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明 译
河之寓言
河流流过语言。我们在可以想象的各种情形之下，都能够感受到河流对语言的影响。它被用来表达生与死、时间与命运；它被用作持续与消解、亲密与短暂、艺术与历史以及诗歌本身的比喻。在《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 of Psychology） （1890）一书中，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第一次发明了“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一词，在“意识流”中，“脑海中每一种明确的意象都被浸泡在……围绕着它自由流淌的水流之中”；“意识”被比喻为就像河水那样在流动。然而河也是潜意识的一个象征，代表着深度及不可见的生命。在运动与变化的无止境的循环之中，河也是永恒的象征。它是为数不多的、很容易就能够被人们所理解与欣赏的象征之一。在持续不断的思维之流中，人的思想与灵魂都可以开始思考自身所拥有的、不朽的可能性。
在诗人约翰·达罕（John Denham）的作品《库珀的山丘》（Cooper's Hill，1642）中，泰晤士河是人类生活的隐喻——刚开始时是那么微小，接下来的旅程又是那么自信，最终被纳入海洋的命运又是那么不可避免：
急着去向大海致敬，
就像有限的生命去会见永恒。
有关泰晤士河的诗歌总是强调它与人类社会的目的性与现实性的相似。河的个性从开始时的纯洁，到后来在与商业世界的广泛接触中发生了变化。河在幼年时是纯洁、无辜、清澈的，等它被城市紧紧囚禁起来时，它变得阴暗而污秽，被贪婪与投机所污染。河的这种退步也代表了人类生活与历史的某种范式。然而河相对于它所隐喻的对象，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河总是重返源头；河的腐败是可以被改写的。这就是为什么宗教洗礼仪式被直觉性地与河流联系在一起。泰晤士河在人们心中已经成为救赎与更新、以及从时间本身“逃离”这一希望的象征。
当华兹华斯在低潮时观察泰晤士河，他看到伦敦“伟大的心脏”、“静静地躺在那里”；在这里他所使用的是一种与人体循环相关的想象。在这里，河就像是人体中的血液，充盈着周围地区的静脉与动脉，没有它，伦敦的生命就会终止。沃尔特·雷利爵士（Walter Raleigh）在他位于伦敦塔的牢房附近散步时，对着泰晤士河沉思，感叹“通过血管与动脉在人体分流的血液，也许可以被比作这些通过地球上的小溪与河流所负载的水”。他在牢房里写了《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1610）一书，受泰晤士河水流的深切影响，将其作为人类命运的范本。泰晤士河被用作万事万物在时间的长河中相继展开的一个象征，在它身上携带着过去所发生的各种事件的重负。对雷利来说，时间的货轮离开源头以后，变得越来越复杂而令人疲倦，人类生活也变得越来越黑暗与深不可测，越来越不纯洁，越来越容易受到接连不断的事件的影响。在其所撰写的历史中，雷利注意到人与河流有一点有所不同，他声称：“对人类生活的潮汐来说，一旦开始转变与衰退，就是永远的衰落与退潮，永远不能重新奔流。”
泰晤士河也被看作一面道德的镜子。随风摇摆的灯芯草和柔软的柳树为“何为谦卑与自制”做出了形象的说明；河两岸卑微的野草也因其低调与从不卖弄而获得了赞美。有哪位曾在河边探险的人没有学到耐心、忍耐与警觉的价值？约翰·达罕在一种更久远的意义上将泰晤士河作为本土讨论的对象：
哦，我能像你一样流动吗？将你的水流作为
我伟大的榜样，因为它就是我的主题；
虽然深，但是清澈；虽然温柔，但并不沉闷；
强壮而不易怒；圆满，而不溢流。
这里暗示着泰晤士河代表了一种值得追寻与追求的英格兰的尺度、一种美学的和谐，同时达罕似乎也在谈论“英国性”本身的一些特点。泰晤士河是它所流过的这个国家的隐喻。它谦虚而温和、平静而丰富，有力量而不暴烈；它不是炫耀式地令人印象深刻；它广大而不无边；它避免极端；它蜿蜒寻找自己的路而不需要强硬的改道与干预；它对各种目标都具有价值；它是一条讲求实际的河流。
当澳大利亚前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被带到兰尼米德（Runnymede）前去参观时，他深受感动，认为这就是“英国人迟缓个性”的“秘密源泉”。这种将土地与人、将地球及水的特点与居民的个性互相认同的做法，至今仍是切中要害的。在泰晤士河与其周边的居民之间，有一种内在而亲密的联系，即使这种联系并不是很容易就能被看出来。
