮武器的战士是无法徒手战斗的。面对一篇匿名的新作，很多依赖理论工具的批评家无从下手，无法凭感受对文本本身做出高下判断。他们的评论建立在“诗”外功夫上，借助于作家的成长经验、地域、时代、流派等等外部因素索引而成。文学专业教育强化了这种倾向。纳博科夫质疑的正是这种有关阅读的“正方形的常识”，提倡回归美妙而深长的意味。

　　中文系的课程大体是由文学史构筑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三门功课下来，美好的大学时光就悄悄地溜走了。所以当我读大学第一次接触到《文学讲稿》时眼前一亮，原来我们归纳主题的读法漏掉了好多内部的细节，心里存留的是几个干巴巴的标签以应对考试，正如纳博科夫所谓《包法利夫人》是“谴责资产阶级的作品”，这个标准答案在我记忆中同样适应于莫泊桑的《项链》、《我的叔叔于勒》等作品。可是阅读的百感交集分明告诉我们标签的局限，杨梅和苹果都酸，但不同的酸必须亲自去品尝。剔除自身的感受去遵循既定的思潮流派、主题题材等标签无疑是削足适履。学习作家的阅读方法可能是一种有效的纠偏和有益的补充，让我们摆脱概念的束缚和名著的压迫，适当地克制住求知的冲动和代入主人公的幼稚想法，重新放任审美的触角去亲近文本，尊重感官去体验物我两忘的境界，沉浸阅读后又能抽身而出，保持适当的距离去审视文本和反思自己的阅读行为。阅读是一种能力，不是一个海绵吸水般的被动过程，而是心灵的吐故纳新，是大脑与各种感觉系统合奏的交响乐。阅读能力同样需要培育、训练，在反复实践中提升。

　　纳博科夫1899年出生于俄罗斯一个上流社会的家庭，在掌握俄语之前已经能用英语、法语阅读，少年时代即对欧洲的名著十分熟悉。由于国际政治形势动荡，他受十月革命的影响被迫流亡欧洲，后又因妻子是犹太人而被迫流亡美国。他一生居住过很多地方，生活经历相当复杂，兴趣爱好广泛，他对蝴蝶的兴趣、对美的热情持续终生。上海译文出版社这次翻译出版了纳博科夫绝大部分作品，“讲稿”收录的是他20世纪40年代在美国几个大学开设文学课的讲义，后经整理和编辑出版，大体上保留了手稿的风貌。

　　担任教职之前，纳博科夫已经创作了大量小说，这种实操经验使他在阅读过程中更容易观照形式的奥妙。“讲稿”收录了纳博科夫为每部作品手绘的图表，有地图、虫子、花……各式各样的图片给我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有利于形象地复原叙事的情境。我们常常谈文学教育要启发学生的想象力，纳博科夫早就这样实践并以此自得，他曾经回忆自己的教学生涯：“我所得到的最好报偿，是那些在十年或十五年之后给我写信来的学生，他们在信中说，他们现在明白了，当时我给他们上课时，要他们设想一下翻译错了的爱玛·包法利的发型和萨姆沙家中房间的布局等是什么用意……”他热衷画图的癖好也得到学生回忆的佐证，这应该看成他对形象思维的具体实践。当然更为称道的是他的观点“风格和结构是一部书的精华，伟大的思想不过是空洞的废话。”这句话看上去有些偏颇，但我以为在智商上比较自负的纳博科夫觉得“伟大的思想”是通过“风格和结构”来传递的，你抓住风格结构，思想自然而然会来到你身边，所以他倡导与之匹配的阅读方法，他关心的是表达人物性格的诸种方法，情节推进、矛盾设计，人物的模样、环境的陈设以及故事的合理性等等。一位经验丰厚的作家在阅读作品时，他的目光往往更为挑剔，眼珠的转动频率高于常人，所以能落到蒙尘的暗角，发现那些作家偷偷设下的小机关。

