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至

　　而运思之诗

　　实乃在之地志学

　　——马丁·海德格尔：《从思的经验而来·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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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张枣对梁宗岱诗学著述的概括，张枣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性的追寻》也应同样被认作真正的“作者诗学”。这不仅是因为其中鲜明的个人趣味或主观见识偏离了所谓客观正统、逻辑谨严的学理判定，还因为在他重新测绘新诗地图、揭示现代性追寻进程的同时，也注入了自身的写作经验，显示出一条连贯并且完整的思想线索。

　　正如张枣对梁宗岱诗学著述的概括，张枣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性的追寻》也应同样被认作真正的“作者诗学”

　　如果将《现代性的追寻》纳入到1980-1990年代现代主义新诗史的写作谱系中，更能见出所关注问题的异同。这些新诗史论著多将现代主义视为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相区别的诗歌思潮，着眼于这一诗潮从萌芽到成熟的不同阶段的嬗变与发展，为其在1970年代受到的负面评价正名，并由此“恢复中国现代诗歌发展历史的本来面目”。象征派诗人李金发往往被视为先驱者，于是以时间为基本线索，以流派、群系划分为基本叙述单位，现代主义诗潮发展的脉络逐渐清晰。实际上，这一脉络也被内置于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之中；新诗在现代性意义上的民族化问题，则始终是一个引发忧虑甚至导致焦虑的重要课题。1980年代中期关于“汉语人文性”的讨论、1990年代《诗探索》杂志特意开辟的“诗歌语言问题”专栏，都多少涉及对中西文化资源的清理、对汉语语言变革的反思、对汉语本身的探究以及对新汉语诗学的展望。在这个维度上，《现代性的追寻》一书也与其他新诗史论著共享几乎相似的认识资源。

　　有所不同的是，张枣并不致力于对现代主义新诗面貌作出全面细致的观照，也无意探究现代主义诗潮的演变规律及背后的历史原因。作为一个诗人，张枣对新诗的讨论一开始就带有自己的特殊尺度和问题意识，在这一点上，《现代性的追寻》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更为相似。张枣不满于对诗人流派的惯常划分。他认为，这种刻板性会导致一些特立独行的作家被边缘化，更会造成一种盲视，甚至“对潜藏于同一文学时期的不同派别之间的精神统一性视而不见”(10页)。由此，评述的视角发生了转变：张枣关注的除却诗人的个性外，更有其共性，也就是强调这一历史时期的整体性。他更愿意关注每个单独个体在“共同的时代精神主宰之下”如何“目标一致地探寻着合适的方式”，从而更好地“表达一种变化了的、前所未知的主体性”(10页)。换言之，张枣对“怎么写”的问题似乎更为关心。而这“共同的时代精神主宰”，或许就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新诗所陷入的“Aporia的迷阵”(11页)；Aporia的迷阵意味着：每个诗人都面临时代的变化以及中西方文化的差异问题，他们(或她们)必须一边汲取来自西方的营养，一边努力消化致命的副作用。这种相悖性造成了多种矛盾与困境，正如海德格尔对荷尔德林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判定：一个贫瘠的、众神已逝而新神未到的时代。张枣认为，“西方现代文学核心体系是一个空白体系”。与此同时，他也深切地感受到母语带来的空白与危机。所以，张枣更乐于讨论的，乃是不同诗人对此危机的克服方式，也就是诗歌的生成过程。在这里，似乎可以看到海德格尔诗学阐释的影响痕迹。海德格尔所说的诗，并不是通用的Poesie(源于拉丁文，指各种吟唱诗文)，而是Dichtung(可译为“为诗的”)。海德格尔的汉译者和研究者陈嘉映认为，海德格尔在使用Dichtung时，着意于德文dichten所含的“构造”这一意义，从而也就与诸如筹划、设计、撕扯出线条而成草图的Riss、构造成形等等提法联系到一起了。所以，Dichtung也就泛指每一件艺术作品中使真理固置于某一个别存在者并通过该存在者而起作用的过程。张枣对新诗现代性分析的独到之处，也恰恰在于他透过一般意义上的诗歌修辞、韵律的表层，深入到诗歌的肉身要素，看到了“诗之运思”。因此，张枣更着力的，是语言层面的探索与实践，对语言的思考实乃贯穿始终的潜在线索。

