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封，维克多·普里切特致伊丽莎白·鲍温
发自威洛克这十天中没有干什么重要的事情，都在休息。所谓休闲的日子，就是能够躺在浴缸里悠悠地遐想——无益的空想呀、激烈的反论呀、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呀，都会像无形的风直接吹入自己的心坎。这样倒是感觉到人生是活生生的。那人生也不是绝对的，只是出生时被取了姓名那人的人生，犹如一个夏季迈着蹒跚脚步的软弱女子那样的人生。睁开这休憩的眼睛，向您望去，我那令人厌烦的手腕犹如依靠在您那温暖的手上，身姿恰到好处，这样的身姿实际上只是呈现一个一个片断。随着年龄增长和岁月消逝，已经有这样的感觉：足腕软弱、运动乏力，老是伸懒腰，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而开口后却没完没了。因为要待人诚恳，所以就要把凡是我们自己确实知道的事情、各种各样的东西一股脑儿倾泻出来——我难以抗拒这样的情绪。所以落笔的时候，什么都能写。假如是个具有想象力的作家，他就要调整处在人生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自身平衡，总之，这需要发挥想象力的效用，对于每个人来说，这样休息日是何等重要的时间？或者也可以说是每天都有必要消磨的时间？于是，休息日在某种程度上推动着我们向前走去。
……
那天下了雨，那白色入口的屋檐犹如一条涂了白色圆柱形的轨道。停车场的车群、断断续续的淅雨吹进出售冰淇淋帐篷的冷飕飕的风，和贩卖宣传、大声吆喝扩音器喇叭的声响融在一起，所有东西上都漂浮动物身上那种浓厚的气味，还有被雨淋湿了青草散发出的那股酸味。在英国，绿色草坪最后承担了所有的东西，那上面有结婚仪式上了年纪绅士穿着礼服那种白色的——奶白色的牛，像王族那样脚下发出很大声响走路的强壮的牛；鸟巢中有随风而变的鸟，那是一种拍动自己翅膀朝着相反方向飞去的奇妙的小鸟，这些鸟都对人怒目相视，像是喝了酒一样。也许真喝过酒。那里真的什么都有，让人心情开朗起来，因为自己头脑开始描绘起来所看到的东西，我的头脑就塞满了看到的东西，人生中又多塞进了一些东西，眼睛注视着那些令人羡慕的雕像，思考起映入眼帘的事物。思考什么？在家畜后面，跟随很多人，有穿翻边裤的、有穿白色外套的，还有穿雨衣的，都是忙乱的农家家族——人群、大众、社会。
当然，我的心也开始思考这些人流的群体，比如，下午五点造船厂大门吐出大批黄色面孔的人群；拖着沉重脚步走在牛津大街上的人们；踩着跑狗（greyhound）的足迹的人群；更不吉利的是新闻记者笔下的群体——饥馑威胁下的两千万印度人；鄙视印度人的中国人；在纽约抗议示威的犹太人群体；在西班牙、苏联、巴勒斯坦、印度的俘虏集中营中的令人恐惧的群体、为饥饿、溺水、战争所杀戮的群体，等等，我们能够想象的一群殉教者和牺牲者。我们犹如站在难以相信的、无感觉的沉闷无言的群体的偶像前，我是作为不能冻结信仰的外来者站在这里。虽然我想写的是外部的群体，但也包括我自己，我被这些群众麻痹了。我一直讨厌因没有固定形态而不能分辨的东西。作为一个面对着群众,驱动想象力的作家，面对意味着整个世界的这一社会，就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与这个社会是由什么联系着？”——对这一问题，我很迷茫。不是因为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不能准备好一两个巧妙的问答，而是因为我发现：可以明显看到自己的观点和自己实践行为不一致。英国人的伪善是很自然的事情,和英国的风土需要烈酒一样，也需要伪善，观点不鲜明但具有刺激性。可是,诉说要善待这些群众，大声呼吁参与我们这个时代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是作家苦恼的义务。而那以后，我坐在椅子上却写起一点也不留下与这样行动相干痕迹的小说或故事。假设我被要求叙说自己的说教，我会不假思索地向前踏出两步，经过深思后再踏出一步。被他人要求这么做，我就会很惊奇。关于这种要求，我到底能写些什么？于是，要踏入写些“调侃话”这一陈腐的领域，这对于现实中的我，并不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对这种企图侵入我本性的卑劣尝试，我很愤慨。这种“调侃”，是一个人发出的、有依据的话语，呵呵，会被引入高水平对话中去了。所有的驱使想象力的作家，都是生活在帝国主义扩张的领土上？那样的话，会让他的知识和接受能力超过了天赋的限度，我想自己也会这样，因为我也不是唯一这样的作家。在公众生活中，作家自己是把这种人作为某种愚蠢的人。在几个星期前，有人问我：驱使想象力的作家是以怎样的态度“向我们时代挑战的”？（难道我能替代自己以外某个人作出回答？）这种激情，让我陷于混乱。
