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浩

　　《去洞庭》展现了郑小驴极具内控力的平衡术

去洞庭

郑小驴的《去洞庭》仿佛是一条不断获得交汇的河流，而“洞庭”则成为众多故事的交汇点，在这个交汇点上我们得以认识故事的来路以及它们即将的流向。我们也许不应忽略那个词，“途中”——它不是故事之始，也不是故事之终，它给我们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在小说结束的时候依然有着诸多的开放的、发展的可能……

　　《去洞庭》是一个极富意味的偏题，它保持在行进的状态而并不提供一种寓言性、主旨性的提示，然而它却支撑着故事的结构：《去洞庭》有着一个独特而合理的故事结构，我看重独特同时也看重合理，更认为所有独特都必须建筑于“合理”的根基之上，它可以危险平衡，但平衡是绝少不了的。《去洞庭》展现了郑小驴极具内控力的平衡术——无论是小耿、史谦、顾烨、岳廉还是张舸，他们都占有个人的、有故事性和命运感的“声部”，并在各自片断式的故事中逐步粗壮，它们会形成不同向度拉扯的力量而“破坏”小说的平衡感，郑小驴则通过控制叙事片断的长度、强化故事吸引、建立故事之间的相互勾联、语调上的统一和主题凝聚让它们得以建筑起聚合的力量。

　　是故，《去洞庭》是丰富的，多重的，同时也是统一的、故事的。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曾谈及小说作者和阅读者之间的“暗博弈”，他说小说的长度一般而言不能超过人“记忆”的长度，否则他会遗忘掉前面的故事和人物；故事在主旨上要有一定的清晰，否则阅读者会感觉到它是散开的，这会让他无所适从而影响阅读的快感……事实上所有小说写作都会或多或少考虑这一“暗博弈”的存在，好的小说家往往也是一个好的“心理学家”，他懂得、明白阅读者的阅读感受和预期，并和这种感受与预期进行博弈。

　　《去洞庭》，采取的是一种多声部、多线头，有些碎片拼接意味的写作样式，它有意打破了惯常故事的线性连贯，而让每一片断的叙述都是一个新开始，都开始于故事极有吸引力的一个点……这是一种很有现代感的写法但并不是郑小驴的独创，郑小驴在这一技法上的贡献是，他用道来的娓娓把人物的前史、现在和故事发展都充分地容纳其中，而又将这些容纳充分地化解于极有起伏感的故事中。他的这一能力让我惊艳。

　　郑小驴在这一技法上的贡献是，他用道来的娓娓把人物的前史、现在和故事发展都充分地容纳其中，而又将这些容纳充分地化解于极有起伏感的故事中

故 事

郑小驴是讲故事的高手，如果没有《去洞庭》这篇小说的出现，我可能不会下这样的断语。之前，我读过郑小驴诸多的小说，他懂得讲故事，但怕是不能称其为“高手”，之前他的讲故事能力并未获得充分展现。及至《去洞庭》。因为是长篇的缘故，郑小驴讲故事的能力、对情节和结构的安置能力在这里得以较为充分而完备的展现，也正是基于此，我才会判定，郑小驴是，讲故事的高手。

　　第一节，《北归》。故事由场景入，由“案件”和它的紧张感入，由一种野蛮的和丝丝后悔组成的力量入，它构成了阅读上的吸引：他和她的故事将走向何处？他会不会把她杀死，还是……《车祸》一节是顺接，它几乎只有状态，然而车祸引入了另一辆车的出现，于是，《去洞庭的途中（一）》骤然地让另一声部强势强入，叙事的聚光转向了另一辆车的两个人，引出的是另外的故事和“他们”。我们可以看到，郑小驴就像卡尔维诺在《如果冬夜，一个旅人》中试图做得到的那样，始终让故事保持着一种“开始般的魅力”，是故每一个小节都仿若是一个质地优良的短篇，都有一个富有魅力的点，而在这个点上的光和热即将达至最闪耀之前，在它出现高峰处的下滑之前，郑小驴马上再次转向，让你一边回味刚才的故事一边津津有味地阅读下面的章节……让每一节的故事都吸引人，同时又让这些小节服从服务于整体，在整体上同样具有强烈的魅力感与惊奇感，郑小驴的控制显得精心。在小说中，小耿，史谦，张舸，岳廉，他们的故事在我们的“记忆”中渐渐拼贴得丰满，郑小驴也充分地相信我们的记忆能力和拼贴能力，他愿意通过作家和读者的合力，更好地“完成”这条通往“洞庭”的道路。

　　依然要谈到故事的多重感，《去洞庭》是那种有着众声喧哗的复调式小说，每个人物都有他的负载和意味指向，甚至都有前史，因此保持故事的推进和建立勾联则成为极为重要的、必须的“手段”，否则它极可能会失掉其有机性，成为一种时代故事可随意翻页的“辞典”，它就匮乏了整体性。郑小驴先是建立起了故事勾联，譬如让小耿通过绑架和张舸建