　　我想从我个人最感兴趣的两位女性形象——爱玛和安娜——来谈论纳博科夫的独到发现与阐释。选择这两篇一是因为题材相似，都是女主角外遇后自杀。二是纳博科夫对这两个作品更为倾心。纳博科夫出身上流社会，受过良好的文学教育，福楼拜、托尔斯泰都是贵族，更易引发共鸣。三是《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从面世之后即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前者被认为有伤风化而被告上了法庭，后者被认为是一场“社会大爆炸”，随后得到了文学界尤其是很多知名作家的颂扬，如《包法利夫人》被左拉、詹姆斯、萨特等人的推崇，略萨甚至为之写了研究专著；《安娜·卡列尼娜》被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尽善尽美、欧洲无二”的评价，并让普鲁斯特、海明威等外国作家心悦诚服。越是伟大的作品传播得越广越远，后世的阐释越多，作家们受其影响也越大。即便如此，纳博科夫的讲稿至今依然流光溢彩，不断出现他为复原小说场景所绘制的插画使得图文并茂。

　　1857年《包法利夫人》面世，少女爱玛成为包法利夫人之后由于对浪漫爱情的向往先后两次出轨，两位情夫虽然初衷不一，本质上都很庸俗，始乱终弃；勒乐的逼债雪上加霜，面临情感与物质的双重困境，爱玛吞服砒霜自杀。纳博科夫认为“小说表现的是人类命运的精妙的微积分，不是社会环境影响的加减乘除”，他的详细分析也指向“微积分”。爱玛是一位受过贵族教育的“布尔乔亚”，即资产阶级，此处强调的是对物质生活的关切，小说细致地出示了嫁妆的数额，疾病治疗的费用，爱玛在服装、皮箱以及奢侈品上的花销……让爱玛绝望的是爱情，但致爱玛于绝境的是负债，于是小说回应了“谴责资产阶级”的主题，玫瑰的问题落实为面包的问题。

　　福楼拜对浪漫主义文学的贬抑态度也藏在他描述爱玛阅读的字里行间，爱玛所受的教育的虚幻性在很大程度上毁坏了她的精神健康，她不仅丧失了文学判断力，也丧失了生活中识别人、事的能力。纳博科夫认为小说的主题是显而易见的事物，他要讲解的是作品的风格、结构，所以他着力分析了“多声部配合法”，这正是福楼拜为追求“交响乐般的效果”使用的手法。“讲稿”再现了两位情人眼中的爱玛：赖昂看见壁炉的红色火光似乎照透了爱玛的身子，后来，情场老手罗道耳弗眼中的爱玛则肉感得多。小说写到第一次见面时赖昂的头发是金色的，实际上是棕色的。这里既有火光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指赖昂身上散发着爱情纯洁的精神光芒。纳博科夫还详细分析了福楼拜的“结构式转换”——“在同一章内以尽量自然、流畅的方式进行转换”，为此他举了好些例，比如开篇介绍包法利读书时从主观陈述转换到客观陈述；在赖昂赴巴黎前夕，镜头在爱玛和赖昂之间切换。福楼拜就是用这种不动声色的切换方式让不同的人物出场、离别，和日常生活一般不经意。纳博科夫着重分析了展览会一幕，主要人物均汇聚于此，商人勒乐让咖啡馆老板破产，药剂师郝麦惊呼“有这等惊人的祸事”一语双关，咖啡馆老板的悲惨命运随即降临爱玛身上，而且爱玛服下的砒霜来自郝麦的药店。商人勒乐和药剂师郝麦也从侧面对爱玛施加迫害，爱玛的死因之具有了更为广延的意义。爱玛受时代的影响，资本主义鼓励个人放纵欲望，爱玛、包法利、勒乐、郝麦以及她的两位情夫都展示了人性的弱点，他们的性格深处隐含着他们命运的神秘走向。浪漫星空对人类具有永恒的召唤力，而不能理性认识人生、不能忍受人生平凡的“爱玛”到处都有，所以爱玛才至今依然光芒闪烁。

　　福楼拜与亲友的通信是纳博科夫分析的有力旁证，信笺回顾了他写作《包法利夫人》“呕心沥血”的过程，福楼拜写得非常慢，修改得格外仔细，花了四年零四个月，从一千八百多页修订成五百页，“靠对话交流与性格对比的手段来取得戏剧性效果”。对于福楼拜这样精妙入微的现代作家，如果使用社会-历史批评有点像在使用榨汁机，只留下渣滓而让营养丰富的果汁白白地流走了。像福楼拜对浪漫主义不以为然一样，纳博科夫对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等标签也进行了质疑，他提出的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年轻健康的丈夫从未在夜间醒来发现妻子不在身边！但是这正吻合他对小说家的要求——“魔法师”，“愚钝、笨拙、迟缓、毫无魅力”的包法利对妻子的爱也不曾被爱玛感受到，正是对平庸、麻木的包法利感到失望使爱玛出轨寻找激情，最终走向死亡。

