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少阳

　　在现代主义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条歧路。一条是从19世纪后半叶法国象征主义流出的，以早期T.S.艾略特为代表，他们对语言的信心大于对生活的信心，企图通过语言使存在显现，在语言世界中完成他们的文学使命；另一条是以D.H.劳伦斯为代表的，这些作家仍然对生活抱有期望，努力在现代生活中打捞意义，希望通过文学对爱的重新定义，使人们对生活恢复热情。这两条歧路看似没有相交的可能，甚至第二条路有将要被黄叶掩埋的危险，但当我们回顾20世纪文学的时候，发现它们曾经有过一个美丽的交汇——奥登。本文把早期奥登放入英国现代主义文学背景中，呈现出他对“去在还是爱”问题的不同解答，以及他如何通过对现代世界中爱的必要性，爱如何才是正确的和智慧的这样一些问题的思考，突破现代主义。

　　这两条歧路看似没有相交的可能，甚至第二条路有将要被黄叶掩埋的危险，但当我们回顾20世纪文学的时候，发现它们曾经有过一个美丽的交汇——奥登

去在与爱

苏珊·桑塔格和约翰·伯格曾经在《声音》中，围绕讲故事展开过一场让人难忘的辩论，他们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分歧。桑塔格认为在现代，生活中已经很难再有让人们感到新鲜和刺激的东西，而现代文学为人们提供的也不应该再是关于现实生活的内容，而应该是让人心动的细节，幻想和一种超乎寻常的声音。而伯格认为，生活永远是最重要的，没有任何故事会比生活更具有吸引力，现代文学的使命就是在荒谬的生活之流中打捞出意义，让人们重新相信生活，热爱生活。关于现代文学的这两种看法，并不是他们两人的各执一词，他们代表了现代文学的两条歧路：去在与爱。

　　从19世纪后半叶象征主义流出的现代主义，他们和他们的前辈一样在发达资本主义的时代无所适从，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只能栖居在语言之中。苛刻的雅克·巴赞甚至将现代主义的习性标记为“必不可少的幻觉，利益攸关处的甘愿妥协，虚荣与夸谈，狭隘与骄傲”，也就是说，他认为现代主义是在逃避“到生活中去”，而语言只是他们逃遁到自我之中的魔法。如果我们正在读《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那么我们会有自己的看法。一个问出“我敢吃下一只桃子吗”的人，他的生活会有多大的领域？而他的内心又会是多么地丰富？因而，我们可以看到现代主义文学一方面在缩小个体的活动范围，而另一方面他们却通过语言的显微镜看到了更加纤细复杂的景观，或者说“仿佛有一盏幻灯把神经变成图案投射在屏幕上”。从观察心灵的细微程度方面来说，现代主义文学是空前的，尤其是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人们真切地认识到了以往对自身力量的盲目相信是可笑的，开始把视域囿于自身，去发现灵魂褶皱中的恐惧、无聊、胆怯和骄傲。这对于克服人类的盲目自信是有益的，但是发现的惊愕却限制了人们的行动。于是，“现代自我以自鄙开始它的生涯，通过施加给普通人一种残忍的敌意来表达轻蔑”，“我们稀里糊涂地拒绝了那些本应该拥有的事物”。现代智慧的洞察并未给人类带来福音，反而让这些先知进退维谷，与周遭隔绝起来。我们不免可惜地读到卡明斯的下面这段话：“我唯一的兴趣是赚钱，我将去干。幸运的是，然而，我本来更喜欢做别的事情，包括开火车或者种玫瑰……然而无所事事者一定会满意他们发现2乘2等于4这样无可置疑的事实，他(诗人)兴奋于一个完全无法抵赖的真理被发现了，穿着超短裙，在眼前这本书的扉页。”这些敏感的心灵似乎除了自嘲和抱怨什么都不会了，而他们对普通人的蔑视，也掩饰不了他们并不能比普通人更好地生活，甚至要比普通人怯懦这样的尴尬处境。当然，可以为他们辩护说他们更有自知之明，他们已经提前知道会弄得一团糟或者到头来不过是一场空，所以他们选择什么都不做。我们翻阅现代主义文学选集，看到站着一个个没精打采的模糊面孔，操着各不相同的语调重复着“我不行”、“我不能”、“我办不到”、“我怎么能”、“就这样吧”。这时，语言也就消退了神圣的光辉，“言语承担过多，/在重负下开裂，有时全被折断，/在绷紧时松脱，滑动，消逝，/因为用词不当而衰退，因而/势必不得其所，/势必也不会持久。尖声刺耳的话声/咒骂、嘲笑、或者仅仅是饶舌/经常袭击言语。”语言从魔法成为囚笼，打破了海德格尔的语言神话。仅仅栖居在语言之中，语言必然要么不知所云要么同义反复，非但没有使存在去蔽(去蔽本来也不是彻底的)，反而使人在语言之中迷失了自我。

