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松刚

　　一个作家被贴上标签，到底好还是不好，其实不太好说。贴标签是风格化的一种体现，是一个作家一定阶段创作的稳定和成型，但这种稳定和成型也容易成为一个作家进一步突破自己的障碍和难度。

　　孙频自2008年开始创作，至今已经十年。十年里，写了两百余万字，出版了若干部小说集，已然小有成就。孙频的小说以中篇为主，并以善写身体、情欲，以表达孤独、绝望，以寻求突围和救赎，自成一格。

　　但正是对女性和身体的过度书写，孙频不自觉地成为被“标签化”的一位作家——一位女性作家。关于孙频小说的风格，评论界颇多争议。赞同者有之，持不同意见者亦有之，这其实都不重要。孙频的小说像一道道伤口，恰如她在一篇小说中描述的，这伤口露着猩红色的里子，红色之下是若隐若现的几点雪白，那是骨头。想来，有些凛然；读罢，却是“刻骨铭心”。

　　我认识孙频，源于内人。她十分喜欢孙频的小说，并写过一篇短评《她与世界短兵相接》。她在文章中写道：“孙频拒绝对生命虚无本质的漠视与淡化，她近乎残忍地将人性的幽微晦暗、猥琐卑贱一刀一刀刻画出来，她带着原生的骄傲对庸常的幸福嗤之以鼻，她敢于放任自己笔下的女人在罪孽中层层受苦，并通过‘看’与‘被看’这种审视的方式，探索和剖析自己内心的黑暗，认识并承担自己的罪，渴望借此获得复活与重生。”她十分准确地把握了孙频小说的意图和本质。

　　后来，孙频从山西调到江苏作协做专业作家，我们就此成为同事。2018年，省作协给孙频召开了研讨会，也是筹备这次会议期间，我开始阅读孙频的小说。但我的阅读顺序，是逆时针的，最早地从《松林夜宴图》，然后再读她早期的作品。读过这些小说，渐渐厘清了我对孙频创作的认识和理解。她的小说固然存在着模式化和理念化的弊端，但好比一件件构造相同的武器，外形大同小异，威力却截然有别。

　　孙频的小说有独特的意味。孙频的独特，得到了不少评论者的关注。苦难、卑微、存在、救赎，这些都是辨识和理解孙频小说的关键词。孙频似乎对这个世界存在着一种天生的恐惧，她对这个世界和人性的追问，应该就源于这种恐惧和不安，她要抚平伤口，抚慰灵魂，虽然最后发现，一切终是徒劳。但是，孙频的厉害之处在于，只要和这个世界产生紧张的关系，她的小说就有着耐人寻味的品质。这种紧张通过身体、灵魂、黑夜、屈辱等等，一层层地剥展开来，血淋淋地令人不敢直视。比如《乩身》中，人性的压抑惨烈到极点、窒息到极点，似乎世界就在一瞬间崩坍，毫无希望可言。可是，作为作家的孙频，有着她卑微的怜悯。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写的每一个人物，不管他丑陋还是让人怜惜，我都对他付出了绝大的深情还有真正的同情。人对人最高的同情是什么？就是怜悯。”因此，她的小说还给人留以希望，哪怕是短暂的、渺茫的希望。还是在《乩身》中，常勇和幻影在黑夜中喃喃对话，互相拥抱。这时，孙频写道：“这种虚幻的崇高感紧紧地裹着她，有如给她塑上了一道金身，她在黑暗中感到了自己此时的祥和、宁静、美丽。她的泪哗哗往下流，就为了能与这些幻影拥抱，她真的情愿再不醒来，她情愿就在梦中要一个个长长久久的拥抱，情愿她自己也只做一个没有肉身的幻影。”这希望是如此地卑微，又如此地渺小，却也如此地令人感动，令人无地自容。这就是孙频，以个人之痛触摸人性之痛，以个人之伤抚慰灵魂之累。

