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 攀

　　我们很难想象，写得循规蹈矩乖巧完备的小说会是一部好小说，小说断不是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说些皆大欢喜的好话，表露些不痛不痒的言语；同样的，那些毫无棱角无可指摘的人物，自然也是无足轻重的，甚至显得不甚真切；而四平八稳不见波澜的叙事结构，也难以传达出繁杂深邃的文化曲幽。好的小说，势必需要在旁枝斜逸中突破既有的结构与思想的框制，重整人心之偏执、文化之偏至乃至历史之偏见。李约热以独异独行之“野性”书写野马镇，其中的人物鲜明如血，直探人心与人性的曲径通幽。其小说突破了既往的叙述陈规，若借寻常的阅读经验长驱直入，往往会发觉此路不通，不得已而唯有于残桥断路中重觅生路。“灰暗，凄清，正是李约热小说特有的基调，而他的小说背景多是桂西北一个叫‘野马镇’的乡野荒僻之地，所以灰暗、凄清的基调之上往往又蒙上一层奇诡怪异的色彩，读惯以北方农村为主要背景的‘乡土文学’或‘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孕育的‘新都市小说’的人，乍一走进李约热的小说世界，多少会有一点不适。”①究其原因，就在于野马镇自身的情状以及作者的立场态度及伦理旨归。“野马镇”并非不言自明的所在，也不是一个固化的与封闭的概念，其是流动的，乃野气流徙的一种结果，也因而注定了其中的多义性与复杂性。

　　李约热的野马镇，“是全市最偏远的乡镇，民风彪悍，据说这里最早的居民，是太平天国冀王石达开掉队的伤兵”②。一个虚构的西南边陲村镇，出于缥缈无据的传说，成了似有若无的存在，那里的人们囿于边缘，不为人知悉，也不被历史所载录，然而在李约热那里，他们寓文明于疯癫，寓温热于冷酷，肆意张扬，棱角分明，在善恶中寄托情爱，更在死生中回应苦难。庄子在《逍遥游》中曰：“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当然，此野马非彼野马，然而世间万物，纷纭杂沓，生生不息，相以凝聚，吹拂奔放，扬起相忘已久的微渺“尘埃”，更成了芸芸众生的“野马”。李约热的野马镇，野气横生，众声喧哗，浮沉浩荡，群像沸腾，以其绵延不绝而又奇崛野性的生息，在游荡中凝结、发声，茕茕孑立，又独树一帜。

　　一

　　李约热来自广西小城都安，野马镇及其周遭的叙事也多呈现出“桂西北”的地方性特征，“亚热带充沛的阳光雨露，北回归线横贯广西的生机与繁茂，同时，大石山区的奇峰林立，特有的喀斯特地貌弥漫着一种野性和神秘感，使广西山水景物，时而山林迷莽、野气横生，奇崛苍劲；时而空濛、灵动，丰润豁朗”③。西南边地的乡土叙事因为不循规蹈矩而无限敞开，也因为在敞开中难以把捉而透露出无尽可能，“奇崛”而毫不屈从，“豁朗”却曲折复杂，这是野马镇的属性，也是“野气横生”的边地叙事的内在质地。

　　不仅如此，在李约热的小说中，叙事者更多是内置式的言说，叙事者与人物时常在交错叠合中沉浸于小说的场域，即便是第三人称的叙事，作者或以中立姿态示人，或通过故事的回环曲折，阐明立场与旨归，绝少以外在的准绳衡量野马镇的内部伦理。短篇小说《情种阿廖沙》以野马镇的爱情为中心，“有月亮的晚上，野马镇的男人女人就聚集在镇上的大榕树下面，唱露骨的情歌，好像在野马镇，你不纵情歌唱，你就不算野马镇的人”④。阿廖沙是警察，夏如春是死刑犯刘铁的妻子，刘铁被捕后，阿廖沙发现夏如春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女性，故倾心于夏，两个人之间不见容于世俗的情爱，在浑浊杂沓的野马镇中，经历了惊心动魄的博弈；然而在“我”看来，两个人却透露出一种非同凡响的“气质”：“她笑了，两边嘴角往上抽，头发挡住眼睛，她一甩，眼神透出一股坚毅——就这一点，我隐约看出了她和阿廖沙某种相同的气质。”⑤在包括“我”在内的所有野马镇众人的极力劝阻下，他们依旧我行我素，甚至为死刑犯刘铁请律师打官司。小说最后，刘铁未能脱罪，而阿廖沙和夏如春也排除万阻，结婚生子。可以说，两个人的真情厚义震动了整个野马镇，也松动着彼处既有的现实认知与道德准则。道德倒错与世俗偏见在真正的情爱面前，变得不堪一击，甚至在这个过程中，伦理得以重造。可以说，阿廖沙和夏如春野性横溢的情与义，支撑或说塑就了野马镇向来所稀缺的甚至是被压抑的浪漫主义灵魂。

