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婕妤

　　如果将小说看成一次记忆返还，即叙事起点是应物兄发生车祸的瞬间，那将呈现出一个颇为有趣并且开放的架构

　　2018年末，李洱出版了八十五万字的长篇小说《应物兄》。在酝酿和创作这部巨制的十余年间，窗外的气流、头顶的天空变化之大，超过了从前任何一个时代。新造词和流行语每一年都蜂拥而至，小说家在书房内即使能耳听八方，却依旧只有用区区两只手将过去、现在和不断分裂繁衍的将来一齐抓着。在如此漫长的生产过程中，艰难与阵痛在所难免。如果套用时下最新的文艺宣传口号，我们都想搞清楚李洱先生该如何“讲好中国故事”呢。

　　《应物兄》的故事并不曲折，说的是中国内陆一所高校——济州大学——预备筹建儒学研究院的事情。在占有天时、地利的情况下，意欲邀请儒学大师程济世从美国返归故里（程祖籍济州），担任学科建设领头人。主人公应物所在的济州大学因此成立了儒学研究院筹备处，精心筹划诸项事宜。意想不到的是，程济世的弟子，人称子贡本名黄兴者，一位注册于美国的全球商业巨鳄，也将参与到研究院的筹办当中。国内各路企业也因此趁机争相加入进来。程济世怀念故居，主张将研究院安置于济州的程家旧宅之内，这使得相关利益集团嗅见“商机”，掀起了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程家大院寻找、重建工程……通过仔细阅读不难发现，《应物兄》人物很多，却鲜有性格出众者；故事虽长，却不够起伏跌宕。随着应物兄破旧的轿车缓缓启动，开上一条他不知走过多少次的旧路，小说却在他出车祸后生死不明的瞬间戛然而止。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原本看似不能终结的叙事竟然就此打住了？但如果将小说看成一次记忆返还，即叙事起点是应物兄发生车祸的瞬间，那将呈现出一个颇为有趣并且开放的架构。

　　这样的看法和想象值得憧憬和期待。

一、打开时间的缝隙

《应物兄》开篇不久有一个闲笔：程济世十分赞许他的老朋友，亦即物理学家李政道自己为自己理发一事。程氏认为，这很好地体现了孔子“躬行践履”的精神。接着，《应物兄》便引出李政道发明的一个概念——Timeon。物理学家向程济世解释道，所谓Timeon：“用中文来说，就是‘时间子’。‘子’是孔子的‘子’，老子的‘子’。‘时间子’是一种特殊的、与时间的存在有密切关系的粒子。每个人都知道时间是不可逆的，是不会倒退的。可是为什么不能倒退呢？‘时间子’的理论就是探讨这个问题的。”这也许是在暗示：在小说家或者《应物兄》那里，时间是个尚待打开的问题。批评家吴亮或许早有呼应：“小说的功迹之一正在于它能够在世界统一的不可逆的物理时间之外再拟造出一段时间来，而且是可以长期保存的。”

　　关于时间的话题，也许还要从小说的叙述者那里先说起。《应物兄》以第三人称视角来叙述，叙述者称主人公应物为“他”或“应物兄”；在一些特别的时刻，也热情地将主人公唤作“我们的应物兄”，以便拉近叙事者、读者与主人公应物三者间的距离。虽然皮笑肉不笑，却显示出一种亲密的关系。有所回应的是，应物兄开口了。这自然不是指应物兄被叙述者直接或间接转述的那些言说，亦即镶嵌在故事情节中的对话、讲学、论道之语。而是说，小说结尾那场车祸所造成的生死一线，正可以看作应物兄意识的起点。“死亡”突然到来，开启了回忆的每一个瞬间；应物兄则搭借回返的记忆，对过去的人生片段进行重组，甚或重新体验。在他的回味与反思中，与处在叙事时间主线上的叙述者相遇，并达成充分的交流。也就是说，小说中不只有一个叙述者，也不只有一个声音。

　　《应物兄》拥有一个正牌叙述者，他虽不可见但可察，并且客观、冷静、记忆力好，小说中几乎一切细节都为他所知所用。他组织老中青三代学院知识分子对话、开会、书信往来，细心地为这些人物的“声口”布下脚注，写明出处。有论者说：“很难想象，在一部小说里，我们竟然会遭遇如此多的‘双引号’与‘书名号’。”这些引文并不算太生僻，叙述者却特意将它们注脚化，使得它们被“加粗”、“标红”。就像在小说文本的平整地面铺上几条减速带，既显眼，又很好地起到了调控阅读节奏的作用。它们颇为有效地将故事情节隔离开来，有意阻滞读者的阅读期待——慢下来，还有随风隐晦的声音等待我们聆听。不过，这又并非一个全知全能的叙述者，因为应物兄也十分强势：“他的自言自语只有他自己能听到。你就是把耳朵贴到他的嘴巴上，也别想听见一个字。谁都别想听到，包括他肚子里的蛔虫，有时甚至包括他自己” （5页）。“谁都别想听到”是一种叙事警告，旨在提醒读者：正牌叙事者在听力与视线上自有其抹不去的盲区和禁区。因此，在正牌叙述者声情并茂的讲述中，常常接入一个奇怪的声音：