编者按：普里切特作为作家的思考状态，他对于外部世界的感受方式：书信和日记的很像，很多都是面对着熟悉的人发出一些内心的感慨，在外人看来未必懂得，但对于本人来说会使用一种自己非常熟悉，舒服，类似于自言自语的口气，写出来的东西几乎没有任何外衣，但正是因为太靠近内心而意义反倒模糊不清，这就是他的思维方式，偏重感受性，内心难以忍受世俗生活中蝇营狗苟的虚伪规则，最终提出的核心问题——写作是需要向时代挑战的。
第二封，维克多·普里切特致伊丽莎白·鲍温
于威尔修普尔在我们这个革命的时代，不存在驱使想象力来创作的必要条件，同时我还要否定1930年代有人提出的观点：为了创造这种适当的条件，必须发明一种相应的工具。那以后，这样的条件不仅不具备，而且还在渐渐恶化。但是，我今天看到这样的报道，德国占领期间的法国，人们写作修辞技巧有了特别的进步，让我想起法国占领西班牙时，戈雅也没有停止他的绘画创作。在苏联，我叙述的事情不时发生，即可以看到那里散文经历了长时期的衰退。可是，更正确地说，俄国小说经历了伟大时代之后，逐渐衰微趋势在1917年之前很早就开始了。已经有人谈起我们必然会被归属于政治的党徒。有时，把我们组织成具有信仰的党徒，要比统治我们更加容易。但是党派性会导致了创作的贫弱，1930年代给我们的教训，那时以为作家只要还具有对党派忠诚——神圣的本能，就能得到了挽救。
我对在这样的信中自己叙说“我为何写作？”这事情本身，基本上是抱有疑问的。早些时候，我曾写过一个关于医院放射科的故事。最近还收到一位护士的来信，褒扬我在这个故事暴露了医院生活和护士职业中一个明显的恶行。她表扬我为公众事业做了好事。迄今为止，我的作品经常遭到批判，写一些没有价值的人物，“没有价值”——这是作家遇到的针对讲故事的愚蠢的评论。当然，勃朗特姐妹那样杰出的女性遇到这样的指责，会奋起反击。——因此，这来自护士唐突的赞辞，让我感到惊奇。当然我被称为改革、对公众做了有益的事情，让我很高兴。这是我中年的一个遭遇。我发现自己犹如放在故乡镇上用花岗岩做成的石桶里的人，像是跻身于查理·狄更斯、查理·李德、托马斯·哈代等人身边。似乎除了简·奥斯汀之外，所有的英国作家都在我的身边。可我为自己没有资格跻身于这一特别的行列感到惴惴不安。虽然那个给我写信的护士没有搞错，我确实揭露了恶行。但是在写那文字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这一点。现在想起来，整个工作都是出自我良心：选择最好的措辞、选择最能表现我想象力的形式和修辞。我写的这个故事的第二段还犯了愚蠢的文法错误，这错误至今还给与我很大的痛苦。要说在这文章里我倾泻了怎样的社会热情的话，其实那只是发散了一些我个人的情感罢了。我厌恶国家或者巨大的体制把我席卷进去的做法，就像讨厌那种公共厕所马桶边贴上的瓷砖或者涂上光亮的清漆那样。当我领取退休金的时候，无论何时，还总厌恶略有自我满足的、自以为投入了小小的杀菌剂那种阴郁、冷酷的声音。我祈祷自己不要死在邮局里，不时有这样的担心。所有的这些个人的特殊性格，都是与我少年期先后就学过许多小学有关。那个时代，我上学的小学里的房屋，多与法院的建筑物相似，都是显得卑贱、荒凉又单调。某些作品是我根据自身体验，把留在其中的这些能发挥想象力的残渣挖掘出来写成的。所以，我无目的的写作，被说成出色的宣传是何等的奇妙？甚至还能从中引出什么教训？显然作品一离开作家的手，就开始显示它独自的生命活力。
叙说这件事情，绕了一大个圈子，让我回到开头的问题上来吧！——“为何写作？”我不是为了读者、为他人和社会写作，我为自己获得愉悦而写作。我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自我的卓越性，当然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这样的追求。假如谁都不读我的作品，我还写作吗？大概不会再写了。但是，写作的欲望还会在脑中盘旋。
