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岩

一

2020年，记者蒯乐昊出版了她的第一部小说集《时间的仆人》。由于职业关系她写过很多颇有影响的人物特写和文化报道，而她的小说将同样可以证明她是一位出色的叙事高手,因为这些小说与那些属于特稿的人物特写、文化报道虽是不同的文类，却同属于叙事范畴。但是，不能想当然地把她的职业写作行为视为小说的准备。这种思维无非是在宣扬不同的叙事文类存在着价值等级，而小说居于叙事文类的金字塔尖。所谓文类尊严，无论如何都掩盖不了这样一个现实：小说在这个时代的形象和影响力边缘且黯淡。不管是从知识补偿、智力训练、审美愉悦等个体精神层面，还是从与社会进程的复杂张力关系上，这个时代的小说在整体上并没有表现出高于其他叙事文类的优越性。所以，无需再引用那些为小说辩护的经典言论，因为这些言论都基于小说这个文类最卓越的那个部分，而非指向文类本身。正如，阿Q即便被授权姓赵，他也无法分享赵家人的荣光。所以，从记者到小说家其实只是因为叙事文类差别而实现的身份转变，而非叙事意义上的写作升级，后者只是一个伪命题。或许可以讨论两种叙事实践在同一名写作者那里可能存在的张力关系，然而更为重要的还是《时间的仆人》展现了怎样的小说美学。

　　这是蒯乐昊的第一部小说集，所以称她为小说新手亦未尝不可。虽说新手与作品质量并没有直接关系，但不妨按照惯例，先看看她写了什么？我们习惯通过对某个作家诸多作品较为全面的阅读，而推导出一个作为总体的叙事者形象，或者说作家形象：“正是作家的‘第二自我’，才写出了那些诗歌或小说，并通过它们‘生活和言说’。”这个总体想象涉及作家关注的经验范围及其视角、修辞特征、价值倾向，乃至政治立场。大概是因为职业经历带来的见多识广，再加上自身良好的知识储备，蒯乐昊处理的经验类型广阔而复杂。《异物》、《白大褂情人》描绘了中产阶级和精英人士道德暧昧的人生倦态和情感状态；《黑水潭》则事关底层劳动人民的爱与哀愁。《无花果》、《玛丽玛丽》在城乡、异域/本土空间转换和历史场景切换中呈现了当代艺术家的生存状态；《开满鲜花的果园》则聚焦女性在生育、职业、情感交织的无形之网中复杂、尖锐、清晰的肉身痛感和精神负荷。如果说《慈云喜舍》是一个在尘世劳碌和宗教感召之间来回摇摆的成长故事，那么《双摆》、《平安夜 夜平安》则是关于尘世庸常和震荡的真诚描摹和体察。但是蒯乐昊并不满足于当代现实种种情境的观察，于是便有了一篇关于“时间”的科幻作品《时间泡泡》。固然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要在写作中扩张经验类型，更不能将其作为衡量作家优秀与否的标准，但是蒯乐昊确实做到对各种经验的从容处理，且这些经验在一部小说集中构成了微妙的张力关系。

　　大概是因为职业经历带来的见多识广，再加上自身良好的知识储备，蒯乐昊处理的经验类型广阔而复杂

二

在这样一个媒介过分发达、信息过于喧嚣的时代，似乎没有什么经验会显得过于陌生。但是所谓“熟悉”也无非是因为几乎所有的信息都被较为肤浅而高调的价值标签进行了分类。接触了某类经验，意味着默认了某种判断和认知。比如，医药代表与医生的关系，一定会被纳入资本与人文主义精神对立的范畴内进行道德拷问，却很少有人去探究构成这种关系的具体的人与情境的复杂性。蒯乐昊偏偏以轻松、欢快而略带反讽的语调讲述了一个医药代表与医生的婚外恋故事。这样的故事很容易被涂上庄严的社会道德色彩，但这并不妨碍它同时可以被形塑为被人津津乐道的情色想象。很多时候，义正辞严地反复讲述一个不道德的故事，与以道德追问的名义提取不道德的要素以获得秘而不宣的满足感，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经验被社会道德标签类型化之后，在鲜亮的高尚与污秽的恶俗的之间存在意义暧昧、模糊的地带。而那些隐秘的趣味和愉悦就混杂在这暧昧和模糊之中。社会道德无疑代表着某种强制的秩序感和价值观，而人对禁忌的好奇和冒犯却一直是构成人自我认知、取悦自己的秘密源泉之一。只不过，随着社会道德愈发强大，这种冲动逐渐退缩至更加私密的领域乃至个体的内心世界。这种“轻微的不道德”或者说“私下的不得体”一直在小心翼翼地躲避社会道德的监督。我们一直在假设人的内心藏有一座暗黑的原始森林，却很少去承认这暗黑有时是因为社会道德的光芒过于耀眼而造成的视觉盲区，更是很少承认在森林的复杂生态中既有危险也有生机。所以，《白大褂情人》以非常真诚的方式直面了这种隐秘的放荡、疯狂及其由此带来的人生快感。