　　中篇小说《龟龄老人邱一声》则对焦野马镇的亲情，“我”作为矿二代，为了赎父亲的罪，自告奋勇前去照顾野马镇老人邱一声，然而却在后者面前被错认为是其死去的儿子阿牛，“我”将错就错以安抚邱一声，不料老人却以为儿子回来了，得偿心愿而悬梁自尽。小说中，屠夫董志国说过一句话，在野马镇，“不能拿一件事情去证明另一件事情”，野马镇的事与事各有不同，人与人更相与迥异。“这让我觉得野马镇藏龙卧虎。我接下来要做的事，几乎就是为了证明董志国讲得对还是不对。”⑥事实上，如此恰恰说明了野马镇之中不同声响的交集纠合，那是一个草莽丛生的场域，人物表面的野质荒诞之中，实际上又是情理自在的，他们形态各异，甚至是喧嚣吵嚷，有的语出哲理，有的满嘴荒唐。不仅如此，“我们野马镇，该怎么说呢？每一户人家都有故事。比如说我家。我爸欠有二十几条人命，够吓人吧。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拿邱一声当娱乐明星的阿明、阿卫、阿三三兄弟；拿邱一声当出气筒的董志国的老婆阿珍；还有拿邱一声当神来供奉的阿亮；等等，哪一家都有长得写不完的故事”⑦。事实上，在满腹阅历与故事的龟龄老人邱一声那里，就已经显露了野马镇的纵深度，加之村甿为轮番照顾老人而逐一出场，作者写出了人们复杂交错的情感，同时也钻入其中每个个体的精神深处，探询性情，拷问灵魂。小说的最后，“我”代替死去的阿牛披麻戴孝，为龟龄老人立碑，那是对野马镇魂灵的祭奠，精神的传续于焉得以绵延不断。

　　及至长篇小说《我是恶人》，李约热对野马镇的气息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统揽，马万良在1982年的一个赶圩的日子，一刀砍断了外乡人的手臂，尔后被公安黄少烈送进了镇政府那个诡秘黑暗的房间，受尽精神的煎熬，在外乡人的骗术被识别而归案之后，围绕着黄少烈和马万良及其后人之间的恩怨，搅动了整个野马镇。期间，历史的迷雾与现实的荒诞一并袭来，小说在马万良和马进被众人围殴中推向高潮，最终，马万良跳进白露岩而被反弹到高处，俯瞰着整个野马镇。在小说中，关于“恶人”并没有特定的指代，“恶人”之周围及背后，是人心之恶、现状之恶与历史之恶。无论是黄少烈还是马万良，以及整个野马镇，“恶”始终如阴影般盘桓，成为其中不可取消的属性。值得注意的是，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982年，那是新时期的开端，也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小说中隐约透露着时代的气息，“随着政经气候的新变化，野马镇的酿酒、养殖、种植等行业前所未有的发达”，然而随之笔锋一转，“野马镇的醉汉渐渐多了起来，吃请或者请吃的风气日盛，看着酒桌上那些称兄道弟、豪气冲天的男人，黄显达感觉到自己家的冷清和父亲的无趣”⑧。在宏大的历史面前，李约热却不断将视角调低，对准野生的民间的乡镇，那里有桀骜不驯却率直豪迈的马万良，有刚愎自用却有所自省的黄少烈，有鲁莽粗犷却义气担当的马进，有偏激荒唐而正直良善的黄显达……可以说，野马镇是作为当代中国的地方性症候出现的，这就造成了一种客观的效果，小说构造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价值断定，而不是相反的先入为主，由此透露出野马镇叙事真正的伦理旨归。