　　我们翻阅现代主义文学选集，看到站着一个个没精打采的模糊面孔，操着各不相同的语调重复着“我不行”、“我不能”、“我办不到”、“我怎么能”、“就这样吧”

　　而现代主义文学的另一支，色彩更为明亮一些，他们在浩劫之后，沉闷之中仍然相信生活，相信在生活之中能够提炼出珍贵的意义。在这里以D.H.劳伦斯为例，因为他对生活的活力感在20世纪是尤其突出的，特别是以早期T.S.艾略特作为参照的时候。有趣的是，F.R.利维斯曾经在1951年宣称“我们的时代，在文学上可以称作D.H.劳伦斯和T.S.艾略特的时代”。这一透辟的论断看到了劳伦斯和艾略特既相互针对实际上却互为补集的关系。劳伦斯同样沉痛地说“我们这个时代根本是场悲剧，所以我们也就不拿它当悲剧了”，但他在这样的时代境况下，做出了我们更为期待的选择。“大灾大难已经发生，我们身陷废墟，开始在瓦砾中重新搭建自己的小窝儿，给自己一点新的小小期盼。这可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没有坦途通向未来，但我们东绕西绕，或者翻越障碍前行，不管天塌下几重，我们还得活下去才是”。总之，“人活着就得学会应对一切”。两张不同的处方来自于对欧洲症结迥异的诊断。艾略特认为现代生活之所以如此混乱琐屑，卑污不堪，都是因为基督教的失落，人们只有重新投入基督教的怀抱，克制私欲，崇爱上帝，才能得到拯救。而劳伦斯恰恰认为欧洲的萎靡和猖獗都是因为没有正确地对待“性”。“对人来说有两种认识途径：一种是在分离状态下的认识，这就是头脑的、理性的和科学的；另一种是融合状态下的认识，这就是宗教的和诗意的。从基督教始，到新教终，终于失去了与宇宙的一体，失去了肉体、性、情绪、激情与大地、太阳和星星的一体”。人类在理性化、文雅化的过程中，压抑和遗忘了肉体。“当代的人们做爱时，大半是为做爱而做爱，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件该做的事。其实这是人的理智对此感兴趣，而肉体是靠理智挑逗起来的，其原因不外乎是这个：我们的祖先频繁做爱而对性却毫无认识，到了现在性行为已变得机械、无聊、令人兴味索然，只有靠新鲜的理性认识来使性经验变得新鲜点才行”。因而，普通人对性不能有所体会，只是当作一种生理发泄，上层社会又把性当作下等人才有的需求，视为禁忌，只在偷欢的时候才能体验到越界的刺激，甚至知识分子也把性看成“男女精神关系的某种敌人”。劳伦斯给“性”赋予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他深信人类真正的幸福在于“血性”之中，而不是在剥离的干枯理性之中。“血性”存在于性之中，婚姻之中，同时又充盈在整个宇宙之中，它也会经历日出月落，寒来暑往，和宇宙的节奏是同一的，所以它也是日新月异，经久不衰的。“通往未来的桥就是阳物，仅此而已，绝不是现代‘精神’中那可怜兮兮的赝品阳物，绝不是”。“这是头脑、灵魂、肉体、精神和性的需要。求助于语言来满足这种需求是没用的。字词和道(logos)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该说的几乎全说过了，我们只需凝神谛听，可谁能让我们注意到行动呢？四季的行动，年月的行动，灵魂周期的行动，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生命在一起的行动，月亮流浪的小行动，太阳的大行动，还有更大星球的行动？谁让我们去注意这些行动？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是生命的行动。我们似乎学会了语言，可看看我们自己吧，可能我们说起来什么都行，可行动起来却是疯狂。让我们准备好，让我们渺小的生命死去，在一种宏大的生命中再现，去触动那运动着的宇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劳伦斯和艾略特关于语言的强硬对峙，艾略特认为应该让思想变得可以感觉，但同时他又在圈定个体的活动范围，使感性接触的可能性不得不降低，语言的更新只能求助于传统，通过持续地发掘过去的现在性完成对现在的书写。但因为对现在的理解不可能是纯粹理性的，那经验的限制就会是致命的。由于对现在的单一理解，书写或者语言也就只能是重复性地对过去语言材料的使用。劳伦斯提倡应该注意行动，学习行动，语言指导我们的行动，而行动反过来更新我们的语言。语言和行动在血性的生活中往复循环，相互交流。当然，因为他们两者都是不世出的天才，在他们自己的创作中，方法论对作品质量影响并不算大，但作为典范，他们对后来者的影响是值得深思的。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劳伦斯和艾略特关于语言的强硬对峙

