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春梅

以西部之名

提到红柯，就会有这样一个公式呈现：新疆+关中，并因“骑手西去”而凝结为“西部”。引申下来首当其冲的问题则是：“西部”对红柯到底意味着什么？

　　红柯的世界明显分为两个部分：新疆（常常与西域混为一谈，并垂直联系着中亚、波斯文化）与渭北平原，这样一种建立在大漠与平原之间、原始的粗犷与世俗的隐秘之间、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之间的架构，充满地域决定论的味道。然而，今时今日，当时空在迅疾变迁的讯息、交通时代早已改变了过去的形势，打破地域界限的互联之网已然混入了各种内容，进而在人心世界造就各种新的不同以往的折叠。红柯笔下来自渭北的张子鱼（《喀拉布风暴》）、从乌鲁木齐来的姑娘（《雪鸟》），甚至那位来自大漠深处的吴丽梅（《太阳深处的火焰》），都不是简单的新疆或者关中能够说得清楚。张子鱼独自漂流到新疆，不是为了寻找，而是要逃避那些扑向他的爱情，当与精河的沙尘暴相遇，这种简单粗暴的力量使他驻足。精河，生命之河，地精，生命之华，在整个《喀拉布风暴》中红柯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吟哦着的字眼，暗示着胆怯的、无法去爱的张子鱼将在这自然界强悍的伟力之下重新找回生命力的无限可能。当关于张子鱼的第一个描述展开时，读者基本可以确定此种可能已然变为现实：“脸上那些被风沙打磨过的伤痕平添了几分男人的粗犷豪气”。而由张子鱼开启的《燕子》自此成为全文的基调，它联结起上世纪初的斯文·赫定，生长在新疆精河的叶海亚，并将中原之地的陶亚玲呼唤至大漠胡杨之上，进而获得地精之子。从这个角度看，大漠、胡杨、沙暴为这些芸芸众生托底，实际上，这些生灵都不是一清二白的底子，都有属于自己的情感世界、生活世界，是沧桑者，也是loser，是身负创伤的一群。对于创伤的疗救，是否必须来自西部的自然之力，也就是说，这种理论是充分条件，还是必要条件？在我看来，根本的怕不是所谓的地域，而是创伤体本身。但这样一来，为红柯所青睐的、玩味不尽的“西部”就变成了剧情展开的巨大布景，挂在那里，任剧情转移而岿然不动。对此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所谓的喀拉布风暴、太阳深处的火焰、西去的骑手、雪鸟，都是为拷打灵魂而设的极端生存之境，当生与死就直截摆在你面前，你是否还有什么折叠藏着掖着的可能？你是否还会去玩弄心机、听任爱的河流干涸？于此，“西部”成了证明“无法消失的河流”的一个必要条件，却未必充分，世事人心哪是一个考验就能毕露原形！

　　《太阳深处的火焰》中的吴丽梅和徐济云、吴丽梅和王莉、吴丽梅和徐父就构成了布景和剧情的关系。与《喀拉布风暴》相仿，虽然背景从生命之河——精河挪到了塔克拉玛干的深处塔里木罗布荒原，这一变动更加传奇、浪漫而荒远，也更具想象和加工的可能，关于这一地域的描写与吴丽梅的关中生涯共震荡。罗布荒原变成一种生存镜像，时刻与吴丽梅的现实生活相映照，有这层镜像，吴丽梅的感官便有了尺度，有了标准，并最终重返沙漠深处，其最终归宿——太阳墓地——成了见证太阳之子的眼睛。吴丽梅来了，又去了，留下的只有那件来自原始羊毛由她亲手编织的毛衣，穿在徐济云身上成为装点学问的“皇帝的新衣”。这件衣服帮助徐济云找到了安稳魂魄的力量，也让王莉安心：还是那张苍白的脸，还是那双失神的眼睛，在粗羊毛的掩饰下还是显露出那么一点点生机（《太阳深处的火焰》）。然而，这些都不是重点，叙事的重点显然还是世俗人心，相比之下，吴丽梅的极西之地，不管是从徐济云听者的角度，还是吴丽梅的讲述，更多的恐怕还是叙事者背后的作者乐此不疲的叙说，这地儿被高高挂起成为对照现实的充满神采的背景，它在那儿，但并不左右世事人生，活死人、蔫人、碎善狗子客……依然在那里乐此不疲，饕餮般张牙舞爪。因此，比较起来，地域重要，还是拷打世俗人心重要，从我的观看角度，红柯也把“西部”当成了背景，而他所关注的从来都是那些可恶的碎善狗子客们，是在每一个小的社会单元里都可见的“蔫人”，“志残”者们。也只有看到这点，才能理解红柯写作的原因。若还将红柯简单列为西部作家，或者新疆作家，无论对西部，还是对红柯，都是不准确的。

