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火

　　本文所说的“纪念地（jiniandi）”，是指与名人与历史相关或不相关的地方，并由诗人指证并在此指证上所写下诗行之后的地名。如杜甫 《咏怀古迹五首》之三的地名“青冢（明妃王昭君的坟茔）”；如荷尔德林《梵蒂冈》的地名“梵蒂冈”等。本文所论及的只与中国当代诗人的此类诗歌。

　　纪念地的被关注被解读被重构，无论诗人还是作家，无论艺术家还是史学家，都有极大的兴趣。纪念地往往是诗人们灵感的触击点和写作的平台。诗人因为纪念地，得以重新认识自己与历史的关系，在自己与历史的关系中，生命本真得以呈现。纪念地也因为诗人的本真重新获得建构，即以另外一种方式的得以再生。

　　欧阳江河在《看敬亭山的21种方式》里，以“敬亭山”为触击点，展开了当代诗人欧阳江河与古代诗李白的对话，以及当代诗人与宇宙的对话。

　　你坐在敬亭山下

　　打听李白的消息

　　一千年前

　　李白坐在同一个地方

　　打听你的消息（1）

　　正是在与敬亭山对视时

　　李白看见了自己

　　而你，看见三月三的手臂

　　从众树的枝条伸了出来（3）

　　恢宏天象嵌入词眼

　　却不睁开四望

　　词坐在云生处

　　看见山色渐渐长出

　　水墨般的肉身（7）

　　这是欧阳江河新近的作品，事实上，这一新近的作品与他早年的《悬棺》同出一辙。不同的是，新作比旧作相对内敛。没有了如《悬棺》那样的汪洋恣肆，而把对纪念地的感悟与发散收拢在自己的内心，再由内心，一点一点地向外，或者如诗人所谓的“二十一种方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看点，去触摸历史、宇宙与生命。尤其是这一节：“与敬亭山对视/古人平静下来，/而你也将平静，因为你将看到/词所确信的虚无是真的（11）”。诗写到这里，如此的平静，如禅般地平静，却因为诗人在与敬亭山这一纪念地的对话中，感受到了我们常人难与感受到的虚妄与本真。诗人试图通过字与词这一人类独有的思维文本，来表达字与词依然很难表达的思维。但由于有了纪念地，对纪念地的表达、对纪念地可能触击、可能诱发的文本能指与所指，将有可能换取我们很难表达却因纪念地的存在而表达了出来。由此，我们会看到纪念地可以给诗人带来无限广阔的空间。

　　尚仲敏有首很特别的诗：

　　我有一个兄弟

　　十年前

　　怀揣两百元钱

　　去北京闯荡

　　十年过去了

　　他的资产

　　清了一下

　　还有一百多元

　　我不禁

　　怀着钦佩的眼光

　　向他默默地看了一眼

　　在北京这样的地方

　　整整十年

　　他只花几十元钱

　　实在是了不起

　　如果把这首诗不分行，这首诗就是一篇短得不能再短的叙事文。如果按照叙事文来解读，它不过就是想表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节约的敬意，或对一个清贫坚守者的敬意。不过，这首诗的题目叫《北京》。正是“北京”这样一个具有重要历史地标与重要政治地标的纪念地，让这首几乎口水话的分行文字，突然长出了想象不到的空间。在貌似口语叙述和貌式流水账的记事之间，由于纪念地北京它天生所给予所赋予的巨大空间里。“北京”被另外一种方式得到证实，或者通过这种方式还原了“北京”这一重要纪念地的另外一种品质。它可能是无比平凡的，也可能是无比傲慢的。在无比平凡和无比傲慢的空间里，一个人活着的不容易，或者说一个人活着的伟大。在这首诗里，我们很难想象诗人怎么会以这样一种方式进入对人的命运的思考，而且也很难想象，怎么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对北京这样一个地标的描述和界定。它的源头和弥散都源于北京的这一个独具地标的“纪念地”。刘春潮的《乌镇散句》在“乌镇”这样一个纪念地里，同样寻找到了它的比乌镇更宽阔的空间：“桥洞虽圆的/像月亮/糕点是圆的/像月亮/月亮是圆的/像个谎”。乌镇，是一个水乡，串边水的一是舟，二是桥。在就近与方便上来讲，桥比舟更重要，也更为方便。凡到过乌镇的，都对它的桥有很深的印象。而《乌镇散句》却放大了桥洞的想象空间。圆，既可以是圆满的“圆”，也可以是谎撒得天衣无缝的“圆”。于是，纪念地的某一特征，即纪念地的能指，放大了它的所指。正是这一放大，纪念地诗歌的空间，有了无限扩散的可能。

