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军

　　无趣的人不希望别人也无趣，这是普遍心理。所以我在面对评论对象(这里指文学散文)时总期待他或他的作品是有趣的。唯有趣，才能补偿我的无趣。但即便是如此卑微的小确幸，也很难实现，常常是：失望从起点一路忍耐到终点。然后，我的脑袋里塞满虚无。

　　我惧怕虚无，就像我惧怕一篇文章的始作俑者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他的前身、他的先驱、他的祖先……总之，就是那个站在前写作期，拽住他思想衣角的既定程序。文章写完了，里面却没有他，他始终在复制粘贴别人的声音。这岂止是无趣，简直是无聊。但我们又怎能苛责众多的散文家呢？他们生活在被深度符号化的世界，当他们开始写作时，他们早已习惯了真理在握的感觉，而那个“真理”是绝对的、封闭的、不可置疑的，他们要做的事，就是把真理重重包裹起来，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抖落之。为了凸显真理的重要性，他们不惜笔墨给真理拖上一条长长的尾巴。尾巴很漂亮，很光滑，给人一种心理的过渡，不过它也仅仅是过渡，注定会消失。就像猴子的尾巴在人身上消失一样，连带真理本身都失踪了。

　　是的，在现代汉语散文领域，有趣者甚少，如聂尔般的有趣就更是稀缺了。稀缺才稀罕，才有见到宝贝便想占为己有的冲动。于是我效法《西游记》中的老和尚将聂尔的散文“借来一观”，以期长长久久披上这缀满珠玉的袈裟，度化那个无趣的自己。结果呢，我愈看得清楚就愈自卑，“不是真僧不敢穿”哪，还是把它留在原处，老老实实地摩挲一番为上策。

　　然后我就摩挲出一种目光，它属于孩童，或者说它被预设为来自孩童。它正奋力穿过小主人的双眼，辨认这陌生而广大的天地。这是一种直视事物的眼光，在它的路径上没有人类经验的背景，没有意义和价值的藤蔓，只有新鲜的、透明的感官，它看到什么就是什么，世界的图景诚实地映现在它背后那面心灵的镜子上。因此，它在《王莽岭看雪》中看到的就不再是李白杜甫的雪，老舍的雪，普希金帕慕克的雪，也不再是“独钓寒江雪”或雪落人群的喧闹，而是它独自认领的雪。“我看见了光在每一处的变化，风在雪地留下的痕迹，林中细弱的草如何与雪纠缠。”还看见“野鸡脚印。它那清晰的三根指头印下的脚迹，形成一条直线，仿佛一行自然的密码，静谧地指向路边深沟”。很难说这些发现都是拜孩童眼光所赐，但它们会造成一种时间上的错觉，让人以为这就是人类最初看到的事物的模样，最“简单”，最直接，也最真实。所以当我们跟随作者发现光之于雪的秘密时，同样为之惊喜。因为我们信了。而这信，并非源自已知，而是源自未知，或者说是将已知转换为未知。此时，作者已悄然将我们的目光滑动到历史开始的位置，他要带领读者重新勘探和编纂这个自以为无比熟稔的世界。

　　这多有趣啊，因为我们的好奇心有了满足的可能。谁都知道，未知的世界里遍布“奇遇”，既然王莽岭的高处有，生活的低处也应不遑多让。这不，《短暂的猫咪》和《我家里的空气》便将“奇遇”落实到了匍匐在地面之上的人间。

　　猫咪是带着庄严的使命来到作者家的，这使命很实用，因此也很短暂，就是抓老鼠，除此之外，在作者眼里猫并无他用。可猫咪并没有沿着人类规划的蓝图行事，非但抓没抓着老鼠成为一个谜，还留下了斑斑“劣迹”。

　　窗台以及其外别样浓重的夜色，茶几下搁板上那几乎是不可能的隐秘通道，地板上的每一条砖缝直至其每一寸光洁的空无之处，还有我那久已无人光顾的大写字台荒凉的表面，以及我家所有可能的角落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

　　当然，省略号里还藏匿着一条猫咪极不得体的罪状，那就是在妻子的被窝里睡了一整天。这是猫咪诸多“劣迹”的延伸，也是它最终被决定赶出家门的直接诱因。在此之前，猫咪就像一个傲慢的女王，在它的领地上巡游，尽管该领地狭小而局促，但它总能在复杂的局面里寻找到一条鲜为人知的通道。对，就是“鲜为人知”，当作者和他的同类还在汲汲于生活的功用时，猫咪却以它短暂而偏僻的行程揭开了这个世界的内在奥秘。事物由此脱离了“合法”的认识轨道，重新在我们生活的平面上耸动、拱起，直至“呈现出如同山峰一般的高度”。