　　除此之外，李约热的《青牛》、《涂满油漆的村庄》、《幸运的武松》、《你要长寿、你要还钱》、《郑记刻碑》等小说，都体现出精神的共通与灵魂的同一，人物的性格偏执狂野却渗透着古老的情谊爱义，苦难和困境如影随形却充满着自省与抗争，生活艰辛命运荒诞却执意反抗绝望，可以说，通过野马镇叙事，李约热试图寻觅那些久已消歇或不为人知的人间消息，将野马镇喧哗骚动的吐纳声息尽数留存。“天地，众生，都是大文章。天地让人心生辽阔，众生让人心存慈悲……如果对历史作一次回望，你会发现，我们的‘个人史’更多地被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中，在所谓的‘大事件’后面，有多少孤独的身影，有多少以血祭旗的人生，还有沉默者。这个时候，作家要做的就是‘抢救整理’的工作，将一个个‘人’还给属于他的时代。”⑨当然，李约热也尝试在小说中跳出野马镇的框架，如《李壮回家》里打渔泛舟的鄱阳湖，《侬城逸事》离合悲欢中的南方小城，《村庄、邵永和我》中烟雨绿树的扶贫乡镇，等等。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野马镇之外的地方叙事，故事的基调、人物的性情及语言的情状等，与野马镇叙事都是一以贯之的。如长篇《侬城逸事》中提到“野马镇”的，是收容流落在外的张农民的保安大哥，野马镇依旧透露出偏狭、怯懦甚或是愚昧，然而保安大哥却对落难的张农民采取的是理解之同情，无论是野马镇，还是“侬城”，都提示着艰难的处境如何考验人心。可以说，在野马镇的里外，李约热构筑了一个完整的值得信赖的世界，那里的人们，蕴蓄着野性的气质，时常越乎现实与规则之上，却又不完全逾离人情人性，有棱有角，有情有义，其中之场景物事，互相牵扯，彼此勾连，不同的地点和场域，在他的小说中都有着某种精神的一贯性，彼此形成互文性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而言，野马镇有一种虹吸效应，一方面，其构筑成了一种生活的与精神的野生之域，不同的气息与力量在其间纠缠格斗；另一方面，小说涉及多元的情节与伦理时，叙事往往朝向野马镇一方倾斜，甚至使其成为一面镜鉴，一个视角，一种理念，在那里，纵向的时间流动，映射着边缘之中隐而不彰的历史真相；而横向的善恶伦理中，则蕴蓄着显著的道德认知与价值判断，投射出现实的阴影和生命的苦难。在这样的境况下，野马镇变得丰富而立体，野性而庄重，其更像一株参天的古木，枝桠不断分叉，开花，结果，瓜熟蒂落之际，人物命运慢慢浮现，而一个复杂多维的精神谱系也已然成型。

　　二

　　野马镇中出没的小人物，或忠或奸，或正或邪，或籍籍无名，或声名狂野，往往都不是单一的乏味的个性，却都处于边缘之中的，如尘埃，如草芥，如蝼蚁。李约热不断将他们放大，再放大，在他们身上注入气息与生命，将喜怒哀乐还诸彼身，兼之以嬉笑怒骂，统统集散于虚无却实在的野马镇。

　　所谓礼失求诸野，小说叙事中的野性，便是一种于“礼”之外求向“野”的表现：人物的脾性乃至命运于边缘疯长，蛮劲儿十足，于四下蔓延，在“中心”之外回溯与审视中心，重树边缘的价值和力量。“李约热辨识度很高，他始终书写那些‘屁民们’在生存困境中的左冲右突，那些有着对抗性的隐忍的小人物，犹如一株株野生植物，芒棘横生，却生命力蓬勃。他的长篇处女作《我是恶人》塑造了一个发誓就是要当恶人的马万良，以此书写1980年代南方野马镇的生存，乡村底层的命运挣扎和根深蒂固的国民性。小说如他的优秀中短篇一样粗野坚硬，一样以荒诞的表象，内蕴着一种潜在而犀利的文学力量。何为恶？如何恶？到底因何而恶？最终明白马万良的‘恶’是与众人关联的，是野马镇人身上的愚昧麻木、听命从众看客般的‘平庸之恶’，一如美国思想家阿伦特所论。”⑩值得注意的是，野马镇中的“恶”断不是十恶不赦罪不可恕的“恶”，人们的言行举止也自有逻辑和伦理，小说没有忠奸正邪的立下判断，而是在困惑与苦难中周旋，传达出一种自我过滤与自我更新的可能。

　　短篇小说《青牛》是李约热早期的作品，“我”接替受伤的韦江加入计生工作队，与怀孕超生的蓝月娇短兵相接，后者是一块难啃的骨头，频频令工作队深陷困境。正当“我”遍寻蓝月娇不得之际，发现她家中的一头青牛并将其牵走，没想到，蓝月娇竟然迅速地主动屈从，接受结扎，随之“我”惊异地发现，那是一头发病的青牛，然而蓝月娇及其丈夫与青牛之间万难割离的情感，那是野马乡民与土地之间的生命依赖。小说最后，“我”却陷入了深深的愧疚：人与牛（甚至是一头将死的病牛）尚且如此，人与人何以至此。小说最终在“我不是一个好人”中吐露出深刻的灵魂自省。?