　　“我站得其实并不远/就在淡水镇/两块青石板之间茕茕独立/背后的青砖瓦屋和怀旧的木门/令人想到一座复活的时钟/在客家人的墙上，为生活分秒必争/大鱼街老得只剩下影子/街面不见人头拥挤、商贾云集/‘大鱼’已在一首诗中沉寂”（余玉良《大鱼街》）。“大鱼街”，无论从历史意义还是从政治地位来讲，它都无法与“北京”这一纪念地相比。但是，“大鱼街”这能指对于诗人来讲，则与“北京”具有同等能指的地位。“大鱼街”于此所指的转换，又充分揭示了纪念地能指的相同规定与属性。而且，这纪念地的所指来看，一样与“北京”同值。正是这一命名为“大鱼街”的地标，对于诗来讲，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纪念地。因为在这样一个纪念地的空间，它一样为诗人的想象空间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

　　“纪念地”所指的等值，其实就是让诗歌在纪念地这一母体里的存在与生产，具有一种本质属性：它为这一诗歌提供了一种规定性。既规定了它的想象空间，也规定了它的价值取向和趣味取向。也就是，这种想象与纪念地的能指必须钮合在一起。尽管这样的钮合，并不一定如钢缆般那样的纽合。就如前文所述，在一定的条件下，能指的转换也是有可能的。或者说，“纪念地”这能指与所指的钮合也有可能发生偏离。“我用平仄的汉语敲门/走进你二千五百首诗歌里/一蓬翠柳刺破墙头的秋色/德语的音节轻重扬抑/惊飞两个鸣叫的黄鹂”（杨克/《歌德故居》）。在歌德故居，诗人依托歌德故居所提供的既巨大（歌德本人和歌德的二千五百首诗）又有限（只是歌德本人则非他人）的空间，把汉语字音的平仄与德语音节的轻重抑扬对应，重新获得了两种语言以及由两种语言构建的诗行诗意的不同与相同的认知，进而获得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与共容的认知。“你一直在吟诵《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低沉的嗓音引领我走向二楼/‘北京厅’贴着中国式墙纸/青花瓷器，可绘有维特与绿蒂？”杨克的《歌德故居》）共十一节，除了本文所引的这两节，其他九节都与中国元素无关，但正是这两节的渗入，让歌德故居这一纪念地有了完全不同于西方认知歌德意义的能指。歌德故居这一纪念地的能指通过它的所指（被中国诗人染指后的所指），“歌德故居”这一纪念地，获得了某种原来不曾有过的空间。这一空间的形成，正是纪念地的能指与所指纽合所建构的。也就是说，纪念地想象空间，因“纪念地”这一能指所规定，却又因“纪念地”的所指所外溢。外溢时，纪念地不再是纪念地本身；纪念地诗歌也不再是纪念地诗歌本身（尽管它依然带有母体的所有基因）。或者，简而言之，依托“纪念地”这一母体，以“纪念地”所建构的诗歌，它所提供的空间是其他诗歌所不具备的。

　　不过，以“纪念地”所建构的空间，看似无限，却并非无限。因为“纪念地”这一能指所规定，或者说它的母体所规定，纪念地所诱发的诗歌也会给诗人带来掣肘，甚至焦虑。就连杨克这样优秀的诗人，有时也会掉入纪念地这一能指所设下的陷阱。在《岭南》一诗里，杨克写道：

　　开埠十三行，洋人“夷馆”