　　现代主义的两条歧路共同的起点在对现代性的反思，他们对现代的合法性提出严重的质疑，他们认为现代人都是J.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克里福德·查泰莱之流，没有生命活力，没有生活意义。也就是说，他们之所以都被称作现代主义是因为“将他们结合在一起的不是他们各自的哲学，而是这些哲学想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解决方案的不同造就了他们的特征：以早期艾略特为代表的一派，以语言为家，企图用语言为存在去蔽，其实早期存在主义萨特的《恶心》、加缪的《局外人》都应该列入其中。他们用新的语言呈现现代灵魂的胆怯、虚无、骄傲，但因为对现代性的负面反应过于强烈，很大程度影响了他们和生活的实际接触，造成了他们语言的失效，他们中间许多人后来又重新走入生活，包括艾略特的皈依宗教，但也有人仍然在坚持钻研俄尔甫斯竖琴的奥妙；以劳伦斯为代表的一派，否定机器和理性文明，用文学呼唤本真的人性，要人们注意生活，学习生活，最终实现血性的生活，和宇宙恢复脐带的联系。但总的来说，因为前一派作家的才华和他们的语言的陌生感，他们是现代主义的主流。不过，两条歧路也有交汇点，包括奥登、米沃什这样的大作家，他们既对现代的病症乃至恶看得十分清楚，又本能地趋向爱和世俗生活。

“无道德感”的机智

提起奥登，很多读者，即使是没有读过奥登诗篇的读者，脑海中也会出现“无道德感”的机智这一印象。很大程度上，这个印象直接或间接来自于乔治·奥威尔为亨利·米勒的小说《北回归线》写的书评《在鲸腹中》。对奥登声名影响极大的文章却不是专门为奥登而写的，这是我们如果要正确地对待奥登必须注意的问题。奥威尔在这篇书评中谈论的重点其实也不是米勒和《北回归线》，米勒不过是奥威尔拿来和奥登对举的恰逢其时的例子(也可以说奥登是被拿来和米勒对举)。奥威尔回顾了英国文学的1920年代和1930年代，也就是艾略特和劳伦斯的一代与奥登一代，强调“作家只有远离政治，才会写出好作品”。这在当时或许并不算老调重弹，但最大的讽刺或许是，日后给奥威尔本人带来最大声誉的恰恰是一本政治小说。奥威尔欢迎像约拿一样待在鲸鱼腹中的写作，“将自己交给世界的进程，不再反抗，也不再假装自己能够控制它；只能是接受它，忍受它，记录它”。很明显，奥威尔的主张大体是正确的，但他对待奥登的态度却很让人怀疑他是否是真诚的。只比奥登大四岁的奥威尔，在谈论奥登的时候却像个父亲一样不宽容，甚至说粗暴也不算过分。奥登因为奥威尔而最为人知的，当然是那首《西班牙》，尤其是“必要的谋杀”这个短语。奥威尔指责奥登，“只有根本不懂什么叫谋杀的人，才会写出这样的句子。我自己绝不会那么轻松地谈论谋杀。我亲眼看到过几具被谋杀的尸体——我指的不是在战场上被打死的，我指的是被谋杀的。因此，我知道什么是谋杀——恐怖、仇恨、号哭的家属、尸体解剖、血、臭味。对我来说，谋杀是件应当避免的事。……如果在谋杀发生的时候，你是在其他地方，那么，奥登先生的那种无道德感才有可能产生”。奥威尔先生值得我们抱持敬意，但他的指责却必须得到反驳。为什么他认为米勒那样的在鲸腹中应该赞扬，奥登的在鲸腹中却不可饶恕？我认为是阶级偏见在作祟。在谈论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奥威尔认为自己比任何一个中产阶级作家都更有发言权，因为他不仅有关于谋杀的经验，还有“饥饿、艰辛、孤独、流放、监狱、迫害、苦工”的经验。他几乎像个孩子一样炫耀只有自己经历过而那些中产阶级作家不曾体会的事情。只有他知道谋杀的残忍以及与极权主义的瓜葛，而那些“在微温的澡盆子里接受五年的势利眼熏陶”的中产阶级作家什么都不懂，只是自以为是，不知深浅地为集权主义作辩护。所以，他才会出乎意料地对一个合乎自己写作主张的诗人严加指责。但是他忘了，并不是只有他才有生活和经验，也并不是最痛苦的经验才能成为最好的文学的材料(但我仍然对奥威尔先生的《致敬加泰罗尼亚》致以最崇高的敬意！)。起码，当奥威尔在加泰罗尼亚的时候，奥登也在巴塞罗那。

