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

　　周老师讲《文心雕龙》，诠释“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认识文学的发生和变异，是真正的文学启蒙。

　　压缩在记忆中的四十年很难还原当初的情景，抖落开来全是碎片。

　　1979年最清晰的记忆是饥饿感，食堂里永远弥漫着烂菜叶子和陈化粮的馊味。可是晚上一过九点，藏起的两块苞米面饼子就让人搜刮走了。中文系男生宿舍灯火通明。二班的曹诗人喊我去参加文学社活动，讨论王蒙小说《夜的眼》。饥肠辘辘的意识流，代入精神的饥饿状态。城市惺忪的灯光，黑暗中一双双饥渴的眼睛。民主与羊腿，鱼与熊掌……

　　关于早年黑龙江大学的文学社团活动，我写过一篇《社团风云》的回忆文章（见《书城》2008年7月号），记录当时的一些情况。我们这些知青出身的77级都是揣着文学梦而来，诗与远方却并不只在梦里，更是现实的挣扎。系主任一再强调，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岂料如今中文系都在开办创意写作中心），我们文学社还是出了好几个诗人和作家。成就最大的要算如今在美国的小说家哈金（本名金雪飞），他是英语系的，跨系加入我们文学社。写诗的张曙光，日后成为重量级诗人。还有李龙云（已故），是专业剧作家。龙云未加入文学社，却经常跟我们交流，大二时写了话剧《有这样一个小院》，在北京演出，文学社有我和张维功去观摩。其代表作《小井胡同》至今是北京人艺保留剧目。

　　文学社聘请周艾若老师担任顾问。周老师教文学理论，骨子里极富诗人气质。由于文学，我们频繁出入周老师家，去他那儿蹭饭。当初讨论的话题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却一直记得周老师家的番茄鸡蛋面，还有窗边巨大的龟背竹。伤痕文学几乎伴随着整个大学时代，一切皆于苦难中导出。粗头乱服，箪食瓢饮，自有波西米亚范儿。延宕的青春开始躁动，扃闭的心灵终于从铁屋子里夺路而出。周老师讲《文心雕龙》，诠释“昔诗人什篇，为情而造文；辞人赋颂，为文而造情”。认识文学的发生和变异，是真正的文学启蒙。

　　不光是社团，宿舍里八条汉子，每天都谈论文学，扯开去又是饮食男女。风雨如晦，饥鸣不已，饥饿现实主义叙事不乏画饼充饥的想象力。同屋尚刚以画家李苦禅名字相调侃，笑我是“李苦馋”。时而亦有凑份子的宿舍聚餐，廉价红烧贻贝罐头＋劣质白酒是标配，隔壁那屋喝酒只是路边采几把灰菜蘸大酱。那种白酒哈尔滨市面上都叫“工艺酒”，其实是工业配方生产的勾兑白酒，入口很呛。毕业前尚刚同学准备报考中央工艺美院研究生，大伙戏谑地称之“工艺酒”。那时候工艺美术史论还是冷门专业（岂料而今已成显学），尚刚的志趣跟我不同，但我们很谈得来。多年以后，他已是学科大佬，时常飞来飞去各处讲学，来杭州就来我家喝酒，樽俎之间自然未能忘情四十年前的“工艺酒”。文学是性情，是酒是药，是无边界之国。“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我总是期盼他突然降临。

　　大学毕业是1982年初，回到杭州在一家工厂做科室干事。那时大学生国家包分配，由不得个人挑肥拣瘦。系主任说的没错，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大多数人分配去向果然跟文学无关。其实，文学跟哪一行都有关联，那阵子全国人民都操心文学。

　　厂区广播喇叭天天播放“妹妹找哥泪花流”，供销科一位业务员拉我喝酒，跟我讨论报告文学究竟是“报告”还是“文学”。人事科长提醒我，你们不要搞成钱守维和韩小强的关系，那是样板戏《海港》里边阶级敌人腐蚀青年的例子。