　　《林鸽的特别节目》中，林鸽来去无常，先是在电视台工作，随后无端奔赴青海，桀骜难驯且我行我素，实则却有着自我的人生哲思，而对林鸽有着理解之同情的“我”，最后也回到广西老家种地，谨记着她的“新世纪”赠言：“小心，别让新世纪废了你！”同样指涉新世纪命题的，还有《戈达尔活在我们中间》。小说中，“我”是一个足球记者，却永远也看不懂戈达尔，巨大的精神隔膜最终撕裂了我和苗红的婚姻，偏拗固执的苗红最后捧着似乎能够看懂戈达尔的知己阿灿的骨灰，消失在人群之中。与世纪末的颓丧情绪相对的，是世纪初的远大期待与当下现实之间的鸿沟，是遥不可及的精神杳想与鸡零狗碎的生活状态之间的落差，如是将小说引向了现下及未来的时间焦虑之中。其中之乱淆与隔阂，想必也是林鸽的“新世纪”忧思的真正意义，而野气横流的人物，恰似充当了此中之历史境况的重要表征。

　　小说的野性催生了故事的异常与精神的异质，然而，其归根结底源自人物的和语言的反叛，当然，这个异乎常态的过程，并不是卖弄技巧以求奇崛，也不是显摆玄虚而故意向野，其乃一种燎原的野火，无拘无束，不受框囿，自由放诞。“人的感觉很奇怪，年少的时候，故乡意味着一大群狐朋狗友，成年后，故乡意味着父母兄弟，现在故乡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一部即将失传的典籍。对，这部典籍密密麻麻，写的全是人的名字。这些名字渺小得接近于没有，我随手一翻，他们就跳出来。”?野马镇的原型固然来自李约热的故乡，但需要指出的是，那里的边远与渺小并不是归属于野史，对作者而言，那是一部“典籍”，其中蕴蓄着边缘与中心的辩证，中心的存在待以边缘的反观，而边缘内部亦可生发出自在的中心，那里有人们活跃的舞台，有他们说话的空间，那些人物并非矫揉造作或生搬硬造，而是一种呼之欲出的存在，他们的声音四下撒播，弥漫于乡野，在难以抹灭的生死场中挣扎挺立。

　　在小说《郑记刻碑》中，“野马镇所有的事情都是一笔糊涂账”，只因那里充满着野气和奇诡，“野马镇发生的事情，不管是哪一件，在人们的嘴里，起因总是多种多样、过程总是千奇百怪、结果总是扑朔迷离，没有一个人完全说得清楚”。郑天华是拖拉机手，他的父亲专为野马镇的死人刻碑，然而郑天华没有子承父业，这一点他跟妻子劳爱群都耿耿于怀。在开拖拉机出了三次事故之后，郑天华终于觉得应该重拾父亲手艺，为死者刻碑。但是他的刻碑技艺相形见绌，而父亲似乎早就预料他走投无路要承继刻碑家业，死后为他提前留了两百多张早已写就的野马镇所有中老年人的碑字，郑天华只要到时描上去就可大功告成。正当妻子劳爱群喜出望外之际，不料郑天华却将父亲的“遗产”付之一炬：

　　……爸看透他呀。他一下子觉得爸在抚摸他的脸，一下子又觉得爸在扇他耳光。两百多张纸就是两百多个耳光。

　　他掏出打火机，吧嗒吧嗒地打，打不着。

　　“你要干什么？”劳爱群叫道。

　　郑天华也不回答，继续打，打着了。拿起一张纸点上。像烧纸钱那样，一张张将爸写的字扔进火里。?