　　这么说的时候，他感受到了自己的虚伪。但这是必要的，这是为了维护我的自尊。他想，知识分子的虚伪并不都是为了获得什么利益。（44页）

　　在1980年代又有谁拥有一个真正的自我呢？那并不是真正的自我，那只是一种不管不顾的情绪，就像裸奔

　　他好像看到外面的雪光映入了窗帘……他顺便做了一番自我分析：为什么会有这种幻觉？这就像我书中写到的，做爱之后，我不但没有获得满足，反而有一种置身于冰天雪地的感觉。……哦不，置身于冰天雪地，你会感到清冽、洁净，而我现在感受到的只是龌龊。（47页）

　　他该告辞了……他发誓再也不见她了。当他出来的时候，他感到情绪糟透了，真的糟透了。……糟透了，感觉真的糟透了。这事是怎么发生的？她要不提起费鸣，不说是要商量费鸣的事，我会跑来吗？（48页）

　　把文章贴到网上的这个人认为，他如今从事儒学研究，高度赞美儒家文化，岂不是对上个世纪80年代的背叛，对自我的背叛？背叛？哪有的事。我并没有背叛自己。再说了，在1980年代又有谁拥有一个真正的自我呢？那并不是真正的自我，那只是一种不管不顾的情绪，就像裸奔。（53页）

　　不是我要抽的，是铁梳子要我抽的，我是客随主便。于是，他掏出了烟。（83页）

　　他去黄兴那里时，也曾看到那面镜子。……哦，想起来了，这个刘贺似乎有天眼，常能看到异象。（94页）

　　当然，这可能与他们彼此的身份有关。冷静，客观，事情落到我们头上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别急！这确实是一名物理学家应有的品格。（121页）

　　子贡是他给黄兴起的绰号……这个绰号传开以后，有人认为，他这样说其实‘一石二鸟’，既恭维了黄兴，又恭维了程先生，而且主要是恭维程先生：世上能带出子贡这样的徒弟的，只有孔夫子和程先生。其实我还没有这么想过。我只是认为，黄兴跟当年的子贡一样，都是大富豪，也都是慈善家。如此而已。当然，如果你非要说我恭维了程先生，我也不会反对。不过，我认为这不是恭维，因为程先生配得上。（149页）

　　仔细分辨这几个片段可以发现，小说的叙事视角，在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之间自然地转换。在没有过渡和预示的情况下，出现了另一个声音在对已知叙述进行干扰。这个声音以回忆为底色，其呼吸节奏、音色音调有一股子回忆天然饱有的沧桑味，因而频率很高地出现了“啊，是这样的。”、“哦，不是这样的。”、“其实……”“这到底怎么回事来着？”……等句式。这些句式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每当我们被一件物品、一股味道、一段旋律，提醒起某段时光，以及附着在时光上的种种事情和场景，我们总是脱口说出这样的句子。当然，这就是应物兄“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说出来的话，比如：“这是为了维护我的自尊”、“我现在感受到的只是龌龊”、“背叛？哪有的事。我并没有背叛自己”、“哦，想起来了……”“其实我还没有这么想过，我只是认为……”都是对已有叙述的反驳或纠正，同时，还夹杂着回忆特有的恍惚感。而一句突兀的“冷静，客观……别急！”，让人联想到故事结尾那场突然降临的车祸。小说的最后关头，应物兄以头顶地脚踩天的方式半倒立躺在车祸现场。“冷静！”、“别急！”，真的挺像是他会脱口而出的话，会发生的“头脑风暴”。毕竟“死者比活人更关心现实”（876页）—h—这就是“我们的应物兄”自己说给自己听的那句话，听来让读者伤感。

　　《应物兄》里无论是精神迷狂的文德能，还是思想清澈的现象学教授芸娘，都对“时间”钟爱有加。芸娘甚至为时间献出一首小诗：

　　这是时间的缝隙

　　填在里面的东西

　　需要起新的名字

　　在骨头上锉七孔

　　这不是在做手术

　　也不是为了透气

　　是要做一支骨笛

　　（869页）

　　据考古发现，骨笛是一种距今有八千至九千年的古乐器，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乐器。它被称为笛子的鼻祖，保管着人类祖先在笛乐方面最原始的智慧、旋律和记忆。文德能也表示，他毕生追求的“沙之书”正是长于时间的缝隙，包含着空间中的知识、故事和诗，“互相冲突又彼此和解，聚沙成塔又化渐无形”（880页）。为程宅重建工程制作沙盘的建筑学家章学栋，眼光毒辣，他告诉应物兄：

　　中国园林与西方园林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有文字。匾额、对联、碑刻、文字才是主体。比如苏州的拙政园，有一个亭子叫‘与谁同坐轩’，字是清代人写的，写的却是苏轼的话：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看到那轩名，你就想到了苏轼。时间拉开了，你立马到了宋朝。亭子边有副对联，出自杜甫的《后游》：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杜甫写这首诗是在四川。空间拉开了，你到了巴蜀。这时间空间，你想拉多宽就有多宽，想拉多长就有多长。你在院内小溪旁写一句话：逝者如斯夫！那你就到了春秋。你既在此地又在他乡，既在此时又在过往（986页）。