　　我进厂就在人事科协助调查“经济犯罪”案子，不曾想很快查到那个钱守维。那人报销的餐饮发票有一大摞，不知后来怎么定性。转过年我调到出版社，厂里来电话让我回去领取四季度奖金，在财务科碰上钱守维，又被拉进饭馆。他点了河蚌肉炒春笋，响油鳝丝（后来发现这道菜只有上海人做得好），从公文包里拿出半瓶洋河大曲，要两个杯子。我有些不好意思，他说那些事情他都知道，不怪你。说起刚弄到一本好书，脸上挂着诡秘的笑容。一看是《十日谈》，我说这书做知青时就看过。

　　这世界永远是异次元。人与人并不只有阶级斗争。

　　你在厂里混得蛮好，做啥说走就走了？换作我，讨饭也不去那种是非之地。他给我分析，文字一途如何风云莫测。老甲鱼真是洞若观火，若干年后想起那番酒后箴言，不由大为钦服。他说，王蒙是做领导的料儿，刘宾雁早晚要吃栽（杭州话栽跟头的意思）。

　　每天都谈论文学，扯开去又是饮食男女。风雨如晦，饥鸣不已，饥饿现实主义叙事不乏画饼充饥的想象力

　　还在工厂时，我的大学毕业论文由《文学评论》作为头条刊出，随后又被《新华文摘》转载。我能进入出版社，那篇论文起了关键作用。论文题为《关于曹操形象的研究方法》，却是借着三国话题论证文学自身规律，那时我对《三国演义》谈不上什么研究，真正研究三国叙事是许多年以后的事情。想到这一节，是因为它使我与文学界开始有了接触。

　　调入浙江文艺出版社是1983年春天，第二年夏天去兰州参加一个当代文学会议，会后转道去了北京。那时我刚在《文学评论》发表了第二篇论文《文学的当代性及其审美思辨特点》。我给他们投稿，并不认识哪位编辑，到了北京就想去认识一下。在建国门内大街社科院大楼里找到他们的编辑部，没想到人家对我这外省文青相当热情，京中文化单位待人接物跟我们那儿大不一样。聊到中午饭点，编辑部主任王信、副主任贺兴安和理论组编辑王行之三人带我去就餐。

　　那时候社科院大楼附近只有一家涮羊肉小馆，因不便走远就进去找了座位。我是第一次吃涮羊肉，顾不得天热，吃得大汗淋漓。紫铜涮锅嗤啦嗤啦地翻腾，水蒸气里弥漫着炭火味，没有空调的店堂整个儿笼罩在烟雾里，几乎看不清对面人脸。王信说，倒是找对地方了，老北京人就好这一口。王行之询问我新的写作计划，我说起当时评论界一些牛头不对马嘴的文章套路，很想从审美意识角度厘清某些问题，他跟我讨论了几个要点，鼓励我赶快写。回去写了《论文学批评的当代意识》一文，第二年也在他们那儿发了。餐后三位前辈抢着付账，争了半天结果是王信买单，王信说他工资高，他掏腰包，必须的。

　　那天，王行之跟我说，有个地方你应该去一下。第二天他带我去了朝内大街166号，那是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办公楼，当时刚刚独立建制的三联书店也在那楼里。老王带我走上顶层阁楼，把我介绍给《读书》编辑部的人，自己就走了。那天见到沈昌文、董秀玉、吴彬、赵丽雅那些让人敬慕的出版人和编辑，也有幸窥见他们后台运作的若干情形。《读书》这份刊物我在大学里就每期必读，以前觉得那是很遥远的文化殿堂，现在我就坐在里边喝咖啡。绝非想象中的富丽堂皇，办公室显得简陋、寒伧，四周挨挨挤挤的柜橱，桌上堆满了稿件和校样，地板上是一摞摞的书刊。这里跟《文学评论》风格迥异，谈论的话题也不一样，但有一点相同，就是让造访的陌生人一点都不感到拘束。中午编辑部请饭，带我去了楼下的大食堂。老董让几个编辑分头排队和占座。食堂饭菜说不上如何美味，倒也吃得很开心，他们的真诚和热情不仅是个人秉性和修养，似乎也是一种团队传统。

