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静波

　　这样的文学批评，是一次理论的侵犯与掠夺，是一场将文本意义偷天换日的倒转，是“包法利夫人”，与《包法利夫人》的双重死亡

　　百余年前，福楼拜在创作《包法利夫人》时，曾这样动情地陈述道：“我的想象的人物感动我，追逐我，倒像我在他们的内心活动着。描写艾玛·包法利服毒的时候，我自己的口里仿佛有了砒霜的气味，我自己仿佛服了毒，我一连两次消化不良，两次真正消化不良，当时连饭我全吐了。……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根据我来的。”这一杰出作家忘情投身于创作的轶事，迄今仍广为流传，令人津津乐道，反复提起。

　　然而，今日之大批评家朗西埃，对此自有别出心裁的解读，似已全然异于常人对作家的认知与遵从。其作《艾玛·包法利的处死》，作为对《包法利夫人》的批评，完全绕开了作家呕心沥血的自述，在“作家已死”之后，宣判“福楼拜的道路正确，包法利的道路错误”，凭着自身的理念追求，赋予了“艾玛之死”以全新的意蕴。朗西埃挥舞起自己“平等”、“批判”的理论武器，冲入一切文本，替那些以艾玛为首的主人公们，铐上了新的罪名，并将之处以极刑。这样的文学批评，是一次理论的侵犯与掠夺，是一场将文本意义偷天换日的倒转，是“包法利夫人”，与《包法利夫人》的双重死亡。在此，那杰出的“理论”得以借尸还魂，借助一流的文学作品来为己赋魅，企图凭崭新的鲜活面目，从而更加招人心魂。

一、平等与批判：朗西埃的理论出发点

作为继阿尔都塞之后，于上世纪声名鹊起的当代法国理论家，朗西埃自2013年访华之行以来，其学说在大陆学界仿佛已产生不小影响。其论著看似浩浩荡荡，横跨诸种领域，但无论是在谈论历史、艺术、还是文学，都有一根若隐若现的红线贯穿始终。

　　首先，是对“平等”的追求；其次，是对“资产阶级及其骗局”的批判。这双重意义，在朗西埃的论述中，几乎颁发给了全部的文本与艺术品。以文学为例，从福楼拜到普鲁斯特到托尔斯泰，无论是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还是唯美主义抑或意识流，这些作家们的创作——无论他们自己承认与否——无非就是“平等”与“批判”这两样至高无上的理念的隐秘注脚，这展示出了一种别样的批评路径——要将所有领域的所有言说对象一一征服，并将之纳入批评者自身“观念”的阵营之中。

　　本来，理论总是意味着某种烛照，发光发热，洞烛隐微，将那些原先于焉不察的所在照亮。然而，相较于朗西埃意图借用的那些作品的万丈光芒，他的理论，就难免显得过于黯淡了。在进入其人的各色批评实践之前，不妨先对他的理论核心加以了解：

　　在朗西埃的十余本著作中，“激进平均主义”、“感性分割”，作为被反复操纵的概念装置，不断跃入读者的眼帘。其言说外观玲珑有致，深奥晦涩，而细究其佶屈聱牙的语词之下的内核，却实在显得颇为单薄。在他的理论构想中，所谓“激进平均主义的程式”——不妨说得简单些，就是“平等”，是一系列理论探讨、文学批评、艺术阐释的生发原点。这种“平等”，以及对存在这种“平等”的无条件信任，是一切接下来展开讨论的先定条件——它既是终极目标，也是一种对文本乃至实践行为的前置预设，只要能够从任何文本/行为中“读”出平等，便都值得肯定，即使原先与平等看似并无干系，也能凭借高超的、别出心裁的“洞见”，与独到的腾挪技巧，来引至这一“平等”的大方向上。