　　我跟林主任情投意合许久。也不曾动过真格一次。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俩的日程表上，像日全食那样出现了罕见的重叠，整整一天的自由时光！我们俩太激动啦，马上定了远郊的豪华酒店，天狗终于要吃月亮了，小行星终于要撞地球了，日，终于要全食了！出门前我手抖得画歪眉毛三次，一张老脸没涂胭脂比涂了还要红，简直破处都没有这么慌张。

　　这种隐秘的欢愉并不是要反抗、挑战公序良俗，它们其实是被单一的道德标签长久压抑的沉默真相：在公序良俗之外，在某些私密、狭小的领域乃至个体的内心世界中，在某些时刻和情境中，那些隐秘的趣味和愉悦未尝不是人实现精神自洽、内在平衡的因素或源泉之一，它们一直在那里，只是大部分时候要么被语言忽略，要么被道德收编。事实上，蒯乐昊并没有回避这段关系中那些可能招致社会批判的部分，但是她更愿意以某种开放的态度去呈现远比道德定性更为充沛的经验形态：那些隐秘的欢愉与公共领域的道德判断共同造就了某些经验的不同面相和内部的复杂构成。小说固然与道德相关，它可以宣扬教诲，也可以指责不伦，但是它同样要维护世间种种经验的复杂性，要保护那些隐秘、微小、边缘的感情、事件、关系，免遭政治、经济、道德等宏大而强势的价值体系的压抑或同化，这也是小说的道德诉求中的应有之义。

三

与其说蒯乐昊在讲述故事时刻意回避了道德，倒不如说她展现了种种道德意味如何在经验的复杂形态被描述的过程中“自然”生成。借用伊格尔顿的话来说：“文学的道德真实在很大程度上是隐性的。大体上说，道德真理需要展示出来，而不是陈述出来。”“陈述”是以明确的立场作为前提的，虽然“展示”未必不隐含立场，但却是一种真诚的邀约态度，它邀请陌生人参与体验、作出判断。正如加德纳所强调的那样：

　　由于想象性文学给了我们人类生活的形象，记录了人类的经验，它不可避免地充满了道德观念和道德情感，强烈地吸引我们的道德忠诚。但是，它对我们的影响，作为道德观念来源和强化，只有在与作者道德意图的明晰性间接相关甚至形成反比，威力往往才最大。尽管回应强大的道德信念道德声音具有很大的乐趣，但最为显著扩大我们对世界和自我知识之人，不是那些“针对我们有明显可感的道德设计”的作家，而是这样一些作家，他们在娱乐我们的同时，吸引我们的好奇，激发我们的同情，将我们带入道德观念多元、要作出道德选择的世界，要我们“乐于参与”想象出的冒险、危机、快乐和痛苦。