　　看到这点，再来看红柯的写作，其浪漫主义情怀愈加强烈而凸显。在他的文本中，有一种强烈的渴望，渴望从现实中拔出，像他所崇拜的的斯文·赫定，去亚洲腹地，去探求未知，去冒险，去做一个英雄。他渴望能像他笔下的吴丽梅敢于从大城市退回最偏远之地，远离尘世，远离人世，与大漠为伍。他渴望像《雪鸟》中的儿子娃娃在冰雪中与严寒搏斗，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但是，他最多成为《喀拉布风暴》中的张子鱼或者孟凯，或者那个冬夜来到冰山脚下的姑娘，而最终他依然生活在蝇营狗苟人世中的徐济云、周猴、老徐、王镜、朱自强……中间。这恐怕是生为红柯的最大痛苦：精神与生活分在两处，只有不断分向寻觅，却难有汇合的可能。

　　在这个意义上，面世于2013年的《喀拉布风暴》尽管有始终回荡着民歌《燕子》的情韵，有斯文·赫定对中亚大漠终生不改的赤诚，但依然充满了对未知的探索，关中人未必明白，新疆人也未必清楚，只有当那具有巨大审美力量的声音（对于精河人叶海亚）、席卷一切的沙暴（对于张子鱼）、有穿天之力的地精（对于孟凯）、生命不息的胡杨（对于陶亚玲）开始撞击并掀翻以往所有认知的时候，生命之力归来。这种力量在《喀拉布风暴》中定位在生命之根、爱的无限力。阳刚之力将所有的虚寒阴冷驱除干净。相比之下，发表在2017年《十月》第4期的《太阳深处的火焰》已经不再寻觅，它知道，这种力量就在那里，但“虚寒”的人们畏惧它、远离它或在形式上借用它，就像那件成天挂在徐济云身上的毛衣。假如《喀拉布风暴》、《雪鸟》等作品还有探索和渴求，在《太阳深处的火焰》则变成一群“活死人”的鬼蜮之舞，红柯眼中的现实，他对人性的期许，他的理想世界就都只能在不断重复叙述的胡风、黄土、大漠、楼兰、福乐智慧中安置，直至老子出关西行。由此看，这部作品的现实性和悲剧性超过了他之前的系列作品。作者很沉痛。

　　于是，红柯找到了一个永恒的主题：爱情。这些生活世界，或者灵魂世界的loser，唯有爱情能够拯救之。在《喀拉布风暴》里，失去爱的能力的张子鱼、为爱而迷惑的孟凯、以情报方式来探查男人心的陶亚玲、对张子鱼一歌钟情的叶海亚，这些来自不同地域的人们，都面临着生命的难题。红柯将这些难题命名为：无法消失的河流。或许干涸，但曾经存在。这预示着一种追寻的必然。他相信只有无边无际的沙海、烈日才能让日渐冰凉的心灵复苏，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红柯就像一个苦行者，他要让自己的身体置放于最激烈拷打和煅炼之处，要被火烧，让火烤，只有在这里，才能与绵密的世俗人情与人性之“小”划清界限，才能荡涤心灵，获得宁静。在一个个文字中，红柯化身为一个殉道者或者精神疲软志残拯救者，他要让“整人”者和“蔫人”现行。或者，他所生活的环境充斥着这种人，他要做的，是要寻找一种力量改变它，挺直它。各种力量中，能燃烧一切的爱情矗立在那里。火热的爱情！