　　后来我就成了《读书》的作者，再去北京没少在他们那儿蹭饭。

　　德培将那些抱残守缺的评论大腕数落一通，发出惊人的宣言：“他们那帮人撑不过三年，你们看着吧！”

　　1984年故事多多，去兰州和北京之前认识了两位上海青年评论家，程德培和吴亮。

　　那年7月，杭州文联在建德举办李杭育小说讨论会，打算请几位省外的评论家，因为程德培写过杭育的作品评论，他们首先想到了德培，结果德培又拽上吴亮。据说程德培以前是烟酒不沾的好青年，但会议最后那天晚上也破戒喝上了。招待所餐厅顿顿是当地出产的芦笋，肉片芦笋，平菇芦笋，木耳芦笋，清炒芦笋乃至清汤芦笋，从那以后见到芦笋我就反胃。大学毕业后不再是以前饿死鬼样，胃口是极好，口味亦与时俱进。整个国家经济生活正迅速向好的方面发展，会议餐难道不能搞得像样些？有人从外边带来一些鱼干和卤味，大家跑到招待所露台上喝啤酒，聊着各种信息和动态。又聊创作的话题，林斤澜的怪异，贾平凹的简古风格，陈村的复沓叙述。会外闲聊有时比会上讨论更精彩，话题转向抨击主流评论家们官话连篇的平庸与浅薄。德培嚷嚷啤酒没了，操办会务的老高马上又搬来一箱。大家都意识到，那种以传统现实主义为“政治正确”的评论准则绝对是一种窒碍。借着酒劲，德培将那些抱残守缺的评论大腕数落一通，发出惊人的宣言：“他们那帮人撑不过三年，你们看着吧！”果真让他说着了，不到两年功夫评论界已是另一番天地。

　　这一年冬天，《上海文学》牵头的“新时期文学创新座谈会”在杭州举行，杭州文联和我所在的出版社是两个合办单位。后来许多参会者的回忆文章和访谈都称之“杭州会议”，我写过一篇《开会记》（刊于《书城》2009年10月号），也提到一些情形。记得参加会议有三十余人，有作家也有评论家，我跟大多数人是第一次见面。其中来自北京的是阿城、黄子平、季红真、李陀、陈建功、郑万隆，上海是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徐俊西、张德林、陈村、吴亮、程德培、陈思和、许子东、蔡翔、肖元敏等，其他省市有韩少功（湖南）、南帆（福建）和鲁枢元（河南）；杭州市文联是李杭育、徐孝鱼、钟高渊、高松年等，出版社仅我和黄育海二人。会议由茹志鹃、李子云和周介人轮流主持。会上讨论的情况没有记录，因为拒绝媒体采访，亦未作任何报道。事后阿城、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几个写了文章，呼吁重新认识传统 / 民间文化的审美范式，以开拓创作视野，被认为是寻根派宣言。其实会议不只是酝酿了寻根思潮，对崭露头角的先锋小说亦有足够关注，记得有一天下午，集中讨论了马原尚未发表的《冈底斯的诱惑》。

　　会议租用陆军疗养院的两幢小楼，过去是将官休养的住所，其时窳陋不堪，屋里连暖气都没有（那个冬天非常冷），会议餐食亦泛善可陈。杭州文联尽地主之谊在“知味观”请大家吃了一顿，《上海文学》又在“楼外楼”回请一次，那是当时杭州最有名的两家饭馆。“知味观”那次，阿城谈兴甚浓，说话间不知喝了多少绍兴花雕。那酒入口绵顺，他喝的太快，像《水浒传》说“吃得口滑”。筵席散后踉跄奔出，扶着电线杆呕吐。有人上去搀扶，他拽住人家说，“我告诉你，这酒有后劲，这酒坑人！”

　　杭州会议前一天，因会务安排我先去了上海，当晚《上海文学》宴请北京过来的那拨人，是在上海展览馆“西角亭”餐厅。我第一次走进那么气派的餐厅，水晶吊灯晃得两眼发愣。周介人叫我别拘束，我便大快朵颐，那儿的芥末鸭掌特别好。饭局开始前，王元化先生特意来看望大家，李子云向他逐一介绍在座的客人，像是领导接见的意思（王元化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他没吃饭就走了。再过十年，我才有机会跟王先生共进晚餐。