　　在这几个知识的“既得利益者”看来，时间性情温和，中有通道，人和语言能穿行其间。时间张开双臂，接受改朝换代，另赋新辞；也拥抱卷土再来，故调重弹

　　在这几个知识的“既得利益者”看来，时间性情温和，中有通道，人和语言能穿行其间。时间张开双臂，接受改朝换代，另赋新辞；也拥抱卷土再来，故调重弹。相比之下，物理学家双林的见地，则有更开阔的一面：“有关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普通观念，其实是陈腐的。时间的每时每刻，都包含着过去和未来。现在只是一个瞬间，未来会在其中回溯到过去” （819页）。诚如文德能所感，斗转星移，时间既是颂歌也有挽歌；山南水北，每个人都是过客也是香客。时间，伴随着知道与不知道，带来记忆与遗忘，注定诞生与死亡，也标记着第一次和最后一次。

　　以上这些关键词，都在小说中多次露面。“最后一次”，这四个带有不祥之兆的字眼，就始终笼罩着小说：“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陆空谷。”（147页）、“这是最后一次，绝对是最后一次。他听见自己说。”（211页）、“这是他和栾庭玉最后一次谈话。”（1014页）、“这是他和芸娘最后一次见面。”（1018页）、“那是他和子房先生最后一次谈话。”（1037页）、“他不知道，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开车行走在这条路上”（1039页）。……这几个齐声喊出“最后一次”的句子，前脚接后脚地迈进小说之门，为阅读布下神秘的迷障。它们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几乎所有的事情，都只剩下“最后一次”了呢？听，应物兄的声音又响起了，他早已回答过我们。小说里有这么一段，写应物兄在美国与友人驾车经过一个车祸现场时，应物兄陷入了自我沉思：

　　整部小说也是应物兄自己的回望——而非仅仅回忆——录，是小说叙述者在“学院知识分子众生相”这个文本之外，为读者提供的另一个副文本

　　以前的人死在亲人的怀里，现在的人死于高速公路。一种非正常的死，无法预料的死。但因为死得多了，也就成了正常的死。一种正常的非正常，一种可以预料的无法预料。如果那个死者被救活了——这是个病句，但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他会有什么感觉呢？如果我把我的这种感觉告诉他，他会有什么感觉呢？

　　他想不出来。

　　他突然想起一句话。那是芸娘的话。芸娘说：“我没有你感觉到的那种感觉。”芸娘是对一个求爱者这么说的。那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在想象中，他认为，如果他对那个复活的人说出他的感觉，那个人可能也会这么说。我怎么想到了这个？这有点不对劲。（151页）

　　在与费鸣的一次谈心中，应物兄也流露出关于死亡的预感和设想：

　　后来我看海德格尔，看到他提到什么向死而生，我就想，这说的不就是我吗？我早就知道，只是没有说出来罢了。我对此再熟悉不过了，就像熟悉自己的手纹。很多年来，这种死亡的幻觉一直缠绕着我。我很担心自己一事无成就他妈的死翘翘了。（195页）

　　原来，“死亡”早就在应物兄的生命词典里，等待他以身释义。而类似于“会有什么感觉呢”这样的设问，大概是应物兄十分想弄明白的事情。陈晓明说得很睿智：“故事作为已死的往事从那些破碎的时间流程中随意涌溢而出。”小说在叙事上插入应物兄的叙角，打开了时间的缝隙；让应物兄找到那些曾经“只对自己说”的话，对正牌叙述者的叙事做出回应。从这个角度来看，整部小说也是应物兄自己的回望——而非仅仅回忆——录，是小说叙述者在“学院知识分子众生相”这个文本之外，为读者提供的另一个副文本。

　　又或许应物兄早就一分为二，其中的一个自己滔滔不绝，另一个自己则对前一个自己进行补充。小说藏下相应的玄机，否则，它不会无缘无故提起“illesim”——一种以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的方式。另外，《应物兄》还认真地观察过一只在山巅飞旋的将死之蝶。尽管大头针残忍地刺入其颈部，但它看起来始终美丽并且更酷了：“它向死而生，寓动于静，有一种刚柔并济的美感”（460页）。蝴蝶在沟通生死，连接动静的瞬间，成就绝境的凄美。“历史本身无法自在自为地存在，历史的起源性被阉割之后，唯有在与历史对话的情境中触摸到历史破碎的心灵。”“我们的应物兄”与正牌叙述者坐在一起相互对话，让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交替开口。好让他还不曾说出的、说出但不能被听见的，以及不知如何说的话，能够被人听见。小说家李洱呼朋引伴，召来苦练“禁言”之术多年的应物兄，扰乱正派叙述者的叙事线索，打开叙事的时间之缝。使小说既可以重现无数个逝去的画面，也有能力指向应物兄唯一的那个当下。正牌叙述者口中那些“后来才知道”和“很久之后”，被应物兄的“现在”与“当下”所揭晓与验证，使过去和现在得以不断靠拢、互渗和重叠。“历史与现实巧妙地缝合，而那些裂痕正是我们理解的插入点。”

　　这些“说出来，又不让别人听到”的，正是应物兄的“终极语汇”

二、是语言，也是钥匙

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也是过去与现在的关系。应物兄的意识，在时间之流中逆行而上，使自己与正牌叙述者逐渐会合。而他用于打开时间缝隙的独家密钥，正是语言。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应物兄”与昆虫济哥（产于济州的一种蟋蟀的名字）在生物情感上具有同构性。济哥羽化后，会在交配与繁殖的过程中殚精竭虑，不死不休，“好像发誓要把错过的时间全都找回来”（996页）。应物兄借助自身的私人语言的指示，潜入时间之缝，找寻逝去韶光的遗物。在一番搜寻后，他的收获仍然是语言。不过，那是从更多人的口中所发出的语言；是随时间生老病死，随时间悲哭欢笑的语言。