　　被林则徐虎门销烟

　　见龙金田，洪秀全做太平天国千秋噩梦

　　邓世昌甲午惊涛，激荡冼星海的黄河

　　康有为和梁启超翻了个，京城隔空变法

　　叶剑英走出围龙，破壁桂系军阀

　　叶挺率铁军北伐，黄花岗的血花不忍看

　　小平百色起义

　　李金发苦吟诗句的长巷短弄

　　阮玲玉常游荡三大百货，旗袍

　　乍露岭南的春光在中山路

　　后人常乐道：这是

　　孙逸仙的岭南

　　诗人把在岭南生活过的名人一骨碌地和盘托出，看似有历史的纵深感，或者看似诗人的想象空间。殊不知，这种记事却让空间失去了想象。在这一节诗里，诗人糟糕的还不在于无能为力去充当史学家，而是把一个诗人的想象空间堵塞，坠入一个历史爱好者常见的盲区：让历史的一些事件直接告诫我们当下，哪些是善哪些是恶，何人是英雄何人是小丑。杨克的这一节，试图穷尽在“岭南”这一纪念地里曾经所生活过的一切名人，来支持其“岭南”这一纪念地的重要。如果不这样，也许在诗人看来，就不足以表达或传达诗人写作“岭南”的原初旨义和诗成后的影响与扩散。殊不知，这种填充式的对纪念地发生过的事件和生活过的人物的追述和遥想，除了其诗变成了历史的流水账外，还传达出了诗人因为“纪念地”而诱发的诗的焦虑。

　　“要维也纳森林的边缘/多想到的不只是施特劳斯/不只是《维也纳森林的故事》/我还想到了阿尔卑斯山/想到了茜茜公主更看到了笔直参天的/山毛榉 也有红叶闪烁的灌木林”（刘剑/《维也纳森林》）；“那些插入亚得里亚海的木桩/那些来自阿尔卑斯山愈久弥坚 坚硬如铁的木桩/那些撑起一百一十座岛屿和一座城市的木桩”（刘剑/《威尼斯城》）；“要说一道水系给一座城市带来的影响/无有出塞纳河之右的了/而在你的左岸 足以让我比蝉或者驴子/更加高调了一回/几杯价格昂贵的咖啡 让我与巴黎的关系/变得有几分暧昧”（刘剑/《塞纳河》）……这是诗人刘剑写的一组欧行诗歌里的几节。为什么我会如此地摘引这样的诗，是因为我们会从摘录的这几节诗里看到纪念地诗歌的一个“短板”，而且是非常让我们不安的短板。那就是，这种纪念地诗歌，无外乎就是一种走马观花似的游记体。充其量是游记体的分行文字。它既没有提供某种陌生的空间，更没有提供“到此一游”之外的想象空间。如果与尚仲敏《北京》那首诗比，这样的分行游记体，除了炫耀某种游历之外，也许我们什么也不会得到。因为，不能从这某一特指的“纪念地”（譬如“威尼斯”）的能指与所指的钮合及钮合过程中，读到纪念地极有可能给我们的想象空间和思索空间。这种纪念地诗歌完全附丽于纪念地的预期，把诗人最为重要的品质置于他处。

　　急于表现表达对纪念地的某种诗兴，或者完全附丽于纪念地的诗歌，演化成了诗人于纪念地这一母体对话的焦虑。

　　事实上，纪念地诗歌远不止这种情形。“惜字宫供奉仓颉，/这条街上，惜字如金。/写字的纸也不能丢，/在香炉上焚化成扶摇青烟，/送回五千年的部落”（梁平/《惜字宫》）；“砖的棱、勾心斗角的屋檐，/挑破了大盆地里里雾。时间久了，/京城下巡三品以上的官靴，/都会踩这里的三道路门槛。/燕鲁会馆变成了公所，/司职于接风、践行、联络情感的公务，/低调、含蓄、遮人耳目”（（梁平/《燕鲁公所》）。诗人写这组诗时，显然具有很大的抱负。诗人试图通过成都凡有丁点“纪念地”意义的地名，编就出一部成都的历史和人文的诗歌地图。因此，在这一组诗里，有公众熟知的地名如“李冰陵”、“龙泉驿”、“九眼桥”等，也有不熟知的“藩库”、“富兴堂山庄”等。无论公众熟知还是陌生，诗人都以纪念地的这一母体建构自己的诗行。在这一庞大工程里，诗人试图还原纪念地的历史和人文。但是诗人忘了，自己既不是历史学者，也不是叙事性作家，而是诗人。诗人与叙事性作家的最大区别，就是以诗提供一种纪念地历史或人文的原生状态所没有的元素。也就是说，在某一纪念地如“燕鲁公所”这一纪念地诗歌里，它不需要燕鲁公所的历史还原，甚至它不需要燕鲁公所人文积淀的原初情景，而是需要燕鲁公所于当代给人提供某种想象空间，以及由此诱发的思索空间。由于焦虑，也就是由于急急地想把纪念地的历史和人文如数家珍般地展现于人，反而被字、词以及分行句子的阻碍，使得纪念地这一能指文本被固化，又使得纪念地这一所指的空间被堵塞。再就是，纪念地诗歌所呈现的美，本不应是以堆积纪念地的历史宽度和人文厚度（尽管这也很重要）来决定，而是以诗人的主观情感投入来决定。再来看梁平的另一首写“九眼桥”的诗：“第九只眼在明朝，/万成二十一年的四川布政使，/把自己的眼睛嵌进石头，/看两江交合最激越的段落，/看天上的云雨。/另外八只眼抬高了三尺，/在面西的合江亭上，/读古人送别的诗，/平平仄仄，挥之不去”。你可把它读成是关于九眼桥这一“纪念地”的诗，但是，当我们把“九眼桥”这一命名去掉后，诗中的这些字、词，以及由这些字与词粘连起来分行的句子所呈现的所指，安放在任何地方，不都一样可以安放的吗？这样的纪念地诗歌，恐怕连“纪念地”本身也会被遮蔽被抹去。