　　这就是李约热小说起承转合的方式，故事在讲述过程中，人物及其命运倏忽发生转折，而实现这一转圜的，便是小说中的“野性”。这样的野性如一束强光，照见了人物隐秘的内心，其同时也是野马镇流溢的精神特质。当然，如是之“野性”并不指向丑陋与罪恶，而是个体的灵魂一隅被突然照亮，野与癫、狠与狂、柔弱与卑怯、执拗与勇毅，一瞬间释放了出来，造成了精神的冲撞与现实的突围。这在《郑记刻碑》中是如此，其他小说如《村庄、邵永和我》最后邵永那野兽般的眼神，《龟龄老人邱一声》作为邱一声的孝子阿牛披麻戴孝的“我”“重重地”为老人立碑，《人间消息》中“我”最终决意己志投入生命的事业，《你要长寿，你要还钱》杜松得知杜枫悲凉患病而不再追债反而刺激杜枫勉其“长寿”，等等，都是小说以“野性”蕴蓄和爆发能量的重要表现。

　　对李约热的小说而言，野性首先是作为一种经验而存在的。如何再现边缘的生活现场与生存境况，并且展示其精神现状和内在状态，从而将自身的经验转化为文化动能与未来想象，野气四溢的叙述是小说试图探索的重要层面。李约热通过乖张的野性加以反抗与重构，铺设边缘人物、边缘心态与边缘事件的境况，“边缘”自身在野性的铺排中逐渐消解，其中的内在悖论也销蚀着中心/边缘的二分格局，并于焉不断揭示被遮蔽的经验，也展开新的伦理表达。其次，野性作为一种边缘姿态。萨义德曾提及“边缘人”的概念，其既是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也是文学叙事的重要姿态，这种“边缘性”，“回应的对象是旅人过客，而不是有权有势者；是暂时的、有风险的事，而不是习以为常的事；是创新、实验，而不是以威权的方式所赋予的现状”?。立于边缘有助于形成冷眼旁观的观察视角，建构审视和批判视野。“边缘”的形态使李约热小说的叙事具备了一种包围中心、省察中心的质地。再次，野性作为一种想象的方式，使得边地的境况不再仅仅被预设为贫穷、困厄、愚昧，甚至罪与恶，相反，其中同样可以注入品格和价值，以至美学风格、精神气度等。“有一段时间，我个人很喜欢‘零度叙述’，所谓的‘零度叙述’，就是以他者的角度对事物作冷静客观的叙述，意在最大限度地逼近真相，后来我发现，我们的作品当然需要真相，但是我们的作品，更应该传达情感，真相可以冰冷，情感必须炽热。一个作家，对作品的掌控力很大程度上是指如何有效地写出自己的情感。我们确实需要更多的‘有温度’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温情不是简单的情感倾斜，而是以更大的耐心与包容，秉持鲜明显豁的立场，以野性不居的狂诞，去观取物事人情，探询魂灵归属。在李约热那里，小说是边缘人的精神秘史。

　　在小说《幸运的武松》中，作为知识分子的“我”和黄骥从野马镇进城生活，为了帮“我”野马镇的哥哥找税务局韦海出一口恶气，“我”和黄骥在返乡寻架的过程中，一再迟疑，一再延宕。最终，韦海被哥哥的另一个朋友世荣所捅，“他动手的时候，我的车正陷在泥坑里，等待过路车辆的救援”。而“我”和黄骥则于尴尬羞愧中，成为了“幸运的武松”。对此郜元宝指出，“这是一个在1980年代写诗、在1990年代不甘心知识分子群体失败、在‘新世纪’发现自己对什么都无能为力的典型人物”?。知识分子既在城里无所适从，又于回乡之路上不断自我设阻，小说在“我”和黄骥的身上布满了自况与反讽：

　　黄骥说，我们这个群体，是这个社会最没有用的群体，最没有活力，最没有创造力，最他妈势利、最他妈委曲求全的一个群体。

　　黄骥说的“这个群体”我知道是指什么，这个群体，就是像我和他那样的人。?

　　“幸运的武松”成为了当下社会价值序列中最不幸运的“多余人”，这样的自我指涉与自我批判，事实上意味着乡野与民间对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崇高/中心的批判。也就是说，在李约热那里，重返另一重目的是对准外部，臧否世界，翻转既有的价值规范，再造边缘与中心的认知形态。