于是在某种意义上，泰晤士河成了国家与民族的象征，将土地与河流温柔地拥抱在一起，为那些彼此迥异的地区提供着凝聚力与团结。它为一种共同文化的成长与扩散提供了可能。它在显著的差异中创造了和谐。仅就这一项能力而言，在“英国性”的打造中，它就比其他民族“特色”做出了更多贡献。
理想的英格兰生活——茅草覆盖的小屋、乡村的绿野、鸭塘、篱笆拦起的田园等，都来自泰晤士河沿岸风光。泰晤士河是这些与“英国性”相关的“白日梦”的源泉。旅行者只需去过库克汉姆（Cookham）、庞博恩（Pangbourne）、斯特雷特利（Streatley），或是泰晤士河沿岸上百个乡村或小镇中的任何一个，就能意识到泰晤士河在打造英国民族生活特点上所具有的长久重要性。
泰晤士河一直是通衢，是前哨，也是攻击的路线；是游乐场，也是下水道；是水源，也是权力的来源。它是一条罗马人所称的“公共的”河流，但它也是个体可以获得深沉的满足的所在。它拥有一种个体的影响力，也拥有一种历史的影响力。约翰·凯尔（John Keil)在《对反思地球理论的检验》（A Examination of the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of the Earth, 1699）中，在谈到河流时说，“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城镇，也不可能有与遥远的内陆国家的交往，因为没有它们就几乎没有可能为大量人口提供生活必需品。”泰晤士河在当地创造了文明。它塑造了伦敦。
这是为什么它被称作是一座体现“英国性”的博物馆。它涵盖着英格兰民族的历史，从格林尼治到温莎城堡，从伊顿公学到牛津大学，从伦敦塔到威斯敏斯特教堂，从伦敦金融城到法院，从伦敦港(Port of London）到兰尼米德（Runnymede）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伟大的联合者。它代表着居住在河边的、一直在努力奋斗着的人类群体。它也代表着英国那种理想化的、和谐的田园风光，尤其是在位于泰晤士河上游的那些地区。它激发了有关英格兰的诗歌。它一路走来的丰富多彩与变化多端，完美地满足了英国人的口味：
各种变化丰富的土壤，带来无尽乐趣
（这里既不太冷，也不太热……夏天不太短，冬天不太长）。
迈克尔·德里顿（Michael Drayton）在《多福之国》（Polyolbion，1612）中，以省略号取代了泰晤士河。然而这条河仍相对来说保持着未被“宠坏”的状态。在人类过去的两千年中，它并未发生巨大改变。
在它一路行来的大部分河段，泰晤士河都保持着一种隐蔽与隔绝。沿着河边小路行走的话，仍有可能走上数英里也看不到一个人；靠近源头的上游和靠近入海口的河口区，是同样的人迹罕至。它代表着一种从世界的逃离——“在静静的河边，垂柳掩映”；这是为什么它享有一种平静温和、远离骚乱的名声。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曾在斯坦恩斯（Staines）那里，赞美泰晤士河有一种“从其完全的孤独中所产生的巨大魅力”。位于泰晤士河入海口的坎威岛（Canvey Island），曾被认为是“伦敦周围地区最孤独的地方”。
河之时间
泰晤士河是历史，一条历史之河，过去两千年中的重大事件绝大部分是沿着它发生的，但它自身也是一部历史。它的历史重要性随着离伦敦愈近而愈发显著。这是河隐藏的本性。它一直反映着时代流动的盛宴。它的历史也是英格兰的历史——或者说，是不列颠人和罗马人的历史，是撒克逊人、丹麦人、诺曼底人和其他决定在河两岸定居下来的移民群体的历史。艺术和文明沿着它开始繁荣发展。每一代人对它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随着岁月流逝，它的意义也在不断增加。在这一过程中，它成了民族个性的象征。英格兰的命运与泰晤士河的命运是紧密相联的。用神话的说法是，泰晤士河为英伦半岛提供了能量。它为岛带来了养分。
没有人会否认泰晤士河对伦敦的至关重要性。它为这座城市带来了贸易，同时也带来了美、肮脏、财富、悲惨与尊严。如果没有泰晤士河，伦敦这座城市就不会存在。这是为什么泰晤士河永远是英格兰人生活的中心，同时也可以很公平地说，它是全世界历史上最有名的——也肯定是最风云诡谲的——河。沿泰晤士河旅行可以比到世界上各大洋做长途旅行，能对人类境遇产生更多理解。然而水只是反射万物：它自身既没有形状，也没有意义。因此我们可以说泰晤士河在本质上是对周围环境的反映——对地理的反映，或者是对经济的反映。