　　博尔赫斯在谈弗洛伊德时，曾如此述道：“我曾费心地读他的作品，却觉得他若非江湖骗子就是疯子。毕竟这复杂的大千世界，无法摆弄成如此简单的图式。”其实，“批评”在择定角度的同时，就难免预设了某类图式。但有的图式富有洞见，也具备持续进行意义生产的繁殖能力，可此处朗西埃所极力主张的“平等”，却实在让人不敢苟同。它颇似闭目不见现实的疏阔空谈，要你必须先去相信一切人都拥有等同的智力，相信人人——尤其是那些位于底层的“无分之人——都已然拥有变革现状的能力。这在隐约之间，透露出的仿佛是无视科学常识，无视历史经验，闭目沉迷于美好理想的天真信念。把这样一种不可能达到的终极目标，作为一种“你先相信它是事实，然后才有继续探讨的可能”的先设，由此作为基础，生发出的一系列文本处理工作，就难免有如筑于浮沙之上的空中楼阁，一碰即碎。

　　我曾费心地读他的作品，却觉得他若非江湖骗子就是疯子。毕竟这复杂的大千世界，无法摆弄成如此简单的图式。

　　在朗西埃的理论范畴内，这种既追求、又确信的“平等”，究竟是什么？抛开各色修辞，这不过是一种将一切全部一视同仁的绝对平等。他拒斥那种人人各居其位，各安其分的框架，认为这是被既定的位置限制住了的不平等，也在某种程度上拒绝承认生而为人，也便各有所长，各有所好，绝无类同。他要把所有人都放入到一个全然无差别的状态中，从而对已有的既定框架不断搅拌，不断打破，使得随时都有新的“现状”在不断生成。即便看似是在艺术领域所提出并探讨的“感性分割”，仿佛是在谈论一种感性认知上的分配，但也直接与其政治目的达成了紧密的联结。不如直陈，其人念兹在兹之物，自始至终都是批判现实、追求平等的政治构想，而文学/艺术则是一种能够借之重塑“感性分割”的媒介。若能借这一重塑的过程，来改变众人对原先既定之位的认知，那这一“改变认知”的行为，就能使得高位者下沉，低位者浮现，那些沉默主体，便即得以开口说话。如此一来，就扰乱了原先既定的秩序框架，异态于焉呈现，新的“政治”得以生成，于是兴高采烈地向“平等”又迈出了靠近的新的一步。

　　这一系列A通往B，B通往C，最终顺顺当当地蹈向了终点Z的行为，作为“理论”，在脑海中经由逻辑链条的承接推演，似乎轻而易举便能完成。但如若深究实操的可能，却又有些令人糊涂——“平等”究竟是原点还是终点？如果“平等”是已经作为前提存在了的“条件”，那为什么直到现在，“平等”还仍须诸多理论家念念不忘，一再呼吁，拚命在文章中以呐喊之态来作势追求？毕竟，如果是先定的条件，便早已实现，根本无须这样辛苦地寻寻觅觅，在各色文本与艺术品中四处深挖开掘。这样的“平等”，在理论框架中成为了一场同义反复的自我确证，但如若抛开这套看似逻辑自洽的思维链条，它根本就无法作为“已然”的“现存之物”来得以容身。

　　然而，不知为何，这套逻辑在朗西埃处，却似已被想得尽善尽美，几乎占据了其人思维的全部份额。无论读到任何文本，无论是何等丰富芜杂的情绪、意绪与思绪，在这高明的理论家而言，读到的都只成为了这套逻辑的正面或反面。这套逻辑之中，存在诸多高潮点：平等、批判、革命、政治、人民、底层。

　　原本，即便是对此心心念念的左翼思想家来说，仅止于拥有这套逻辑，也仍然远远不够。毕竟马克思曾道，“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迄今仍振聋发聩。然而，在朗西埃的理论中，却早就将这一难题轻而易举地解决。在他而言，解释世界就等同于改变世界。因为对世界的解释一旦发生改变，那身处于现实世界中人的感性认知就发生了改变，这一原定的“感性分配”被搅乱的过程，就意味着位于下处的“无分者”声音被听到，新的“政治”就此生成。如此一来，“批判的武器”直接就进入了现实，与“武器的批判”轻巧地划上了等号，原有的马克思主义，仿佛在一瞬间被便捷地修正了、补足了。