　　当下小说衰败的原因之一正在于过于强烈的道德冲动。把“虚构”范畴内的记录、描述和想象简化为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社会方案设计。这种妄想症使得道德立场比经验形态更鲜明，清晰、浮夸而单调。道德压迫不仅可以直接碾碎经验，而且有时候还会散发出杀气腾腾的戾气。这样的小说类似于那些居心叵测的低级新闻写作，或者那种声名狼藉的纪实写作或报告文学(顺便补充一下，据说，那些誓死捍卫报告文学文体、称谓合法性的作者、学者们现在终于开始用“非虚构”来称呼自己的伟业了)。并不是因为蒯乐昊的职业记者身份，而要在这里重申面对信息持中立态度的新闻职业精神，而是重申关于小说的一些朴素常识：小说一直是这个世界的余数，收留了那些无法被历史叙述、社会分析、经济运行、道德判断等观念/价值体系条理化、明晰化、整合、化约的经验、情感、事件、想象力，它们构成了关于这个世界及其过去与将来的种种镜像。在对这些镜像的凝视中，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参与感和共情能力都在持续不断地绵延和丰富。把小说视为世界的余数，其实是对自我认知局限的谦卑，对世界未知的敬畏。艾柯曾认为：“作者不仅应将现实世界作为写作时的蓝本，同时也应不断介入，告诉读者他们也许不知道的现实世界的林林总总。”很显然，艾柯并不是那种仅仅强调实证范畴内经验丰富性的作家，所以他又补充道：“甚至引导他们(引注:读者)去相信现实世界拥有一些其实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所谓“不存在”，正是那些无法被实证穷尽的“余数”的辽阔和包容。

　　小说一直是这个世界的余数，收留了那些无法被历史叙述、社会分析、经济运行、道德判断等观念/价值体系条理化、明晰化、整合、化约的经验、情感、事件、想象力，它们构成了关于这个世界及其过去与将来的种种镜像

　　在这里有必要提及蒯乐昊的另一篇小说《黑水潭》。在前面介绍她处理经验类型多样时，为了与《白大褂情人》等小说所涉及的社会阶层有所区分，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描述在医院做护工的主人公龙爷所处的阶层，我脑海中浮现的词汇居然是“底层”，并且非常忐忑地使用了它。很显然，我非常清楚这个词汇所描绘的社会分层及其背后道德框架和政治主张，但我也强烈地感觉到，很多时候我们不假思索地使用或被迫使用某些词汇，无非是因为某种强烈而单一的道德指控所造成的同化或压迫。所以，在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我无权阻止别人用与“底层”相关的道德设想和政治立场来解读《黑水潭》，也并不会将这种做法视为绝对的谬误。只是，当我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想到这个词汇，并且发现自己并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词汇时，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道德干扰，或者说，我自己的理解思路受到了自己一直质疑的词汇及其相关思维的影响。因此，我更愿意将与此相关的讨论视为一次自我反省、自我教育的过程。

　　简单粗暴的道德判断因智识、技术门槛低而易于模仿和自我标榜，故而流行甚广，如同某些肤浅却诱惑力大、煽动性强的政治正确一样，它们会像时尚黑话那般萦绕于很多人的脑海中。它们是覆盖于经验表面的坚硬而油滑的外壳，不仅漠视经验类型中种种具体经验的相对区分或具体经验的内部复杂性，而且阻挡了其他价值判断附着其上的可能。这就好比，粗鄙的语言是事物的包浆，其油腻的外壳其实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遮蔽，它阻碍了那些更为新鲜、细腻的语言对事物的肌质和纹理进行细致描摹和重新命名。

　　文学圈对于“底层”的迷恋大概是小说古老的教诲功能在当代扭曲的结果。现如今依然有不少作家和学者痴迷于用“五四”时期和1980年代这两个非常态历史时期的文学形象来比附当下，始终妄想着以人生、社会、思想导师的形象重新恢复、回归社会中心地位，始终不愿意接受一个现状，即在一个常态的现代社会中文学处于边缘地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当大家都无法安于边缘地位并思考如何与时代重建对话的时候，道德这种传统功能便成了便捷工具：把个体言行及其困境，渲染成阶层状况，然后再把所谓的阶层境遇与社会结构、制度强行挂钩，由此，一个“深度介入”时代的道德故事就产生了，这远比细察当代经验的复杂性轻松得多。于是，“底层”便成了一个道德黑洞，能够抛进去任何可以点燃道德义愤、换取道德安慰以实现自我崇高的事物，有时甚至是可以引发道德感叹的符号即可，比如，失业或失恋，不需要追问原因，因为一定与压迫和抛弃有关；再比如，家变，一定是命运和制度的共谋；又比如，体力劳动，无需过问能力和机遇，也无需追问市场供求和资源分配，一定是社会分工导致的沦落……