　　孙频当然不愿沉湎于这些痛苦之中，她渴望笔下的人物能够自救和得救，而她的写作也是向那些在这个世界上认真、执着、坚强地活着的人致敬。救赎的方式是什么？在孙频大部分小说中，希望往往指向了宗教性的旨归。在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度，这样的宗教性处理，的确引人深思，同时，也引起了十分大的争议。以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样的处理既有其合理性，又有其限制性，合理性在于获得了精神的提升和灵魂的安落，尤其是具体到个别的文本来说，产生了切实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效力，限制性在于，这样的处理在不少小说中有了同质化和模式化的意味，因此，也便值得作家反思。

　　孙频喜欢写爱情，当然，哪个作家不喜欢写爱情呢。只是，在孙频的笔下，爱情，源于那些最不起眼的暧昧和欲望。与此同时，连同着卑微的肉身，一共构建起她早期小说的美学风格。但如果仅仅以此来认知孙频的作品，仍有失偏颇。孙频的小说，不仅有小的微茫的个体，更有大的宏阔的时代。个体的微不足道，终究要靠时代和历史来凸显。《乩身》中，常勇之死，与其说是个体自身的覆灭，不如说是趋向时代的死亡。孙频是用个人的细小无常折射我们这个时代共同的精神状况。

　　孙频喜欢写死亡，孙频对于生死的痴迷，其实比她对肉身的探求更加深入。与卑微中的坚持相比，死亡中的重生似乎更具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哲思力量。爱得刻骨铭心，死得痛彻心扉，这就是孙频对于这个世界的真实体验和沉痛想象。在孙频的小说里，爱令人绝望，死令人震撼，希望如同灰烬，绝望恰如重生。还是在《乩身》中，“在一切苦难之后，所有的人都会再次相见，再次拥抱。在即将失去意识的最后一秒钟里，她的盲眼在金色的火焰里第一次看见了她自己的身影，一个女人袅娜的身影站在一条金色的大河边，一头拖及脚跟的长发，衣袂纷飞，她正低头看着自己在河中的倒影，如临水照花”。常勇，终于在死亡来临的最后时刻实现了自我的“复活”。这是孙频式的决绝和勇敢。孙频的小说是对人性与灵魂的审判。这审判是惨烈的，如盐入伤口，浸入骨髓，这审判是彻底的，陷自我和他者于万劫不复。这样的写作，于孙频来说，太过于凶猛了，甚至于是对自我生命的透支。所以，就有了大家对她创作转型的期待。

　　还好，这样的期待，时间并不长。小说集《松林夜宴图》出版了。小说集《松林夜宴图》收录了孙频最新的三个中篇：《万兽之夜》、《光辉岁月》、《松林夜宴图》。非常巧合的是，这三篇小说的题目都和“时间”有关，不管是有意或者无心，我想，孙频应该是一个“时间性”很强的小说家。小说，一定意义上，就是时间的重演。孙频在关于《光辉岁月》的创作谈中说，“这曾经的时代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对于向死而生的人类而言，都将成为光辉岁月。”不管这时间是指向过去、当下或者未来，时间性“把如此这般作为存在着的有所当前化的将来统一起来”，好的小说就如同不可捉摸的时间一样，始终是个谜。

　　孙频说，这三篇小说是她的转型之作。这种转型，在我看来，是她试图摆脱被一种过于“个性化”的风格奴役着的尝试和努力。这种尝试在《万兽之夜》、《光辉岁月》中有点浅尝辄止的意味，至少变化不是特别明显，但到了《松林夜宴图》中，孙频可谓是完成了自我创作的风格“异变”。写作《松林夜宴图》的孙频，少了彻底决绝、勇猛激进，多了宽和从容、荡气回肠。她不再一心痴迷于人类那具沉重的肉身，而是向生活的更深处、向生命的更细微处、向历史的更不确定处，探求一种与灵魂、与人性、与时代的对话。《松林夜宴图》的写作，预示着孙频在小说写作的艺术探索中漾出了一片新天地。

　　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W．H．奥登说，艺术风格的变化总是反映出社会想象中神圣事物与世俗事物之间的边界的转移。于孙频来说，也是如此。她正在从抽象感官的情感世界中抽身而出，投入到五彩缤纷的日常和历史之中。具体到小说写作来说，我觉得有四个方面的转变：一是试图摆脱一种惯常的情感表达的束缚；二是努力寻求一种比较深刻的医治精神创伤的方式；三是对于肉身的迷恋，正在从一种本体的存在，变成一种审美的虚构；四是开始重视小说形式的意义。