　　二十年后，安娜降临。安娜的悲剧大于包法利夫人，她是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丈夫是官员，经济阔绰，即使她搬离了家庭丈夫也依然给她送钱，所以她到死也不曾经历爱玛的经济困窘。安娜死于内部生命的觉醒，爱情让她与整个虚伪腐朽的上流社会对抗，她的精神光彩斐然。但是，包法利夫人要比安娜诞生早二十年，从开风气和传承性来看，我们能看到托尔斯泰是站在福楼拜的肩膀上另辟蹊径。托尔斯泰让主角安娜与副主角列文的故事双线推进，从城、乡不同的方面拓展了小说的叙事空间。我们比较容易注意到的是叙事空间和作家意图的分配，安娜的婚外情导致的结果是自杀，列文与吉娣的婚姻却带来新生；安娜代表的大城市上流社会消费型的生活方式，而列文代表乡村贵族地主生产型的生活方式；至于叙事时间的偏差读者往往不大经意。由于小说是双主角制，所以纳博科夫在讲稿中特别为我们算了一笔时间账，三个主要家庭，七个主要人物各自的时间表。只有同时考虑叙事空间和叙事时间，全景图的拱顶设计才能在我们心头浮现。纳博科夫说：“任何傻瓜都能看出托尔斯泰对通奸的态度，但是要欣赏托尔斯泰的艺术，优秀的读者必须乐意去想象，例如一百年前从莫斯科开往彼得堡的夜班火车的布置。图表在此帮助极大。”在他看来，将作品的文字转换为图表是一种锻炼艺术感的方式，也是培养优秀读者的必经之途。心理学的成果告诉我们，文字和图像的匹配是在连通左、右脑，使我们更为专注，感受力和记忆力都得以加强。

　　我们常常谈“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环境对人物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具体到作品，“萨姆沙家中房间的布局”(《变形记》)和“夜班火车的布置”(《安娜》)的确是重要的情节因素，这就是主角活动、思考所面对的情境，夜班火车逼仄的环境中所做的压抑的暗黑的梦预示着安娜后来的厄运。

　　当读者还在金碧辉煌的大厅徜徉时，纳博科夫早已穿过玄关来到后院，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能从后花园的一朵花、一只鸟判定主人公的兴趣，从蛛丝马迹中按图索骥，抓住通向作品的细节、风格与结构。比如意象，《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火车与《包法利夫人》中的马车，安娜是在车站与沃伦斯基相遇，当时是一位车道工悲惨地死于车轮下；最后安娜在车轮下自杀，与沃伦斯基在车站永别。始于车站，终于车站，首尾呼应。从解救哥哥的婚姻危机导致自身陷入婚姻危机，火车将她快速带离她原有的生活轨道；马车将包法利带到爱玛身边，却又载着爱玛去与情人约会，她与赖昂的马车之旅沉闷而突兀，一点也不浪漫，事与愿违。又如揶揄，《包法利夫人》中郝麦在卖弄自己的知识时不断穿帮，“这是一个问题”这般如雷贯耳的名句到他这里竟然成了刚从报纸上学到的，而“惊人的祸事”一语双关成为包法利夫人命运的谶言；比如色彩，那种忧郁的蓝色不断地在包法利夫人生命中的重要时刻穿梭；比如道具，安娜那个犹如魔法的小手提包等等。这些细小之处往往蕴藏着作家缜密的用心，只有那些在创作上下过苦功的人才能从长篇中将其玄妙解读出来。