然而两岸生活的持续性显示了泰晤士河具有深邃而鼓舞人心的生命力。几乎在河的每个角落都有过这样或那样的人类居住活动。自从人类最初来到这一地区，泰晤士河就成为人类生活的中心。在泰晤士河这里，我们获得了有关“社群”的概念；这是它最利益众生的特点之一。这一点是如此深入骨髓，以至于我们今天都很少注意到它。沿着河两岸，同样的农耕手法从青铜时代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叶：干草用长柄镰刀收割，粘重的土地用犁翻耕；小麦被播种并收获，农民用短镰刀砍玉米；灯芯草在8月被收割，晾干后用来覆盖茅屋顶；草皮和灌木被收集起来留作冬季的柴火……这些都是古老而长久的劳作，它们塑造了泰晤士河沿岸的风景，也被其所塑造。土地分割与边界划分是从我们祖先那里直接继承过来的；不需要使用灰泥垒石墙的技术已经保持了六千年左右。泰晤士河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深沉的、有关安顿与归属的感觉。
时间在河上有一种令人好奇的展现。泰晤士河并不居住在人类时间里，它居住在地质时间里。泰晤士河最早的照片中那些晦暗不明的人物，作为河的崇拜者，早已消失在不可见之中。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在《历史上的泰晤士河》（The Historical Thames，1907）一书中写道，“你可以把一个15世纪的人放在圣约翰水闸（St John’s Lock）下游的河面上，在他到达巴斯考特水闸（Buscot Lock）之前，他会很难意识到他已经进入了自身以外的另一种时间之中。”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将位于牛津上游的河流都称作“中世纪的”，这段河流也给人带来一种它是对过去时光的一种永久纪念的感觉。有一句古老的歌谣：
纵使每一个塔尖的钟声都被敲响，
住在船上的人们也丝毫不会受影响。
河上的人被“悬置”在河流的时间之中，这一点与“时间”观念产生以前的世界有着某种深刻的联系。也许我们可以把它描述为“无时性的”（timeless）。它在永恒的“当下”运行——而根据哲学家们的说法，这是属于“并非真正存在的时间”的那一部分。但如果让它静止下来，它就会失去自身的存在。
然而足够令人好奇的是，水也被用作衡量人类时间的手段之一。水表——也叫水滴壶（clepsydra）——数千年以前就开始进行使用，这些仪器中最早的一个就是在水罐底部简单地凿个洞。但泰晤士河自称是“时间开始的地方”，因为位于其岸边的格林尼治是本初子午线经过的地方。1833年建造的一个巨大红色的“时间球”，至今仍精确地于每天午后一点从天文台塔楼上的一根高杆上落下，作为格林尼治标准时间的标志。伦敦的大钟都位于泰晤士河边。在威斯敏斯特的“大笨钟”（Big Ben）出现之前，在泰晤士河边的旧皇宫广场（Old Palace Yard）有一个“高耸的塔楼”——按照斯托（Stow）的说法，这个塔楼是个石塔，里面有一座每隔一小时敲一次的大钟……在安静的时候，全伦敦城都能听见钟响。在塞尔迈斯大厦（Shell Mex House）上，也有一个大钟。不朽的泰晤士河就这样进入了人类的世界。
泰晤士河的流水还启发了另外一种对时间的衡量形式。位于塞恩的（Syon）的布里吉特修会和位于西恩（Sheen）的卡尔特修道院，是面对面坐落在河两岸的。亨利六世（Henry VI）宣称，“其中一座修道院的祈祷仪式结束后，另一座要马上开始，就这样一直持续到时间尽头。”这种永不间断的祈祷，是在两座修道院之间流动的河流灵魂的象征。泰晤士河可以同时成为“时间”与“不朽”的象征，河的这种两面性就像是亨利桥（Henley Bridge）上的那些头像一样，同时望向河的上游与下游。在他的《年轻的泰晤士河》（The Stripling Thames,1909）一书中，弗莱德·萨克（Fred Thacker）这样写道：
古老的河，永不改变，
永恒的象征，
顺滑的水，不停流淌，
易变的镜子。
这是永恒的矛盾。
有的河段，就其自身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却可以作为民族生活的缩影。在布伦特福德（Brentford）有个地方，布伦特福德渡船曾经从那里出发。这个地方就位于泰晤士河北岸一块数个世纪里一直被称作“老英格兰”（Old England）——现在在地图上被称作“老布伦特福德”（Old Brentford）——的地方的下游。这个被标注为“旧渡口”的地方就是卡斯维劳尼（Cassivellauni）公元前54年率兵抵抗恺撒（Caesar）入侵的所在。在同一个地点，公元834年以后，奥法（Offa）与其主教们举行了一次宗教大会。也在同一个地点，公元1016年，“铁甲王”埃德蒙（Edmund Ironside）将克努特（Cnut）及其丹麦败军赶到了泰晤士河另一侧。这里也是1642年查理一世（Charles I）的军队和议会军之间所打的“布伦特福德之战”的部分战场的所在地。如果说有浸透了过去灵魂的河畔土地的话，这里无疑是其中之一。