　　一切都变得有趣起来，猫依托行动与人争辩的同时，居然真的把人“说服”了：“它总是显出一副悠闲而毫无负疚之心的样子，它难道知晓人心总是不欲深究罪恶，甚至是迷恋于犯罪的？”这等于是在说，人同猫心，心同猫理，只不过人类忘记了自己还有野性，还有不驯，还有粗糙但蓬勃的生命活力。在人的被窝里睡觉又怎样？那不是恰好证实了人生活在规矩里却看不到自己的事实吗？——这当然不是怂恿我们“犯罪”，而是向我们表明猫咪的“无用之用”，即它已经“捕捉”到一个蹿出人类经验(抓老鼠)之外的生命法则：我们在，就必须出具一份在的证明。

　　在《我家的空气》里，聂尔就出具了一份强有力的证明。他以普鲁斯特式的耐心和敏感，精心搜集了各种身份的空气，并为空气钻探出味道。商人家是“交换”，官员家是“凝固”，艺人之家是“膨胀”，农家是“童年”，穷人家是“凛冽”。如果将这份味道料理手册依次罗列下去，可能需要穷尽聂尔的一生，况且即便如此，他也很可能会感叹“人生太短”。因为类似的事，普鲁斯特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干过，他动员了周身所有的官能，也仅仅将清晨的市声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拖拖拉拉了三十多页。聂尔知道这事儿唠起来没完，所以他明智地选择适可而止，味道学研究的方向也迅速转向了自身，转向了“我家”。

　　“我家的空气”是怎样的呢？在妻子眼里，是“万千飘荡的尘埃”；在女儿劈波斩浪的身姿下，是摄于威严的“动荡”；到了作者的鼻端，则是一寸一寸的书的味道。我就知道作者会将空气最终收拢到书里。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宿命，不谈书，你难道让他谈股票不成？

　　但我关注的不是这些，我关注的是语言本身的幽默和躲闪在幽默之间的智慧。何以幽默？在聂尔，则是汪洋恣肆的想象，还有对自身经验的高度执着。你看，诸种空气在他心灵感官的扫描之下，显影出一帧帧风景的奇观。而在这些奇观中，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以及人的所有感觉，都经由联想和想象的加工、转换、淬炼，释放出精神的“味道”。这些精神味道长久地潜伏在时间深处，等待想象的密钥将其激活。聂尔直觉地找到了密钥，也就唤醒和穿越了他的“普鲁斯特时刻”——通过嗅觉瞬间开启记忆中某个时刻的特定感受。

　　举证并不困难，例如“戳指可破”的如绸缎裹着一具华丽胴体的《追忆似水年华》，例如“阴暗潮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例如可以把人变作幸福的蚯蚓的浑身“土味”的卡夫卡。就算离开了书和书的作者，聂尔也能在事物之间建立惊险的、偏远的联系。

　　写农家空气的味道就是一例。

　　我们再来看看我们时常走入的，或者就是我们从那里走来的、农家的空气。农家的空气里洋溢着童年的味道，这是很容易闻见的，因为它以慢过时间许多倍的速度，在一个深底缓缓地流淌着，当我们离开几十年之后回来，那弥留的味道仍然还在。如果不加避讳，可以说那里的味儿稍显污浊，但这浅浅的污浊正是慢的表征，正仿佛数百年的气味积聚在这厚墙之内，造成了不同于空气的又一种物质，以保证可以从中提取出豆腐渣似的乡愁。

　　嗅觉上的“稍显污浊”，浅浅地，淡淡地，给人以心理时间的“慢”，甚至这慢还要“慢过时间许多倍”，在视觉上则体现为“在一个深底缓缓地流淌着”。继而通过“积聚”委身于现实的厚墙。现实是什么？现实自然是浓郁的乡愁。但因了感官的有效接通，这乡愁就不再是一种形而上的观念，而是味觉接收到视觉信号后的创造性成像：豆腐渣。“豆腐渣”和乡愁，这两种分别处于物质与精神两端的事物，围绕“童年”记忆达成了一致。

　　——我断言，幽默就在这“豆腐渣”的体内。如果你有足够的乡村生活经验，乃至你的童年也在乡村度过，你定会对此会心一笑。豆腐渣是乡村生活的常见物；论资历，完全承当得起“数百年”的时间长度；它身上散发出的味道也的确给人以浅浅的污浊之感；而它细碎如蚁的颗粒状，不正像童年记忆的残片吗？至于豆腐渣这种并“不体面”的乡村食材还给作者留下过什么其他印象，我们不得而知。但当你隔开岁月的距离，重新把目光投向农家时，“豆腐渣似的乡愁”很可能让你的鼻腔里涌动着放纵与怜悯、嘲谑和忧伤的复杂感情。

　　这便是乡愁，它无限小，又无限大。这也是散文的基本伦理，它不一定要做“大事”，讲“大道”，但它要体验并肯定“自由”，在意义世界的海洋里享受探险的乐趣。

　　这一点聂尔比谁都清醒，所以他在文章的末端行使了彻底的“自由”：“沉默”或“沉默之味”。他解释说：“我要我家的空气只充溢着从未有人描述过的空无之味。”既是空无，本无色无味无形无声，但聂尔还是忍不住在想象中构筑了它的形体(默之丘山)、声音(音乐的声响)和气味(天堂禁果一般的异香)。当然还有色彩，那是吞噬整个世界的纯然的黑。在此，空间的几何学和时间的心理学赋予了“沉默之味”以终极的形象和品质。聂尔也得以雄辩地确认了自己的在。没错，他在，他才能做出选择和行动，他才能在“书写”的行动中“啃啮”出一片智慧的天地。