当谈到作家某种精神史时，我们会发现，在他们一生某一时点、会有某种程度的断裂。在这个时点，他会与周围的人告别，发现有必要与自己对话，而不是与周围的他人。于是，作家开始独白。我想会让作家们最感到混乱、也最感到满足的，是波特莱尔诗中的“祝福”一词。《恶之花》诗篇首卷最多出现的是对这诗的注解：写作成了一种纯真行为，孤独地自白，是奇妙的愉悦之一种。还有，就是让他人默默地发出声音向自己诉说。我们不能把握这些到底是讽刺，还是抒发彼此亲近的情感。这两种混杂在一起的情感，促成了波特莱尔吟诵出那诗句——“伪善的读者啊，我的同胞！我的兄弟！”就是这样，社会是通过作家表达自我被描绘出来的，假如作家品质优秀的话，他那电话线传来的调子就响起清澄的声音……
编者按：本段维克多写到他所认为如何的现实能够对作家造成较大的影响。以及，对于为何写作的回答，是为了自己的快乐而写作，很明显，自我与现实的摩擦带来思考，继而让人有写作的欲望，自我在某一个时刻进入一种深邃的状态，丰富的内心语汇让他感觉似乎不再有与人交流的必要，这种近乎自闭而富有创造力的状态是写作的开始，他的灵感源泉在于活生生的记忆，也可以说是饱含情感的回忆。
第三封，伊丽莎白·鲍温致维克多·普里切特
于鲍艾 寓所我是怎么考虑的呢？关于艺术家、或者是驱使想象力的作家，还有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我是怎么考虑的呢？对今天时代的挑战，他们所作的反应，我是怎么认识的？是这些问题吧！这些大概还是应该我们一起讨论吧！当圈子外的人、不是作家的人向我提出这问题时，我并不认为自己知道这个问题的含义，或者说我虽然知道这个问题必然是有某种含义，可是让我说出来几乎所有的回答，对我来说几乎完全是没有意义的，总之，不是大话，就是隐语。这样的询问，若是圈子外的人提出，会让我成为骗子，于是，我对这样的询问感到愤慨。我内心想这么说——“希望你不要对我提出任何询问，那样我就不会对你说任何大话。”
……
其实，与您现实人生中和什么样人们保持密切关系相比,与故事中人物的关系更密切。让读故事的人感到魅力的正是这种亲密的、具有力量的理想关系。读者们期待的是超越这种关系的、乃至涉及他们自身的内容。用他们的说法就是作为一个整体扩大到了社会全体。
实际的情况，您给与的是一种指示。您写作时给与的就是这种指示。那还只是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大概也是重要的。艺术也得凭借形式来表达，也许您也忘了人生中形式的重要性。那是您，还有我都仅仅围绕不写作的时候人生中未停止的故事转的缘故。但是，读者、大众、公众冲着故事而来，即使他们本质上是追求这种形式，对于我们来说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关于相识可能性的联想，不仅充满魅力，而且也是健全的。无形式，也就缺乏意义，缺乏方向，几乎成了人的恶梦，假如人们能开始清醒地思考的话。当然，所有的思考都掺和情绪的色彩。有掺和很多的场合，也有掺和得比较少的场合。能够进行与自己无关的思考——纯粹的思考的人是很少的。普通的思想家也不就是只想描绘自己身边的某些类型吗？或者想进而发现自己所在场景中主要类型，把它表现出来。对个人来说，也许自己的人生是无意义的；从整体来看，也许仅仅是一系列偶发的事件，而且对自己的死亡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结果难以接受。但是，即使艺术也只是一时的东西，为了读者（对于听音乐的人、欣赏绘画的人也一样），就对自己这无意义的想法建立了一个防御物——或者说这更加重要，也可以说是发出警告的一个宣言。艺术的任意性正是带来了奇妙的平安。您、我写故事，对虚构的人生赋予一种形式是事实，可是，那都是我们亲近的事物，而且也是能够认知的事物。我们把它们赋予了能充分见到的现实的人生形态。这故事中无论哪个人物都能看到的行为或者言语都具有各自意义（这样的意义，对于您和我来说都是必需的），再说，因为他们意味着故事的整体方向——这方向也许不是悲剧的方向。就连在空白中收尾的故事、仅仅被批评或被指出其无益性的故事中，无论男女，对于他们卷入的无益性来说，也做了或过大、或过好的暗示。就连无益性的客观化的工作，也赋予了某种意义。
还有，对形式的要求，我们都希望是超越个人的、或群体共同的形式。我想，群体和社会差异是由一种形态表现的。是的，我看到了，您是这么说的：“我们所说的‘社会’其实就是‘人们’的上位概念，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聚集起来的群体。总之，这是指创造同一个未来的人们所结成的群体。”