　　1984年以后去上海的机会多了。文学的宴飨刚刚开席。走进巨鹿路675号院子，感到格外亲切。上海作协机关和《收获》、《上海文学》等著名文学刊物都在那座楼里，那是真正的作家之家。吴亮、程德培尚未调入作协，作协掌门人茹志鹃先生已是满怀热忱地关照他们。杭州会议之前，我收到吴亮一封信：

　　庆西兄：

　　刚刚接到茹志鹃一封信，她非常热情地把我向江苏人民出版社推荐了，据说他们对出我的作品表示“欢迎”，要我寄目录去。

　　这样我就有点犯难，不知如何处置。出版社情况种种我不甚了解，你的意见怎样？我要请你为我来决定了。

　　南京我还没有去信，等你的“手令”。

　　即颂

　　近好！

　　阿亮 [1984]11.5

　　吴亮信中说要等我“手令”，是因为在建德会议期间，我跟他和程德培谈过约稿意向，希望能编辑出版他们的第一部评论集。只是出版社向来看重专著而轻视集子，况且领导闹不清两位年轻人有多少分量，说再等等看——“看他们发展情况再定”。吴亮多少有些要挟的意思：你那儿不要我就给江苏了。因为之前跟他有约定，先跟我打招呼也算有信用。他信中附来茹先生手札，全文如下：

　　吴亮同志：

　　昨天江苏人民出版社有同志来，我们向他推荐了你的作品，他很欢迎。可惜我们不知你的地址，否则立即就可给他，他今天已回南京。明天我也要去南京，但也无法带去，只好你接信后自己寄了，寄：

　　南京 高云岭 江苏人民出版社文学编辑组 周行同志收即可。

　　祝好

　　茹志鹃 [1984]11.4

　　“新人文论”前后一共出了十七种，作者还有黄子平、陈平原、赵园、王富仁、蓝棣之、刘纳、季红真、南帆、王晓明、李劼、蔡翔、殷国明等人。这是国内集中推出新时期文学批评与研究成果的第一套丛书

　　茹先生这封信正好是一个契机，我拿着信去找头儿，我说不能再等了。总编看这情形，当即拍板。我马上回复吴亮，千万别给江苏！从吴亮的《文学的选择》、德培的《小说家的世界》这两本书开始，我和黄育海形成了编纂出版“新人文论”丛书的思路。之前我们已经出了许子东的《郁达夫新论》（那是专题性著作），重印时亦纳入这套书。“新人文论”前后一共出了十七种，作者还有黄子平、陈平原、赵园、王富仁、蓝棣之、刘纳、季红真、南帆、王晓明、李劼、蔡翔、殷国明等人。这是国内集中推出新时期文学批评与研究成果的第一套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百家文论新著丛书”、上海文艺出版社“牛犊丛书”和“文艺探索书系”都在我们后边才启动。

　　前些日子，吴亮来我家喝酒。醉意朦胧中，说到三十五年前这桩事儿，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当然，如果不是留着他和茹先生这两封信，怕是我也记不得当初的情形。从这事情上看，茹志鹃实是“新人文论”的强力推手。还有李子云、周介人，他们主持的《上海文学》是吴亮、德培最初的园地。想起前辈功德，不由感慨万分。

　　1985年5月，《人民文学》在北京举办一个青年作者座谈会，地点在厂桥的中直机关部招待所（今金台饭店旧址）。我刚在该刊发了一个短篇，副主编崔道怡和小说组长王扶分别来信叫我去，说是王蒙也来。王蒙当时兼任《人民文学》主编，之前没见过他。

　　那个会规模不大，有何立伟、扎西达娃、马原、周梅森、刘索拉、徐星等十七八人。王蒙果然来了，还请来谌容、张洁给大家讲了一堂。第一次见识王蒙口若悬河不逾矩的丰采，简直惊羡，不由想起厂里钱守维那番话，果然是做领导的料儿。其实这话只说对了一半，日后的情形谁也没法料想。

