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庆西

　　这部大书，既是表现忠勇节义的英雄叙事，何以又成了玩转谋略的优胜记略？

　　鲁迅对《三国演义》多有负面评价，在一次讲演中列其“缺点有三”：曰“实多虚少”，曰“描写过实”，曰“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四讲）。这里不拟讨论前两条关于虚实的问题，其中第三条意见涉及叙事悖谬，鲁迅作此解释：“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应该说，这种悖谬恰好印证了这部小说美学意义上的复杂性，其中有些问题可以作进一步辨析，好像不只是一种“缺点”。

　　笔者认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及《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关于古代小说的研究，主要追溯其缘起、著录和体式之沿革，或亦涉及叙事艺术和审美批评，自有洞贯灼见，但未必都是不易之理。即如“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之说，就很有讨论余地。应该说，这是一个值得深入考察的问题。

　　批评家维姆萨特和比尔兹利曾提示过这样一种创作现象：“一个作家原来企图写一部较好的作品，或是某一方面较好的作品，而现在作品已经写出来了。结果是，他从前的具体意图倒不是他的意图了。哈代笔下的乡巴佬警官说过：‘他就是我们寻找的那个人，那是真的，可是他并不是我们要找的人，原因是：我们寻找的那个人并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意图说的谬误》）。这就像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不经意处自有收获。

　　当然，这种悖谬在《三国演义》中可能呈现更为复杂的情形，事实上很难断识，小说家是要将历史进程演绎为一种忠奸对立模式，还是以人物各自命运印证“是非成败转头空”的旷世谶言？这部大书，既是表现忠勇节义的英雄叙事，何以又成了玩转谋略的优胜记略？

一

《三国演义》叙事逻辑最明显的悖谬是优汰劣胜，最具政治优势的蜀汉最先出局，赢家是篡汉的曹魏，最后得天下的又是篡魏的司马氏。从大处看，小说并没有篡改历史走向，但小说提供的伦理和情感内容却与历史本身的经验范围形成某种错位。问题就在这里。

　　在小说语境中，刘备绝对是“政治正确”，作为汉室嗣息，又极具“以人为本”的仁厚色彩，更有诸葛亮这样安邦定国的良相和谋略大师，加之关张马赵黄等骁勇善战的一流战将，政治上军事上都占尽优势。还有一点很重要，从先主到后主，蜀汉一向内政稳定，几乎没有内部讧争（唯诸葛亮死后魏延倒戈，旋即被灭），而魏、吴两国屡见废立之局，宗室和权臣的内斗相当惨烈。蜀汉看上去样样都好，虽说后主昏聩、平庸，比起曹魏三少帝和孙吴三嗣主也差不到哪里去，何况有姜维这般忠心辅主的大将军，可到头来非但未能进取中原，自己却先覆亡。这故事如何讲得通？

　　作为讲史小说，《三国演义》自然不可能改写赓续曹魏的司马氏最后一统天下的历史事实。但不管结局如何，基本叙述过程纳入了“汉贼不两立”的对抗语境，并且不断再现蜀汉军事征伐之辉煌，以其合法、正义和持续胜利操纵读者的审美反应。这是一种留滞或延宕的叙事策略，可以暂且撇开实际的历史进程，用一系列文本事件构筑另一种历史存在。也就是说，结局归结局，重要的是讲述过程。

　　其实，汉末的豪强纷争不能简单地判识正邪之分。按史书记述，蜀汉一方自然不具有小说描述的诸多优势，诸葛亮也没有那么神奇。宋人苏辙《三国论》分析曹操、孙权、刘备三人优劣，认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于二人者”。不过，他认为刘备用人行事略有汉高祖刘邦之风，可惜是“不知所以用之之术”。苏辙具体提出这样三条：一、“弃天下而入巴蜀，则非地也”；二、“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而当纷纭征伐之冲，则非将也”；三、“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将以攻入，则是其气不足尚也”。前两条说的是诸葛亮的问题，最后是指刘备亲自率师为关羽报仇之事。入巴蜀是诸葛亮三分天下的战略擘划，但在苏辙看来远离中原就很难争天下；至于诸葛亮相业有余而将才不足，原是《三国志》本传之定谳。不管苏辙的分析是否正确，他所依据的正是蜀汉僻陋一方之颓势，这是宋代以前人们所知道的三国事况。显然，后来成书的《三国演义》给刘备、诸葛亮和蜀汉将士注入了正义和道义的力量，亦赋予其种种神奇色彩。

　　将美好的东西撕碎了给人看，符合悲剧美学原则，也便于掩盖叙事的逻辑悖谬。

　　小说在编织蜀汉神剧的同时，似乎并没有完全回避它走向衰亡的若干缘由。最严重的挫败自然是荆州之失。因关羽被害，刘备率师伐吴，结果兵败猇亭，又殁于白帝城。同样，关羽的噩耗亦导致张飞之死。小说不是绕过这些对蜀汉不利的史实，只是挫折之后又不断注入新的叙事动力，让读者欣喜之中产生新的期待。如，刘关张之后，诸葛亮重拾连和东吴政策，很快扭转了外部局势，其国内情形转而蒸蒸日上——