把形式、关系、方向性连接起来就是人，我说没有超越这连接的事物了，假如你想超越的话。也许可以感觉到最近艺术家受到追捧、注视，有时甚至被簇拥，因为他们被看作赋予形式的人，是方向性的阐释者。这样的时点，假设在这个时代，在这个社会实际存在的话，那么在意识上，是具有权威的、明确的，被实体化了，我想，那么艺术家需要比现在更加被人们无视，那就更加健康地站在自己的立场上。现在不还是有这样的感觉，怀疑自己和社会是否有关系？问自己应该有这种关系吗？不仅如此，内心还暗暗默认被要求为了处在这种关系中而去创建社会，或者只要还对所谓社会这种形态赋予自己的感情，就被要求把人们放置在社会感觉之中。他从自己写的作品中来看，想知道这个极端的秘密——其实，他应该从所有的社会状况来探索。
……
关于自己的人生，我遇到所有事情，都是随遇而安，是怠惰的。
编者按：伊丽莎白认为普里切特是为了一个理想世界在写作，这种比现实生活中更亲密明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作家应该积极保持与社会的联系，不正常的人际关系是刺激写作的开始，相比于普里切特有方向性的写作，伊丽莎白认为自己是随遇而安的。
第四封，格雷厄姆·格林致伊丽莎白·鲍温
收到您的来信时，我正在读盖斯凯尔夫人的《夏洛特·勃朗蒂》。勃朗蒂信中的一段文字浮现在我的心头。它确切地表达了我的观点，我想，也表达了您的观点：“《维莱特》（Villette）这作品没有触及公众所关心的事情。我不能处理当今话题的作品，即使有这样打算也徒劳。我不能够为了道德写那样的作品。虽然博爱是大事，可是我不能制定博爱主义的写作计划。”普里切特也赞同这样的观点吧！不用说，夏洛特·勃朗蒂所处的时代，对公共的关心，确实与私人生活远远地分离。作品不那么对公共生活涂抹色彩。对我们来说，无论怎样有意识地不去关心，那样东西还是通过我们故事的裂缝细微地表现出来，就如钻出水泥地缝隙长出来的杂草那样。我们创作的人物都不得不赚取生活费，不这样的话，从社会意义来考虑、称呼的话，这样的人可以被看作不劳而获者。前几天在校对书稿时，不得不重读1930年代初自己写的几个旧故事。在那故事中已经可以看到染上了时代的色彩，这是我当时没有意识到的。“艺术家与社会的关系”——这恐怕是个暧昧的问题。而且我遭遇这个问题时，和您一样感到困惑和愤慨。
虽然如此，我还是为他不在我们这圈子里感到喜悦，他的来信，认为我一向是对沉湎于公共事务的艺术家抱有偏见的人，这判断是正确的。他的来信，还有和他一起署名的人的来信，一直是或基于错误的信息，或出于天真对我产生误解。他的信，总是优先对那些往可怜的人的脖子套上绳索的、帮助专制力量的牺牲品，发出极其多的叹息。他只是通过印刷物、与好友的交往来安慰自己的良心，他的信，结果最后都不能如愿以偿。我们和他保持距离是件高兴的事情。当然他还是会评论我们的事情。
普里切特提出了关于社会的定义——“为了某种目的聚集起来的群体。总之，这是指创造同一个未来的人们所结成的群体。”你对此没有提出替代的定义。我们都接受这个定义。当然尽管这么说，我对这个定义并非完全满意。如果说我们无论谁也都不想如何去创建一个专制的未来，而是想由未来创建我们。我们各自被规定各种各样的死亡，像牧羊犬那样统治我们的行动，从而，我们不需任何劳苦就能够通过那扇通往死亡的门。“为了某种目的聚集起来的想要创造未来的人们”——不用说，斯维巴恩（Algernon Charles Swinnbume）在《诺伊迪》（Noydes）中运用这句话正确记叙了法国大革命中倒霉的囚徒。他们赤身裸体地两人一组被投入洛瓦尔河中，然而，我不认为，普里切特内心有意识地记住了这事件。
要对艺术家下定义远比这要困难。几乎所有的场合，对艺术家的定义都随时间发生变异。由于这种讨论的目的，应该以小说家为例，大多仅仅以自己那样小说家为例，因为很明显，无论怎样的评价，H.G.威尔斯总是和弗吉尼亚·伍尔芙不一样的作家。
要说艺术家，涉及的范围太广了。凡高、伯克（Edmund Burke）、亨利·詹姆斯、叶芝，还有贝多芬都可以列入，要下普遍适用定义是不可能的。当一个人在社会上以教师身份出现，他就对所教的弟子负有义务和责任。不管他是小说家、政治家，还是哲学家，所以我想教师要从这定义中剔除。最终我们大家还是要回归到利己的“我”中去。我们不能隐藏在伟大的故者的背后。我的观点：社会对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只要干脆地回报什么。
……
我想说：什么义务也没有。可是，小说家要负的义务至少有两个——一是诉说自己见到的真实，二是不从国家那里获取任何特权。