这也许是为什么河的航向被人们用作理解历史航向线索的原因。在汇入当下并且流向未来的过程中，泰晤士河汇聚了过去的种种理想。当特纳（Turner）沿泰晤士河顺流而下时，他将速写本放在大腿上，被沿岸景色打动的他，创造了狄多和埃涅阿斯、庞培和柯妮丽娅这些人物形象——他们都是泰晤士河两岸所唤起的、代表着神话与古典的过去的象征。如果突然看到摩西的母亲或是法老的女儿出现在泰晤士河上游岸边的灯芯草丛之中，也不会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这里的河水与她们所生活的时代一样久远。
在特纳的一些画稿中，可以看出有时有一种灵感的突然爆发，一种对当时情景的即兴发挥，好像来自河流世界的所有力量都喷洒到了他的画纸上；这些画纸上有时还溅着雨滴，显示了他是多么自然地沉浸在眼前的景色之中。然而在一些完成了的油画中，特纳创造了一种只能被描述为“无时间性”的泰晤士河风光——来自田园牧歌神话中的人物，装饰着似乎是受古典主义影响的风景。然而仍然可以认得出画中画的是泰晤士河，靠近里士满或是温莎(Windsor）那里。
泰晤士河包含着所有的时间。在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1890）的开头，叙述者在泰晤士河中游泳，随后河水将其带到遥远的未来，在那里他声称：“今天早晨的河水如此清澈！”甚至在杰罗姆·K·杰罗姆（Jerome K. Jerome）在《三人同舟》（Three Men in a Boat，1889）中那种对河流生活漫画式的描写中，19世纪晚期的日常生活也一度被“放在一边”，叙事者进入了13世纪早期的世界。很少有一部有关泰晤士河的小说或是研究不是打造了一首有关过去的梦幻赋格曲的。泰晤士河甚至在伦敦城内也是一种犹豫不前、充满了忧伤气氛的存在——夜里站在泰晤士河岸边，水边可以重新打造出旧城影子的轮廓。泰晤士河是伦敦最古老之物，而它并不改变。
本国的一位贵族——也是泰晤士河的一位崇拜者——弗兰西斯·诺尔·巴克斯顿（Francis Noel Buxton），决定于1952年3月25日向这片水域发出勇敢的挑战。他希望他能证实罗马人是在现在的威斯敏斯特堤坝这里涉水穿过泰晤士河的理论。他决定通过步行过河，在这片打着旋的、泥泞的水域下找到某种道路的存在。他在低潮时前往，潮水据他估计在五英尺三英寸（一米五）左右，而他的身高是六英尺三英寸（一米九）。然而泰晤士河并不遵从他的计算。在抵达威斯敏斯特桥第二个桥墩时，他就没顶了，被迫只能游完剩下的旅程。泰晤士河比他想象得更深，也更黑暗。但诺尔·巴克斯顿大人视自己为一位“诗意的考古学家”，想要唤醒围绕着我们的河流的地下世界。在威斯敏斯特的高楼大厦底下，他看到了曾经存在过的沼泽地，列举了曾经生长在那里的植物；在想象中，他看到了克努特的王宫，以及曾经座落在大修道院那个位置上的撒克逊人的小修道院。用另一种考古学的说法来说，这是一种“诗意的田野考察方式”；在这种考察中，过去的踪迹只有那些准备好眼睛去看的人才能看到。
这是为什么会有一种被称作“水占术”（hydromancy）或是“读水术”的占卜方法。任何一个站在河边的人，脑海里的想法似乎都必然既是前瞻也是回顾的，此时的思维可能受河水奔流的影响，但泰晤士河自身也有一些特性，鼓励着这样一种充满矛盾性的运动。有一个古老的、与泰晤士河相关的、并且一直在使用的表达方式，说的是一种“悬置于时间之中”的感觉，表达一种在“前进”与“后退”之间轻微摇摆的概念。这是发生在两个世界之间的、几乎不可觉察的、在期待与怀念之中的一种运动。当然也有这样的情况，当你盯着一个点看的时间足够长的话，就好像这个点脱离了整个水流，而时间也停止了。这就是“永恒”（timelessness）所代表的意思吗？还是只是一种无法被赋予任何品质的“缺口”和“缝隙”而已？这是人们在观赏特纳的《伊顿的泰晤士河》（The Thames at Eton）时，所会出现的困惑。该作品于1808年向公众展出。画面中大量的黑色水流吞噬了四周的光线，呈现出一种比任何自然反射都更为黑暗的河流世界。