　　私下里，王扶跟我说，王蒙对我新写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有些想法。她把王蒙的审稿笺给我看了，上边密密麻麻地写了许多。原以为他只是挂个主编名头，没想到真的看稿，还抠得很细，提了若干具体修改意见。我有些犯难，这跟我原来的思路相差太大。王扶说，要不你自己跟王蒙谈一谈？会议有一天安排大家游览颐和园，在听鹂馆吃午饭。坐下来正好在王蒙边上，上烤鸭的时候，王蒙教我怎么用荷叶饼裹住鸭肉再搁葱丝……吃了几口，我说起自己那篇稿子的想法。王蒙耐心听着，最后放下筷子，只问了一句：“你确信这样效果好？”见我自信满满地点头，他也点头了，“这烤鸭不错，那就这样发。”

　　许多年以后，大约是2009年夏天，我去青岛海洋大学参加关于王蒙的一个讨论会。那次的会议餐像是流水席，好几次恰跟王蒙凑在一起。我说起当年听鹂馆餐桌上谈稿子的事情，他想了想，“有这事么？”他说饭局上就怕人找他说事儿。

　　1985年冬天，韩少功、古华、凌宇他们邀集若干评论家和学者去湖南聚会。与会者有钱理群、吴福辉、赵园、雷达、黄子平、吴亮、许子东，我亦混迹其间。会议前三天在长沙，住在蓉园宾馆，据说是从前毛泽东下榻之处。座谈会与游览节目穿插进行。爱晚亭边讨论歌德的“世界文学”，听老钱从堂·吉诃德说到哈姆雷特。韩少功、蒋子丹带大家去火宫殿吃臭豆腐，湖南臭豆腐是煮着吃，黑乎乎一大碗，我有些吃不惯（江浙做法是油煎或炒青毛豆）。但湖南菜很对我胃口，许多菜肴都是加豆豉干煸，干柴烈火般的过瘾。

　　随后去岳阳，那是古华的根据地。登岳阳楼，披襟临风，凭栏远眺，八百里洞庭奔来眼底。古华带大家渡水到君山岛，在岛上吃饭。找一家渔民餐馆，露天摆了两桌，各种湖鱼轮番端上，号称“百鱼宴”。其中有一种洞庭银鱼，味鲜肉剔。岛上苍蝇多，寻着饭菜香味都来了，围着餐桌盘旋，就餐时须得一手挟筷子，一手赶苍蝇。吃到半截，几个女的扔下筷子不吃了，过了会儿男的也都撤了。人一走开，苍蝇密密匝匝落下。可我还没吃完，顾不得叮得满头满脸，赶紧在没落蝇子地方下箸。雷达说，就你贪吃，你看你这样儿……

　　第三站是张家界，从长沙过去面包车走了十一个钟头。湘西，沈从文，长河与边城，水畔的吊脚楼……一路崎岖走入文学史记忆。车上蒋子丹、何立伟唱花鼓戏解闷，从《刘海砍樵》唱到《列宁在十月》，又用方言表演农村计划生育段子。湖南人搞笑一流。凌宇是湘西人，翻山越岭如履平地，爬金石寨把大家甩得远远的。另一日，一行十几人沿金鞭溪逛悠，见一猎户手里提着刚打的果子狸，凌宇说这玩意儿当地人叫“白面”，是山里珍物，便掏钱买下。在近处找了山洞里一家农户搭伙，让主人把“白面”剁碎炖了。连锅端上来，大家撇了斯文相，坐地成了老饕。见许子东猛往自己碗里扒，吴亮急了，扔下筷子干脆用手抓来吃，黄子平笑称“空手道”。

　　1980年代初，北京崇文门西大街开了一家名叫马克西姆的法式餐厅，据说是当时北京最贵的饭馆。有一次尚刚和我走过那儿，他说，“等咱有了钱，来这儿撮一顿！”如今尚爷是不差钱了，却始终没带我去马克西姆。

