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安娣
一
2009年Knopf公司集结出版的《幸福过了头》收录了加拿大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丽丝·门罗的十个短篇故事。乔伊斯·卡罗尔·奥茨（Joyce Carol Oates）在《纽约书评》上发表过该书书评，认为：“《幸福过了头》这个标题，既十分讽刺，也十分真诚。”奥茨的这一评论的确中肯。从情节来看，这个短篇集的前九个故事依旧带有门罗擅长的哥特主义色彩：《维度》和《孩子的游戏》中的儿童谋杀，《温洛岭》中的老男人和女学生的变态关系，《深洞》中儿童时代的阴影引发的家庭悲剧，《面孔》中畸形外貌带来的耻辱，《一些女人》中的疾病之痛，《森林》中的飞来横祸，以及《自由分子》中年轻人的疯狂暴力。迈克尔·高拉（Michael Gorra）曾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发表重要书评，把《幸福过了头》的核心归纳为“必死的命运”。“幸福过了头”显然具有明显的讽刺意义。
而第十个——本书同名故事《幸福过了头》，讲的是19世纪俄国天才女数学家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的故事。门罗通过这个基于真实人物的历史短篇小说，讨论了一个常见而又古老的问题：人要如何生活，才能得到幸福。相比前面九个多少有些暗黑色彩的故事里那些极其触目的恐惧感、罪恶感、羞耻感等，索菲娅的故事可谓十分清新、动人，就是关于一个女人在其短暂一生里努力追寻幸福的故事。
幸福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从前苏格拉底时期的哲人，到亚里士多德、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基督教各派，再到近现代的功利主义、精神分析、弗洛伊德、康德、尼采、叔本华、罗素等，哲学家一直在尝试定义“幸福”，但都无法给出统一的定义。只有一个共识：无论是对个体，还是对社会，幸福都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齐亚德·马拉（Ziyad Marar）总结前人关于幸福的论述后，在《幸福的矛盾》一书里阐发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幸福就取决于自由和正当性的平衡——对自由的追求几乎都是以“我”为中心，是自我表达，也是逃离他人；相反，正当性则几乎完全依靠他人，即我们需要走向他人、得到他人的认可。
二
19世纪的俄国，经过前期的一系列战争之后，社会内部发生了剧烈变化。但是，尽管社会意识在变，在1950年代之前，就连最激进的出版物也仍不会宣传男女平等的观念。随着农奴解放运动、工业化发展、城镇劳动阶级兴起、精英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定义与政府和人民的关系，一场新的、自觉的妇女运动发展起来。有思想的女性，继续前人争取平权的斗争，挑战关于“女性角色”的传统观念，终于引发社会对“女性问题”的关注：与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权、劳工报酬和从政机会。到了1850年代，俄国社会开始广泛讨论女性受高等教育的问题。1859年，圣彼得堡大学开始允许女生旁听课程。遗憾的是，当局将之视为女性民粹主义和女权主义的温床，于1863年取消了女性在大学听课的权利。若要继续求学，那些旁听生只能到国外去。护照和签证的获取着实不易，加上高额的旅费，很多有潜力的女学生没能进入欧洲高等学府继续深造。
索菲娅是这些女学生当中的一个。与当时不少女学生的做法一样，她顺从了当时社会风俗的压力，通过与同情妇女解放运动的青年弗拉迪米尔的白色婚姻（有名无实的婚姻），得到了守旧的父母的许可，踏上了去往欧洲求学的道路，开始了她追寻幸福的旅程。