　　长篇小说《侬城逸事》中同样塑造了一系列野气流溢的小人物，因债主上门而被迫外出躲避的张农民一家、面对事业失败女友欠债而踟蹰徘徊最终坚忍抉择的阿德、遭受丈夫背叛与工厂倒闭的双重打击而重拾勇气的顾静、将酒吧开成了早餐店便利店甚至做起了“传销”的李晓、继承父志视死如归对抗拆迁队的退休警察刘哲，等等。无论是阿德的卑怯与选择、张丹的徘徊与坚守，还是李晓的牺牲与包容、顾静的柔弱与坚定等，在在凸显了情义道心，可以见出，小说意图挑战坚不可摧的现实世界，以野性而边缘的质地，撞击那些似乎牢不可破的现实弊端与人心卑琐。落在“侬城”土地上的往往都不是英雄，却在自己的世界里顶天立地，以渺小微弱的身躯，对抗着中心主义、商业主义、个人主义的弊端。“侬城”地处边缘，“逸事”又被排除在正史之外，作者无疑在冒一个很大的险，那些诡秘的音色，那些呛鼻的气味，未必为世人所识见和觉知。但是，他人抱以无视、不解、批判，李约热却怀着理解、同情、关怀。他决计要让他们从尘埃和泥泞中开出花来，于是在严密残酷的空间中，艰难地撕开一道口子，敞开密不透风的所在，听听里面微乎其微的声响，让一度沉默/沉没的人们，走出来透透气，嗫嚅几句，以示“逸事”之存在。在此意义而言，李约热仿佛自甘沦落于“逸事”之中，实则另辟他径，借“逸事”以正言。“侬城”乃边缘之境，黯淡细狭而不为人知；“逸事”者，即为将然或已然被淹没的个体与生活，小说让边缘人物从阴暗走向光明的所在——他们从被忘却的逸事中突围，生长出新的可能。因而，无论是对于地处“边缘”的野马镇，还是在权力中心与社会层级中处于“野”性地位的小人物，李约热小说中的野性所代表的，是对成见与僵局的反拨，以此重塑一种经验、姿态与想象的方式，在此基础上，边远之地与边缘之人呈现出来的复杂立体的精神形态，在审视并表述自我经验的过程中，蓄积能势，蕴藉力量，形成对当下固有价值的判断和松解，重新揭示被遮蔽的存在，完成想象性的美学显像。

　　一般以为，李约热虚构了一个野马镇，然而事实上，野马镇只是一个开始，或说其仅仅构成一种中介，李约热以此架起了一座桥，包括野马镇在内，其小说汇合了具有悖谬色彩的行为规约、思想取向与价值认知，并以野马镇为中心向外辐射，从中投射自觉的边缘化倾向，重返边缘，立意反抗，在这个过程中，小说的野性在边缘四下流窜、蔓延，最大限度地流动与散射，以集结最为显豁的个体与群体、善恶与爱恨、欢欣与苦难，在鲜明的立场中催生一种方法论，寓决绝的精神认定于其间，构成观察的方式和判断的系统，这便是李约热试图构筑的“野马镇”话语。

　　三

　　野马镇不只是一处场域、一种方法，其更是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在那里，世间“生物”声息汇聚，充斥着呼声与唏嘘、噪声与杂音，那是人间之外的人间，世界以外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作家的任务就是要把探险从这些缓慢的退却中拯救出来：把意义、色彩和生命力还给大多数平凡的事物——还给足球靴和草地，还给起重机、树木和机场，甚至是还给吉布森吉他、罗兰牌扩音器、老味道牌洗浴用品和爱洁清洁剂。”?在那些蒙尘已久的现实中，最终是细碎而真切的所在确认了真正的“人间消息”，也即聚汇并生的野性气息，最终确认了野马镇世界的所在，其比被种种遮蔽掩盖的实在界更为真实，即便他们出于边缘，本自渺小，但李约热以枝蔓横生的野性叙事，执拗地将其从失落与苦难中施以挽救。不仅如此，李约热的野性叙事似乎还另有他图。在他的小说中，事实上除了野马镇之外，还往往透露出另外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存在，与野马镇本身形成一种对照和对应，李约热正是以此作为媒介，完成伦理审定与现实批判。在这其中，多方的力量不断集聚，甚至围绕着野马镇进行对照以至博弈，不同的声息来自四面八方，一齐涌进野马镇，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人间世界。