　　尚刚请饭喜欢在萃华楼和仿膳那种地方，还有美术馆对面翠花胡同一家私人小馆。大学毕业头一两年去北京，请我在绒线胡同的四川饭店吃过，那时杭州没有川菜馆，头一回领略川菜滋味觉得美妙无比。对了，那时候劲松有家叫豆花饭庄的川菜馆，也相当不错。吴彬和统一兄请我在那儿吃过几次，有一回同时请了外国文学专家荒芜先生。老先生翻译过奥尼尔，抗战时在重庆待过，喜欢川菜。夫妻肺片，大神布朗，座中不乏麻辣叙事。

　　后来每次去北京差不多都有《读书》的饭局，有时是吴彬夫妇请吃。沈昌文沈公有一句名言：“要想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作者的胃。”扬之水（赵丽雅）《读书十年》后记专门提到这话，我也亲耳听老沈说过。翻翻扬之水那书，不少饭局都有我——

　　沈昌文沈公有一句名言：“要想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作者的胃。”

　　1987年3月31日，中午编辑部一行外加李庆西、陈志红、冯统一，到鸿云楼聚餐。来至楼下客堂，被告知满座，请往楼上，方落座，忙问价，呵，一人二十五元标准，点数腰包，勉强够得，虽知被狠敲了一笔，也不好再呼隆而撤，吃吧。计有海参、虾仁、百叶、香酥鸡等，最后一道是烤鸭。

　　10月17日，午间冯统一在豆花饭庄宴请黄克、李庆西、黄育海，并嘱吴彬通知我们三人（王、贾）也去。辞未就，不忍也。

　　1988年5月10日，午间编辑部四人请李庆西在人人大酒楼吃饭。闻讯而来者赵越胜、周国平、老沈、范用、丁聪，一共十人。二楼，广东风味。饭菜一般，唯饭后几味甜点甚佳。

　　7月9日，午间《读书》回请浙江文艺出版社的李庆西等三人，宴设人人大酒楼，王焱也受邀前来。宾以外，主四人：吴、杨加沈双。共费三百零五元。计有清蒸活虾、烤乳猪、红烧排骨、玉粟羹等八款，并几份茶点。

　　1989年1月7日，编辑部诸位碰面（未见贾），午饭于森隆饭庄，就餐者，吴、杨、沈外，还有李庆西。

　　1990年3月16日，午间吴方请李庆西、尚刚并《读书》三人在全聚德（王府井）吃饭。冷菜四，热菜六（炒虾仁、拔丝苹果等），烤鸭两只。楼上单间雅座。

　　8月8日，午间请李庆西到东四的花园酒家吃饭，粤菜，清蒸活鱼、咕咾肉、辣子鲜鱿、牛腩煲、牛百叶、北菇蒸鸡。只有鱼还可吃。

　　……

　　在北京食烤鸭有许多次，以吴方那次最为惬意。冷盘是鸭肝、鸭胗、鸭掌等鸭什件，配着韭菜花、芥末等调料，精致而美味。那个门店的经理是吴方“发小”，安排很周到。不过，扬之水丽雅记录也有未确处，如1987年10月16日一则就弄错了是谁做东。其谓：

　　李庆西和黄育海来京组稿，趁便以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名义请编辑部诸君吃饭。吴彬选了新近开张的“肯德基家乡鸡”。虽坐落在闹市，但光顾者似不踊跃……楼下买好，端到楼上就餐。厅堂布置得颇有村舍风，朴质而雅洁。没想到的便宜：六个人（三位东道并李陀、王焱、吴彬）一人一份“两块鸡”，只花了四十二块钱。不过这是最低规格的“份”，除两块鸡外，另有一坨土豆泥，一格生菜，一个小圆面包。虽则简单，但确能饱人，而且味道不错，炸鸡是极鲜嫩的。

　　其实，那回本来是吴彬请客。当时肯德基刚进入中国，在北京前门开了第一家门店。之前都不知美式快餐是怎么回事，吴彬想带大家去见识一下。可是到了那儿被拒之门外，须凭外汇券才能消费，所以“光顾者似不踊跃”（现在人们都忘了，那时许多洋货只能外汇券购买）。吴彬想到李陀有外汇券，马上打电话把他喊来。结果那顿饭是李陀买单。结完账，见他还剩一些外汇券，又敲他竹杠，带大家去王府饭店酒吧喝酒喝咖啡。