　　对奥登声名影响极大的文章却不是专门为奥登而写的，这是我们如果要正确地对待奥登必须注意的问题

　　有趣的是，当奥威尔谈论米勒、艾略特和乔伊斯的时候都能做到得体和公正，但当谈到自己国家的同辈时，却无法做到冷静和公正。我相信这和他的涵养关系不大，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作家无法做到对自己系身其中的世界的绝对超然。这样一来，我们也就能理解奥威尔对奥登的过激和他后来对自己主张的“背叛”了。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将看到奥登的诗以及道德感远远不是“无道德感”那么简单，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在《西班牙》中就能有所发现。“在必要的谋杀中清醒地接受罪恶”，必要是历史的无情进程，但作为人仍然将之称为罪恶。“罪恶”一词的分量绝非像奥威尔说的那样奥登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言语轻飘飘地在说些什么，奥登知道，不过他是沉痛地接受了。

　　比起他的两位前辈——艾略特和劳伦斯，奥登对现代文明要宽容得多。他不太相信我们可以从现代抽身，然后投身另一个环境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不论是基督教会还是血性婚姻或者是奥威尔强加给他的极权主义。奥登认为现代人致命的两个问题就是遗忘和幻想——在机器和理性文明之中，人们渐渐遗忘了生活的感觉，要么麻木愚钝，要么感到厌倦，幻想通过改换天地使生活焕然一新——它们将把人拖进灾难的洪流。“在楼梯上或者海滩上/聚会时耳朵/听着言语，/眼睛盯着/手里忙着的，/从不确定/他们学到了什么/从做过的事情里，/忘记去听或者看/让忘记容易，/只记得记得的方法，/只能以另一种方式记得/极其振奋人心的谎言”，奥登清楚地看到在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现代生活中，只有“极其振奋人心的谎言”才能刺激人们空白一片的大脑。人们既对宗教、美毫无兴趣，“爬上欧洲的上空，/教堂和发电站坐落/在地面的固定设施丛中：/她盯着美术馆/木然如一个屠夫端详/那些非凡的画作”，又对当时的局势和自身的根基不甚了了，“也不问什么可疑的法令保障/我们在这所英国宅院的自由/我们在太阳下的野餐”。“很快，很快，在我们惬意的堤坝上/翻滚的洪水将冲决出缺口/高过树干，/攫取突然的死亡在我们眼前/河水梦想长久地隐瞒/大海的深浅与威力”。在奥登看来，灾难或者恶永远是潜在的，需要我们小心警惕，而在沉闷而舒适的现代，人们似乎忘记了还有恶的虎视眈眈，潜而待发，那么灾难的洪流就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了。一方面因为人们不仅糊涂，而且自私。灾难来临的时候，他们只担心自身的安危，而对他人的急难置若罔闻，就像“在勃鲁盖尔的‘伊卡鲁斯’那里：/一切是多么安闲地从那桩灾难转过脸；/农夫或许听到了堕水的声音/和那绝望的呼喊，/但对他，那不是了不得的失败；/太阳依旧照着白腿落进绿波里；/那华贵而精巧的船必曾看见/一件怪事，从天上掉下一个男童，/但它有某地要去，仍静静地航行”。但灾难并不会绕过那些一心避祸的人，“锁被砸开，门被卸下，/他们进来了，进了屋；/他们的靴子重拍在地面/他们的眼睛熊熊燃烧。”另一方面因为人们的迷信和狂热害了自身，而罪魁祸首就是“极其振奋人心的谎言”。虽然“收成在山谷中腐烂”，“金银仍在山中”，但人们对自己的城市早已十分厌倦，渴望着那些“朝圣者”宣扬的“每日在山谷中舞蹈，/山上的所有的绿树都开放花朵，/爱是无邪的，远离城市”的岛屿，“许多多疑的，暴毙山上，/攀登悬崖为了看一眼岛屿，/许多胆怯的，带着他们的悲伤/自从他们来到不幸福的城市就和它们相伴/许多无畏的，潜游然后溺死水中，/许多可怜的，将不能离开他们的山谷”。奥登几乎用解几何题的方式分析了当时的欧洲局势——它的因为所以序列，清楚明晰 ——他的机智就像一把闪着寒光的手术刀，锋利无情，准确负责，但我们应该再往上看一个手臂，看到那颗握着手术刀的跳动的心。