她以这种相对而言较为温和的方式于1870年离开了俄国的家庭，1874年在德国拿到数学博士学位。这将是她短暂人生里非常值得怀念的四年。期间她结识了一生的良师益友、著名的数学教授魏尔施特拉斯。他认为索菲娅是他终其一生都在等待的、一个能全面挑战他的学生，“一个一流的数学家”。此时的索菲娅在自由气息更为浓厚的西欧，没有家庭的阻力，做着自己从十三岁起就梦想的事，也得到名师的认可，是一段难得的、单纯的、既能享受自由，也能享受正当性的幸福时光。
1874年，索菲娅拿到学位后与弗拉迪米尔回到了俄国巴利比诺的家中。但俄罗斯并不稀罕她的女性数学家的身份。她只好“把学位放在天鹅绒的盒子里，然后搁进行李箱，一忘就是几年”。在北俄罗斯让人陶醉的风光和社交娱乐里，索菲娅和弗拉迪米尔从原来白色婚姻的状态，变成了情人，很快有了女儿，家庭生活开始了。此后的九年，她抛弃了数学的世界。
她与丈夫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打击。继遗产投资失败后，丈夫离开学术圈，选择投资经商，最后又以失败告终。面对社会思潮的变化、经济的压力，弗拉迪米尔开始抑郁。婚姻生活里的各种不幸，让索菲娅既没有物质自由，也没有精神自由，妻子和母亲的双重角色，在压抑的家庭氛围里，也无法让她感到正当。
哲学家罗素在《征服幸福》里写道：“真正的幸福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是两个人出于互惠而产生的爱，这不仅是各自受益的方式，基于此，两人也因为共同利益成为一体。”他认为这种互惠的爱是最好的爱，而那些阻止互惠之爱蓬勃发展的障碍是极恶的，是世界一直遭受不幸的原因。
在婚姻和家庭生活里，索菲娅不能给予爱，“也许自始至终她都是鄙视他的。不管他是崇拜她还是侮辱她，总之她就是不可能爱上他。”她也得不到爱——弗拉迪米尔在艰难的谋生过程中，慢慢由原来那个尊重女性、支持妇女解放运动的激进青年，变成了这个形象的反面：
他变得冷淡，态度粗暴，还高人一等。他说，你给我举个例子，有哪个女人真的重要到让世界有所不同的?当然当然，除了那些勾引男人，谋杀男人的以外。女人先天落后，还自我中心，但凡她们有点想法，但凡有一个体面点的目标她们愿意投入精力了，她们马上就得了癔病，用自己的自大把目标全给毁了。（p.329）
齐亚德在解释人们追寻自由的原因时，强调“观众”的影响因素。在任何一段关系里的几方里，彼方都是他人，他人都充当观众的角色。当我们认为身边的观众无能（impotent）的时候，我们会产生逃离这种观众、获得解脱的渴望。相反，在追求正当性的时候，我们恰恰最需要观众在场。弗拉迪米尔是索菲娅最重要的观众。很遗憾，生活的压力迫使这两名学者先后放弃自己擅长而且充满热情的事业——弗拉迪米尔是古生物学，索菲娅是数学——被迫进入新的领域，服务那些自己曾经反对的人，眼睁睁被生活的洪流裹挟前进，彼此越发疏离。弗莱迪米尔对索菲娅的态度，从原来的欣赏、同情、也可能存在爱情，到最后的刻薄、嫉妒和不肯原谅（死前给亲人都留了信，唯独没有索菲娅的）。他对于索菲娅来说，是一个能带给她“平等”，“而无法带给她温暖和安全感”的人。
罗素认为，唯有双方毫无保留、双方的人格合并成新的人格时，两性关系才具有真正的价值。然而到了婚姻生活的后期，索菲娅与丈夫不再分享共同的观念、没有共同的目标，未来成了幻影。夫妻两人都不能无法爱，也得不到爱，感受不到正当，被挤入各自的孤独，彼此成了对方的无能的观众。面对这样的观众，他们的出路毫不意外——逃离、寻找新的自由。只是，弗拉迪米尔选择了自杀方式，索菲娅以绝食的方式麻痹痛苦，熬下来之后，于1883年再度离开俄国，乘船去了瑞典。
“船驶进了一片势不可挡的落日暮色之中。不要犯傻了。她想。我要让自己过真正的生活。”（p.331）
三