　　说起王府饭店酒吧，之前沈昌文带我去过，那回是大出洋相。身穿中式旗袍的小姐送来酒单，老沈让我点，他自己要了咖啡。酒单全是英文，好歹记得黑方尊尼沃克的拼写，指着那行洋字码，却不敢念。小姐不肯俯身看酒单，一连用英语问了几遍。老沈拿过酒单一看，朗声喊道：“Black Label！”小姐又问：“Ice？”这单词我居然没听懂。小姐很有耐心，老沈却烦了，扭头说：“要加冰！”听是中国话，小姐一脸悻悻。李陀请客那回，我不知道可用中国话点单了，嗫嚅着用英语说Black Label，这回对方是一脸懵圈。

　　《上海文学》的饭局多半在南京西路的梅陇镇，那是一家融入上海本帮风味的淮扬馆子，内外装折古色古香。有一次茹志鹃、李子云都在，好像很隆重。周介人把我叫去，席间说什么事情，现在一概想不起来，只记得有干烧明虾、蟹粉蹄筋、开洋煮干丝……

　　从饥饿现实主义到美食浪漫主义并不很遥远，那是狂飙突进的时代。那时我也常给《上海文学》写稿，写小说写评论。

　　1980年代没有“核心期刊”之说，同道中最看重三家刊物：《文学评论》、《读书》和《上海文学》的评论版。我有幸成为这三家刊物的作者，首先是因为这些刊物都有一种兼容并包的文化气度，亦得益于主事人和编辑们提携后进的职业态度。在当日文坛上，李子云、周介人可谓“教父”级人物，他们也许不赞同你文章的观点，但他们的意见无疑会让你完善自己的论述，他们知道文学不会是某种意志的产物，江湖有江湖规则。

　　巨鹿路675号拐过街角不远就是“红房子”西菜馆，周介人有时在那儿请饭。奶油烙蛤蜊、忌士烙蟹斗、葡国鸡、菲力牛排。当年吃西餐有一种新鲜惊奇的感觉。甚至，吃西式快餐亦是一种时尚，《上海文学》有次搞活动，老周带了一大帮人去延中汉堡包聚餐，不知谁还拍了我跟王安忆、史铁生他们一起吃汉堡的照片。餐桌上喜欢听老周聊天，在编辑部办公室里他总是比较严肃。老周说，你那篇谈新笔记小说的文章有点意思，新时期文学确实需要从各种不同角度去归纳和描述……老周循循善诱，总是鼓励我。

　　李子云喜欢静安宾馆九楼餐厅，带我去过几次，记得有两次吴亮也在。那是淮扬菜、川菜和本帮菜混搭路数，蟹粉狮子头、煮干丝和麻婆豆腐都很不错，白斩鸡特别好。餐桌上听李老师聊各地美食，聊前尘往事，聊上层动态。她说话挺有趣，在沪上生活既久，那口京片子略带上海口音，却又不似上海人说普通话，尤其字正腔圆地甩出几个弄堂俚语，更是发噱。1950年代夏衍还在上海时，她做夏公秘书，对当年文艺界的事情很熟悉，也听她讲过夏公的许多事情。

　　在当日文坛上，李子云、周介人可谓“教父”级人物，他们也许不赞同你文章的观点，但他们的意见无疑会让你完善自己的论述，他们知道文学不会是某种意志的产物，江湖有江湖规则。

　　我大学毕业后，周艾若老师也离开了哈尔滨，调到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周老师是周扬的大公子，那时周扬已年迈，调周老师来是为了方便照顾。有一次在北京，我去看望他，他在外经贸大学教公共语文，离开文学教学岗位，言语间不无怅意。1985年，周老师终于又回归本行，调入中国作协创办的鲁迅文学院，担任教务长，其时唐因是院长。