　　所以，我看到医院护工就想到了悲苦的生活境遇。其中的轻浮之处在于，我并不了解这个职业，却想当然地在职业与生活境遇之间进行关联，并做出了道德反应。在一声空空荡荡的道德叹息之后，我并不会产生进一步了解他们的冲动，因为此刻我已经获得道德满足感。所以，大部分时候，“底层”只是作为异己之物被谈论，或者作为浇灌自己块垒的功能性饮料。很多人并不在乎其中的经验是否与自己存在着切肤之感的共情、共振，以及那种不可分割的现实关联。倘若，大家都认为自己生活于艰难时世，那么谁又不是底层？文学圈的从业人员大概一直沉浸在无所不能的历史幻象中，所以面对陌生经验，总是迫不及待地进行命名并打上道德烙印，然后带着与时代“深度沟通”后的满足感绝尘而去。无疑，“底层”只是文学圈诸多做好事一定要留下大名的事例中的一例。《黑水潭》或许是一剂解药，至少对我来说便是如此。

　　无疑，“底层”只是文学圈诸多做好事一定要留下大名的事例中的一例。《黑水潭》或许是一剂解药，至少对我来说便是如此

　　黑水潭公园在城市的西面，围着黑水潭有几家大医院。一家胸科，一家脑科，一家肿瘤，外加一个全科的人民医院，这奠定了黑水潭周边的生态：快餐店、寿衣行、廉价小旅馆、鲜花水果档……公园不收门票，有个卖金鱼的天天来，一天也卖不出几条鱼。街面上，一天二十四小时里头，十六个小时交通拥堵。

　　公园的西北角，常年聚集着一帮老头老太……黑水潭公园大名鼎鼎，本地人都知道，这里是老头老太吊膀子的地方。

　　……

　　龙大爷得天独厚，他上班就在对面的肿瘤医院。……没事的时候，就来公园坐着。这儿都是熟脸，要是新来了老太太，他第一眼就能发现。

　　这是《黑水潭》的开头。很多城市都会有相似的格局和场景。医院、餐馆、商店、公园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场所足够容纳一个人一生中的大部分经历。或者说，大部分的日常经验都在有限的几个空间里交流、汇聚，而“生态”、“交通”这样的词汇在以最为直白的意义传达经验的关联性。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大部分精力和时间消耗于这样的场景中。但现在，我们至少看到了医院护工龙爷如何穿梭其中，参与、见证了诸多人生风景。他在工作时遇见各种疾病、衰老、死亡及其相关人事，于闲暇时在公园溜达，旁观他人悲喜、编织自己的爱与哀愁。情欲与死亡构成了龙爷日常的边界，庞杂的经验铺陈其间，道德光谱的种种色彩便在这些经验的关联中显现出来。所以，不妨把龙爷的生活史理解为各个阶层、不同处境的人的人生经历彼此冲突、映照、交汇的场所。

　　龙爷的情欲之所以显得那么鲜活、健康，其实是医院里那些病痛、衰老的生命反衬的结果，那是强烈求生欲的表现和需要重新确认的现实存在感。在道德的暧昧性之中，我们才能看清，龙爷和公园里其他大爷们稍显粗俗的言行其实是生命力在衰竭之前最后的挣扎。龙爷与傅教授的雇佣关系，按照目前流行的看法，大概会被解释为阶层分野并被标注上相应道德标签。然而龙爷依然希望傅教授“永远生猛下去”，是因为他看到了傅教授放荡的举止掩藏着生存意志的有心无力。言行猥琐的道德直观以极其反讽的方式提醒着不可避免的肉体消亡。这其实也是同病相怜之人的惺惺相惜，它表现为衰老肉身的两种面相的对话和交流，它们以鲜明的反差撞击出情感的漩涡，模糊了道德焦点，巨大的悲凉感升腾而出。面对真诚而持久的道德、情感共振，若一味强调阶层分野和道德沟壑，是不是某种民粹主义式的道德洁癖？我无意掩盖个体生存境遇的差别，只是在疑惑，提前预设阶层和道德的对应关系，与体察现实世界经验复杂性与道德多元性的张力关系相比，哪个更像是继续撕裂社会的帮凶呢？