　　比起他的两位前辈——艾略特和劳伦斯，奥登对现代文明要宽容得多。他不太相信我们可以从现代抽身，然后投身另一个环境就可以完全解决问题，不论是基督教会还是血性婚姻或者是奥威尔强加给他的极权主义

　　奥登并不认为这样的局面就是世界末日了，他对此持一种节制的乐观主义态度。他认为终究会否极泰来，“当大水退去/穿过黑泥小麦首先/伸出娇羞的绿茎，/当搁浅的怪物喘息躺着，/铆接的声音惊惧/它们不灵便的耳蜗”，这是善的力量压倒了恶的力量，“正像儿童放肆的快乐喊叫/父母的并不哀伤的歌声升起/将它淹没”。但恶的猛兽并不是凭空制服的，奥登认为爱和忍耐才能帮助我们洗涤邪恶，“重建我们的城市”。对早期奥登的思想做完这样的梳理，我们应该会同意他是一个极其冷静的诗人，他看到了当时欧洲的主要隐患——遗忘和幻想，用丝毫不逊色于艾略特的语言，揭示了欧洲的当时状况，人对存在的遗忘，对爱的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对幻想的迷信与狂热。但他并没有被自己的发现骇住，喋喋不休身陷的困境，或者把残忍的敌意施加在普通人身上，或者转而专研塞壬的歌声，他用宽容而和煦(有时甚至是轻松地滑稽)的声音引导人们走向爱与忍耐，帮助人们度过浩劫，清洗邪恶与陈垢，重建乐于居住的城市。我们看到有两个奥登，一个走在“去在”之路上，一个走在“爱”之路上，他们同样优秀，同样值得信赖。可贵的是他还有那么让人惊羡的分析力，也就是奥威尔称为“无道德感”的机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奥威尔是对的，机智如果要做到全面透彻，就必然是“无道德感”的，但问题是奥登的观察并非是为了满足好奇心，他真诚地想通过他的诗让一些事发生。

　　他看到了当时欧洲的主要隐患——遗忘和幻想，用丝毫不逊色于艾略特的语言，揭示了欧洲的当时状况，人对存在的遗忘，对爱的遗忘，取而代之的是对幻想的迷信与狂热

爱的真相

在看重知性的读者眼中，奥登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他的“无道德感”的机智，但对奥登来说，最吸引他的问题或许是爱以及如何爱。在爱德华·门德尔松教授——研究奥登的首席专家——编选的人人图书馆口袋诗人《奥登》选集中，我们惊人地发现在奥登定居美国之前的诗作中几乎每一首都有“love”的字样。门德尔松教授在为《奥登诗选：1927—1947》所写的前言中写道：“奥登的语言和视野总带有某种‘科学’色彩，更多基于显在的事实而非一厢情愿的想象，但他首先还是一个有‘爱’的诗人，总在关注对爱的圆满实现产生阻碍的因素，无论它是来自外部社会，还是出于内在的焦虑。”前面已经提到，奥登认为能够改善现代困境的是爱和忍耐，更简洁地说，只有爱。但奥登发现爱的面目却是难以辨认的，它不是确定的、单一的，因而也就宣告了我们几乎没有按图索骥的可能。