　　于是，诗人张枣的“现代性”便不同于一般新诗史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宽泛概念，而是有意识地作了一定的收缩与窄化，更关乎审美的现代性，或者说更在意语言的技术性。正是基于新的主体性表达的出现，亦即一种具有“存在的语言反思和批判立场”(2页)的写作姿态的出现，新诗追寻现代性的征程才得以开启。这也是张枣的讨论从1919年开始的原因。在张枣和他的“现代性”概念看来，1917年胡适发表的白话诗，并不是新诗的真正起点，因为胡适所持的语言观实际上仍是一种工具论，没有以暗喻和象征的尺度为标准，亦因“缺乏丰盈的汉语性”而远离了诗。周作人1919年发表的《小河》，已经对暗喻和象征等技法有所体现，且更为重要的是，《小河》中的意象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晦暗的精神危机时代的心理冒险”(12页)。当白话新诗的先行者们通过“想象的方式”，来弥补和替代“业已失去的世界”，“诗学表演”成为重要的文学主题，现代主义的第一步便已经迈开。由此，张枣较为成功地证明了：中国新诗与西方现代派的相遇，要比以往的新诗研究所认为的更早，也更广泛。同时，诗人代际关系的重新排列与“1919年以来”的开放表述，也凸显了这一现代性追寻的持续性，但张枣避免了对这一进程的线性描述，也因此跳出了陈旧的历史视角。他所考察的，并不是新诗现代性进展到了哪一步，而始终是这些诗人在危险的迷阵中如何应对和克服困境，如何探索和生成现代性，以及这个过程与语言本身所形成的互动关系。

　　诗人张枣的“现代性”便不同于一般新诗史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宽泛概念，而是有意识地作了一定的收缩与窄化，更关乎审美的现代性，或者说更在意语言的技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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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枣一反陈说，将鲁迅视为新诗的第一代诗人，并在《野草》中发现了真切的现代性，给予其极高的地位。不得不说这是一种大胆的选择，也必将招来争议。张枣对新诗坐标系的重新建立，并不追求谨慎和妥当，他更愿意听命于自己的诗学观念。张枣对鲁迅的分析从“怎么写”开始，他不仅重新关注鲁迅所经历的生命困境，还发现这种困境带来了“感官的、动态的和辩证的语言增殖力”与“紧张关系所产生的不谐和音”(42页)。他认为，“不和谐音”对诗歌现代性的生成有极为特殊的价值。面对个人与社会、希望与失望等现实经验的冲突，鲁迅通过艺术的方式谋求内部的化解。鲁迅运用的策略是将焦虑物化、具体化、可视化，类似于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的“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以及在文本中嵌入不同的声音。前者在隐喻的绝对倾向中陨灭了词的物质性，使“现实消融于语言的纯粹”(3页)，后者在复调结构中呈现了“经验我”和“抒情我”的彼此分裂，以虚构克服消极。鲁迅将生存之难转化为言说之难，也因此在语言功能的问题上持有了一个全新的立场，正是这种“语言反涉和反思特性”(42页)，赋予《野草》以诗的现代性。

　　张枣一反陈说，将鲁迅视为新诗的第一代诗人，并在《野草》中发现了真切的现代性，给予其极高的地位

　　在张枣看来，闻一多的两难困境乃是个人主义如何与动荡年代相容的问题。一方面，他服膺于极端唯美主义，追随纯诗理念；另一方面，他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于民主实践。他既是爱国知识分子，又是“波西米亚艺术家”和“现代恶魔诗人”。价值观的二重性造成了闻一多诗学思想的矛盾，而他的诗学策略是“化内心纠结为创作对象”(3页)，在形式美感和道德良知之间确立新的平衡。更具体的方式包括：以面具隐藏复杂多义的“你”、“我”，重新思考异质文化，以交叉文化的生成公式来实现对本土传统与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以此对抗Aporia的迷阵。或为诗歌添加一味小说戏剧的元素，或在“美”中注入“爱”，创造歧义丛生的“仁”的美学，闻一多孜孜不倦地进行化合实验，在不相容性中萃取诗意。张枣认为，闻一多精神上的进退维谷和语言方面的应对尝试带来了新的创造力，赋予了他“独一无二的诗的现代性”(86页)。