　　《涂满油漆的村庄》中，韦虎从北京学成归来，在加广村拍摄电影，然而乡亲们却对这个外来的摄制团队感到陌生和不解，彼此思想的沟壑不断扩大，“涂满油漆的村庄”便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其中的荒诞、误解与无视，在传统与现代的各行其道中，更显露出其弥合的艰难。《情种阿廖沙》中的“我”不是野马镇人，甚至对野马镇牢骚满腹，“我不喜欢这里，倒不是害怕太平天国伤兵的后代有一天会把我怎么样，而是因为这里生活条件不好，经常停电，也没有自来水，更没有像样的厕所”?。但作为他者的“我”却始终注视着那里的爱恨离合，对阿廖沙和夏如春充满了共情与认同。在《龟龄老人邱一声》中，还有另外一条线索，那就是“我”的弟弟离开了野马镇子承父业继续当起了煤矿主，“他在云南，还非常疯狂”。这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在野马镇主动承担其照顾老人十天的责任，而弟弟则继续延续着死去的父亲的“罪”，用金钱买断矿工的人头。《李壮回家》里失魂落魄的李壮在城市与乡土、文明与疯癫中，历尽世间冷暖。《林鸽的特别节目》中，林鸽无端出走，直至“我”走出原来的电视台，在遥远的青海重逢林鸽，且最后返回乡村种地，才得以觉察其中之有无得失。《青牛》中来自城镇的“我”，深入野马镇抓林月娇，最终却陷入悔恨愧疚。由此可见，围绕着野马镇而建构的不同参照系，代表了李约热更为深层的叙事旨归，在这其中，野气的弥漫与冲击、回旋与倒流，在小说中形成了复杂的形态，人性的深浅与灵魂的轻重于焉显露无遗。

　　郜元宝曾经提到李约热小说中的两重视角，“这里就可以看出李约热小说的两个基本元素，一是类似上述身份的‘我’的自我审视，一是‘我’用挺身而出或隐身局外的方式对‘野马镇’的观察和评论。两种元素有时混在一起，有时也分得很开”?。李约热的小说在提及野马镇时，往往会逸出其间，寻求外在的映射，目的很简单，小说有着更深的意指，其以一种内置于野马镇的视角，形成内浸式的表达，从而生成一种伦理层面的偏倚，不仅如此，野性杂生的野马镇还充当了写作者的一种方法和一个视角。这种源自野性而形塑的话语，催生了一个特异的场域，“在他们耐心的缓缓叙述中，一个无序的社会渐次打开，眼前一个个充满寓意与野草般的小说场域，同样洋溢着扎根田间市井的野性”?。在此场域中，容纳了来自四方的消息，相互龃龉，也彼此会聚，“而所有这些琐碎的、真实的、合乎想象和超乎想象的各种生活经验，生老病死、爱恨情仇，经过发酵和重组，变成了，或终将变成他笔下野马镇中的一则消息”?。李约热2019年出版的小说集取名自短篇小说《人间消息》，后者以“我”的视角，道出唐俊与小陆所研究的沉重的课题——灾难史研究，他们要将被湮没的人间的“消息”重新召唤出来，也因此遭受了沉重的心理负担，在唐俊死后，小陆没有中断历史的钩沉，而我也备受鼓舞，投入既往的研究，“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只要小陆没有停下来，我就不要停下来”?。李约热的小说还有一处提到所谓的“人间消息”的，那就是《南山寺香客》，里面叙及“我”走进南山寺，路遇香客，后者听到“手机滴滴答答起来，全是短信、微信、QQ的声音”，然后“无奈地摇头”：“听到这些声音，就烦，那是人间的消息。”?于是，香客远离“人间”，在南山寺砍木头，建房子，过起了隐居的生活。然而，这样的避离尘世，追求宁静的生活，这又何尝不是另一种“人间消息”呢？直至小说中透露出南山寺香客的家庭悲剧以及他们以回归乡“野”的方式对抗及祈祷，在这其中，重要的是同一个精神场域中的互动与对话，那些不被人所理解的野气乖张，得到了一个可供涵纳的精神容器。

　　小说《村庄、邵永与我》中，塑造了颓废消沉的邵永的形象，他终日躺在床上，意志消磨无所事事，对任何事都无动于衷，然而小说最后，瑞生的孙子玩切猪菜机器时切断了自己的三根手指，在急匆匆赶去医院后，却忘了把断指带上，“如果不把断指送去，孩子将终身残疾……”间不容发之际，我踢开邵永的房门，央其带去县城医院，邵永坐于后座，往日的颓丧荡然无存：

　　很快，邵永和我坐在单位给我配备的电单车上。我们还能快点吗？我们还能快点吗？身后的邵永跟我说话。这是他第一次跟我说话。

　　我没有回答。

　　这时候，夜幕被灯光划破。

　　那是野兽的眼神。?