　　纳博科夫对自身精英化的阅读趣味是极度自信的，对他自己这双长期写作培训出来的“千里眼”是自负的，爱玛的发型不过是信手拈来的一例，他看到字里行间的机关、隐喻、暗示和嘲讽。他的讲稿注重调动读者的主体性和想象力，最大限度地复原叙事情境，从人物的服饰、发型到生活起居的场所都要能够像临摹一样栩栩如生。文本是心灵之间的一架桥梁，微妙的情绪、光明的理智在阅读和写作中双向流动。阅读名著仿佛身临其境，肉眼能看到人物在走、在说话、在活动、在沉思，“天涯共此时”。如果包法利夫人不能活生生地长在我们心中，她的命运就无法与我们休戚与共，福楼拜在她临死时的眼泪就白流了，我们对砒霜的苦味无法感同身受。同样我们知道托尔斯泰对于通奸的态度，但是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他对于安娜深深的同情，他对于安娜的纯洁和深情的辩护，作家对于笔下人物的复杂感情远非他写作前的观念可以打发的。纳博科夫非常重视表现人物的手法，在解读《曼斯菲尔德庄园》时专门分析刻画人物性格的四种方法。他对暗示、呼应、嘲讽等技艺的分析让人信服。经典能够通过具体的个人遭际通达整个人类的命运，伟大的小说家都是卓越的魔法师，能够让世世代代的读者心悦诚服。这套“文学讲稿”在“读什么”方面可以说是欧洲名著荟萃，大致可以窥见现代小说的绰约韵致。

　　从“长时段”来看，世界现代文明发端于欧洲，地理大发现、文艺、工业、政治革命均源于此。欧洲不仅生产思想，也生产“品味”，从可见的奢侈品到不可见的生活方式，欧洲为我们提供了思想和审美的摹本。当我们谈论小说这种具体的文学样式的时候，我们心中的原型就是欧洲小说，由塞万提斯、狄更斯、福楼拜、托尔斯泰他们构筑的坚实世界。纳博科夫对这些伟大的小说进行庖丁解牛、条分缕析、显微阐幽的分析，高处相逢的得意连同小小的促狭均渗透在话语之间。在他的学生口中，这门课直接被冠名为“纳博科夫”，这真是无上的荣耀。今天，这套经过整理出版的讲稿由于未经他本人的细致审定而留下一些不足，比如引用原文过多，讲得太细，讲稿逻辑性不如论文；纳博科夫比较少将作品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他不关心社会、历史、现实等外部因素，他强调作品本身是一个自足的世界。如果结合具体的历史背景会对深入理解作品的思想和作家的意图有帮助，但纳博科夫的意图也许正是纠偏，在他看来，捕捉作品的主题是读者的本能，阅读过程会自动获得。他要面对的是有难度的阅读，将读者改造为阅读经典的理想读者，所以他亲自示范了“用脊椎骨”阅读经典的方法。直立行走、为之一振、正襟危坐等成语都对脊椎提出要求。

　　阅读是最便捷、最有效的自我教育。狄金森说：“没有一艘船能像一本书，也没有一匹马能像一句跳跃着的诗行那样把人带向远方。”阅读和写作一体两面，互相促进，名著呼唤优秀读者，理想读者造就伟大的作家。《文学讲稿》也促进了纳博科夫的创作，他一生大量创作，其中《洛丽塔》为他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这部小说戏仿了大量名作，被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在《泰晤士报》上评论为1955年最佳的三部曲小说之一，并驱散了《日瓦戈医生》在美国持续半年之久的宣传热度。

　　纳博科夫写作的精进得益于阅读，他信奉的是“重读”、“熟读”，他的讲稿呈现了这个不厌其烦、其细、其详的过程。与古人所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异曲同工。现代科学实验显示阅读可以改变我们大脑的生理结构，且语言和思维密切相系，阅读不仅帮助我们理解文学文本，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和人生。

　　纳博科夫的阅读实践别开生面，自成一体，既呼应了20世纪上半叶俄国的形式主义批评、欧美新批评以及语言学转向等批评探索，也细致入微地展示了小说家对这一文体的审美感受力。这套文学讲稿至今依然有益，是对“目的地”话语方式和文学史体系规训出来的阅读有益的补充。我们仿佛能够穿越时光隧道回到他的课堂，听他正在布置每堂课首先必须完成的作业——将文字转换为画面，左、右脑同时启动，各路神经紧急启动，“脊椎骨”立即接收到发射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