　　无论爱情，太阳深处的火焰，人迹罕至的大漠，席卷一切的风暴，或者雪鸟，或者太阳墓地，在红柯的思想体系里，都直接指向先验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内容，每一个极烈之地都有强烈的想象意志在内。然而，无人或罕有人至之地到底有多少拯救的可能？或者，滚滚红尘中的男男女女，是否需要那来自同样深处的火焰？是否来自西部的骑手真的具有改变现实的力量？所有“是否”的关键在于相信，红柯相信自己的理想精神本身恰恰是现实所缺乏的，这从而成为红柯写作的态度和方式：他无法决定他人“是否”相信，但他能做到而迫切要做的，是不断地说，不断地吟唱，甚乎呐喊……当我们倾听西部，分明清晰地听到节奏不同的呼喊早已以各种形式出现，周涛之“沙漠深处的参天大树”、昌耀的“太阳说，来，向前走！”红柯听到的更加辽远，一个个波斯的苦行诗人、为爱疯魔的马杰农、跋涉西东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还有很多，这几乎构成一个红柯世界的方阵，以交响乐般鸣响在红柯的文字，千锤百炼，密密匝匝。这种来自西部的声音响了许久，在新丝绸之路重启的今天，是否已经被人们听到，或者人们愿意静下心来去倾听？答案依然未解。无论如何，红柯以他的“不断呼喊”成为诸多声音中特殊的一个。只是，以西部之名，终使得西部成为一颗“芳香而神秘的苹果”（徐济云关于吴丽梅的想象），而其实存也变得一片虚空。

高温下的写作：照耀、暴露与呼唤骑手归来

从以上关于红柯思想的分析可以窥知，对现实人生的认知引发从《少女萨吾尔登》、《雪鸟》、《喀拉布风暴》到《太阳深处的火焰》的变化，后者成为红柯写作的终结，而对人性寒凉的讽刺、批判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不变的，是以“西部”作为参照的高温锤炼下的生命体验，这样的痛彻、如此的渴望决定了红柯的写作方式和表达。

　　在《喀拉布风暴》展开不久，一句针对张子鱼的天问横空而来，“你怎么那么早就失去了对美好情感的敏锐的感觉？”如何恢复对生活和美好情感的敏锐感，这是红柯不断对自己提出的问题，并以直截的方式建构在人物的情感结构之中。这种“敏锐的感觉”在《太阳深处的火焰》一开始便借吴丽梅的手呈现：好多年以后徐济云还那么清晰地记得电流穿身而过的感觉，接着是火焰，从血液里喷涌而出的热浪在熊熊燃烧，燃烧到极致竟然感觉到一股可怕的冰凉，正是这种冰凉，让他看到了吴丽梅身上散发出的光芒……这种生命之光很快就从吴丽梅冰凉的小手转化成柔软细腻的羽毛……瀑布般的晨光扑面而来，吴丽梅羽毛般的小手哗啦一下成了翅膀……这是故事的开头，也是红柯讲故事的语言特色——用“对美好情感的敏锐的感觉”来体现思想、展示人心。

　　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在《喀拉布风暴》时期的红柯，还充满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渴望，他相信，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种力量能够恢复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感觉，正是这种对现实的“不足”，结构起全篇的人物关系结构：叶海亚、孟凯、张子鱼。缘起在于叶海亚，叙事者显然偏爱这个女子，或者说正是这个女子的“不足”之感带动了改变现实的可能：“叶海亚看了孟凯一眼，孟凯吃惊地往身后去看，身后没有人呀，可他明明感觉到叶海亚的目光穿越了他，叶海亚在看一个极其遥远的地方。”叶海亚的行为促发了孟凯的疑惑，作品的原动力由此获得。这与本身就是阳光就是火焰的吴丽梅不同，身处沙暴身处的叶海亚并没有和地域融为一体，但充满面对未来的无限可能，她的“目光”带着读者走向沙漠、胡杨、骆驼直至地精——人之力的根源。

　　以感觉，尤其是关于爱的感觉开篇，接下来红柯的文字便充满来自“西部”的味道。这里的“西部”大概有以下内容构成：胡风、黄土、毛驴、牛粪、羊羔、幽默、太阳墓地、罗布泊、大漠美女、楼兰美女、曲子、玫瑰等等，并在叙述中担负起超叙事的功能。这样一种理想精神，进而投射到具体的人的身上，曾在这种境界中行走过、爱恋过、煅烧过的人们就此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并凝结为作品中一个不必出场但精神丰沛无比的人物。《太阳深处的火焰》中有着“西部”和“关中”双重体验的吴丽梅是最集大成的一个，《雪鸟》中的破冰人和老母亲则是纯粹神性精神的代表，《喀拉布风暴》中的叶海亚、张子鱼、孟凯等是正在顿悟的一群。这些因“西部”而获得美好情感的人们共同高扬起生命的热旗，并以此与同时进行的现实生活叙述成为对照的两极，以此暴露现实中隐秘的丑陋，和正大光明力量的缺失。总之，在红柯的笔墨里始终占据至高精神位置的必然是古之西域，或今之西部，这在叙事中成为反照现实的镜子，是红柯的精神标本和旗帜。显然，这与现实中的西域或者西部未必重合，而是打着红柯印记的极西之地。