　　他在《哦告诉我爱的真相》中，胪列了一堆相反相成的爱，“有人说爱是一个小男孩，/有人说它是一只鸟，/有人说它让这个世界运转，/有人说那是信口开河”，“它看起来像一身睡衣，/还是忌酒旅馆里的火腿？/它的气味让人想到一只美洲驼，/还是它有怡人的芬芳？/它摸起来像带刺的树篱，/还是柔软得像羽绒被？/它的边缘锋利还是非常光滑？”，“我们的历史书提到它/只是很少的含糊注释，/它是个寻常的话题在/跨大西洋的甲板上；/我发现这个问题在/自杀的解释里被提及，/甚至看见它被草草涂在/列车手册的背面”，“它嚎起来像一只饥饿的阿尔萨斯犬/还是像一支军乐队那样奏鸣？/一个人能做一个一等一的模仿吗？/用一句俗谚或者斯坦威大钢琴/它的歌声是聚会里的一片沸腾？/还是它只像古典主义的玩意？/它会停下吗？当一个人想要安静的时候”，“我看进夏屋里；/它不在那儿：我在梅登黑德的泰晤士河/和布莱顿凉爽的空气里碰运气。/我不知道乌鸫唱什么/或者郁金香说什么；/但它不在鸡圈/或者床底下”。“它会经常做鬼脸吗？/它对胡闹感到头疼吗？/它把时间都花在了赛跑上，/还是拉小提琴上？它有自己对金钱的看法吗？它把爱国主义想透了没有？它的故事是粗俗又有趣吗？”“它来的时候，不打招呼/正好在我挖鼻孔的当儿吗？/它会在早上敲我的门/还是在公车上踩我的脚趾？/它来得像天气变化？/它打交道是彬彬有礼还是粗鲁不文？/它将彻底改变我的生活吗？”奥登一连串的发问让我们头昏脑胀，措手不及，难道爱不是基督教氛围里的静穆圣洁吗？不是血性性爱里和谐甜美吗？奥登告诉我们，曾经或许是，但现在已经不可能再找到这样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去费力复原这些东西，因为时代已经变了。我们必须把眼光投向当下，只有破除对爱的刻板印象，才可能看到它是小男孩，是鸟，是一身睡衣，闻起来可能既是美洲驼，又是玫瑰花，摸起来既是带刺的树篱，又是柔软的羽绒被，可能出现在假日早晨，也可能出现在鸡圈里，甚至有可能在我们挖鼻孔的时候出现。总之，爱无处不在。而我们之所以缺少发现爱的眼睛可能恰恰是因为我们对它的刻板印象以及对它抱的巨大期待——我们希望爱“能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但那只是急于求成的贪婪，没有什么能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爱只是为了我们可以更好地忍受生活。在早期奥登这里，爱是美学的、现实的。爱就是保持对生活的敏感，时时刻刻感觉生活，忍耐生活——如果一个人对生活能怀着一种美学的爱，那忍耐也就不是斯多葛式的了。

　　在早期奥登这里，爱是美学的、现实的。爱就是保持对生活的敏感，时时刻刻感觉生活，忍耐生活

　　奥登对爱的这种独特定义是极其具有辨证意味的。感觉生活就必然要求人将自己从遗忘状态中解脱出来，“失去记忆，/鸟，鱼，还有绵羊如幽灵一般/”，“幽灵必须再次去做/给它们痛苦的事情”。遗忘肉身的存在，就不能说是忍受生活了，只有重新体验到痛苦，人才是将自己从遗忘状态中解脱出来。“鸟将活过来，/鱼将潜游，/绵羊顺从/以一种绵羊的方式；/爱能记得/问题和答案，/因为爱恢复/黑暗、丰富和温暖的世界？”我们只有正视生活，正视那些不得不与之遭遇的，才能恢复对生活的感知，那么关于存在的问题将不再难以回答，人将回到黑暗、丰富和温暖的子宫。在现代生活中，人类之所以处于遗忘状态，一是想通过遗忘痛苦，欺骗自己痛苦并不存在，但这同时也取消了自身的存在，使自己成为幽灵；另一方面是缺少美学态度，因而不能将生活转化为审美素材，只知一味逃避。奥登认为人们应该从遗忘中走出来，勇敢地面对生活，生活中并不都是痛苦，即便是面对痛苦，也应该以美学态度将之转化为审美材料，从生活中获得美的感受，那么生活将不会再是让人无法忍受、只能遗忘的敌人，它将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的美的源泉。