　　在罗森斯托克-胡絮那里，“语言是人之母……语言本身就是母亲般的，是时间的子宫，人在其中被创造，并始终不断地得到再创造……一切真正的言说则使倾听者和言说者都得到了重新塑造……”叙述者早就提醒过，在上个世纪90年代，应物兄曾因不合时宜地发表了几次演说，差点被学校开除。他的博士导师兼岳父乔木先生，不止一次地教育他：“除了上课，要少说话”、“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要管住自己的嘴巴。日发千言，不损自伤。”、“管住了舌头，就管住了语言”（6页）。经过多方努力，应物兄才改掉多嘴多舌的毛病。但准确来说，他并不是变得不爱说话，而是改换另一种方式来开口。这个法子看似神神道道，却又让人半疑半信：

　　谨遵乔木先生之教诲，留校任教的应物兄，在公开场合就尽量少说话，甚至不说话。但是随后，一件奇怪的事在他身上发生了：不说话的时候，他脑子好像就停止转动了；少说一半，脑子好像也就少转了半圈……但是有一天……他发现，自己虽然并没有开口说话，脑子却在飞快地转动。……他慢慢弄明白了，自己好像无师自通地找到了一个妥协的办法：我可以把一句话说出来，但又不让别人听到；舌头一痛快了，脑子也飞快地转起来了；说话思考两不误。有话就说，边想边说，不亦乐乎？（5页）

　　这些“说出来，又不让别人听到”的，正是应物兄的“终极语汇”。文德斯，小说的主人公之一，曾将这个概念介绍给应物兄。“终极语汇”最早的提出者或许是美国人理查德·罗蒂。他这样昭示：“每一个人都随身携带着一组语词，来为他们的行动、他们的信念和他们的生命提供理据。我们利用这些字句，来表达对朋友的赞美，对敌人的谴责，陈述我们的长期规划、最深层的自我怀疑和最高的期望。我们也利用这些语词，时而前瞻时而回顾地述说我们的人生故事。我称这些语词是一个人的终极语汇（final vocabulary）。”因此，读者所阅读到的，除了叙述者提供的一份显在的小说文本，还有一份隐在的小说文本，后者正由主人公应物兄暗中形成。只有这样，应物兄那些“对自己说”而“不让别人听到”的话，那些“终极语汇”，才能盖住正牌叙述者不曾间断的指引与绍介，才能穿过小说中各色人物的你言我语，才能跑赢我们时代层出不穷的字词，从而抵达读者的耳朵。

　　一方面，应物兄谨遵恩师教诲，将许多“话”吞进肚中；他的所思所想，只有他自己清楚，甚至正牌叙述者也无从知晓。那些声量微弱的“话”，无异于一把短刀；帮助他破开时间刻度，将话语自身藏入了其中。另一方面，应物兄又在“慎言”一事上用力过猛。有时候，甚至连他自己都听不到那毫无痕迹的话语，常常疑惑于“我说了吗”、“我真的说过吗？”这意味着，他的只言片语掉入时间之缝，不见踪影。所以，恰好是在过往人生飞速闪回的瞬间，应物兄“幸运地”顺着经验的痕迹，凭借自己的生命密码，找到并取出那些或凝固或流散的字词。字结合成词，词相连成句，最终形成见证时代的语言资料。

　　应物兄曾向费鸣表示，儒学研究院于自己而言，是一个“快乐且有意义的学术理想”。在与正牌叙事者的对话中，应物兄拼凑散落的语言，使自己得以重返研究院筹建工作的起始。在矛盾、争执、思辨、论文、著作、书法、勾心斗角、利益纠纷、大会小会、公开发言、私人谈话中，揽回那些遗失在旧日子里的字词、语言和知识。让它们久别重逢，与自己的周身世界结成互文关系。李洱也承认：“当然，‘吊书袋’对我来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增加小说的互文性，以使站在话语的交汇点上，与多种知识展开对话。在我看来，这也是激活小说与世界的对话关系的一种手段。”应物兄则表示：“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什么都谈。此种情形有如诗中的某个韵脚，仿佛可以永远地周而复始，以至无穷” （62页）。应物兄的话，也许可以回答芸娘的问题——那些填充在芸娘式“时间的缝隙”里的未知物，不正是随时间吞吐流转、无尽无穷的语言吗？

　　除此之外，小说家还撷取每节的首字词作为该节的标题。这些破碎、不连贯、无意义的字眼，并不像通常的标题一样兢兢业业，能够精准地廓出章节大意。它们更像是人在记忆返还的瞬间，从半明半晦的过往中抓出的只言片语。它们是一些还来不及进化、表意，只用于标记故事节点的记号；就像是张大春所说的“第一块拼图”，负责替所有人去询问《应物兄》：这是什么啊？那后来呢？为什么呀？张大春说得好：“小说的本体论其实多么简单：它是一个词在时间中的奇遇。”李洱在小说章节标题上的别有用心，或许是为了引领读者找到这样一个逻辑、认可这样一个逻辑：在强权与愚昧毫不留情地将时间糟蹋之后，是语言暗中抚养了时间的遗腹子。语言了解时间的秘密，也藏着能够打开时间的钥匙。