　　这是一件好事——再也毋须流血破皮，毋须胼手胝足，唯一要做的就是相信——只要去相信他们的能力，在朗西埃看来，“流水线上的工人，则随时可以通过相互之间的亲和力一起走上解放之路”，这该是何等快美，可只须有一点点的生活常识，就会发现这何等的不切实际。

　　但反正理论家重的不是“实际”，而是“认知”，由于觉得“认知”能够直接通达至“实际”，因此只须做些阐释工作，改变“认知”就足够了——只要将在意识中才驻足流连的美学乌托邦，直接等同于“无分者”的现实境遇便可。借助这套逻辑，文学作品就能直接具备“斗争”意义，为理论效劳，冲锋上阵，攻城掠地。作为此类阐释的“典型”，朗西埃的《艾玛·包法利的处死》，迄今似已获得了不少“阐释之阐释”，不妨以此为例略作剖析，进一步深入体察，朗西埃如何用自己的理论，去重新处死了包法利夫人。此种理论，是如何搭牵乃至侵占到了文本之上，令《包法利夫人》先获赏一副沉重的伦理镣铐，再操纵其重新翩翩起舞，以招徕客户光顾。

　　无论读到任何文本，无论是何等丰富芜杂的情绪、意绪与思绪，在这高明的理论家而言，读到的都只成为了这套逻辑的正面或反面。这套逻辑之中，存在诸多高潮点：平等、批判、革命、政治、人民、底层

二、悖逆：阐释中的失效处所

时至今日，《包法利夫人》已具备了作为文学典律的资格，在历代的批评家处，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新的阐发。朗西埃的《艾玛·包法利的处死》，自2008年发表后，又收录在了《文学的政治》这一论文集之中，经由译介，在国内得到了不少反响与回应。这是一篇相当经典的、从属于一流头脑的批评，完全是朗西埃凭自身“一流”的理论，对具有利用价值的文本的差遣与调度。在此处，包法利夫人获得了全新的死亡意义——为了替朗西埃及其理论效劳而死；原先意蕴丰富的《包法利夫人》，也同样在某种意义上被矮化、约化、简单化，原本的丰富性被洗涤荡尽，从而在批评之中，丧失了自己鲜活的文学生命。

　　为什么一定要杀死艾玛·包法利？在朗西埃看来，艾玛之死既不是文本自洽的产物，也不是福楼拜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朗西埃用自己的批判性理论（critical theory），赋予了她的死亡以另一重的崭新含义，并向读者宣布，这才是福楼拜真正的意图——这位大作家是在有意地对艾玛进行“处死”，以此来对时代的病症进行诊疗，借之批判并抗拒那庸俗的、小资产阶级式的“欲望”，对无知民众的裹挟。

　　其实，在写作这篇批评之时，朗西埃似乎早已越过了福楼拜，直接对着包法利夫人宣泄心头的恨意：好一个不争气的艾玛·包法利，竟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资产阶级们骗去了？你是农民的女儿，却那样渴望着日常的富丽堂皇的装饰品，渴望将文学中的浪漫同样在现实生活中落实并作为点缀，渴望那些比你更高阶层的生活方式。原本，你是我所寄予厚望的、希望能够传唤来从属于我的革命主体，可你却完全被他们诱惑了、沉醉了。如此作为，真是大错特错——你必须要为你的错误选择而死，并且，我要说这是福楼拜对你的“处死”，用大作家的英明决断，来更加彰显我这“批判”的正确。

　　原先意蕴丰富的《包法利夫人》，也同样在某种意义上被矮化、约化、简单化，原本的丰富性被洗涤荡尽，从而在批评之中，丧失了自己鲜活的文学生命

　　该当如何利用福楼拜的创作，其实需要花费一番脑筋。好在，福楼拜也曾对布尔乔亚的庸俗表达过抗拒——但他所追求的，是唯美主义对纯艺术的崇尚，“为艺术而艺术”，倒并不是朗西埃追求的让“革命”和“无分者”开口说话的“平等”。但不要紧，朗西埃有巧妙的办法，来把自己追求的富于革命性的“平等”，倾注到《包法利夫人》中去。毕竟，朗西埃有着自己理论的逻辑支撑——尽管那是只要用常识略作思考，就令人难以信从的逻辑——只要用“艺术”来改变了人们在头脑与心灵中的感性认知，就能直接通达到现实层面的“变革”，因此，艺术作品中的格局改变与重新分配，就几乎直接等同于现实中的格局改变与重新分配。