值得进行反思的是，当你出发到河上航行时，某种程度上，你变得与周围的世俗世界相脱离。世俗世界变得比实际上要更为遥远，就好像在从陆地到河流的过程中，你也穿越了某种其它边界。这种感觉与那种“被悬置”的感觉是相似的。这可能是因为你进入了另外一种“时间”，或者至少是对“时间”的另外一种“感觉”。当然对某些人来说，进入河流的乐趣就是一种从时间中“逃脱”的乐趣。人们通常认为，那些居住在泰晤士河边的人是倾向于宿命论的，他们顺从于河流的刚愎自用及其突然及偶然的对其生活的入侵。他们也变得习惯于另一个层面的时间及其短暂性。
然而时间也是扭曲的。泰晤士河盘绕而蜿蜒曲折。水流中的那些漩涡是偶然出现的湍流的代表，从河面直达河床底部的深水处。泰晤士河拉长了时间。那些在纤路上漫步的人，与坐着汽车或火车穿过桥面的人，是住在不同的时间之中的。泰晤士河让我们知道了时间有很多不同区域。在向北和向西流的地方，河变得如此曲折，几乎处于一种迷失在自己所制造的迷宫之中的危险。在位于彻特西（Chertsey）和斯坦恩斯（Staines）之间的潘顿呼克岛（Penton Hook）那里，泰晤士河流了半英里才流过20码（18米）的距离。钟和表在此毫无用处。在抵达布莱克沃尔（Blackwall）之前，泰晤士河往返穿过子午线三次，对自身的任性做了最恰当的表达。
泰晤士河永远流淌，但它并非是永存的。它会停止存在，当世界本身停止存在的时候。但就人类的理解力来说，它是人类可以想象的、最接近永恒的过程的事物。在丁尼生（Tennyson）的诗作《溪流》（The Brook,1853）中，它被作为一种“永恒”的象征：
因为人可能降生也可能死亡，
但我永远流淌。
这种诗句所带来的感伤可能会引起不适。河在人类世界存在以前就在流淌，人类从一开始，就在与河做着无止境的斗争——涉水而过，搭桥而过，漂流而过；治理它，诅咒它，令它改向；然而人在心里知道河流终将战胜人类所制造的一切障碍。它将永远流淌。
昆斯伯里（Queensbury）的第四任公爵——人称“老昆”（Old Q)的那位——厌倦了总是在里士满的家中看到泰晤士河。“泰晤士河有什么好说的？”他问道，“我对它感到很厌倦了，它流着，流着，流着，总是一个样。”朗费罗（Longfellow）对着泰晤士河的宽广水面，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漫长岁月流过，永不复返”。那些真正懂得泰晤士河的人，在河边行走时会采取一种悠闲的步伐。“岁月”常常被人们用一种与河大相径庭的方式谈到——“驶过”（roll by）。泰晤士河有些河段的河水似乎很不愿意流。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在泰晤士河沿岸发生，然而真正的工业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来到河两岸。在泰晤士河上游的人类定居点那里，仍然可以看到古代乡村生活所留下的一些痕迹。一些乡村——如莱克雷德（Lechlade）和克里克雷德（Cricklade）——好像被保存在旧时光之中，好像已经与一直服务于它们的这条河默默融为了一体。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柳林风声》（The Wind in the Willows,1908）中泰晤士河神话的打造者，评论河边的一个村子，说它拥有一种“圣洁的平静”和一种“令人昏昏欲睡的自然状态中的生活”；在河边游荡的人也因此变成了“游手好闲者”，“通过金色的幻想空间，他的灵魂在自由飞翔。”对很多在河边游荡的人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从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在梦想中飞翔。在河边“做梦”的人可能既梦到未来，也梦到过去。
然而在泰晤士河的生命中，很难决定什么是开始，什么是结束。“水循环”的概念，从海洋到河流，从河流到海洋，对那些生活在线性时间中的人来说，是一个难题。能说泰晤士河真的是“结束”了吗？如果这样说的话，“结束”于何处？它结束的地方从理论上来讲，正是它重新开始的地方。在它不断向前流去的时候，它也正在后退。伊萨克·罗森博格（Isaac Rosenberg）在评论多次描绘库克汉姆（Cookham）附近的泰晤士河景色的斯坦利·斯宾塞（Stanley Spencer）时说，“他的画有一种我们从所有杰作中都能体会到的永恒的感觉，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斯宾塞可能是通过他在泰晤士河附近的生活，获得了这种对“永恒”的感觉。他以20世纪为背景，描绘如《圣经》般古老的形象。泰晤士河不休不止的生命，暗示了所有事物的本质都是循环往复的。