　　应物兄曾批评师弟费鸣，指出费鸣话语中有着语言-存在相分离的现象，只因为应物兄始终对语言和文字保持着足够的尊重和敏感：

　　在强权与愚昧毫不留情地将时间糟蹋之后，是语言暗中抚养了时间的遗腹子

　　在很多个夜晚，我似乎也有这样的感受……词、物、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所有对文字有责任感的人，都会纠缠于这个关系，一生一世，永不停息。（434页）

　　哦，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这句诗涌出喉咙，跳上舌面。他感觉到它弹了起来，贴住了上腭。它还要上升，于是它暂时落了下去，把舌面作为一个跳板，纵身一跃，穿过上腭，穿过脑子里那些复杂而且混沌的物质，落到了他的最高处，也就是他的头顶。它还要上升，于是它浮了起来，在他的头顶盘旋。（126页）

　　语言并非一个上了锁的盒子，外面写着“禁止打开”。它装满时间的尘，空间的土，背靠历史记忆，埋藏着时代的秘密。比如，应小五为何会变成应物，应物又是如何进一步化身应物兄的呢？乔木先生的爱犬为什么会叫Moon？女主播那“韩式马尾”又是什么新奇玩意儿？济州大学校长葛道宏，素来不愿意说废话，竟然能“通过研究废话，成了一个著名的学者” （116页）？“雪桃”之“雪”本义何解？“觚”何解？“螽斯”又何解？济州大学的学术报告厅叫“巴别”，儒学研究院则名为“太和”，两个名称深意何在？ 应物兄在与华学明的前妻邵敏“重逢”之后，感叹不已。因为他忆起，这个女人在介绍状如上古神兽的汉字“法”时，目光曾如何认真稚嫩，充满对世界的探问。更厉害的，还是那位当代“子贡”。他遍及全球的安全套生意，竟和中国词牌名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程济世的回忆录和日记里，又还有多少怀想呢？程宅的岁月、仁德丸子的味道，和济哥清绝动人的叫声，究竟藏着怎样的魅力和秘密呢？程济世与双林二人，分别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开垦”；却就“如何面对晚清以后的中国历史”这个沉重的话题，展开交流。应物兄后来则不断回味，“又悲又喜”和“不悲不喜”这两种态度，在本质上有多大的差别？以及那个最难回答的问题：“传统”究竟是什么……

　　《应物兄》所处理的“语言”，不是指某种隐晦的私人方言，也不是极权年代强制要求的“普通话”。而是“一种政治态度，而且是价值立场、生活方式、情感状态，甚至是时空知觉，是其人参与设置的一整套设计各个方面的关系形式：与故国，与新朝，与官府，以至与城市，等等”。是那些在时光中凝固下来的行为符号和表意习惯，它们包含着人类对人-我关系，人-史关系的所有想象；也记录着时代激烈的呐喊，和低靡的哀吟。在众声口的“对质”下，完整交待出已逝韶光中的历史。在照相机发明以后，“怀旧”已不再是一场空口无凭的仪式。可那被定格住的栩栩如生的画面，虽然带回了陈旧的凝视，却无力找回古老的想象。因此，《应物兄》试图透露给读者：语言并不是一个呆板的“字面”，它是时代的发型与表情，也是时代的处境和命运。时易境迁，意义随改，在《应物兄》里，等待被寻回的，又何止时间和语言呢？

　　词与物的关系，似乎从来没有如此透明：词就是物，物就是词。而同时，在词与物的关系中，又涉及所有领域：人的，动物的；自然科学的，历史科学的；地球的，外太空的。所有这些知识，这些领域，从鸡毛蒜皮到浩瀚的星空，它们共同被纳入一种规范，一种秩序，一种气。呜呼！气者，天地冲和之气者，何哉？太和也。（911页）

　　《应物兄》的追寻步子，从程家大院，到仁德路，再到济哥……这每一样被空间掩藏、随时间颓败的物与事，都可看作时间和语言的变体。它们虽隐去踪迹，却暗中等候自身的意义延时生效，等待一份全新的注解。就像千年的骨笛，仍然期许一个有缘人来将它吹响，将历史的魂魄召回。语言这把钥匙，纵然纹路深深、沟壑纵横，却依旧牢记古老的记忆和智慧；只要找对法子，轻轻一扭，就能转动传统的锁眼。正如文德能所说：“在个人经验和已被言说的传统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阐释的空间，它召唤着你来‘阐幽’，把它打开，再打开”（879页）。但可以惋惜却不可避免的是，“一代人正在撤离现场”（907页）。物理学家双林、希腊哲学研究者何为，还有应物兄所敬爱的芸娘和更早死去的文德能，分别是不同时代中精神和伦理的守护人。但如今，他们连同他们身上的语言和文化，一齐陨落在时间当中。至于那些活着的人呢？作为作家而非叙事人的李洱说：“应物兄们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了。”