　　龙爷的年纪接近暮年，而他的工作是照顾那些逼近人生终点的人，所以诸多围绕着龙爷的经验被呈现时都会带有回顾的性质，而回顾不仅使得经验展现出某种连续性，而且会无意中显露社会历史的纵深感。相对于经验片段可能激起的尖锐的道德反应，这种连续性可能更有利于复杂的道德意味的“自然”生长。比如，龙爷那五十多岁的女朋友为了顺利通过驾校考试而主动与教练发生关系。这是个很容易激起道德义愤的片段。但是不妨先把这个片段安置于余姐的经历中。百货公司营业员、建材商铺老板娘、家庭主妇、独自抚养孩子的离婚女人、超市收银员等身份代表着余姐的每个人生节点，所以，余姐的阶层流动和心态变化既有家庭变故的痕迹，也有社会进程的塑造作用。当余姐在事后觉得——“薅着教练槽头肉上的发碴子，她竟有报复的快感”——时，这就不再仅仅是一个可以从社会层面去分析的道德事件，因为这对于余姐本人而言，它还涉及自我确认的内心满足，即一个女人如何通过非常规手段去估算自己的人生余额和价值。当社会关系、生存压力和自我认知等因素叠加在一起时，急切的道德判断将是最伪善的态度。

四

事实上，在这部小说集里蒯乐昊写过很多容易引起道德指责的女性，除了《黑水潭》里的余姐和《白大褂情人》中的医药代表，还有《玛丽玛丽》中在夜总会上班的两姐妹，《慈云喜舍》中与有夫之妇剪不断理还乱的阿晏，《双摆》中林红与情夫的孩子通过领养手续被带进情夫家庭，更不用说《开满鲜花的果园》里那些被各种问题重重包围中的女人们。蒯乐昊并不像某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那样，迫切地要为她们的一切行为寻求辩护，而是一直在道德的暧昧性中来描述她们处境。这并不是要去道德化，而是要阻止那些简单、粗暴的道德干预。因为，不管是作为清醒的女性主义者，还是敏锐的现实主义者，蒯乐昊都不会让经验成为道德的标本。

　　不管是作为清醒的女性主义者，还是敏锐的现实主义者，蒯乐昊都不会让经验成为道德的标本

　　“把裤子脱了。”

　　“两腿分开，抬高一点。”

　　在《开满鲜花的果园》的开头，蒯乐昊以简单、直接的方式呈现了女性进行妇科检查时的场景。面对女性的这种坦然、自然的描述，何以我会产生羞耻感？或者说，我为何会认为女性会在这样场景中感到羞耻？很显然，以男性视角为主导的社会凝视把女性的日常经验道德化了。甚至可以说，这种羞耻感其实与男性视角的情色想象相关，却成为社会凝视施加于女性的道德负担。在这里我并不是重提某些常识或者说去论证某些理论，比如男性的情色想象是女性道德原罪的根源之一，是社会凝视中的无意识构成部分。而是试图强调，当某些常识或理论被提起时，它们本身并非仅仅指向对象从而凸显使用者本身的道德或学识境界，首先应该是使用者的自我审视。如果不是因为有男性体验场景与前述产生对比，我想我可能意识不到这个问题。这个男性体检场景因为其扭捏、窘迫而呈现出了某种轻松的喜剧色彩——“天稚心想，自己的男人还真是脸皮薄啊。”很显然，这里既没有女性对男性的道德判断，更不存在社会凝视的压迫感。医学/科学环境下的身体暴露，竟在不同的性别之间产生巨大反差的道德意味。女性的日常经验动辄被道德化的困境在此可见一斑。正如小说中的一个细节：