　　

　　诗的现代性是可以在传统中，以一种“古典”的方式建立的。“激进的诗学经验并不一定与传统构成断裂”

　　出于对西方虚无、消极的反感，也出于对社会责任的承担，1940年代诗人显著的精神共性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现代主义。他们走出了狭窄的唯美诗学，以“在理性中融入生动的感性，非诗内容叠加敏感的心理活动”(39页)等方式建构积极、完整的新“我”。而1949年开始，现代性的追寻发生了中断，“假大空”的诗学开始盛行，现代人郁闷、失语的生存危机在“令人窒息的、粉饰太平的现实面前”(205页)尤为凸显。1970年代，朦胧诗人以密集的隐喻和简洁有力的语言格式重新赢回主体性，并将“我”提升到完胜的高度。然而，这种语言与政治的缠绕也引发了新的身份认同危机。张枣认为，北岛后期的写作是有意识反思和突破自我的语言实践，他在灾难性的存在状态中将无法说出的付诸语言，“正在接近马拉美所言的绝对之诗的信条”(259页)。在张枣看来，北岛是一个执迷于“词的流亡”的“语言风景的探寻者”，不断进行自我放逐、自我陌生化与自我反思。张枣细致地分析了北岛诗中“抒情我”的乔装改扮和词的“通约化”倾向，以及语言对自身的指涉意义，又一次发现了穿越空白、克服危机过程中所生成的丰盈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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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有人天真地以为，窃取几个古典意象就可以为诗歌添上汉语的表情。汉语之甜，不在语言的表层，而潜藏于情意、姿态、声音、境界

　　

　　新诗伊始就处于矛盾和被质疑的中心，在几代诗人的集体努力下，新诗业已形成自身的传统，重新建立了母语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即使它几经变更，仍邻近于危险，但再次向自身开放、向生命打开，也不完全依赖于对过去的回望。母语是有待发明的中心，诗最终向未来敞开。正如张枣评论闻一多时所说，“最高意义上的诗，总是属于未来，美妙绝伦，是一种最终对‘我’、生活和艺术的赞美，将所有的一切介于艺术与生活、主体性与秩序、‘我’与他者、激情与形式、颓废与崇高、纯诗与仁爱、东方与西方、传统与实验之间”，并在“人生创作中留下深深印迹的对立矛盾消弭于无形”(123页)。诗人在不和谐的迷阵中殚精竭虑，在持续的危险中无休止地追寻，在远方，“人类诗篇般栖居大地”。而张枣的声音萦绕耳畔：

　　是呀，宝贝，诗歌并非——

　　来自哪个幽闭，而是

　　诞生于某种关系中

　　(张枣：《断章》)

　　? 这部书是张枣在德国特里尔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由亚思明女士译为汉语，2020年8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正式出版。下文凡引用《现代性的追寻：论1919年以来的中国新诗》一书原文不再注明出处，只在引文后的括号中标注相应页码。

　　? 孙玉石：《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3月，前言第4页。

　　? 参阅《现代性的追寻》译者注：Aporia来源于希腊语，亚里士多德用它来指那些与不相容性相关的困惑。

　　? 张枣：《关于当代新诗的一段回顾》，张枣著、颜炼军编选《张枣随笔集》，东方出版中心，2018年7月，第139页。

　　? 参阅陈嘉映：《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285-286页。

　　? 张枣：《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当代中国诗歌的元诗结构和写者姿态》，《上海文学》，2001年第1期。

　　? 比如，张枣的生前好友钟鸣就认为：胡适为新诗的第一人，有三方面的不可违；张枣拿鲁迅的《野草》将胡适的《尝试集》赶下擂台，忘记了“散文诗”与“诗”的区别，忽略了叙述的合理性。在钟鸣看来，张枣的观点虽然新颖，但近于“伪陈述”。参阅钟鸣：《张枣关于现代诗的空白练习》，钟鸣微信公众平台“象罔”，2020年9月。

　　? 参阅艾略特：《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4-10页。

　　? 而表达之难被有些论者认作新诗现代性的重要指标之一，参阅敬文东：《作为诗学问题与主题的表达之难——以杨政诗作〈苍蝇〉为中心》，《当代作家评论》，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