　　在“欲令智昏”的后现代，古老的汉语命运如何？这正是《应物兄》的寓意所在

三、我们时代的寓言

正如赵汀阳所说，我们的现时代“乃是技术图景之世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比任何一个时代要多，但我们丢失的东西也不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少”。在“欲令智昏”的后现代，古老的汉语命运如何？这正是《应物兄》的寓意所在。《应物兄》实则是我们时代的寓言；尽管小说面无表情，情节疲乏，其中的意象却充满神秘意味：七窍出血的怪事；同胞而生的黑猫；七颗肾的男人和进行阴道整容的女人；副省长栾庭玉久久不孕的妻子豆花，出人意料地大了肚子，又神秘地现身山洞，最终流产而死；还有到了小说结尾，那早早死去的文德能，以及他无言的“Thirdxelf”和逗号，依旧没有得到解释……这一切，都为小说里的世界打上“不真实”的标签，染了形而上的晦暗。但先不论这些奇怪、荒诞，充满“启示录”意味的人、物、情、事，小说家李洱趁人不备以一记左勾拳打出的反讽，又一记右勾拳打出的幽默，已经使小说呈现出一个完整的寓言景观。《应物兄》是不同于龟兔赛跑，守株待兔等“儿童寓言”的“成人寓言”。无论是失落的程家大院还是仁德路，都寓指过去和现在的每一个成人时代，以及那些在历史中轮回出现的导师消逝、体制失衡、语言失范、话语暴力、集体失忆……《应物兄》使我们都站在应物兄的位置，站在“词与物的交界”（911页），并在上面危险地滑动；看一群汉语母语者怎样“玩火自焚”，又将如何悬崖勒马。

　　《应物兄》始于太和儒学研究院的创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故事原点，但李洱却排演出一幕幕令人咋舌的画面：在学院内，被市场经济思维冲昏头脑的大学官员（比如济州大学校长葛道宏）、教授（比如自称“儒学新手”的吴镇）们，纷纷追名逐利、机关算尽。儒学“下海”供金钱和权势的想象力摆玩，在应物兄心中具有神圣地位的太和研究院，正被知识分子市场派一步步打造成“太和夜总会”。齐格蒙·鲍曼道出了其中的实质：“有时它们碰巧很深奥，但为了在公众视线下游戏，它们总得逗人高兴，至少出现一次轰动效应——具有‘娱乐价值’——以便它们能够吸引公众注意，哪怕只有短短一会儿。”在学院外，则还有身体里埋着七颗肾，并随时紧跟两个“移动肾源”的“七星上将”黄兴；和谐坐拥双胞胎美女的商人雷山巴；“助跑”进入无数中西女人身体的留学生卡尔文；婚内出轨的副省长栾庭玉……这些接受过知识熏陶、语言滋养的人，到头来，却轻慢时间，苛待语言；联合“伪太和”——太和投资集团——预备将太和研究院包装为商品出售。正如应物兄不无忧心地嘲讽：“在1980年代学术是个梦想，在1990年代学术是个事业，到了21世纪学术就是个饭碗”（196页）。

　　当代“子贡”，和他那些名为念奴娇、后庭花、摸鱼儿、点绛唇、醉花阴、鹊桥仙、虞美人、一斛珠、蝶恋花的安全套，张牙舞爪地捆绑上中国词牌名，并在世界各个角落出售布满润滑油的中国古典文化，还预备研发有“儒学背景”的安全套。在国内，书法艺术和行为艺术一手抓的佛学修炼者释延安，把画笔绑在“那话儿”上作国画、写书法。善于溜须拍马的省长秘书邓林，则是“学以致用”的好手。他搬来枣、蛾翅等古典意象哄省长母亲排便，他的官途则随之蒸蒸日上。太和研究院新院长吴镇，使尽各种手段，只为促成太和研究院投资化、太和投资集团全球化，并声称自己的成功全是倚仗“三家归晋”的古典智慧。应物兄的女徒弟易艺艺与程济世的儿子程刚笃，也亲自上阵表演“行为艺术”。这两人血气方刚，在假冒伪劣的“原始”山洞里无度纵欲。但这山洞顶多能算半个“原始”，它早已被独具商业眼光的企业家挑中，并大改特改了一番：“为了突出它的原始洞穴性质，除了保留那些贝壳，铁梳子甚至找人在石壁上画上了壁画，它模仿的是古老的岩画：造型简单的牛和马，以及男根和女阴。……直到它能够直观地给人一种史前的感觉”（784页）。就连破败的山洞也命途多舛，逃不出为市场经济享乐主义肆意打扮的噩运。人也天真地以为，一次颤抖，就跟原始文化沟通了。易艺艺还“别出心裁”地对古语“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进行新解，译为“用力过猛牛X，肾虚手抖傻X” （853页），并得意于这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联合诠释。

　　《应物兄》痛心地将真相揭示出来：时间和语言互为机密，唇齿相连，一损俱损。如果谁妄想战胜时间，他将同时失去语言的活泼与真实

　　一切都让应物兄大为光火：“两千多年来，从来没有人敢说出这样的话。你们真是什么都敢说”（112页）。还能逃避吗？有人早已指出：“因为我们的思想愚不可及，所以语言也变得越来越丑陋和不准确；语言的败坏，使我们产生了愚蠢的思想——这个过程是可逆的。”这群一边说着“母语之美，岂能忘之”（460页），又一边将汉语先奸后弃的人，使我们不寒而栗。这些人比应物兄更善于“应物象形”，毫不费力就能给汉语套上各种稀奇古怪的穿搭。在网络中，他们疯狂地喊着“浮云”、“给力”，然后进行无尽地重复，比如“我跟”、“我顶”、“最右”——他们操纵着最丰富的词汇量，却只获得最贫乏的表现力。对这群“重复症患者”的形容，与其说是“应物”，毋宁说是“鹦鹉”。对此，吴亮有更绝妙的命名：“满腹新词后现代鹦鹉”。在思想上，他们则只要“现在”，不要“过去”，不要“未来”，尽情挥霍和及时行乐是最大的人生主题。