　　卧床无聊，看药物说明书解闷。中医术语古雅而语焉不详，“主治：恶露不洁”，女体排出的一切都被视为不洁。天稚想，恶露，仅从字面上来对偶，轻而易举就能对出下联：祸水。

　　然而蒯乐昊并没有因此在叙述中作出激烈的情绪反应，她继续以开头那种直白的方式描述经验。她以女性生育为焦点，让四个性格、经历各不相同的女人产生了交集。事实上蒯乐昊一直在用她惯常的那种轻快略带反讽的语调讲述这些故事。她既没有刻意渲染性别困境，也无意进行道德纠错。诸多经验于她而言是“自然”本身。相对于强化经验的性别标签，一个开放性的故事形态有时更利于经验的交流。尽管这篇小说有着很多有趣的视角，比如女性情谊，灵异的梦等，但我更愿意讨论这篇小说之于男性的“教育”作用。正是因为蒯乐昊并没有道德训诫的企图，她的“自然”才会在我这里成为性别差异，我想，这种差异会促使包括我在内的那些自以为了解女性实则存在诸多隔膜的男性进行某种情感、道德层面的自我教育。所以，尽管我对中国当下女性主义及其写作实践了解有限，但我依然会将《开满鲜花的果园》视为近年最优秀的女性主义文学作品。

　　在故事的进程中，那些围绕着女性生育、健康相关的词汇频繁地涌现出来：输卵管造影、多囊卵巢综合症、HCG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孕酮指数、X连锁隐性遗传、孕吐、流产手术、宫外孕、黄体酮、先兆性流产、保胎、双顶径、输卵管、盆底肌、穿刺、备皮、一指半、三指、催产素、剖腹产、Bikini Cut、无痛分娩、产后抑郁、泵奶、妊娠纹……这些词汇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男性都是陌生的，即便那些见证过生育的男性也未必能意识到这些词汇之于女性身体意味着什么。坦率地说，在另外一些场合遇到这些词汇时，比如科普文章，词条等，我只是将其视为与女性相关的生理知识，仅此而已。但是当我在这个故事里重新与它们相遇时，我意识到它们可能还是身体感觉乃至精神状态的另一种表达。需要强调的是，蒯乐昊无意传播知识，她只是在讲述经验，而这些知识恰恰构成了经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所以，对于一个在相关问题上缺乏基本认知的男性来说，这些知识与身体经验的相遇，其实是知识被具体经验演绎、形象化的过程。被丰富的经验充盈着的知识，类似于审美意义上的陌生化，唤醒的是共情意义上的刺痛感。这种刺痛感不仅与身体感觉相关，而且与道德、情感相关。所以，就我个人体验到的“教育”过程而言，这种与知识相关的经验精确性所带来的切肤的痛感和直观的现场感，可以清空、悬置任何预设的道德意味，然后那些更为复杂、多元道德意味将在这种类似于净化后的空间里缓缓地生长，其中就有关于道德预设的愧疚和对那些无意识思维成见的反省。

　　无疑，在蒯乐昊的描述与我作为男性所感受的道德召唤、情感共振之间，经验的精确性是一个很重要的中介因素。所以，无论蒯乐昊自己如何考量，这里依然存在小说技艺层面上的知识与经验的关系。知识，确切地说生理知识，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经验精确性的重要因素。相对于那些长期覆盖于身体之上的人文社会科学层面的情感、理论、道德、立场，以科学、客观为名的生理知识最大程度地将身体恢复为透明的、可以被客观解释、认知的生物性肉体。当肉身开始说话、行动、交往，各种意义便开始了竞争、命名、覆盖。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蒯乐昊关于女性经验的讲述中，知识完成了将身体祛魅并重新召唤意义的双向过程。生育本身其实是最具有原始性、生物性意味的行为。当这些女性的人生经历、职业选择和情感问题围绕着生育逐渐展开时，其实便是种种意义覆盖于女性身体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读者参与其中并反思自身的过程。况且蒯乐昊描述的经验足够丰富，这些各不相同的女性经历所汇聚成的经验洪流本身就有可能让一些道德预设左右碰壁。比如，那个选择独自养育孩子却又时不时好奇孩子父亲是谁的小河。倘若把她的选择视为独立女性的行为，则这种褒扬难免会有男权思想作祟的嫌疑；但如果指责那些男性，则又会涉及小河的私人选择及其牵扯出的道德是非。说到底，女性如何处置自己的身体难道一定与道德相关吗？或许，蒯乐昊就是想讲述那些拒绝道德介入或者说让道德无所适从的故事，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从中印照出自己的道德样貌。