“诉说真实”这句话中，我是指并不隐含任何华丽的想法，也不等于什么都要暴露出来的意思。所谓“真理”，我认为就是意味着正确的事物。这一般指文字的表达。比如“站在无底的海湾上”、“想往下走去”、“钻进出租车”等等，这样的话因为并不是陈述真理，所以说这些套话并不是我们对社会履行的义务。我创作的人物既不能脸色铁青，也不能像树叶那样随风颤抖。上面这几个句子，都是平庸的套话，并不就是真实。这不仅是艺术的良心问题，也是社会的良心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大众小说对大众思考产生的影响。当这样的句子无批判地流入心田时，无论何时它们都让思考的源流蒙上了乌云。
另一个是不接受特权的义务，同样很重要。国家表示的亲切、对艺术的关心，比国家对艺术不关心还要危险。我们已经看到，战争时期一直有提出要把艺术家作为特别阶级来处理的提案。但是人民在艰苦中度过六年之后，艺术家需要大众付出牺牲来保护、获得安全、心宽体胖地和其他人一样了结一生也太伟大了吧？作为回报，人民对他们有什么要求呢？
……
把文学作为某种目的、作为教化的手段的人们，是在教会中起主导作用的人。也许这个目的具有最高的价值、高于文学的价值。但是，那是属于与文学相异的世界，文学与教化没有一点关系。这样也并不是说我认为文学是不具有教化的东西。文学表达的是个人的道德，个人的道德与他所属的群体很少是完全一致的。诸位还记得勃朗宁（Robert Browning）的象棋中马斜跳的棋盘的白色和黑色的方格子吗？作为小说家的我，虽然被允许在白色的格子内写作，也允许在黑色的格子内写作，我对这样处境还是抱有疑惑，甚至否定，但是，即使不允许自我表达，还是可以说我们总是比列宁格勒的群体更加自由吧？
属于天主教的小说家（我想说的天主教教徒的小说家）都把纽曼看作后援者，没有比纽曼更能精巧地理解他们的问题，或者说没有比纽曼更能保护受到虔诚教徒攻击的人了（这种虔诚是宗教病态导致的）。援引一段有关的文章吧！这段文字中实际包含了不止我一个人所涉及的问题。约翰·亨利·纽曼极力为天主教系统大学开设文学课程辩解:
“我从问题的本质谈起，如果文学是研究人性的话，那么诸位的基督教文学就说不通了，也就成了尝试一种让有罪的人变得无罪的文学，言语上就自相矛盾。也许诸位能够汇集具有极其伟大高尚的著作，比迄今为止的文学更高远的著作，但是，最终这既不是文学，而且什么也不是。”
编者按：格林并不认同普里切特的观点，“未来”或许是一个空虚的概念，一心想要创造未来的人结合在一起的结果有可能是巨大的暴力革命，文学不从属于任何东西，就是他本身，作家是国家机器中的一粒沙子，他不能从国家那里取得任何好处，取得好处意味着媚俗，受到教会支持的文学也是这个道理，他追求绝对的真实，作家应该永远忠于自身。
第五封，维克多·普里切特致格雷厄姆·格林
您说到了对作家具有危险性的社会群体的存在，直指要害，所有的社会群体都拥有独自的观念，我们作家也从属于这些群体中某一个。您还指出了企图（对人们）课以某种精神生活的宗教团体的危险呢！但是，也有这样的政治团体。也有不属于极权主义、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以及任何团体的、而且看透这样的团体是极其有害的——形成一个巨大“水母”的那种人。他们把自己推荐给作家。然而，这些处在团体之外的对立者，并不比各个团体内的人们更自由。上述团体对处在团体外的艺术家持有敌意。迄今为止生存下来的作家，都是和孕育自己的团体协调而生存的，我想他们中没有加入对立者队伍的，没有被这潮流卷入的。那些从属于团体的作家，只有在写作隐喻、说明书或者寓言小故事时才会说真话。宗教文学的历史就是这种苦斗的历史。具有道德要求的、反对恶德的命令（团体对这些是如何定义的，是另外的问题），决不是运用想象力的写作要求和命令。从这出发，即从艺术家的立场出发，他所属的团体所要求的道德是错误的，或者说他们认为艺术家并不是可以避开任何禁忌规定的人。这意味着这些要求事项是他写作主题的一部分，与这种要求所发生的冲突也成了他主题的一部分。莫利阿克（Fran?ois Mauriac）却是完美的。与今天所有的作家相比，他更有意义。莫利阿克认为自己是极权主义教会的一员，信仰这教会的教团，但是他不担心自己失去信仰。与那些从信仰之崇敬中得到救济的信徒相比，莫利阿克创作出更是对因袭信仰的信徒具有极大冲击力的作品。就像陀斯妥耶夫斯基那样，莫利阿克是一个不好的基督教信徒，我们可以例举出他那种独特的基督教，他似乎说：我们在和恶魔作战。