　　在红柯的作品中，显明的阴阳之比较触目惊心。阴如果代表黑暗，阳就是太阳，而太阳深处的火焰就是熔化和逼视阴暗的生命之力。大漠、西域、丝绸之路，是火之所在。这又让我看到维克多·雨果的影子，雨果那句掷地有声的“黑暗与光明同在”似乎就在红柯的文学视界周边环绕，但红柯很少提到这位作家，在红柯的表达谱系中反复展现的是中古时期的波斯诗人们，这倒让人有索罗亚斯德教——一个崇奉太阳的宗教的联想。此教在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中也叫正大光明教，或者明教。而有意味的是，反对折叠人世的红柯所主张的其实就是正大光明。唯有火，能逼出一切的蝇营狗苟，让碎善狗子客们现行。维克多·雨果与鲁米们，在精神上与红柯连缀成了一个整体，即：烈火焚烧一切黑暗。

　　而有了两样生活、两种生命形态的大结构，叙述的基调也就确定了下来。讲到大漠（这是必讲的），调子是昂扬的，仿佛贝多芬的《欢乐颂》在欢唱，使整个语境充满象征感；到了现实篇，调子开始尖利起来，却也和缓得多，作者似乎有更多的余力来讲述现实人生中的褶皱、隐秘和人心算计。人物也被分为两极，如《太阳深处的火焰》，一种以“西部”为生命之基，如吴丽梅，另一种则如徐济云，深通“立世”门道，却不过是从“墓茔”过来的死人。于是，关于行动者活着还是死了的讨论就成了关于徐济云及其群属的最大特征，讽刺的意味自然在言语间浓烈起来。死了的人依然活着，活着的人已经死了。叙述者反复提及徐济云中学演讲《一块银元》的情景，其中关键早已不是原作的批判，而是利落地指出徐济云的“蔫坏”早在体验吞食水银的那一刻注定。而徐济云与他一手打造的“大师”，“明星”周猴等在精神实质上属一类，都是行走着的活死人，犹如果戈里笔下的死魂灵。周猴痛说革命家史、徐济云非得把吴丽梅亲手编织的毛衣穿在身上才能感到身上一点光亮，作者评价为：“一点点生机”和“生命的火焰”，其意不言自明。

　　关于学术场现行记，是《太阳深处的火焰》最震撼人心的部分，相当有批判性。以徐济云为中心，他的硕士和博士环绕他构成一个学术场域。我们知道，红柯本人就是大学教授，作为亲在者和见证人，他对大学群像的勾勒更见真实、彻底。弄虚作假一词，应该可以作为这一群体的灵魂图谱之一面，也是他们的生存法则。徐济云与佟林教授的关系，类似“借魂”，“毕竟是不同的两个人，里里外外衣服全换，完全是佟林教授的风格”，犹如“神灵附体浴火重生”；而王勇博士与其导师徐济云的关系则是借中之借，所传承的便是无中生有，把不起眼的东西打造成奇观，就像给活人周猴作传，学术场俨然与造星运动一般。这种描述可谓辛辣之极！

　　作者并没有仅仅局限于学术场，兜来转去，大小官场、乡村政治也都被纳入其中。文化官员师兄张林，玩弄同事于股掌的供销社小股长老徐、追求传宗接代不遗余力的老徐，没有什么本事却能在皮影艺术研究院某得正式职位的周猴，等等，统统奉行或被奉行一套“整人”游戏：排除有能者，制造“志残”者。这些“高”手段被农民王勇的堂兄王进学来并活学活用、发扬光大，这个农村的“能人”，先把王勇蔫了一辈子的老爹打造成土皇帝，为自己谋得上层资本，接着利用脑残、智障驱逐还能有脑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的身体残疾者。王进这个乡村loser的上位，被描述为“见过徐济云教授之后如梦初醒”，此语不失火辣！对于这些人物，红柯的叙述不疾不徐，对这些充满脑力的“整人”把戏从知识分子的传教，到周围这群人的心领神会，全都做了细致交代。这样完备的“叙述”与关于吴丽梅的叙述交替出现，即见出锋利，也更显红柯之痛。