　　所以，与其说蒯乐昊要回避道德，倒不如说，那些多元、复杂的道德关切的发生需要一个最大的道德前提，即在纷繁缭乱的现实面前，如何趋近真实的丰富面相。否则，哪怕再不堪、绝望的经验都不该被扭曲为某些急切的道德观念的附庸材料，这是清醒而敏锐的现实主义者为自己及其那些深陷时代和个人生活沼泽的人们所维护的尊严底线。所以，蒯乐昊从不在故事里作出展望、许诺、希冀之类的暗示，哪怕在这个布满痛感和重荷的女性故事中。这些超出了小说家职责和能力的范围，同时，也是小说最大的不道德。鲁迅之后，所有的“曲笔”都是塑料花。但是，蒯乐昊还是会带着自己和小说里那些鲜活的挣扎者从尘世里逃离片刻，如同刻意买醉，这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的悲观主义底色。所以，我们常能看到那些直面艰难时世的故事结尾，总是升腾起一种梦幻的氛围。在这个故事的结尾，四个经历过生育并背负着肉体创伤和精神重荷的女人终于醉倒在一艘游轮上：

　　她们面前是黑色的大海，海面上一无所有。只有到露台上探头往下，才能看到船舷侧畔劈开一道雪白的海浪，哗哗声如同大力的叹息。在高山歌唱，千峰万壑都会给你应和，而在大海的腹地发出任何人声，瞬间被消音，她们说出的话一离开她们的嘴唇，就被风吹走了。船身在叹息声中微微起伏，正是最原始的摇篮。

　　这分明是重返子宫的意象和幻景，黑暗之中，仿佛一切都未曾或尚未发生。这种巨大的安全感其实危机四伏，要么在黑暗中永远沉睡，要么终将被血淋淋地抛出子宫，冲破黑暗便是面对人生的惊涛骇浪。虚幻的安慰经不起推敲，除非是清醒地享受幻觉。所以，对于清醒而悲观的现实主义者来说，为自己制造幻觉是一种必要，强制自己在缥缈中安顿片刻，也是一种休憩和平衡。

　　再比如前述《黑水潭》的结尾：

　　黑夜来得十分突然，好像就是一分钟的事情。一分钟之前的光线被吸进黑洞，然而无数的星星漂浮了起来，忽上忽下。爷俩被四周景象惊骇得作声不得，星星跟长腿的蚊子一样大小，近身在他们侧畔，随风跳舞，轻盈得如同呼吸，被他们的动作和气息拂动，不知道到底是萤火虫还是磷火。夏夜的巫灵和童鬼开始了例行的庆典，静默的喧嚣如同合唱，歌声噬骨，钻进了他们每一个毛孔，为了人世间极度的欢乐。

　　星空、荧光、静谧、微风营造了墓地夜晚的生机，在死亡面前，世间的一切都像是人生极乐。生死契阔，众生平等只是幻觉，然而再虚幻的安慰也是安慰，哪怕只是片刻。

五

然而清醒而悲观的现实主义者的悖论正在于，当她开始想象未来人类的处境时，现实世界的阴影依然如影随行。虽说科幻小说难免有现实的投射，只是蒯乐昊的现实感太强烈了。这从故事里的一个细节设定就能看出来，即“日常生活的科技水平，人们选择了退步，各国统一调整回2019年5月”。背景则是科技发明及其应用的迅猛发展，导致了一系列不可控的社会问题。于是，国家重新垄断了一切科技发明及其应用。虽说科技并非决定一切，但“日常的科技水平”是社会形态和社会关系的重要构成因素。所以，当“2019年5月”这样的设定出现的时候，便表明这个故事发生在多久以后的未来其实不重要，更不用好奇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会被设计出来。所以，在《时间泡泡》中，蒯乐昊将以科幻的名义再次扎入现实中某个习焉不察的隐忧。

　　蒯乐昊关于“时间泡泡”的理论假设瑰丽、迷人。洞悉了“时间泡泡”的秘密便可以把“个体时间”从那种线性的、不可逆的、共有的物理时间中剥离出来。这种理论之于个体而言便是，个体将更加丰富地体验自身与周遭世界的关系，它的发生机制是“个体时间”的增容和延长，而又不会向外在的、统一的、恒定的物理时间显现出来。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可以用心理学解释的问题。但是问题恰恰在于，“个体时间”像是某种可以被提取、转移的物质：