过去几个世纪，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在尝试总结幸福生活的要素时，“爱情”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项。罗素说，爱情是幸福快乐的源泉，而爱情的缺失则是造成痛苦的重要原因。1888年，索菲娅在瑞典遇到了俄国人马克西姆，人生第一次陷入爱情，非常投入、痴迷。“我从来没有像和胖马克西姆在一起时这样，向往写下浪漫的篇章。”
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科·阿尔贝罗尼（Francesco Alberoni）是这样描述爱情的：
恋爱就是寻找个人的命运，寻找个人的自我，是彻底的寻找，要靠另一个人才能成功。需要通过与她/他对话，通过接受、理解、挑战和解放过去与现在，彼此才能在对方身上找到认同。
与阿尔贝罗尼见解有异曲同工，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认为爱情创造了一种困境。一方面，爱情是独立个体和自由的完美表达，另一方面，它为两人提供亲密、共性和分享。在一段理想的爱情关系里，这两个方面完美结合，爱情既是绝对自由的，又是完全分享的。爱情既要让人感到自由，也要让人感到正当性，才能让人产生幸福的感觉。
作为自由的爱情，是关于感受新生、自我表达、创造力的。马克西姆对于索菲娅是一个全新的体验。索菲娅第一次自由地表达了自我，不再是少女时代那个顺从压力、依靠违心的“白色婚姻”去获得求学机会的那个小索菲娅了。风俗规范不再能束缚她，情欲和爱恋她不再掩饰，变得坦荡、真诚、高调，希望世界都看到她的幸福。
在这逃离传统、他人和语言而又得以自由展示自我的时刻，她心怀浪漫，憧憬未来。此时的她在马克西姆眼里，是一个“同时拥有数学天才和女性羞怯的女人，相当地迷人”。她从姐姐病逝、丈夫自杀的阴影里走了出来，充满力量和希望。这种积极的能量反哺了她在数学上的创造力——勃丁奖顺利到手，随之而来的是荣誉、盛名和丰富的社交活动。
可惜好景不长。热恋狂潮褪去后，骄傲的马克西姆因为索菲娅的耀眼光环而心生自卑，怀疑索菲娅有控制他的倾向，人生第一次感到了来自女性的威胁。他隐约有些妒意：“她除了是数学家，还是小说家。而他一个也不是……只不过是个学者，一个男人。”他心怀愠怒，借口要写作，悄悄去了外地，并回信拒绝索菲娅来看他的建议，直言他身边有一个“情绪消沉”的女子需要照顾，而索菲娅应该去忙她的工作，还刻意提醒索菲娅还有“母亲”这一角色要去扮演。
在本来已经十分残忍的回信里，他再补一刀：“要是我爱你，我的信理应有所不同。”
要是我爱你！
马克西姆吸引索菲娅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他复杂多元的个性和气质、以及他在索菲娅面前呈现的“保护者的形象”。作为一个被俄罗斯政府视为异见分子的自由主义者，他对自己所信仰和捍卫的一切具有“不可思议的确信态度”。这一点让索菲娅想起了自己的父亲。“依偎在他们的臂弯里，你也会感觉到这种自信是你一生都需要的。”同时，共同的国籍、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背景迅速拉近这两位身处异国他乡的恋人，“仿佛西欧的各种语言都是单薄的形式上的牢笼，他们在里面已经困了太久”。马克西姆带来的物质上和情感上的温暖与安全感，是索菲娅未曾在丈夫弗拉迪米尔那儿得到过的，可以想象她会多么珍惜。这也是为什么索菲娅在面对来自马克西姆的伤害时，会选择忍气吞声，咽下骄傲，放低姿态，努力尝试让他回心转意。但同时她也深知这其中的自欺欺人，于是孤独、焦虑和痛苦随之而来。她对未来不再确定。
去南方过圣诞之前，她写信告诉茱莉亚，说她不知道未来是幸福还是悲伤。她想要告诉他她是认真的，想看看他是不是。她做好了颜面丢尽一场空的准备。（p.294）
马克西姆为着保持“绅士”的名声而信守承诺，打算来年春天与她结婚，她心里怀疑他的真诚。但是她选择继续自我欺骗，因此对将来没有了底气——将来的幸福的更多的是一种幻想，而非希望。