　　在邵永冰冷的外在之下，事实上涌动着一个滚烫的内部。这是李约热的辩证法。人物自身内在的低音与高亢在这个过程中显露无疑。而在李约热那些野气横生的人物里，他们的性情往往具有一种爆发力，表层的温和与驯良背后，事实上热切无比。性格的不同面向、生活的不同选择、精神的不同归属，都在李约热的叙事中不断汇聚，高亢与低沉的声部都在执拗生长，发出振聋发聩的音响。这便是真正的“人间消息”。因而，在李约热的小说中，野性既是一种难以规训的气质，更是不容复制的生存态度，其人物身上总会表现出一种生活与灵魂的辩证法，代表着或礼或野的不同存在方式的互动与共建。

　　四

　　综观李约热的小说，无论是《青牛》中为了青牛自首的蓝月娇，《幸运的武松》中永远延宕在路上的知识分子，还是《李壮回家》中落魄归乡的李壮，《人间消息》中执念于灾难史的小陆及踟蹰而后进的“我”，又或者是《村庄、邵永与我》中试图启蒙邵永却无功而返，最终却被邵永“野兽的眼神”所触动的下乡干部，等等，可以说，其中的返乡之旅是何等的艰难，甚至从精神和文化意义而言，在李约热那里，自外部返归乡土的尝试往往是无效的，因为野马镇本就是自足的系统，那里无不是自在充分的价值伦理，足以自我运行、反省、过滤以至更新。如小说《你要长寿，你要还钱》，当杜松得知在外躲债的杜枫“瘦得厉害，可能是病了”，出于情谊与情义，最后绝地转圜，不断催促杜枫“回去吧”?，反其道而鼓励杜枫，释放出了无尽的善意。李约热以小说之虚设、之实指，照见心性，审度善恶，再造伦理，从而形成一种阿甘本意义上的“同时代性”：回望传统，凝视边缘，与正史和权力保持距离，却又潜在地与生活现场相勾连，立于传统而审察当下，求诸“野”而重建“礼”。

　　可以说，李约热的野马镇以及围绕着野马镇所构筑的乡土世界，不是由外而内的启蒙式乡土书写，而是内源式的原生性写作，乡土的内在价值没有被篡改或曲解，而是通过野气漫溢的叙述，由内而外地透露出本在的精神意义。这种切入式的乡土写作，呈示着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人性关怀，那是充满野性的与民间意义上的内外建构，以此打破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瓦解边缘与中心的现代指认，回到生活与记忆，回到土地与众生，回到自然生长的乡野人心，从而传递真正的“人间消息”，善与恶，美与丑，踟蹰与果决，软弱与坚毅，甚至苦难与尊严等，都在“野性”的弥散中沉潜生息，如是之诸般“生物”，“以息相吹”，而成“尘埃”，成“野马”，成就了一个全息式的多维精神境域。

　　? 郜元宝：《“野马镇”消息——李约热小说札记》，《南方文坛》2018年第3期。

　　? 李约热：《情种阿廖沙》，见《人间消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9页。

　　? 张燕玲：《近期广西长篇小说：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文艺报》3月18日。

　　? 李约热：《情种阿廖沙》，见《人间消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7页。

　　? 同上，第95页。

　　? ? 李约热：《龟龄老人邱一声》，见《人间消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8页。

　　? 李约热：《我是恶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82页。

　　? 李约热：《土地被夜雨打湿》（创作谈），《南方文学》2015年第3期。

　　? 张燕玲：《近期广西长篇小说：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文艺报》3月18日。

　　? 李约热：《青牛》，《上海文学》2006年第8期。

　　? 李约热：《面对故乡，低下头颅》，《广西文学》2011年第9期。

　　? 李约热：《郑记刻碑》，见《广西当代作家丛书·李约热卷》，第27-28页。

　　?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读书·生活·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57页。

　　? 李约热：《土地被夜雨打湿》（创作谈），《南方文学》2015年第3期。

　　? 郜元宝：《“野马镇”消息——李约热小说札记》，《南方文坛》2018年第3期。

　　? 李约热：《幸运的武松》，《青年文学》2016年第1期。

　　? 詹姆斯·伍德：《最接近生活的事物》，蒋怡译，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46页。

　　? 李约热：《情种阿廖沙》，见《人间消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89页。

　　? 郜元宝：《“野马镇”消息——李约热小说札记》，《南方文坛》2018年第3期。

　　? 张燕玲：《近期广西长篇小说：野气横生的南方写作》，《文艺报》3月18日。

　　? 金莹：《李约热：野马镇的消息有迹可循》，《文学报》2019年8月16日。

　　? 李约热：《人间消息》，见《人间消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35页。

　　? 李约热：《南山寺香客》，见《人间消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53页。

　　? 李约热：《村庄、邵永与我》，见《人间消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0-21页。

　　? 李约热：《你要长寿，你要还钱》，见《人间消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