　　哈罗德·布鲁姆说：“真理之有趣并不亚于真理之严肃。”由是观，然也。

　　其实我读聂尔的散文，更想读到故事。唉！没办法，谁让人的天性如此呢？于是我根据标题，极尽猜度、推测之能事，挑选了几篇自以为可以偷窥其“私人细节”的文章，依次是《我的女儿》、《我的写作故事》、《我的恋爱》、《父女之间》、《审讯》、《我的儿子》。我想象，这些名字上一定叠印着丰盛的故事，就像《一千零一夜》里的少女山鲁佐德，她在国王身旁的每一个夜晚都是故事的容器，因为白昼一旦降临，故事即刻终止。

　　不过，我窥人“故事”的私欲很快就被故事本身阻挠、改造，变得严正起来。我知道我的内心起了某种化学反应，造成这种反应的核心介质则是“真心”——基于文章里那个“自我”的严肃的赤诚的真心真情。也就是说，聂尔拒绝向我提供一个纯粹的自洽的“他者”的故事。想听故事，你可以去读小说呀！他时不时从故事中“跳出来”，提醒我的正是这一点。他还提醒我：对于文学散文，没有人情是会短命的。——这句话的原型出自电视剧《潜伏》：“没有人情的政治是短命的。”人情是什么？人情就是人的真心本心素心赤子之心，就是推己及人、破除执念，就是谦卑审慎、虔敬万物。而有了真心，才会看到真相。

　　这不是玄学的演绎，而是关于散文写作至关重要的认识论立场。人首先得对自己的认知限度保持应有的警觉，知道自己的“无知”，知道世间万事万物除了自身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想到的之外，还有更多更难以逆料的可能。甚至有时，这些可能性会否定我们的“过去”，杀死我们的“已知”。我们犹疑、困惑，跌跌撞撞，不断在自我质疑和辩驳中更新对事物的认识，体认生命和世界的广阔真相，也同时确认我们自己。说到底，正是因为“无知”和“有知”的相伴相生，那个“我”才得以成立。

　　所以好的散文就是民主精神的集散地，它会生成一个开放的对话空间，而“我”则小心翼翼地发出声音，接纳来自各个方向的责难、非议，从中求证“我的”信与不信，并由此出发，赶赴新的未知疆域。

　　现在，聂尔为我们贡献了这一过程，也一步步敞开了围绕自我的多个心灵侧影。

　　“我的女儿”在她成长的各个时间刻度上给予“我”的连续性惊讶和不解，让“我”逐渐意识到：生活原本就是自由意志的最佳试验场。

　　“我的写作故事”并无多少奇崛之处，但它的每一次变奏，都是“我”学习在写作中盛放自己肉身和灵魂的转换器。小学五年级时，作文被老师改写后的那一段，“成为永远的缺憾，成了我的心灵鸡汤里的一粒老鼠屎”；升入高中，在病床上翻成语词典，“一个个成语故事成为我的病中童话，它们教会我过去的人们如何在古代汉语里进行人生得失的计算”；上大学时尝试写小说而失败，这才理解“实际上我们的自我认识很多时候是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安慰和欺骗均来自别人，我们只是不自觉而已，我们把它看作坚强和耐心”；大学毕业后，因在评论征文竞赛中获一等奖，被调入专门机构做理论编辑，而“我”却对这个称号痛恨有加，“这个称号给了我双倍的压力：一方面我必须为此名称往自己的脸上涂上一层理论的假面，这使我颇不自在；另一方面，我暗地里进行的小说练习成为一种僭越、一个阴谋，使我越加不能放开手脚”……

　　“我的恋爱”起初近乎于“自我牺牲”，但当“我”好不容易迁就现实，即将摘得爱情果实时，爱情的成本效益学卷土重来，再次将“我”灭失在同一条河流。“他们绝不会向人的情感让步。他们面对自己的情感，也是这样的态度。这是因为，情感是没有任何社会价值的，因而它是一种应该被普遍加以克服的东西。人们不应该有情感，只应该有特定情况下的需求。人怎么会对情感有需求呢？这就是他们的信条。”无疑，这也是生活对作者的“奖赏”：它直截了当地拆除了幻觉，显露出坚硬的内质。

　　好了，还是不要跟进下去了吧，《父女之间》那个惊慌失措的父亲，《审讯》里那个被推迟的判决，《我的儿子》中那个活在“我”想象之途的儿子，乃至聂尔的其他文章，就像一张张可以对折的脸，一方充当了作者的忠实史官，另一方则执掌着女巫的魔棒，魔棒举起、落下，脸容层层剥落，暴露出泥土的本相。

　　嗯嗯，“人是泥捏的”。聂尔恰好有一篇以此为题。但我认为，这个标题本身，就是需要人的一生才能写就的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