她决不能想——她决不能想这是在绕着圈子说他其实希望他们春天不要结婚。她已经给茱莉亚写了信，告诉她终究会幸福。终究幸福。幸福。（p.295）
我们总是容易爱上一个能够伤害自己的人，同理，那些爱上你的人，是你有能力伤害的人。换言之，人同时身处舞台上和观众席里，既是自由的、暴露的、脆弱的舞台演员，也是台下冷酷的、沉默的观众/裁判。这就是爱情的矛盾，既要让人感到自由，又要感到正当。走得太近或太远，都有可能使自己成为这一关系里的无能观众。
作为正当性的爱情关乎亲密、尊重、理解、忠诚、认同。马克西姆是索菲娅这一人生阶段里最重视的观众，她亟需从他身上感到正当性，否则自由便无意义，幸福便不可能。可是，他在自卑时用言语刺伤她、鄙视她的数学、承诺结婚只是出于保持绅士名誉而不是出于真正的、平等的爱。在这段爱情关系里，一个放低姿态用力过度，另一个则谨慎保留过于防范。
罗素又说：“任何形式的谨慎里，对幸福最致命的，莫过于对爱情的谨慎小心。”
四
罗素认为导致不幸福的因素很多，第一个便是无聊，而战胜无聊，主要得靠工作。虽然工作的过程中也会有无聊，但这种无聊带来的痛苦，相比无所事事的无聊带来的痛苦，简直不值一提。通过工作获得收入，建立名声，是人生意义的延续，长远而言，是幸福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就19世纪而言，男性比女性幸运，有工作的女性比一般家庭主妇幸运。弗洛伊德列举过一系列常见的逃避痛苦的方式，包括酗酒、发疯、幻想、工作等。在所有逃避痛苦的方式里，工作无疑占据了索菲娅短暂一生里很大一部分时光。但我认为工作对于索菲娅来说，作为数学家的工作和作为小说家的工作既给她带来自由，也满足了她对正当性的需求。
女性写作在俄国历史上长时间得不到社会的接受，即便到了索菲娅的时代，女性作家在创作和出版时仍然遭遇极大的阻碍。社会普遍认为女性作家的角色似乎与良好的教养不相匹配。俄国作家玛利亚·切布里科娃（Maria Tsebrikova）回忆当时的境况时说：“人们嘲笑我们，亲戚挑剔我们。”映照这一不幸事实的，是小说里索菲娅父亲对大女儿阿纽卡刊发故事的态度。父亲大发雷霆，认为有辱家门。他对女儿写作这件事的反对和羞辱，正是当时作家这一角色及其作品无法给女性带来正当性的表现。但是姐妹俩并没有因为父亲的反对而畏惧退缩，反而在写作这条路上都走得真诚、长远。像同时代的许多女作家一样，她们拥有异乎寻常的坚强意志。
在19世纪，许多俄国女作家很少能得到自己时代的认可，也不是所有人都是一流的作家。有些人才华平平，才华高一点的，由于生活的艰苦，也无法全面表达自己的天赋。但她们所有的人，都为俄罗斯文献贡献了女性的声音，使得这时的文学有了不同的主题和语言。索菲娅便是其中一员。
写作对索菲娅而言，也具自由与正当性两重意义。
小说创作是她躲进回忆、逃离现实的归宿。她写过小说，但最爱的是自己写的那本回忆录——《拉耶夫斯基家的姐妹》。当时的评论家给这本回忆录不屑地打上了“怀旧”的标签，尽管索菲娅本人对此不以为然，但不可否认，这的确是一个怀旧的故事。
新牛津字典这样解释“怀旧”：“对过去充满多愁善感的向往和引起怀念的喜爱，描述的通常是一种痛苦且甜蜜的情感，既掺杂着重连过去的快乐，又掺杂着过去已逝的失落。”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教授尼古拉斯·达姆斯（Nicholas Dames）则认为，怀旧包含了有关一个人过去的许多故事，这些故事不是将回忆拆解、分散为一系列具体的、被让渡的时刻，相反，这些故事所做的主要是解释并巩固回忆，而根除那种具有威胁性的、充满本已消失的细节的“纯粹记忆”这一巨大场域，怀旧才能得以幸免。怀旧让过去封存，防止回忆污染现在。怀旧的回忆，其目标总是对过去的事实进行风选，使之具有确定的、稳定的、共享的意义。因此，很多对过去创伤的回想，得以被转化成怀旧的回忆。
对已逝青春的书写让索菲娅做到了放下、原谅、超越过去：
“她写下了自己对巴利比诺生活的回忆，回忆洋溢着她对失去的一切的爱，不管是曾经绝望的，还是曾经珍爱的。她写的远远不是家，那个家和姐姐都已经不在了。”（p.325-326）