　　纪念地诗歌掉入了它自己一开始就设置好了的陷阱。

　　纪念地诗歌还有另一种方式呈现于我们，那就是，由于诗人的地位与影响，让一个原本无名的地名成为了著名的纪念地。如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如翟永明的“静安庄”。这些地名，有可能是真实的存在，有可能是诗人的虚拟。无论真实的存在（如“静安庄”）还是虚拟的视阈（如“玻璃工厂”），一旦被诗赋予纪念地的命名，无名的地名便一跃生成为与“北京”、“威尼斯”等一样等值的纪念地地名。不过，它一样会遭遇到纪念地诗歌先天设置好了的陷阱。《静安庄》以一年十二个月的时间为经，以每月的事件为纬，构筑了一个十分庞杂的纪念地诗歌文本，让一个无名的“静安庄”在诗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譬如“四月”，它将“静安庄”的四月与艾略特的《荒原》中的四月嫁接在一起，构筑了一个静安庄原本不存在、根本不可能的想象空间。但是，由于拉长“静安庄”这一地名的时间，又扩大了这一地名的空间，因此，诗人填充进这一纪念地的物件，有可能要么显得雍肿，要么显得苍白。事实也是如此。如果我们只读到这一节“在上或者在下/召集群鸟以宽大的方式/以死亡的气质/在黑暗中也能看到蝗虫的眼睛/来，在这里/粗暴的内心他们的目光在天上/双手却在滚烫的”，我们会为诗人对于死亡意象的重构以及对于死亡的认知点赞。但诗人却接着写道，“水车无病呻吟/年轻的牛憧憬/被神附体的女人出现/无人娶她为妻/青桐树不计时日，在这儿出生和死亡/旧宅的人离去，守夜者半睡半醒”。并不是说这一节呈现的意象不够精彩，而是说两节所呈现的死亡意象，不是递进关系，甚至不是一种并列关系，而是一种同义重复。诗人对死亡弥散于静安庄这一母体，“静安庄”的这一能指，不但没有让诗的所指得到增殖，反而使得诗的所指，趋于同义反复。这种同义反复，便是诗人于纪念地的母体莫名的焦虑。焦虑，本是诗人对现世对人性对生命最为质感的存在形式。也就是说，焦虑本身，有可能直接建构诗歌文本。但是妄图赋予纪念地一切可能的焦虑，则让原来的对于死亡的重构和对死亡的认知，趋于寡淡。赋予纪念地以一切可能，其实是不可能的。相较《静安庄》这首长诗的斑驳与洞悉，同一诗名的《静安庄》（曾骞），反而可能更接近这一地名的本真一些（也可以看成是无名诗人向著名诗人的致敬），因为诗名的能指所生成的所指，其空间相对充盈。全诗录于后，以备读者观察纪念地诗歌的另一种姿态：

　　看到静安庄这个名字

　　想不起来了

　　忘记静安庄在哪里

　　只记得左家庄

　　左家庄有个夜总会

　　我们就在那的门口分了手

　　然后你回你的静安庄

　　我回我的左家庄

　　以诗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墨西哥诗人奥克塔维尔·帕斯说过，“对生命的爱逼迫他摆脱生命，对语言的爱使得他藐视语言；对游戏的爱引导他践踏规则，发明新规则”（《太阳石》，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也许，纪念地诗歌在它开拓无限空间的同时，它的自身便缩小了诗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