这就是为什么河的未来经常被用其最初的发源来加以比喻。雪莱（Shelley）曾经预言，“滑铁卢桥（Waterloo Bridge）的桥墩应该成为芦苇与柳条之岛的核心，并将破碎的拱门残缺不齐的影子投射在孤独的水面上。”在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s）的反乌托邦小说《伦敦毁灭之后》（After London, 1885）中，未来伦敦被描述为“一块巨大浑浊的沼泽地”。在对未来的想象中，泰晤士河经常被描述成一种返回原始的状态；人们在想象中假设，泰晤士河在某种程度上永远是原始的。它将开端包含在结尾之中。历史学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想象了一个失落世界的幽灵般的景象，“某位从新西兰来的旅行者……在巨大的孤独中，站在伦敦桥一个破碎的拱门上，描绘着圣保罗大教堂废墟的草图。”在这里，泰晤士河是一个古老而近乎远古的、巨石倒下的世界的背景。
如果说泰晤士河似乎挑战了有关时间的观念，那么它也对“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这些在时间中偶然形成的空间——譬如河岸与源头——是河之流淌的一部分吗？既然处在一种不断的自由流淌之中，那么能说河有一个受限制的空间背景吗？有可能在精确到十亿分之一秒的那一刻，为泰晤士河塑一座透明的雕像吗？这是不可能的事。那么河的躯体是什么？你如何认知并测量河的体积？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曾在泰晤士河边拥有两处住宅。一处叫凯尔姆司各特庄园（Kelmscott Hall），位于汉默史密斯（Hammersmith），其花园一直伸展到泰晤士河边；另一处位于凯尔姆司各特村（此处拼写无误），靠近莱克雷德（Lechlade），这处住宅的土地也一直伸展到泰晤士河边。莫里斯很喜欢玩味在汉默史密斯流过他窗下的河水，之前流过自己乡村住所的草地与灰白色的三角墙这一事实。空间在这里似乎变成液体的了，具有无限的可塑性。对莫里斯来说，这两个相互隔了一百多英里的空间拥有同一种令人着迷之处。这也许是为什么河上的作家与梦想家们——譬如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对空间与场所总是有一种令人好奇的、弹性十足的态度。他们常常将空间与场所变得无限小，或是无限大。
但莫里斯认为流过汉默史密斯和流过莱克雷德的是同一片水，这一点真的正确吗？有一种说法认为泰晤士河里的水是永远新鲜并且不停在进行更新的。有一些奇妙的物理事实支持这一原本是形而上的说法。泰晤士河从莱克雷德到特丁顿河段，可以被称作“非潮汐”河段，其水量大约为四十五亿加仑（204.5亿升），而当地落雨量经计算是四十三点六亿加仑（198.2亿升），因此泰晤士河里所流动的是新的水，永远在循环，永远在净化，永远在重新填满。但另外一个耀眼的统计学上事实将会为这种所谓的“新”打上个问号。落入科兹沃尔德（Cotsworlds）的一滴水，在它抵达大海以前会被八个不同的人饮用。它被取出，净化，然后重新投入大海。它永远不可能与昨天、上个月或是一亿年前一模一样——或者它能？这是它永远常新的秘密。
泰晤士河真正的分量也许要在其所唤起的情感中寻找。对那些凝视着它或者在其身边游荡着的人来说，它为他们召唤出自身命运的形象；对另一些人来说，它唤起有关过去的记忆。很少有人能坐在流水旁而不陷入某种沉思与幻想，即使那只是出于对永恒变化的认知。这是为什么在有关泰晤士河的书中，总有一种哀悼当下对过去的荣光的侵蚀的情绪——泰晤士河自身就唤起这种遗憾的情绪。
托马斯·格雷（Thomas Grey）在《伊顿学院远景颂》（Ode on a Distant Prospect of Eton College） （1742）这首诗中为泰晤士河定下了忧郁的调子。认识到变化的无穷尽，又一次引发了忧伤。特纳画作中对泰晤士河的描绘经常与登船、分离及撤退有关。在狄更斯（Dickens）的小说中，泰晤士河常常出现在有关会面与分手的场景之中。水是令人忧伤之物，一切都消融其中。有人特意到泰晤士河岸边来体会有关遗忘的感觉——看着河水可以体验到一种思想被冲刷、观察被抹杀的感觉。它甚至能消除记忆。河水吸收了一切。它可以让人沉沉入睡，遗忘万物及陷入沉思。忘川的水（river Lethe）仍然存在于泰晤士河之中。