怀旧这种“往后看”的行动，实际上造成了一种“向前走”的结果。写作给身陷麻烦现实的索菲娅带来希望。就在临终前，她还在在构思新的故事，认为自己会比过去写得更好。她感觉到生命的悸动，想找到问题的核心。在小说创作的过程中，索菲娅是被解放了的索菲娅，她默默前行，不被过去的伤痛束缚。
另一方面，写作之于索菲娅，又是对接现实、表达现实的渠道。与充满革命热情的姐姐阿纽卡不一样，索菲娅“对政治没有热情，也不觉得自己打算投身于政治事业。”尽管如此，除了数学和琐碎的烦恼的生活，她的情感世界里还藏着比较强烈的爱国主义。她出于“为祖国感受到的痛苦”，写下了《虚无主义的女孩》，这是她“爱国主义的大爆发”。这是一本“非常俄罗斯”的书，主角是一个对政治的兴趣远远大于对爱情的兴趣的女孩。这本书在俄国注定通不过审查，其他国家也不会感兴趣。而且，她跟魏尔施特拉斯教授介绍自己的创作时，也看出他不感兴趣。这是一本既得不到自己在知识界最重要的朋友/观众的关注，也得不到权力阶层的认可、从而无法出版的小说。某种意义上索菲娅是为了纪念充满革命热情的姐姐阿纽卡而写，但这本小说的完成、被禁，反映的恰是她投入现实、参与历史的行动。她相信这本书的潜在读者——那些被放逐的俄罗斯政治犯——会想办法读到这本书的手稿，会赞美这个故事。与那本书写过去、超越过去从而带给她自由的回忆录不一样，这本主题与政治相关、结局也因政治原因无法出版的小说，是她渴望正当性的表现——她在乎她的观众、希望得到他们的认可。
索菲娅的另一份工作——作为数学家的工作，是自由与正当性的矛盾一体。
当初的勃丁奖虽然带给她离奇璀璨的声望，但她在找工作的时候却一直遭遇闭门羹，那些把握着大学之门钥匙的男人们“脑子里全是旧观念，认为女人的大脑里只有紧身胸衣和名片”，他们不会向她敞开大学的校门。直到人生的最后十年，她才终于在斯德哥尔摩大学获得工作机会，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被大学聘用的女数学家。
学术界男性知识分子普遍的优越感甚至傲慢，让她难以融入，而那些大科学家的太太们也“都不想看见她”。即便到了瑞典这个思想观念相对开放进步的地方，那里的太太们对她尊重有加，但仍让她觉得自己是个“怪人”。她对她们也心怀厌倦。关于学生，她说：“即使当教授……我也会疯掉的。学生都资质平平，总体来说。他们只记得最明显最常规的模式。”
教学周边的人际关系和教学本身无法给予她正当性，男性同行、太太们、学生们都难以成为她的有力观众。而她也没有把教学当作她真正的工作，在她心里，真正的工作指的是研究。她一度憧憬着能靠着与马克西姆结婚，离开教职岗位，那样她就“自由了……能做更多的研究了”。
对她来说，“数学是大自然的礼物，正如北极光。它独立于世界上的任何东西而存在”。与教学相反，数学科研的世界是他人世界的对立面，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拥有独特的语言，“令她喜悦”。这使得她可以毫不纠结、毫无眷恋地从他人的世界转身离开。
她的研究也没有得到未婚夫马克西姆、妹夫、外甥的认可，他们一致认为那是无用的。这部分正当性的缺失虽然让她遗憾，但她并不在意。与很多别的同行不一样，面对数学，她“对工作的关注远远超过对名望的关注……它不会和论文混在一起，不会和奖赏混在一起，也不会和同僚混在一起”。而她自己，“和伟大的诗人一样，精确，一丝不苟”，身上“有一种类似直觉的东西，闪电般的灵光一现，揭示一直存在的东西”。
罗素说，从建设性的事业里获得满足，是生活中最令人幸福的事情之一，但不幸的是，这种幸福一般只有少数具有才华出众的人才能享受到。
幸运的是，索菲娅就是其中之一。
五