　　这样的写作，于孙频来说，太过于凶猛了，甚至于是对自我生命的透支。所以，就有了大家对她创作转型的期待

　　孙频是个“问题”意识很强的作家。这种问题意识在她早期的小说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甚至于太过明显，从而影响到了小说的艺术质地。可能正是这种过于突出的问题意识，限制了孙频小说写作路向和风格多元，以至于受到评论家关于她作品“同质化”的批评。我想，孙频对此，一定早有察觉。因此，也才会有《松林夜宴图》的惊艳问世。《松林夜宴图》中的故事，显然已经超出了孙频个人的经验世界，她通过介入历史的方式——这个历史也显然不是她所经历和熟悉的历史——试图构建出个人与历史、与时代、与世界之间的一种错综复杂的生命面相。

　　可是，我仍然怀疑，当代小说还能表现出新的情感体验吗？还能开辟出新的情感空间吗？英国作家D．H．劳伦斯在《小说之未来》一文中说：“它应该有不用抽象概念解决新问题的勇气，它必须向我们展示新的、真正新的感情和整个儿全新的情感轨道，从而使我们摆脱旧的感情套路。”在情感世界中摸索了十年的孙频，似乎也正在寻求一种新的情感可能。尤其是她对于女性情感世界一如既往的执着，使得这种摆脱显得更加必要。孙频的小说人物主要以女性为主，并每每以女性肉身的饥渴欲望作为情感的出口，来表现个体与时代的对立与撕裂。这肉身是沉重的，有着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但在《松林夜宴图》中，孙频为自己打开了肉身的另一扇窗，从而以一种有别于饥渴的饥饿之感重新来打量、感受这个世界。而尤其可贵的是，这种虚浮的饥饿感，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内心的空虚、精神的渴求建立了一种互文的转换，由此才不至于让这司空见惯的饥饿状态失去了“历史”和“记忆”的填充。小说在关于外公的一段描写中写道：

　　他看起来内里总是很渴，很饿，很空，无论扔进去多少东西都填不满，都能马上听见空荡荡的回声。好像他患上了一种奇特的类似于饕餮的疾病。然而就在那些刚刚吞咽下食物的清醒瞬间里，他仍然会哆哆嗦嗦地拉住她的手，催促她去看伦勃朗的画册，他说，侬一定去看他那些无与伦比的光线，伦勃朗光线，真正的艺术家啊。就是画不出，侬也总可以去向往的。人其实就是在活那一点向往。

　　饥饿，看似轻描淡写，却道出了生命最为迫切的本真状态，它比饥渴更加致命。实际上，《松林夜宴图》背后隐藏的就是饥饿状态下的人性扭曲和灰暗世界。这在孙频之前的小说中，并不多见。也因此，“画里弥漫着一种奇怪的不安气息，很紧张，近似于恐惧”，才显得合乎逻辑。而那一点向往，看似无足轻重，却是《松林夜宴图》所象征的美和徒劳，也正因为有了这点向往，人生才“并非一切皆尽”。读孙频的《松林夜宴图》，无意间想起了古代的一句诗：“黄鹂知饮惬，枝上送佳音。”而主人公李佳音之名，想必也暗含着作者小说叙事上的一点隐秘。一定意义上说，孙频的小说没有那么的让人绝望了。孙频在关于《松林夜宴图》的创作谈中说：“就在那些时刻（到人大艺术系旁听西方美术史，作者注），你会觉得，欲望与名利真的没有那么重要，起码它们不是人生里最核心最重要的部分，它们也不足以支撑起一个人的骨架与魂魄。但是，生而为人，我们都软弱、自私、贪婪、痛苦、需要被认可需要被赞美，我们就是这样一种生物，我们终其一生在与自己的弱点搏斗，终其一生要不停完善和修补自己冲突的、分裂的人格。艺术是什么？艺术就是让我们活在世上能不那么苦痛的东西吧，哪怕它只是一种幻觉。”有了“松林夜宴图”，李佳音有了游走世界的勇气和希冀，有了《松林夜宴图》，孙频让人看到了她小说中所追求的天际的光辉。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一书中曾指出：“关于生活的意义问题，关于从恶与苦难中拯救人、人民和全人类的问题在艺术创作中是占优势的问题。俄罗斯作家没能停留于文学领域，他们超越了文学界限，他们进行着革新生活的探索。”当代中国作家，需要的也是这样一种精神高度和思想气魄。