　　在艺术中找平等是容易的——比起西方古典的悲剧、史诗，福楼拜的创作中，更多地摆置出了那些位于日常中的“无意义的细节”，由此，福楼拜的创作就与朗西埃所呼唤的“平等”有了紧密勾连。有别于过往的写英雄，此处不再有“宏伟”与“琐碎”的主题高下之分，福楼拜将细节摆置在作品中，就意味着对亚里士多德内中暗含等级的“再现”诗学原则进行了反拨，没有等级，没有区分，这就实现了“平等”。由于在这一“平等”的创作中，又贯彻着被朗西埃极力强调的福楼拜对包法利夫人的批判与处死，那么借助德勒兹的理论——这种“细节”的无差别化，才是事物的本来面目，如此一来，那些福楼拜作为艺术中的细节来呈现的东西，不过就是在抵抗与驳斥包法利夫人的资本主义欲望化追求，《包法利夫人》这一文本创作时的“崇尚艺术”，就成了福楼拜“批判”资产阶级的工具，成了让沉默的无分者开口说话的工具，进一步成了满足朗西埃预设的“平等”理论框架的工具。包法利夫人就这样为了朗西埃批判“资产阶级骗局”的理论追求而被处死，《包法利夫人》的丰富意蕴，也同样被这批评拦腰砍去，只余供朗西埃注入了“平等”的空壳躯体。

　　就朗西埃所写的《艾玛·包法利的处死》这一批评文章自身的书写历程来看，其间不再有逻辑的一回三折、层层推进，也不再有对文学文本的沉潜往复、从容玩赏。通篇观之，这就是针对着批评者自己“追求平等”、“批判欲望”的特定“观念”，进行着一以贯之的、翻来覆去的论述，借助各色名目对之不断重复，借助各色理论对之不断强化。

　　为了更强有力地进行批判，更好地宣扬“平等”，唯有包法利夫人被处死，也仍然不够，在朗西埃论述的过程中，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也同样要被整合进入这一批判的“刑罚”的框架之中，即便是任凭意识自行绵绵流动的普鲁斯特，也必须与福楼拜一样是个有着昭彰意图的判官与刽子手。

　　在朗西埃眼中，《追忆似水年华》中的斯万与奥黛特结婚，是普鲁斯特对“斯万竟然把奥黛特与艺术画像等同”的刑罚；圣卢在战场上的死亡，是普鲁斯特对“圣卢竟然有着史诗般的梦想”的刑罚；夏吕斯在旅店中被绑，也还是普鲁斯特对“夏吕斯竟然把艺术品视作家族的荣耀回忆”的刑罚。如此的批评之中，《追忆似水年华》这部一流的作品，也同样被严重地化约，卷帙浩荡的七卷开本，只成了一套法庭的存档案卷，内中的思绪绵绵，不过是一次次开庭审判的过程。作家普鲁斯特也成了“批评家”这位大法官的傀儡判官，写下的这部作品，成为了在判案现场一次次的罪行宣读与刑罚公布，稀里糊涂的读者，仿佛成了完全不明所以，只能点头称是的陪审团。

　　通篇观之，这就是针对着批评者自己“追求平等”、“批判欲望”的特定“观念”，进行着一以贯之的、翻来覆去的论述，借助各色名目对之不断重复，借助各色理论对之不断强化

　　然而，在福楼拜和普鲁斯特的创作中，真的是这样么？福楼拜和普鲁斯特真的是这样想么？如果要说文本自足，作家写作时的原意，不应当成为批评者从中读出新意的障碍，那是可以的。毕竟批评者对文本所下的诸多断言，无论好坏，总是一种碰撞之后“意见”出产的诚实发露。但至少批评者该当老实一些地坦白，承认这写下的批评不过只是属于自身的“一己之见”，如果非要说自己的“卓见”，才是那些作者的原本意图，求取挟其人其文的浩大声势，用作理论口号的传声筒、扩音器，借此自重，就难免令人略感不适了。