　　从光明到黑暗，从关中到罗布荒原，从学校到西部小镇，这些空间的变换所依存的大可归纳为美丑对照原则。这一原则必然要求变换叙事对象。《喀拉布风暴》的叙事者虽然主要是孟凯，但其目光不断在新疆小伙和渭北小伙之间游走。尤其有意思的是，渭北小伙张子鱼的西域探险家知识储备原本不应该出现在大篇幅的叙事阵营，但叙事者显然有意将此呈现出来，于是斯文·赫定的故事便开始占据大段的叙事空间。这还不够，作者就是要让现实中的人物去追寻斯文·赫定作为探险家的足迹，于是渭北的部分和新疆段落便交替成为叙事展开的主要地带。斯文·赫定的探险史成为一个重要的文本参照对象。比较《喀拉布风暴》和《太阳深处的火焰》，前作的突转始终围绕的是对大地之精和生命之力的追寻，后作虽然将吴丽梅高高举起，却并没有合适安放的现实位置，光明的太阳之火似乎与现实的利益关联拉开了距离。从这个意义上看，从《喀拉布风暴》到《太阳深处的火焰》，红柯的关注对象是有所转移的，他既保持了一贯的对“西部”的笃信，但现实中人的残忍、无耻以及种种被萨特描述为“恶心”的行为，明显成为他思索和意图改变的重点。当年西去的骑手，被重新询唤归来，只是，归去来兮之间，能否在众多人心留下痕迹，却是一个未知数。毕竟，出现在作品中的吴丽梅只是一个活在徐济云记忆里的飘荡在太阳墓地的亡灵。

　　借着对红柯的阅读，我想简单追溯一下关于西域的文学想象史。汉唐气象大概是我们记忆的起点，那时的西域既有大漠，更有血腥和战争，蛮荒是其底色，异域风情是其活动的背景。此情此景，至元西征达至顶点。来自草原的成吉思汗打开了向西的门户，在世界开创了蒙古的时代印记，那是能征善战的巴图鲁，是“笑谈渴饮他人血”，但“胡虏”的形象却在强大的武力之中再次加强。移民、囚徒、极西发配之地配合着不开化的“胡虏”长期占据着关于西域的形象位置。19世纪末20世纪初尤其是伴随着“丝绸之路”其名远播，西域想象史开始具有了冒险、考古、文明荟萃之地等浪漫和学科史兼具的意义。在所有这些过程中，被重重关心的是那些遗留的踪迹，那沙漠之下掩埋的古城，是一段段逝去的历史，而在此之前曾被舍弃的百姓及其日常，开始在一本本游记中以各种身份在世间流传，于是乎，能歌善舞、热情好客、不事劳动、冲动好斗……这一系列依然见之于今日文字的描述成为西域词库的主体。王蒙的日常化书写将新疆民间定格，周涛希望借盛唐之边塞气象开“新边塞”之风并与时之中国的“寻根”遥相呼应，刘亮程则显然建构了一个超越地域文化想象的刘亮程式的新疆。还有很多。然而，始终将“西部”作为不可缺少的背景来书写众生萎靡之象的恐怕只有红柯，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红柯开启了另一种关于西部的想象。他笔下的“西部”进一步将新疆在特殊意象的描摹中推到世界的极远处，推到象征的高度，成为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是另一种生命的度量衡，是奇观，也是理想。红柯高举着这面镜子，可被照的“妖”却未必想当“人”，在《太阳深处的火焰》，则是一群活死人从坟墓走出长袖善舞于世间。至此，红柯笔下的“西部”如刘亮程般是属于自己的“西部”，他关于《太阳》的呐喊，对《燕子》的迷恋，吟唱着的波斯苏菲诗人们的调子，则勾勒出一幅现世人的精神苦行图。有多少人愿如红柯所想做“西去的骑手”，追寻火焰、追求凤凰涅槃般的绚烂，赤裸的暴晒自己所有的沟沟坎坎？拉展折叠是需要勇气的。红柯的意义，或者说红柯的“西部”，他的反复诉说，无疑是一次次的勇气的呈现，希望以生命之力的美好来“唤起疗救的注意”。我想，这就是红柯之为红柯的重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