　　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对于“身体”的呈现和迷恋，应该始于1990年代以来一批年轻女作家的精神探索和艺术尝试。她们大都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以自我经验为标本，来展开内心世界的独白，来呈现现实的残酷。她们以自我的经历，写出了中国的历史变迁。她们展现的是个人的命运，同时应和的也是时代的遭际。对于孙频来说，她所面对的世界和现实，比起上个世纪末来说，更加破碎、更加寂寞、更加不安。孤独、虚无、苍凉正在成为一种日常的情绪和感觉，侵袭着每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个体的存在，也成为历史语境下的巨大疑问。由此，孙频开启了她在新的时代境遇下关于灵与肉的艺术思考。

　　肉身无处安放，灵魂如何可能？肉身与灵魂这两个不同的叙事维度，在孙频的小说中呈现出一种混杂而莫名的张力。她一方面痴迷于肉身沉沦的蛊惑，一方面又执着于精神突围的可能。由此，也形成了孙频小说虚无而幽暗的神秘气氛，以及滞重而压抑的审美风格。孙频的小说，透露着与她这个年龄段所并不完全契合的“凶猛”和“暮气”，同时也让我再次确认，一个人的审美趣味和思想深度，和对一个人生理预期的判断并不是一回事。而这本身也是研究孙频小说的一个秘密通道。

　　孙频在其他两部中篇小说《万兽之夜》、《光辉岁月》中，时刻在向我们呈现着这个时代的巨变和精神的沦陷，这是一个物的时代，网友的时代，欲望的时代。历史的车轮在滚滚向前之时，同样在生命与人性的增长过程中留下了现代性的明显烙印，以及一种裂变式的内在创伤。孙频的小说，一直在试图医治这些创伤，以宗教的方式、以沉沦的方式、以遗忘的方式，终至于在《松林夜宴图》中以死亡的方式。不，她不是以死亡的方式，是以时间的方式，“1995年7月2日深夜”，孙频以时间的重演，幻灭了历史的烟云，以生命的死亡，昭示了一种不可实现的可能性。《松林夜宴图》是历史之谜，是人性之谜，也是时间之谜。

　　但毫无疑问，肉身和性爱，始终是孙频小说人物确认自己存在的方式。“只有在性爱中她（李佳音，作者注）才不再是一个人，在这个过程中她亲眼看着自己从我变成了我们，我们被创造出来。她的绝望和孤独就在那一瞬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稀释和解救。这种解救是如此的庞大，以至于她无法从中逃脱。”然而，她得救了吗？她逃脱了吗？没有。《松林夜宴图》中对于肉身的描绘，正在变得虚无和抽象，它不再是确切的感官欢愉和精神坠落，而是以一种虚构的形式上升到接近于哲学的层面，于是，在经历了肉身的沉沦之后，她“却越发觉得所有的肉身之下其实都不过是累累白骨”。在这里，肉身正在变成一种幻象，正如时间也在变得虚无缥缈一样。孙频从肉身的沉迷，走入了时间的永恒。她似乎意识到了，在这一具具毫无生命力可言的肉身之上，已经很难孕育出健康美好的灵魂之子。唯有时间，归于永恒。

　　孙频的小说，透露着与她这个年龄段所并不完全契合的“凶猛”和“暮气”

　　在孙频作品研讨会上，黄德海说，孙频写的是非常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小说，不适于用现实作品的框架来评价。孙频不仅现代，而且浪漫，孙频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阅读孙频，我们会发现，浪漫主义是她作为一个作家的天然的生命底色。但似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孙频始终沉浸在虚妄的现实之中不能自拔，体现在创作上，就像是被束缚住了手脚，很难破茧而出。正如D．H．劳伦斯所言，“现代小说家被陈腐的‘目的’或自我观念所约束，从而让灵感屈就了目的和观念”。幸运的是，《松林夜宴图》，让我们看到了灵感在孙频写作过程中的肆意和勃发。说到底，一个小说家的天分决定了她的精神层次和艺术高度。比如下面这段关于白虎山的描写：