　　在朗西埃笔下能动地去“有意去给错误的艾玛判死刑”的福楼拜，曾这样自述：“我吸了好些无人知晓的粪土，好些事一点不招敏感的人们心软，我却同情。如果《包法利夫人》值点儿什么，就是不缺乏心。”福楼拜的“心”，原本既隐而未现，又无处不在，却被朗西埃所完全剥夺；而普鲁斯特笔下，斯万对奥黛特复杂恋情的层叠潮涌；对圣卢之死的赞叹笔调；夏吕斯的性快感之餍足，也一律被朗西埃所一掠而空，全部成了“批判”与“刑罚”的举动。只消一读《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只觉被朗西埃抓取来做理论注脚的文本细节，在原文的脉络中，似与朗西埃论述的“作者真正的意图”，显得风马牛不相及。借此再返观《艾玛·包法利的处死》这篇批评，便会发现，在这篇文本的论述过程之中，批评者的个人特色相当突出：

　　其一，为朗西埃自身观念几乎毫无克制的灌注。艺术因其能够“重塑感性分割”，故而势必与政治发生直接联结。将艺术政治化，乃至于将一切事物进行泛政治化，贯彻于朗西埃自1990年代始的全部论述之中。历史学领域的“书写”，是富于政治意味的“让沉默的、无可言说的主体得以发声”；美术馆的营建、艺术市场的复兴，是致力于刷新现有观感，对以往使作品成为“不朽的记录”进行抗争；无论任何领域的产出，均可视之为“重塑感性分割”的注脚，而“现有的感性分割”所必须奋力打破之物，在其行文之中，几乎可被直接化约为“激进民主”、“完全平等”之反面，成为“古典的等级、不朽”、“资本的逐利、瞒骗”等。因此，任何文本/艺术作品的丰富性，都能够在此类原则化的解读下被化约，作品中与这一原则相对无关之物，要么由朗西埃试图以其强迫式的论述，将之纳入这一原则，要么直接对之视而不见，任其逸出。

　　其二，为对以往论断进行颠覆的强烈意欲，和其间对绵绵情意的充分滤净。亚里士多德的古典诗学原则当被拆解，一切主题应当被充分拉平；主人公的身份应当被扭转，充斥的无意义细节，才应在视域之内得到充分彰显；那些纯艺术的宣言必为空谈，任何对纯艺术的崇尚，其自身都该当被纳入政治行动的范畴当中。如此作为，与其“观念灌注”的强烈诉求密不可分。因而在论述之中，艾玛·包法利既然未能成为“被革命传唤的主体”，反而心甘情愿地陷入了“资本主义式诱骗”的困局，那福楼拜必然要将之处死。这一“将之处死”，与其称之为作家的选择，不如说是朗西埃自身的渴求。属于批评者的强有力的观念，几乎在文本解读的每一处领域均进行着自我彰显，以至于作家福楼拜似是纯然以义愤填膺的法官与执刑者的面目，在这一批评文本中显现。此外，普鲁斯特的自我化书写，在无尽的意识流动中对诸多人物，尤其对阿尔贝蒂娜的复杂情愫与绵绵眷恋，也为朗西埃所视若无睹。文学文本之中，暗含的充沛情感被全然沥出，作家与主人公间的关系，无非是以“判决”进行联结，这与朗西埃自身“观念”的充分凸显，殊为密不可分。

　　由此，文本意义的阐发，就成为了文本意义的争夺

三、传唤：此类“文学批评”的真正意图

在朗西埃的批评中，包法利夫人是又一次地重新死亡了。其中《包法利夫人》、《追忆逝水年华》等杰作，也连带着一同被损耗了原本强劲搏动的生命。尼采曾道：“一个大主宰会兴起，一个智巧的怪才，他能够以其同意和不同意来强制和不强制一切过往，直到它变成他的一座桥梁、一个预兆、一个使者，以及一个鸡鸣。可是这是另一种危险，以及我的另一种同情……一切往者皆被遗弃：因为可能有朝一日恰好群氓变成了主宰，所有时间皆溺于浅水。”