　　语言的败坏，还不是唯一的凶兆。伴随着建好又拆、拆掉重建、建是为拆的现代工程，先辈们曾生活的地方早已面目全非——“空间也病了”（986页），并被诊断为“无法痊愈，因为它患的是时间的病症”（987页）。知识导师死去，灵魂侏儒却长生不老，只因后者手握“半永久”的独家秘籍，电台播音员朗月的“韩式”马尾不正是这么回事吗？更常见的还属人工的面孔，重装的躯体；更不可思议的事情，也在《应物兄》里发生了：连生殖器和阴道均可实施整容手术。时间，就这样被改造为福尔马林中的标本，永不凋谢的塑料花。《应物兄》痛心地将真相揭示出来：时间和语言互为机密，唇齿相连，一损俱损。如果谁妄想战胜时间，他将同时失去语言的活泼与真实。

　　与上述一切人等相反，旅居美国的儒学大师程济世一心落叶归根。这位可亲可敬的一代大师成长于传统文化，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礼；他此番回国之行，正昭示着从西方文明到中华文明的“回归”。程氏主张将儒学研究院安置于程宅内，也意味着个人从“现代性”新居向传统旧址的“回迁”。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劳民伤财之后，精心筹备的“搬迁”，不过是无用功。在各学科知识跨界联合、严格把关的情况下，万众瞩目的太和研究院不日将在错误的位置破土动工。那个“假旧址”，自然无力承载几代知识分子回复传统、兴盛儒学的寄托，“太和”、“寻根”不过是黄粱一梦。真正能发出“历史回声”的济哥，它的鸣叫虽然还未变成绝唱，但它们已经拒绝为现时代婉转歌喉。那条通向程家大院的唯一的小道——仁德路，逃过所有现代智慧和先进技术的捕捉，避开“仁德路寻找工作小组”的地毯式搜寻，冷冰冰地宣布：“ 仁德”已经难寻难获。

　　唯一算得上安慰的是，应物兄在偶然的情况下，找到了程家大院。它委身于两家装饰极尽奢华的金融银行之间，在狭窄的通道中“偷他一片天” （1024页）。更令人惊喜的是，应物兄寻到了“灯儿”。程济世口中那个会拉二胡的“灯儿”，她不仅没死，还始终守着真正的程家故宅。灯儿和程宅，以及程宅内同样上了年纪的老虎窗、木地板和老式的铸铜门把手，始终在一起。而那让程济世念念不忘的仁德丸子，让太和投资集团遍寻不得的军马场和仁德路，也都没有消失。灯儿，依旧照亮着程宅所有的旧时光和新鲜事。只是……大院的一切却像灯火似的易灭，灯儿已到风烛残年之际，那些由灯儿喂养长大的、被何为教授钟爱的黑猫们，也在一代又一代的繁衍过程中，皮毛愈白，渐渐“没墨了”。

　　《应物兄》并不试图遮掩它渴望寻找一个“乌托邦”的意图。“太和”，不就是这零售理性，贩卖疯狂的碎片式现代社会，对于“同气”，“和谐”乌托邦的美好想象与期待么？乌托邦可以指将来，也可以指过去。应物兄曾表示：从孔子到孟子、朱熹、顾炎武再到程济世，这之间，有一种不断中断的关联性。所以正牌叙事人才出面，委托程济世、双林等人来回答应物兄的疑问。关于“传统”，《应物兄》认为：“中国社会的明天，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卡尔·马克思说，一切已死的先人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人们的头脑。诚哉斯言。明天来临，昨天仍然不会结束” （217页）。“传统”，对研究物理学的双林来说，也是一个“终极语汇”：他始终保持着读故事、用毛笔写字、用算盘、用古体诗通信的习惯。应物兄对此曾深有感慨：“他们文言古律式的交往，好像是要在现代的语法结构之外，用古代知识分子的语式和礼仪，重构一个超然而又传统的世界。他们的古诗，与其说是一种文类，不如说是一种道德理想，其中涌动着缅怀和仁慈” （824页）。

　　传统，或许就像程家大院；流散于流年之潦倒，绝迹于语言之颓败。“筹建小组”、“寻找小组”那样的精心计测和历史化考量，不过是一次现代版的刻舟求剑罢了。而换个思路，走过那狭窄通道，穿越乱哄哄的棚户区，程家大院就近在眼前。应物兄后来发现，那货真价实的程宅，离他们的济州大学不过一百多米。它只是乔装打扮了一番，甚至眼角的纹路，眉梢的笑，都未曾大换脸；它一直与时间和平共处，幸免于现代科学、医学、精密仪器下的“整容”——那种将事物改造成非时间性存在的后现代娱乐。或许正是在此基础之上，程济世才提醒应物兄“换韵”的道理：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人，不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人，也不是儒家意义上的传统的中国人。孔子此时站在你面前，你也认不出他。传统一直在变化，每个变化都是一次断裂，都是一次暂时的终结。传统的变化、断裂，如同诗歌的换韵。任何一首长诗，都需要不断换韵，两句一换，四句一换，六句一换。换韵就是暂时断裂，然后重新开始。换韵之后，它还会再次转成原韵，回到它的连续性，然后再次换韵，并最终形成历史的韵律。正是因为不停地换韵、换韵、换韵，诗歌才有了错落有致的风韵。每个中国人，都处于这种断裂和连续的历史韵律之中。（331页）