作家的工作，是要正确地显示这恶魔是怎样的。这就是具有价值的极权主义国家作家的地位。苏俄的文学因为（作家）完全不能记叙这种两项对立的情况，或者不能发觉这种对立的苦恼也许正是人生想象力维度的源泉，所以作品失去价值。我认为，当世界被计划、组织、集体化、社会化、分化的时候，这两项对立的情况渐渐形成了明白的义务（您老兄把不履行这义务称作“不忠”）。世界杂乱纷繁，两项对立的情况不可避免，群体的要求越来越庞大，而个人价值感也更加强烈。18世纪以后，提倡风俗改革的新教教徒小说家们成了以描写恶德取悦于读者的骗子。因为社会经常对那些与自己信仰格斗的艺术家提议：“诸位告诉我们是如何生存的，可是现在我们想告诉你们是如何生存的。”之所以说莫利阿克是伟大的作家，首先与其他作家相比，他的写法是杰出的，——他也是个诗人。还有，莫利阿克创作所取的都是活生生的主题，当代人生的核心主题，却不是说教主题，而是相反，他在定义上下工夫。定义呀、定义呀、再定义！这不是莫利阿克的座右铭吗？……
假如作家不取两项对立的观念，他就会左右逢源，圆滑、调侃，犹如商人似的，成为具有“高尚”精神的妓女。众多的新教作家中，就有马克·吐温这样的例子。说教、政治、宗教的（美）创造出不信仰，创造出颓废的人物，这时犬儒主义成了最好护身符。可是与虔诚的人物相比，我还是很喜欢讽刺家。经常可以听到说起某个同行作家被批判、被驱赶、被清洗时那种大声爽朗的笑声，我还是认为他们的这种喜怒哀乐是件好事。小丑般的笑在俄国文学界常见，有很大冲击力。可是，大概这笑声也给一个杰出作家重组世界文学的机会。
再谈谈信中提到的第二点——老兄提出作家不应该接受国家给与的特权。关于这一点我没有您那样坚定的信念。对持有特权的苏联作家他们来说，与宣传机构相比，特权更加危险——这一点我是同意的。有说教倾向的俄国文学一直很强势，但是，特权是因这个代价换来的。想象力的作用，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给作品带来影响，可是我们必须明白这是在自立的状态下才有的。假如为国家工作，西方的作家也会堕落。在西方世界，国家也在逐渐越来越变得强势，对作家强调国家赋予的义务。或者像电影艺术被称作“集合的艺术”那样，我们也可能被规定“集合”生活，个人在“集合”的中所占有的场所，可以是极其重要的，也可以是很渺小的。电影也正是这个缘故，经常是极其贫弱，不能给人强烈的印象。
作家今天遭到怎样的惩罚？受到何种阻碍吗？作家经常清贫，没有什么特权、遭遇苦难、受到干扰吗？他们因为自己的进程中有障碍物就不能写下去了吗？各种出版社、不写作的文化人是这样对我说，但是，确实不能一概而论。过去小说家把时间完全奉献自己的艺术，受人敬重，依靠写作可以节俭地生活。往往是菲薄的收入支撑他们，低廉的生活费，几乎也没有什么税收。换言之，社会并不理解社会要资助小说家。如果他还兼职有主业，小说家只是名气而已。这样，时间上没有紧迫感，写作速度可以缓慢。吉辛（Gissing）那样贫苦可怜的作家，仅仅依靠自己写作也能生存下去。这样的体系有点吝啬，可是并不妨碍作家长年不断写作。某种特别场合，比如英格兰诗人乔治·克拉布（George Crabbe）因为有赞助者，他才能坚持写作。
说说我自身的事情吧，经历了二十年著书生活，先前曾认为驱使想象力的作家依靠写作能生存下去，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从事其他职业的人，比如从事商业的，他依靠事业的资金来抵御来自税务官最厉害的掠夺，他用资金交纳税金。然而，许多大众利用了我的作品，也不用向我支付一文钱。公共图书馆或私人图书馆即使只选购我的一本书，就可以出借给几十位读者。对私人图书馆，这本书发挥很大作用；对公共图书馆，也让他们满足，图书馆对文学发挥的作用给了他们幸福的感觉。他们确实是这么做，偷了作家的东西。关于这一点，我在《新政治家周刊》（New Statesman）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可是受到冲击的读者愤慨的来信，像雪片一样飞来。这些读者对作家公开围绕金钱的完全正确的争论感到幻灭。让他们知道了：作家们经常在私下进行这样的争论，还经常这么做——那些写了自己敬重作品的作家，在创作之外结果还要赚钱，还接受其他工作——写的电影剧本被拍摄成电影放映。作家他们都是这样的。