　　为了便于理解，我们把时间视为一种物质，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不同的个体在不同阶段下，时间的“质量”和“密度”都不相同。

　　于是便出现了技术垄断的产物“时间罐头”：

　　为了秘密制造时间罐头，政治鼓励穷人们出卖他们的时间，他们开出了很好的收购价格，人们趋之若鹜。但这种时间萃取技术到底是怎么实现的却始终是个谜。表面上穷人们的寿命并没有缩减，可他们每一天里的有效时间却消失了。富有之人优哉游哉，长日如小年，贫寒之人忙忙碌碌，弹指一挥间。

　　“长日如小年”，意味着信息、体验、记忆、感知、思考的丰富、辽阔和深刻。而“忙忙碌碌，弹指一挥间”则意味着个体对自我和周遭世界感知的迟钝、混乱乃至无感。所以，在一个“把科技关进笼子”的时代，把科技关进了谁的笼子，固然是一个尖锐的社会问题。但是更令人担忧的是，“时间”被剥夺所导致的“人”的消逝。在未遭干预和操控的前提下，未尝不可以把“时间的质量和密度”理解为个体差异性，是不同个体关于自我、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认知区别，是一个个体异于另一个个体的“自然状态”，最终指向的是在世界多元性和经验多样性中个体的自由和选择。而当这一切可以被操控甚至被抹除时，关于“时间”的科学问题，也就变成了关于“人”的最重要的政治和道德问题。蒯乐昊在现实中体察到的那种无处不在的规训在此体现出来。

　　由此反观，朱诺一心想从古文物上萃取时间以对抗被垄断的秘密技术，与其说这是一个科学疯子的偏执，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清醒的人文主义者最基本的坚持，她所要维护的是，以个体记忆、经验、思考为基础的对世界勘探和自我确认的权利。正如加拿大著名的物理学家厄休拉·M.富兰克林所反思的那样：“或许技术的真实世界最需要的是怀有人性的公民吧，像开普勒或牛顿那样研究宇宙，但清楚知道自己无法管理宇宙。”相比之下，疯狂的科学家朱诺说过一句更有诗意的话：

　　这世上再也没有比星空更好的宗教了。

　　这世上再也没有比星空更好的宗教了

　　在有限的已知和当下与浩渺的未知和未来之间形成恒久的吸引力的，是漫长的时间里或无数个时间泡泡中绵延不绝的人类好奇心、想象力和探索实践，它们最初都来自一个小小的支点，就像小说里说的那样：“人渺小如恒河沙粒，必须抓住一点东西才能确认自身的存在。”这来自程墨与朱诺一起仰望球幕上的星空影像时所产生的敬畏感，那一刻，程墨抓住了朱诺，“那一点东西”或者说小小的支点也是具体的人不可剥夺的此时此刻。

　　程墨是博物馆的研究员，他的工作其实就是拯救那些消失于时间里的记忆和经验，正如朱诺的工作未尝不是开发那些隐藏于时间之中未知的经验和记忆。所以，程墨在祖父的帮助下破解青铜器铭文，还原了一个远古时期神秘消失的女巫的经历的那一刻，仿佛是时间的秘密之门突然敞开却又瞬间闭合的时刻：几千年前女巫“留乃遁去”之谜，仿佛是她如引力波那样穿越了时间维度化身如今的疯狂科学家朱诺，而朱诺后来也“不见了”。

　　所以说，蒯乐昊最后还是没忍住用一场虚妄的爱情暂时转移了关于日益逼近的现实危机的焦虑，正如梦幻般的场景再次出现在故事的结尾……

　　泡泡只能飞一小会儿，就无声地破碎了，消失于夜空里，往上看是博物馆的穹顶，再往上就是漫天的星斗，永恒得好像一个瞬间。你说的真对啊，再也没有比星空更好的宗教了。

　　? 蒯乐昊：《时间的仆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10月版。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此书。

　　?[英]海伦·加德纳：《捍卫想象》，李小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305页。

　　?[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阴志科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73-74页。

　　?[英]海伦·加德纳：《捍卫想象》，李小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64-65页。

　　?[意]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4页。

　　?[意]安贝托·艾柯：《悠游小说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47页。

　　?[加拿大]厄休拉·M.富兰克林：《技术的真相》，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