　　如此之言，令人略感凛然可惧，即便“群氓”，却也能自认是个强有力的“大主宰”，在“一切均允许”的号令之下，力图掏空以往“经典”之中那灿烂千阳的旧核，占据它们的荣光，却赋予它们不过只属于自身所需求的意义。由此，文本意义的阐发，就成为了文本意义的争夺，大智巧者获胜，而软弱者终将败去。朗西埃非要赋予“包法利夫人之死”以自己的“理论”意义，借之来颂扬平等，批判资产阶级，便成为了一场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这一写定文本的意义抗争：

　　究竟福楼拜是不是在兼任法官与刽子手？他的写作意图，是不是为了批判资本主义的“伪民主”骗局而“处死”艾玛·包法利？究竟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能否被传唤为朗西埃意义上的“平等”的狂热信徒，用艺术作品中“主题”的平等，来试图导向“现实”的平等？被反复阐释的艾玛·包法利，是否只是福楼拜笔下愚昧的、错误的、被资产阶级裹挟瞒骗的潜在革命性“主体”？还是她也自有其与“阶级”、“革命”全然无涉，有着自己另外的、惹人牵怜的百转千徊回，与热望高蹈？艾玛·包法利之“死”，究竟是令人心头酸涩，为“我的艾玛不得不死”的叹惋、哀恸、感同身受，还是朗西埃所宣判的“处刑”的死得其所，大快人心？其中意义的持存与争夺，最终的胜负，其实要由兼读了“文本”与“批评”的读者来判定。

　　作为普通读者，坦白说，朗西埃的批评文章，非要从《包法利夫人》中，读出那些“替角色判罪”、“给角色施刑”、“无分者发声”、“极力张扬平等”，实在令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这样的批评，似乎并不去考虑他的理论与文本的兼容性与粘连度，只是一以贯之地、翻来覆去地宣扬着自己的“平等”，传达着对资产阶级的无尽憎恨。可怜的包法利夫人，在此种理论下，无可避免地再次死亡，但这一死亡只是被朗西埃所传唤的“死亡”，却失去了原本《包法利夫人》中的丰富意指，不过成了“平等”、“批判”这些理论武器用以杀鸡儆猴的刀下亡魂。其实，没有人会反对尽皆向往的“平等”本身——反对的是从理论内核层面，只是空喊口号的、内涵单薄的、用激情替代实证，只天真地将幻想之物视作已然实存的“平等”；反对的是从文本操纵层面，非要在像《包法利夫人》、《追忆似水年华》这样“平等”、“判刑”的南辕北辙、一无所有之处，借“批评”从“不可能”中召唤出“可能”来，从“不存在”处召唤出“存在”来。

　　如果一样东西在文本中根本不存在，那么，有可能凭借“高超的洞见”被“读”出来——或不妨说得直接一点，被“捏造”出来吗？这样牵强的阐释，有可能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应者云集，闻者景从吗？包法利夫人确实再一次被朗西埃的理论赋予了全新的死亡意义，“新意”于焉生发，但如果并非一味追求并歌颂新意，这样的新意就根本毫无意义，无非是原先文本意蕴的掏空与错置，是牵强的文学批评之中，作为理论垫脚石的无辜亡魂。

　　其实，从始至终，像朗西埃这一类批判性与现实性指向都极为强烈的“介入”、“搅拌”与“干预”的理论，究竟能否为他们的预期受众听到，都令人颇为怀疑。他们的听众究竟是谁？作为学理探讨的批评，如果听众是已然持有同样理念的同道中人，那根本无须此类批评行动，理念便早已被轻易接受，再如何借用诸多文本，再三驰骋践踏，也无非是同一理念的反复操演，只与早有此感的同道中人陶醉其中，将“理念”不断自我演绎，难有新的作为与生发可能。而如果是并未先天接纳这一“理念”的知识群体，那又显然具备着阅读原始文本的能力，只须愿意稍花心思去读一读作品，就很难被与原作相隔甚远的“阐释”轻易说服，更难于将背后的“理念”接受下来。