　　从美院毕业被分回榆中的那个夏天，她又一个人来到白虎山上。西部的落日硕大而金碧辉煌，仿佛是从一种无生命的深渊里长出来的凶猛植物，只是不停分泌出金色的光线，再把这箭簇一样的光线掷向每一棵树的生，每一道黄色土地的生，每一道沟壑的生，每一道嶙峋峡谷的生。它像一种无生命的生命，蛮横有力，强暴万物。白虎山上的黄土吸饱了这样浓烈凶悍的阳光，变得通体金黄剔透，天上地下，这么大规模这么浩瀚的金色汇聚在一起，天真单纯而扫荡一切。无论是曾经在那三江汇聚的甬城，还是后来在北京深秋的银杏林中，她都再没有见过这么多这么大规模的金黄色。黄沙之下露出的白骨像埋在这土地里的种子，不知道将要长出怎样奇异的人形植物。她坐在沙丘上，眼看着自己如旷野里的一座佛陀被夕阳镀上了一层金色。

　　在孙频的小说中，我真的很少发现这样带着正常体温的肉身的自然呼吸，它似乎还有一点点的迟滞，但是已经与自然世界的勃勃生气相互交融和交流，一种接洽中国“抒情传统”的可能性，也在她绵密而富有弹力的语言节奏中滋生开来。也因为有了这种情感的铺垫和舒缓，那白骨也不再骇然，而是如种子般有了希望的期冀。当然，这个肉身也是虚妄的，也是想象的，一种自我的沉湎，但它不是沉沦，是世俗的超拔，是浴火的重生，此时此刻，它代表了虚构的“肉身”的一切意义。

　　最后，再谈一点孙频对于小说形式的领悟。事实上，关于孙频“同质化”写作的批评，一方面源于其写作题材和内容的大致雷同，另一方面则是小说结构和形式上的过于单一。这个问题在孙频的小说写作中，的确是存在的。实际上，在中国当代小说史上，绝不多数中国作家，并不十分重视形式的意义，即便是当年风起云涌的先锋小说，也不过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次突发意外，短短几年，便昙花一现。但形式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十分重要，形式决定意义。陈晓明说，“作家对他要写的一部作品，如果没有获得形式感，没有获得语感和结构，是无法建立其虚构的语言世界的；也就是说，其作品不能给出高于生活的文学形式，那样的文学作品其实是无效的，其实并不存在——实际没有自身的存在。在这意义上，文学作品的形式具有决定意义，即它决定了此一作品的文学性形状，它的完整性和总体性，一句话，它的文学性在世方式”。《松林夜宴图》显然是孙频创作历程中具有形式意义的里程碑之作，它通过孙频的艺术之手，获取了一个独特的小说形式，特别是以真挚的情感、深度的思想和温情的意念，让它获得了一种形式上的真实生命。而那些外在的形式技巧，最终不过是作品确定和完成自己的一种艺术方式。

　　孙频正在通过新的尝试和探索，寻求小说形式的完美构造，丰富自我写作的精神内涵，从而写出生命体验更加本真的复杂性和可能性。W．H．奥登说，我倾向于相信，当一个人身体和精神处在一种愉悦状态中，特别想要驱散小心谨慎的心灵探寻，就像驱散病态的烦乱，这个时候才应该读卡夫卡。当一个人精神低迷，就应该对卡夫卡敬而远之，除非伴随着卡夫卡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内省的是一种相同的对美好生活的激情，不然这种内省很容易退化为柔弱无力的对自身罪和孱弱的纳喀索斯式迷恋。在此，我并非把孙频与卡夫卡相提并论，我只是想说，读孙频的小说集《松林夜宴图》，我们也应该怀着一种有别于对孙频既定认识的精神愉悦和肉身放松，因为，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孙频。

　　孙频正在通过新的尝试和探索，寻求小说形式的完美构造，丰富自我写作的精神内涵，从而写出生命体验更加本真的复杂性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