　　“换韵”，就是芸娘所说的“需要起新的名字”，就是“应物”。所谓“应物”，既是“以物为兄，敬畏万物”（175页），“应物而无累于物”（261页），也是“虚己应物，恕而后行”（872页），更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673页）。在某种程度上，“换韵”和“应物”，正是雷山巴那对基本区分不出的女主人，那对姊妹花。悲观确实不是小说家李洱常有的，在许多访谈中，他都表达过对应物兄们的信心：“我对他们抱有信心。在社会转型时刻，他们的存在，意义非凡。正是因为他们，你可以对未来投上信任的一票。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只要我们用善意的眼睛去看，就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哦，“我们的应物兄”或许还缺少些勇气。当时间年迈破漏，当语言卡入时间之缝，他还不能像诗人赵野那样，勇敢地立誓：

　　记忆弯曲，长长的隧道后

　　故国有另一个早晨

　　如果一切未走向毁灭，我想

　　我就要重塑传统和山河

　　（赵野：《霾中风景》）

　　面对时下这个“半永久”的赝品时代，和脆弱易死的时间、枯燥丑陋的语言，应物兄选择躲进记忆，寻找传统的来路；渴望能打开现在和过去之间那属于语言的通道，并暗自期待“一砖一石重新聚拢，楼道盘旋着向上延伸，门窗和阳台各就各位，核桃树再次挂上青果，爬墙虎重新在水泥墙面上蔓延，土褐色的原始生物一般的壁虎又悄悄地栖息在爬墙虎那暗红的枝条上，并张开嘴巴等待着蚊子飞过。当然，与此同时，文德能重返青春，文德斯重返童年，用沙子擦拭奶锅的阿姨重新回到素净的中年，而所有的朋友突然间又风华正茂”（892页）。挽住光景，一切重返时间的起点、文化的童年， “ 以退为进”就是应小五的应物之道罢。

　　在某种程度上，“换韵”和“应物”，正是雷山巴那对基本区分不出的女主人，那对姊妹花

　　? 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第180页。下文凡引用《应物兄》一书原文不再注明出处，只在引文后的括号中标注相应页码。

　　? 吴亮：《时间之妖——对城市生活的文学沉思(一)》，《文艺评论》1987年第1期。

　　? 对此，王鸿生先生有极为精辟的描述：“《应物兄》需要一个特别的叙述人，这个叙述人就是应物兄。作为叙述人的应物兄之所以显得特别，主要是因为：它既是作品里的一个人物，也是作者化入作品人物的‘分身’之一；它既是一个非主人公的主人公，又是一个创造了隐含作者的作者；虽然小说的一切描写、对话、事件，或见或闻，或印象或记忆，或思索或感觉，都严格出自应物兄‘在场’的有限视角，但这个叙述人却又具备在有限与无限之间收视返听的能力。既然叙事时空是临界的，叙述人在逻辑上必然也是临界的。一个临界的叙述人，只能是半个‘局外人’，一脚门内，一脚门外，它必须学会在门槛上生存。此之奇谬，盖因讲述世道人心，只有临界者才能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于是，仿佛游走在时间与空间、梦境与现实、已知与未知相互接引的界面上，它（他）边讲边看，边听边想，从而获得了一种‘究天人，通古今’的超越性的自由。”（王鸿生：《<应物兄>：临界叙述及风及门及物事心事之关系》，《收获·长篇小说专号》2018年冬卷）本文的论述有相当程度上建基于王先生已有的观察。

　　? 邵部：《仿佛同时踏入了几条河流——李洱〈应物兄〉读札》，《收获·长篇小说专号》2018年冬卷。

　　? 陈晓明：《历史颓败的寓言——当代小说中“后历史主义”意向》，《钟山》，1991年第3期。

　　? 陈晓明：《历史颓败的寓言——当代小说中“后历史主义”意向》，《钟山》，1991年第3期。

　　? 陈晓明：《历史颓败的寓言——当代小说中“后历史主义”意向》，《钟山》，1991年第3期。

　　? [美]罗森斯托克-胡絮：《越界的现代精神》，徐卫翔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85-186页。

　　? [美]理查德·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徐文瑞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73页。

　　? 李洱：《问答录》，上海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207-208页。

　　? 张大春：《小说稗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 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4页。

　　? 张瑾华：《“应物兄们”已经深深卷入全球化进程》，《钱江晚报》，A0008版，2019年3月3日。

　　? 赵汀阳：《四种分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页。

　　? 于“成人寓言”与“儿童寓言”的相关论述，可参考张清华《镜与灯：寓言与写真——当代小说的叙事美学研究之一》一文，刊于《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 [英]齐格蒙·鲍曼：《生活在碎片之中——论后现代的道德》，郁建兴译，学林出版社，2002年，第276页。

　　? 姚鼐，考古学家，是《应物兄》中的济州大学四大导师之一。他拥有一个家族世代传承的尿壶，曾感叹：“一泡尿，就跟夏文化沟通了。”

　　? 吴子林：《“奥威尔问题”——汉语文学之语言问题的断想》，《小说评论》2013年第6期。

　　? 吴亮：《我的罗陀斯：上海七十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 李煦：《你的身边有无“应物兄”》，《长江日报》，第26版，2019年1月29日。

　　? 此处所用“赝品时代”一词，乃是源于批评家吴亮《赝品时代的写作》一文，刊于《文汇报》，2013年4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