　　在现代生活中，勇气尤其重要，否则我们将只能永远陷在遗忘的泥沼。但奥登也非常清楚，睁开睡眼之后，人们看到的不会是玫瑰色的世界，甚至可能是相当可怕的、令人失望的，“山谷是致命的，那儿熔炉灼烧，/粪堆的臭味让人发疯”。但我们之所以爱，不是因为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值得我们爱，而是我们必须爱。奥登认为我们和狮子、鱼和天鹅一样，都有优美地行动的本能，但却被我们僵化的文明扭曲了。“责任的有意的错误，/钟表里的撒旦，/小心翼翼行过的善事/为了赎罪或者赐福”，我们的行动都是因为责任的规定、制度的约束和赏罚的诱惑与恐吓，这样的行动并非是发自本心，甚至可能往往是对我们的本心施加暴力的，长期地遮蔽本心，必然会将人送进遗忘状态，因而必须抛弃这样的不诚实的行动甚至是“爱”，重新发明“自愿的爱”。只有自觉自愿的爱才是健康的、有活力的，只有它才能让我们重获新生。

　　但我们之所以爱，不是因为有一个完美的世界值得我们爱，而是我们必须爱

　　“爱因为属人的光荣而激发”，然而人又是容易僭越的，妄图拥有神的力量，“爱的本性对应/罪的复杂路径”，像我们上面提到的对海中岛屿的奋不顾身地追求，不仅造成自身的殒命，也形成了席卷大地的恶的洪流，就是一种狂妄的爱。奥登认为我们恢复“自愿的爱”之后，必须做出选择，“去饥渴地不合法地工作，还是默默无闻”？奥登是认同后者的，但这个选择题的确值得我们反复思考，人们往往借爱之名，行恶之实。“自愿的爱”需要把活动范围限制在理性的边界之内，也就是着眼于当下，感觉生活，忍耐生活，解放爱欲，使得精神和行动在爱的协调下一致，而不是激进地推翻现在，制造未来。

　　除了关心个人的爱之外，奥登同样看重的还有我们与“邻人”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述，奥登不满现代社会中人们只关心一己，不顾他人的现象。他认为我们有无法隐匿的需求之爱，即使每个人都表现得坚强、完满，但内心深处仍然渴望别人的关心，正如他在《夜邮》中写的：“醒来就盼望着信，/没有人听到邮差的敲门/不心跳加快。/谁能受得了感觉到自己被人忘记？”我们应该承认需求之爱，卸下伪装，勇敢地与人交往，往往在需求之爱的基础上会产生更为丰富的情感——给予之爱和欣赏之爱。奥登在《夏夜》里，就深情地回顾了在福恩斯中学和同事们相处的愉快场景。当人们恢复了“自愿的爱”和正常的爱，那么再碰到伊卡鲁斯堕水这样的悲剧也就不会那么冷漠，而是伸手援救。

　　奥登永远不是在动员我们，而是在帮助我们恢复关于爱的记忆，他相信我们并不是失去了爱的能力，只是暂时遗忘。只要我们将自己从遗忘状态中解脱出来，重新面对当下，感觉生活，忍受生活，那我们就会重新拥有需求之爱、给予之爱和欣赏之爱，因为我们有爱的天性。

　　在英国现代文学中，在经过20世纪20年代艾略特与劳伦斯并立的年代，也是激烈反抗现代的现代主义一代之后，终于迎来了奥登。他并不抗拒现代，相反他犀利地诊断出当代欧洲现代社会的病症，看到了爱的缺失和不可缺乏，用他睿智的声音试图唤醒人们爱的记忆，而他也因此突破了现代主义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