　　或许此类理论家汲汲以求的目标听众，是他们念兹在兹的“无处发声的沉默主体”——他们固然未必会去细细阅读原作，并对理论家的阐释仔细审视，但面对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术语，也根本无法轻易地去理解和接受

　　或许此类理论家汲汲以求的目标听众，是他们念兹在兹的“无处发声的沉默主体”——他们固然未必会去细细阅读原作，并对理论家的阐释仔细审视，但面对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理论术语，也根本无法轻易地去理解和接受。自然，有真正智慧的理论家，对于知识者竟然怀疑这些主体的能力，感到深恶痛绝。他们提倡的是首先要“相信”这些主体的才能，“相信”主体的可能。但哪怕真的相信他们的能力，又如何能相信已经具备着能力的他们，不会来怀疑与原作大相径庭，漏洞连连的阐释？想要凭借牵强的文学批评，来达到理论家“一流的头脑”中所预期的“深刻介入当下”、“干预现实处境”、“与现实发生广泛和深切的互动”的效果，再如何在纸张上卷帙浩繁，在实践中似也只能取得略近于无的微薄收益，最终或许只能以夸夸其论的空谈，成为现实的浮光掠影。

　　?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82页。

　　? 陆兴华：《自我解放:将生活当一首诗来写——雅克·朗西埃访谈录》，《文艺研究》2013年第9期。

　　? 转引自哈洛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415页。

　　? 卡尔·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费尔巴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0页。

　　? 陆兴华：《自我解放:将生活当一首诗来写——雅克·朗西埃访谈录》，《文艺研究》2013年第9期。

　　? 中文版于2014年出版，题录为：雅克·朗西埃：《包法利夫人的处死——文学、民主和医学》，《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雅克·朗西埃：《包法利夫人的处死——文学、民主和医学》，《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李健吾：《福楼拜评传》，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61页。

　　? 除开“与画作形象相似”外，其他表明斯万爱情动因的具体文本大致如下：

　　男人（斯万）在年轻的时候渴望占有他所爱的女子的心，到了后来，只要你感觉到一个女子心上有你，就足以使你对她产生爱情。

　　在产生爱情的种种方式中，在传播大恶的种种媒介中，有一种是再有效不过的，那就是有时掠过我们体内的强烈的激动之流。

　　通常，别人跟我们是如此无关，以至当曲终有一个人能主宰我们的哀乐时，我们就会觉得他仿佛是属于另一个世界，满身都是诗情画意，能把我们的生活化为一片我们与之同在的感情的海洋。

　　他（斯万）感到事物是有魅力的……现在的魅力，只有奥黛特才能赋予各种事物。

　　他（斯万）转过脸去看奥黛特，只见她面颊苍白，脸上长着小红疙瘩，面容疲惫，眼圈发黑，然而她还是以充满柔情的目光看着他，双眼似乎要像泪珠一样夺眶而出，他感到她是如此地爱她，真想马上把她带走。

　　以上据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1：在斯万家的那边》，李恒基、徐继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89年，第196，230，235，238，375页。

　　? 原文称颂圣卢道：“他在那最后的时刻想必十分美。在这一生之中，他即使是坐着，即使是在一个客厅里走路，也仿佛总是怀着冲锋的激情，并用微笑来掩盖他那三角形头脑中百折不回的毅力，最后他进行了冲锋。”据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7：重现的时光》，徐和瑾、周国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58页。

　　? 原文中夏吕斯有隐秘的性癖好，享受S/M行为中，身为M方被性虐的快感。可见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7：重现的时光》，徐和瑾、周国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23页。

　　? 雅克·朗西埃：《历史之名：论知识的诗学》，魏德骥，杨淳娴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

　　? 雅克·朗西埃：《美感论——艺术审美体制的世纪场景》，赵子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40-41页。

　　? 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杨震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