　　《去洞庭》或可看做是一本“不安之书”，在他们的身与心中同样匮乏一种确然的锚定，他们“不信”那样的生活，但他们也似乎未曾幻想编织另一种“可信”的生活立起故事联系，而让车祸使另外车上的两个人（顾烨、岳廉）和小耿、张舸发生联系，顾烨是史谦的妻子，而小耿则是史谦的旧员工，他也将被安排参与到史谦对岳廉的惩罚，他们之间的故事会在“洞庭”的点上有所交汇……这是小说最为重要的整合手段，但不止于此，郑小驴还暗暗地加强着另外的联线，让它们变得更为有机和整体，譬如通过事（车祸、艳照、反日游行）、物（越野车、鹦鹉）、情绪（郑小驴偶尔有意把上一节的情绪向下一节延续一点儿）、语言，还有叙述主旨。它们构成凝结之力，让小说有了更内在的完整性。

　　阅读中，我感觉着被吸引，后面将发生什么，他们为何如此，他和她是不是可以有另外的可能性？这是我试图找寻的和反思的，我希望后面的故事能给我某种的答案；阅读中，我感觉着被吸引，又一个故事的出现将会呈现一种怎样的可能，又一重的命运将带给我和我们怎样的启示？在阅读中，我感觉着被吸引，直到读完郑小驴所书写的后记。它没有在后面的故事中造成“塌陷”，也没给我丝毫的阅读疲惫，这是让我惊喜的地方——要知道，我阅读过太多结尾部分塌陷的小说了，包括从一些大作家和大作品那里。甚至在阅读中，我早早地就为郑小驴担心，好在他让我的担心变得多余，故事在层层的波澜之后有一个更有速度和力道的结尾，而且它还是开放性的，让人感受着它延宕开去的余音。

主旨性

“这三年，漫长得像冬眠。身份的转换，情感的蜕变，外省青年与北京之间的微妙关联，充满了戏剧、幽默、荒唐，似乎都可以进入文章。”“这几个命运交织的故事，不过是这些年我对人生、爱情、未知命运、和解的艰难寻求和思考罢了。生活在这样复杂多变、暗流涌动的年代，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认清自己，看透世间本质，然而也避免不了被迷雾遮眼，最终成为‘制造迷雾的人’……”在后记中，郑小驴如此言说道。我觉得，他说的是实话和真情。

　　“洞庭”是个支点，但它在小说中并不是唯一被锚定的支点，其余的还有湛江、东莞、西藏、东北、长沙……它们和“洞庭”相互呼应也相互角力，这几个位置的“在”恰恰让“在途中”成为了可能。在这些具有位置感的支点之间，人的命运和飘泊成为了显性的词，它使得“安顿”变得面目模糊，尤其可疑。《去洞庭》，它最为确然的却是“飘泊”，身体的、欲念的、精神的飘泊，在其中无论是拥有过财富的史谦，拥有才情的小说家岳廉，被穷苦逼迫着的小耿，有着安稳生活或者貌似安稳生活的顾烨、栗子，客居在他乡和幻想中的张舸……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无论是情愿还是不自愿，总是有一种不自控的力量在拉拽着，让他们不能安稳。

　　因此上，《去洞庭》或可看作是一本“不安之书”，在他们的身与心中同样匮乏一种确然的锚定，他们“不信”那样的生活，但他们也似乎未曾幻想编织另一种“可信”的生活，即使张舸，她也不是，她试图的“离开”只有环境上的、地理上的改变并非是对“可信”的塑造，哪怕是在她的那份幻想症中。在这部书中，没有特别坚固的东西，所有人的行为都透露着点点的不安，这份不安仿佛是被文字养大的虫子，它们在撕咬着纸也撕咬着心。

　　“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认清自己，看透世间本质，然而也避免不了被迷雾遮眼，最终成为‘制造迷雾的人’”——这句话说得真好。郑小驴让小说中的每个人、每个故事都包含了这一渴望，然而他们也总是事与愿违。

　　是的，《去洞庭》的主旨不是确然的，它并不明晰指向唯一认知，它并不提供一种简单的、可总结的“主题思想”，它是复杂的、模糊的，以及多义的。

“我们的时代”

在我所见的当下小说中，真正让时代感获得凸显、真正把时代事件拉入小说并使它成为故事推力和抓手的小说并不多见，但《去洞庭》却是。我们反复地呼唤时代书写，然而在那些所谓的现实主义小说中，我们却往往看不见这个时代的表征性事件，也看不到这个时代的精神完成。在这点上，《去洞庭》它是现实的，更现实的，它容许我们把我们的时代经验注入小说中，并感同和身受。

　　我们的时代：外卖，快递，北漂，周克华事件，反日游行和平和堂事件，艳照和网络传播，财富与贫困，私家侦探，东莞制造和东莞扫黄，制造业的经济衰退，等等。郑小驴在小说中甚至给定了确定的时间：“张舸的病大概是2013年开始犯的”，“1981年9月份的夜里，具体哪天我记不清了，很明朗的月夜”，“2014年，对于史谦来说，是命运的转折之年”……当然郑小驴不会止步于把时代表征性的符号凸显出来，他要的更是这个时代的精神命名，于是我们在《去洞庭》看到——

　　看到欲念和它的不受控，以及被它所围绕的；看到快感的勃兴和它的阴影，在情欲中的和在被唤起的暴力中的；看到追寻和它的将来面目；看到不安。同时也再次地看到，“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渴望认清自己，看透世间本质，然而也避免不了被迷雾遮眼，最终成为‘制造迷雾的人’”——是的，它，也是这个时代的某种精神趋向，它是，最能唤起我们共鸣的声音。

　　我们在《去洞庭》，寻找和感受这一声音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