于是，他们在从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实际已经写不出令人敬重的作品了。他人都谴责我肮脏地关注金钱。——一个大富翁、成功的剧作家说，——我曾为金钱左右，大家都看见了。一个特派调查员辛苦地调查，在新卡斯尔公立图书馆发现这样颇为有趣的事实：每本书的作者一年从该书获得的收入（图书馆支付）是一芬尼的七分之一。现在我不要钱，想要的是时间，想要自己做想做的工作的时间。也许患病、或者入狱就有这样的时间了。那时侯，我能获得资助吗？成了有责任感的作家，还有谁认为我有强烈物欲的人呢？
当然，所有的作家要处理自己的欲望和自己必须做的事情之间的比例，这是日常的事情，因为写作行为是人格的放射。那也是处境与自我格斗的结果。安逸的生活只会使得写作迟缓。
编者按：普里切特认为作家是生活在社会中活生生的人，因此必然是作为一个公民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公民是国家意义上的公民，作为一个作家对于自己身处的社会要有一定的责任感，彻底的脱离社会则又会成为一种极大的圆滑。
第六封 格雷厄姆·格林致维克多·普里切特
于伦敦我们一定还记得托马斯·潘恩伟大的箴言：“我们必须对非正义地保护我们的敌人保持警惕！”作家与一般人不同，比如，与化学家、不动产商人不同，比他们有更多机会，负有更大义务的原因也就在于此。其一，假如一个人比自己的雇主，比其他人，更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他就成了自己的雇员，他可能违反了自己工作中某一个伟大目标（当然，我这里指的是小说家），这个目标是要让读者都能觉醒。国家犹如一个学校教师，企图将正义和报复混为一谈，而恶魔般的诡辩者不就是想要与国家产生共鸣？连文学圈之外的人们，也能对这样共鸣有所理解，这不就是讲故事作家的工作吗？但是文学圈之外人不一定是贫困的、或是对诡辩毫无提防之心的人，他们中间有税务官，乃至犯罪者，包括所有的阶层，无论属于哪个经济阶层都有。
这里，我要插入的，是要强调“不忠”（disloyalty）品德的重要性，作家如果能保持这种美德的话，就能摆脱世间的诱惑。对于作家来说，这比追求文学的纯粹性更为重要。名誉、国家庇护下同行的成功、受到嘉奖等等都在诱发这样的“忠诚心”。他们不忠诚于教会、国家，就会忠诚于自己的创作意识和状态。而且，假如他们被表扬一贯保持了对某一观点的信仰，那么连绝望也可能成了“忠诚”的一种形态了。
步入老年，人一般都会变得有勇气了，敢于冒渎、不再畏惧死亡——“忠诚”的人会减少到何种程度？他们会因为绞刑或为恐怖分子杀害而有所减少吗？我难以想象，那是因为我太知道世界上没有什么能经过时间考验，作家们老是在堕落，继续坚持“忠诚”下去。
埃茨拉·庞德（Ezra Pound）为此进了精神病院。……克里斯多夫·斯马特(Christopher Smart)、詹姆斯·科帕(James Cooper)、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洛莱·李Laurie Lee)等尚未堕落的作家们，陷入了高尚境地的精神病院。“忠诚”把我们锁定、幽禁在既定的观念里。“忠诚”禁止我们和与我们有不同意见的同胞发生共鸣。但是，告诉我们不必“忠诚”的那颗心劝说我们：与无论怎样的人都要在精神上沟通，也就是要与别的小说家在更广泛领域里共鸣。
……
如果能引起读者内心共鸣和理解，甚至使得他们觉醒（即使是我们认为最邪恶的人），也是我们容易做到的，因为所有的人心上都缠绕了一条绳索，我们按照自己的心愿牵动这根绳索，但是倘若要成为独善的、自我满足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在今天会因为国家的介入变得困难起来了，可是我们还有可能成功的。这一工作是我们对社会所负的真正的义务，总之，我们成了掺入国家机器中的一粒沙子。今天苏联这个国家虽然也在发掘那些伟大的经典作家——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屠格涅夫、果戈理等，可是利用他们来把俄罗斯精神“组织化”还是困难的，不够的。因为我们不能从阶级高度来解读卡拉马佐夫兄弟，而且在谈起那些可恨的“富农”时，也不能追忆《死魂灵》主人翁那种丰富的幽默，幽默会消除你的憎恨。强烈追求崇高社会责任，追求马克思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也会引起一些回想、几个片断往昔的人生、艺术，乃至久远的漫无目的的议论或声响：台球撞击声、某日午后乡间金色阳光沐浴下被斧子砍倒的樱桃的撕裂声在耳边想起。