1891年，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公开演讲标志了索菲娅的职业顶点。她感到满足、幸福，从酒会出来，走在斯德哥尔摩下雪的街头，“她全身心地沉浸在以前从未体验过的销魂状态。这时候的城市真像是童话里的城市”。此时的她健康已经恶化，三天之后，她因肺病去逝，年仅四十三岁，死前呢喃：“幸福过了头。”回首当初她在丈夫自杀后，决心“要去过真正的生活”。乘船离开俄国到她在斯德哥尔摩去世的那天，她走出了绝望，经历了爱情、羞辱、伤害、自欺欺人，获得了恩师魏尔施特拉斯的欣赏和友情，得到了举世闻名的勃丁奖，也获得了与能力相匹配的大学教职，当然，还有一身的疾病。这是八年真正的生活。但也只有八年，时间没有再给她机会。从这角度来看，“幸福过了头”的确是讽刺的。
弗洛伊德总结过人们所遭遇的痛苦最常见的三种来源：我们的身体，因为它注定要衰败和解体，而痛苦和焦虑是信号；外部世界，因为它可能以压倒式的、毁灭式的、无情的力量向我们咆哮；最后，与他人的关系，而它带来的痛苦是最难以克服的。索菲娅长期遭遇肺病和心脏疾病的缠扰，最后英年早逝。生活中最重要的三部分——家庭、爱情和事业，她从中经历了各种自由和正当性的矛盾与平衡。但在回忆从前时，她坦言原谅、热爱过去的一切。在逃离他人和拥抱他人的两端来回奔跑时，她明白了生命中“有往复的运动”——生与死、荣耀与痛苦、幸福与悲伤。去世之前她还希望通过下一个要写的故事，发现某种隐藏的、“虚构的，但又不是虚构的”东西。她死在当时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可能拥有的最好职业的巅峰，去世之前仍旧憧憬爱情。
艾丽丝·门罗在百科全书上查阅资料时，读到了这位天才数学家兼小说家的索菲娅·科瓦列夫斯基的故事，产生了深深的兴趣。阅读了能找到的一切有关她的资料，门罗写下了《幸福过了头》这个历史短篇小说，但也强调“事实性与历史可信性并不是重点”。历史里那个真实的索菲娅，在爱情的打击下一度精神失常。门罗没有在故事里给索菲娅安排这样可悲的情节，相反，她把勇气和希望给了她。我从中读出门罗对这个人物的珍惜和爱，其中有天才对天才的惺惺相惜，也有女性对女性的真挚关怀，毕竟，她和索菲娅一样，都曾在各自的时代里执着地抗争来自家庭、社会的压力以及各种对女性不友好的势力，温和但又充满内在力量。她“赋予”索菲娅的幸福，虽有讽刺，但这幸福也是真的。索菲娅相信宿命，人人都会被遗忘。但是，人们并没有忘记她。他们用她的名字来命名月亮上一个火山口的名字。那是一个能量爆发之后的世界，安静、自由，而且超越。
?Robert Thacker，Alice Munro：Writing Her Lives：A Biography，Toronto：McClelland&Stewart Ltd.，2011，p.504.
?Ibid.，p.509.
?NicholasWhite，A Brief History of Happiness，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06.
?Ziyad Marar，The Happiness Paradox，Reaktion Books Ltd.，2003.
?Natalia Pushkareva，Women in Russian History：From the Tenth to the Twentieth Century，New York：1997，p.209.
?Ibid.，p.210.
?Bertrand Russell，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1930，p.182-184.
?Ziyad Marar，The Happiness Paradox，Reaktion Books Ltd.，2003，p.78.
?Bertrand Russell，The Conquest of Happiness，London：George Allen&Unwin Ltd.，1930，p.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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