然而有关循环和永远重生的意象，可能也可以成为人们进行庆祝的理由。直到今天，泰晤士河仍然能唤起一种有关逃离与冒险的感觉。在河的下一个转弯，总有一些什么东西等待着被探索。当泰晤士河奔流向海之际，它好像充满了新的生命与能量。
? Peter Ackroyd： Thames： The Biography, Anchor(November 3, 2009)。该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引进待出版，译者为任明，此处为节选其第二、三节。
? 约翰·达罕（John Denham，约1614-1669），出生于都柏林，英国诗人，其诗作《库珀的山丘》（Cooper’s Hill）被认为是英语诗歌中较早对当地风光进行描写的典范。
? 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约1552—1618）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一位多产的学者、政客、军人、诗人、科学爱好者和探险家，在早期英国对北美的殖民地探险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很得宠，于1585年被封为爵士。后来1591、1603两度被下狱，是在伦敦塔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囚徒，1618年因在海外探险活动中其手下洗劫了西班牙定居点、违反了两国和平协定而于回国后被逮捕、处死。
? 伦敦塔（the Tower）：即the Tower of London，是英国伦敦紧邻泰晤士河边一座标志性宫殿、要塞。最初是“征服者威廉”于1066年沿泰晤士河而建的据点，目的是保护伦敦，并宣称此地是他的领土。詹姆士一世（1566-1625）是最后一位将其作为宫殿居住的统治者。伦敦塔曾作为堡垒、军械库、国库、铸币厂、宫殿、天文台、避难所和监狱，其最后一次作为监狱使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88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其中具有罗马人建筑风格特点的白塔，是影响整个英国建筑风格的巨大建筑物。
? 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1894-1978），1939-1941和1949-1966两度当选总理，在位十八年，是迄今为止澳大利亚在位时间最长的总理。
? 兰尼米德（Runnymede）：位于瑟瑞郡泰晤士河沿岸的大块草地，位于伦敦中心区往西三十二公里，因1215年英国《大宪章》在此签署而著名。
? 约翰·凯尔（John Keill，1671-1721），苏格兰人，数学家，牛顿的学生及捍卫者。
? 迈克尔·德里顿（Michael Drayton，1563—1631），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的诗人。长诗《多福之国》（Poly-Olbion） （1613-22年）洋洋洒洒30000行，描绘了“著名的不列颠岛”的美丽风光和光荣历史。
? 斯坦斯（Staines）：位于瑟瑞郡泰晤士河边的一个郊区镇，自新石器时期开始就有人居住，公元43年罗马人入侵不列颠以后就在这里建立了定居点。
? 坎威岛（Canvey Island）：位于埃塞克斯泰晤士河口的小岛，从罗马时代开始就有人居住。
? 希莱尔·贝洛克（Hilaire Belloc，1870-1953），盎格鲁-法兰西作家、历史学家，父亲是法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国，是20世纪初期英国最多产的作家之一，英国爱德华七世时代四大作家之一，与H.G.威尔斯、萧伯纳、G.K.切斯特顿齐名。
? 约翰·贝杰曼（John Betjeman，1906-1984），英国桂冠诗人，是英国人最喜爱的诗人之一。喜欢以简单的抒情形式、轻盈的诗句表达严肃的主题。
? 约翰·斯托（John Stow，1524/25 - 1605），英国历史学家和古文物学家，其最著名的作品为《伦敦普查》（Survey of London，1598），因其对伊丽莎白女王一世时期伦敦的建筑物、社会情况及习俗的记载而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1603年斯托又进行更新出了第二版。