编者按：作家的义务是“不忠诚”，这种不忠诚的意义在于完全忠诚于自己的创作意识和状态，不是任何意识形态，金钱诱惑。
第七封，伊丽莎白·鲍温致维克多·普里切特
于鲍艾 寓所我充满兴趣读了普里切特给贵兄和你给普里切特的回信。我的第一反应是从心里赞同你们两位的观点——虽并不涉足你和他讨论的问题的本质，只是提一些现实问题。他的观点是国家对作家持有的义务，是要把作家当作一个人看待。你的观点是作家的义务是“不忠诚”。我的观点是无论采用什么方法，唯独作家不能组织化，要把他们作为作家，作为一个人。这是和普里切特观点的要点相通的。期待作家个性化是正确的，与把东西放在奢侈品市场、特别市场上自由贩卖的遵守自由契约的工匠或商人不同。假如我不是作家，那就是制作皮带、宝石、皮包、台灯等工艺品的匠人了。我的目的是用这些作品应酬顾客需要，作品本身就是创造的时尚，由于我价格提高了，把我自己也推销出去。这样的工匠，今天遭遇到和我大致相同的困难、处于一种不安定、不能预测的地位。可是在推销愉悦的趣味方面，与我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不用说，这样的类比是不妥当的。皮带、皮包一点一点渐渐地卖掉，除了这些特定的皮带、皮包可以卖特定的价格之外，匠人们此外再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作家的收入是寄希望于作品版税，这是他们的资本。他们的作品越写越多，版税也是可以期盼的。其背后还有已经出版的作品带来收入增加的机会，他无论是怎样的命运，收入增加可以解决随着岁月而来的生活上的负担。我们作家最近的遭遇虽然是暂时的厄运，但也是严峻的牺牲。——我们以前的作品变得完全不存在了，总之，无法存在于商业的流通之中。由于纸张短缺，这些作品都不能再印。我们失去了期待的收入，这些作品原本是能渐渐地卖出去（不管怎样少）。持续了二十年或二十五年的创作工作，只留下声望的价值，可是这一文不值。呵呵，确实是这样，但那也是我的资产，留下了名声。我们不得不做点讨厌的工作来弥补自己失去的收入。
……
我认为，作为个人，作家并不比其他个人有更多快乐。我们也必须支付账单，也必须履行承诺，还必须尽量让人们把自己看作心情愉悦的人。还有比其他个体劳动者要多的、他们想象以外多余的税金威胁着我们。最近以来，作家，还有其他艺术家还产生了在自己工作外还应该对社会贡献些什么的感情。理论上，作家或者其他个人，无论谁都不能超越社会，自己是社会的一分子。对这些规则最不雅、丑恶的拒绝会被看作最恶的。其结论简单来讲，就是作家或者艺术家无论如何不能获得休憩的时间，处在车站的站台上——是现实、也是比喻的，他们经常要受到差遣。受到时间的力量的差遣，来自什么地方的所有种类的时间的力量。于是，他们为了正常的工作，想从积蓄起来的时间中取出一部分也不能。我把这种情况看作一种恶毒的灾害。在工作中，是作家具有的几种可能性形态之一，何况他们的个人生活的电瓶也有充电的必要。过于透支的作家，犹如蒙上浓雾的灯，很容易分辨出来。我并不支持自我中心主义，不认为自我中心的作家今天能存在，但是，我也不认为，倘若社会决定委托那些疲惫、倦怠、头脑不甚清醒的作家来表达神的意思，这样就会做出什么好事情来。您不认为作家要把精力集中于自己写作之外是极度困难、几乎是不可能的吗？他看起来可以很容易地把精力集中于社会问题，可是，他只是从收音机中获取对社会某一方面的简单认识，但是，受到刺激的头脑，是在很多场合真会产生激痛。
最应该要求作家的是大事情，而不是这种小事情，那就是要求他们的个人行为不能低到远离作品的水准，要求他们能够区分也许能拯救自己的轻薄和也许为了他人放弃自己的轻薄——人生中这两种行为之不同。这种区分，对于他来说，不是问题。成问题的是他无论怎样无意识也要对人赋予敬意，不能不赋予敬意，为此全力以赴也在所不惜。
编者按：本段由伊丽莎白对两个人的观点进行总结和区分，作家和商人不同，商人生产商品用来赚钱，但是普里切特和格林所说的那一类作家都不是为了赚钱在写作而是为了某种“道义”或者是“人类理想”，意义上的乌托邦性在写作，因此这必然是自发而无法组织化规模化的活动，这是一种由于表达欲旺盛自然自发的精神性活动，由不定时的现实刺激将作家带至某处，于是他开始写作。伊丽莎白认为作家无法超越或者脱离社会而存在，这个观点和普里切特是相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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