　　鲁迅文学院在北京东郊八里庄，我去过一次，那地方是杂乱的城乡结合部，但文学院已初具规模，周老师带我校内校外转了一圈。见到作协创研室的何镇邦，好像是调来鲁院做专职教师。到了饭点，周老师让伙房弄了几个菜，拍黄瓜、炒合菜、京酱肉丝之类，还弄了一瓶二锅头。又叫来何镇邦，一起在他办公室里吃。周老师饮食不讲究，吃什么都甘之如饴。他自己不喝酒，一个劲儿让我喝。周老师说，文学院虽有早先作协文讲所的底子，实是百废待兴，希望把我调来帮帮他（那时正式调动不易，京中许多文化部门会以借调方式先把人弄进来），我倒是想来北京，但又不愿做这种教学行政工作，没多想就回绝了。周老师对文学院的长期发展有通盘考虑，也叫我帮他“出谋划策”，二锅头喝得晕晕乎乎，我口无遮拦地扯了一通。他找出纸笔，竟认真地记下来。

　　王蒙的舞姿有些笨拙，竟也来了几下新疆舞的闪肩动作。张承志在旁引吭高歌，大家合着乐拍咵咵咵地鼓掌

　　在北京，令人难忘的还有黄子平家宴。子平兄那时住北大勺园宿舍，一套两居室住房布置得整洁而温馨。1987年夏秋之际，我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修改一个剧本，没少去子平那儿蹭饭。子平太太玫珊很会做菜，但给我印象至深不是别的，是一大盆拌萝卜凉菜，用北京人称之“心里美”的水萝卜做的，不知用了什么调味汁，吃着特爽口。这道菜被大家用一位演讲家名字命名，那人奢谈心灵美，正合那萝卜俗名。有一次人特别多，有钱理群、陈平原、夏晓虹、张鸣、査建英等人，一上来就风卷残云，玫珊看情况不对，转眼又端上一盆。

　　那年中秋节，我还在北影招待所，子平叫我去他家晚餐，那次还有苏炜。餐后，大家一起去圆明园赏月，子平夫妇带上了儿子阿力。苏炜专门带了两顶简易帐篷，在湖边搭起来。月亮升起了，玫珊切开月饼，与大家分食。那月饼是玫珊的朋友从香港带来，特别好吃。

　　苏炜那时单身，住双榆树青年公寓，他那儿是文艺雅痞聚集的地儿，去过几次都是一大帮人。苏炜自己不开伙，他那儿没有饭食，只有洋酒和咖啡。我不喝咖啡，喝他的杜松子酒。他从美国回来时带了不少CD唱片，我还未见过这玩意儿，颇觉新奇。听百老汇音乐剧Cats，觉得凄厉而迷人，让他给我转录到磁带上带回杭州。苏炜介绍认识了林培瑞，林是研究中国旧小说的美国人，中文说的不错，对鸳蝴派自有见地。我问他为何不研究中国当下的文学，他说当下的许多事情他看不懂。

　　在北影招待所那几个月，中午吃食堂，晚饭常被梁晓声叫去家里。梁晓声就住北影厂宿舍，那时他是北影编剧。晓声家晚餐通常喝粥，为招待我总会炒几个菜，喝点小酒。喝酒时说起拍电影的事情，我很好奇，想让晓声带我去摄影棚瞧瞧，窜演个路人甲匪兵乙之类。他一本正经地说，那种角色也不是人人都能演的。灯光一打，轨道车嘎嘎嘎一响，镜头前你不慌神才怪。

　　有一天，晓声带我去参加张承志长篇小说《金牧场》发布会，地点在北影厂附近的双秀公园。那实际上是一个Party，长条桌上摆了好多食品和饮料。除了文学同道，张承志还邀来一些穆斯林朋友，现场用炭火烤着羊肉串，有的打着手鼓跳舞。王蒙来了，还带来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大家注意力一下子都被身着白色长裙的包柏漪吸引过去了。这包女士是华裔作家，还是舞蹈家出身。听到器乐声，她便在天井里翩翩起舞，拽着王蒙一起跳。王蒙的舞姿有些笨拙，竟也来了几下新疆舞的闪肩动作。张承志在旁引吭高歌，大家合着乐拍咵咵咵地鼓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