? 塞尔迈克斯大厦：二级保护建筑，位于伦敦斯特拉得（Strand）大街80号，1930-31年为壳牌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合营公司总部而建，其钟楼一面朝向泰晤士河，一面朝向街道，是伦敦室外最大的钟。
? 亨利六世（Henry VI，1421-1471）：英国国王，在位时间为1422-1461及1470-1471年。
? 卡斯维劳尼（Cassivellauni）：率队抵抗凯撒第二次入侵的不列颠部落首领。
? 奥法（Offa）：盎格鲁-撒克逊时期麦西亚王国的国王，在位时间是757年到796前其死前。
? “铁甲王”埃德蒙（Edmund Ironside）：也被称作“埃德蒙二世”，在位时间仅近几个月（1016年4月23日到11月30日），被称作“铁甲王”是因为他在抵抗丹麦人侵略中表现勇猛。
? 克努特（Cnut，995-1035）：其父为丹麦国王，克努特在1016年统治了英格兰，1018年从兄长那里继承了丹麦王位，1028年宣称自己为挪威国王，建立了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帝国（也称“北海帝国”）。
? 查理一世（Charles I，1600—1649），1625-1649年间为英国国王，1649年被议会判为“叛国罪”被砍头。
? 英国内战期间“议会派”组织的军队。
? 约瑟夫·玛罗德·威廉·特纳（Joseph Mallord William Turner 1775年4月23日－1851年12月19日)：英国著名浪漫主义风景画家。
? 《狄多和埃涅阿斯》是英国画家特纳创作的油画作品，取材于维吉尔的长诗“埃涅伊德”中的情节，描绘了北非女王狄多和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的爱情故事。
? 庞培是罗马将军，柯妮丽娅是其妻子。
? 摩西（Moses）：《圣经》里记载的公元前13世纪时犹太人的民族领袖，率领希伯来人逃离古埃及，摆脱被奴役的悲惨生活。
? 威廉·莫里斯（1834-1896）：19世纪英国设计师、诗人、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及自学成才的工匠。
? 杰罗姆·K·杰罗姆（Jerome K.Jerome.1859-1927）：英国幽默小说家、散文家和剧作家，《三人同舟》展现了一个战前存在于英格兰的田园诗般的世界。
? 弗兰西斯·诺尔-巴克斯顿（Francis Noel Buxton）：此处名字似乎有误，根据出生日期及相关记载，1952年在威斯敏斯特那里试图涉水过河的应该是诺尔-巴克斯顿（1917-1980）男爵二世，其名为Rufus Alexander而非Francis。
? 肯尼斯·格雷厄姆：(Kenneth Grahame，1859-1932）：英国银行家，儿童文学作家。《杨柳风》(1908)是其儿童读物代表作。
? 伊萨克·罗森博格（Isaac Rosenberg，1890—1918），英国诗人，艺术家。
? 斯坦利·斯宾塞（Stanley Spencer，1891-1959），英国画家。
? 理查德·杰弗里斯（Richard Jefferie，1848-1887），英国自然作家，以其对英格兰乡村生活的描写而著称。
?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1800-1859），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1847年撰写《自詹姆斯二世即位以来的英国史》（即《英国史》）。
? 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19世纪英国设计师、诗人、早期社会主义活动家及自学成才的工匠。他设计、监制或亲手制造的家具、纺织品、花窗玻璃、壁纸以及其他各类装饰品引发了英国的工艺美术运动，一改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流行品味。
? 科兹沃尔德（Cotsworlds）：位于英格兰西南地区上方面积为790平方英里的地区，巴斯、牛津等名城位于其边缘地区。
? 托马斯·格雷（Thomas Grey，1716-1771），英国诗人，古典学者，剑桥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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