　　小说不是绕过这些对蜀汉不利的史实，只是挫折之后又不断注入新的叙事动力，让读者欣喜之中产生新的期待

　　却说诸葛丞相在于成都，事无大小，皆亲自从公决断。两川之民，忻乐太平，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又幸连年大熟，老幼鼓腹讴歌；凡遇差徭，争先早办。因此军需器械应用之物，无不完备；米满仓廒，财盈府库（第八十七回）。

　　改编为京剧的《失空斩》可以说是浓缩了这部小说最重要的叙事策略，也即如何将实际的不利转化为精神层面的胜利

　　在阅读中这样的概述很容易被忽略，但这是小说家确立的一种叙述基调。接下去便是诸葛亮征服南方蛮夷的战争，“七擒孟获”写得绘声绘色，大为提振人心。然后进入“六出祁山”的连续征伐，因为已将战场推至魏境，不难让人对蜀汉的王者之师正义之师充满期望。其实，蜀军进入的只是魏国边陲之地，尚且不能据而有之——即便按小说描述，诸葛亮最终也是寸土未得。然而，读者脑子里不算这本账，人们印象至深的却是蜀军捷报频传：陈仓道口斩王双，木门道中狙杀张郃，上方谷火烧司马懿……小说家笔下蜀军总是胜多负少。纵然遭遇“失街亭”而深陷危局，一出“空城计”化险为夷，继而“斩马谡”更将诸葛亮治军之法、德、情一并提升和完善。改编为京剧的《失空斩》可以说是浓缩了这部小说最重要的叙事策略，也即如何将实际的不利转化为精神层面的胜利。

　　诸葛亮殁后，又有姜维“九伐中原”的故事。虽然依旧虚构蜀军的胜利，但虚构的军事优势在逐渐消弭，因为距离蜀亡不远，小说叙述不得不照应被叙述的历史。这期间宦官黄皓成了颠覆性因素，第一百十三回和一百十五回两度说到黄皓唆使后主诏令姜维撤军，因此北伐之计终成画饼之谈。其实，小说是将黄皓弄权的作用放大了。姜维从祁山回来要杀黄皓，后主解围说，“黄皓乃趋走小臣，纵使专权，亦无能为”。这个出自《华阳国志》的说辞倒是一句大实话。黄皓乱政之事固然亦见史书记载，但要将蜀亡的根源归咎这“趋走小臣”，实在是过于勉强。不过，这乱臣贼子的解释亦自有读者的经验介入。

　　于是，英雄牌打不下去的时候就变成了冤情牌和悲情牌——愈到后边，姜维苦其心志的征伐愈是显得悲慨而动情。其假手钟会逆袭天下的诈降之计几乎功败垂成，姜维自刎前仰天大叫：“吾计不成，乃天命也！”读者看到这里，真可为之一哭。毛宗岗说“先主基业，半以哭而得成”（第一百十九回总评），此言不假。悲情本身亦是道义优胜的表达方式，这里情感意义变成了指示意义，足以控驭读者心智，弥合那种优汰劣胜的逻辑悖谬。应该说，不是弥合，是直接删除。

　　蜀亡于乱臣贼子，更亡于天命，便无可究诘，剩下的只是情感因素替换了叙事逻辑。

二

就文本而言，《三国演义》复杂的叙事意图不像是叙述者的主观意图，这样说似乎本身也是悖谬。不过考虑到这部小说由史乘到“说话”再到成书的整个过程，其叙事意图亦未必就是小说家自出机杼。按照所谓“元叙事”的本体论观念考量，在相互缠绕的各种意图中，建构“政治正确”的忠奸对立模式无疑是最重要的叙事动机，亦藉此表达了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士人情怀。自开篇刘关张桃园结义开始，小说就以忠诚二字捏合了公义与私谊，归结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行为宗旨，其中包含的人伦道义自然构成了叙事话语的正义性。然而，仅凭道义和忠义、正义不能实现光复汉室的政治目标，在武力纷争的杀局中自然离不开武力塑造的英雄主义。

　　这就有一个问题：三国语境中的英雄主义有其特殊语义，实际上往往与机会主义互为表里——因为“英雄”既以天下为念，成其功业与建树，不能不倚助机会主义运作。落实到故事里，心机、谋略与手腕不仅是叙事策略，也被作为一种英雄品格而加以描述和褒扬。譬如，刘备得益州之前，投靠过袁绍，依附过吕布，归顺过曹操，又奔走于刘表、孙权之间，那些豪强没有一个是他真正的盟友，也没有一个彼此能够好聚好散。作为权且之计，如此蝇营狗苟斡旋于各派势力，要说是生存之道抑或未可厚非，可是却被誉为英雄韬略。小说一边扬厉节操与义行的政治伦理，一边则标榜甘受胯下之辱的生存法则，英雄主义的人格与道德原则无法聚焦于两个互相悖离的主题，却改头换面整合在机会主义的行动之中。说来这种行事方式并非源自说书人或小说家之想象，亦非魏晋史家之构撰，而是先秦纵横家的套路，甚至可以追溯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那种古老的充满励志色彩的政治传统。

　　在刘备开创蜀汉基业的过程中，弱肉强食和诡诈权变是两条最根本的原则。刘备挂靠刘表之日，诸葛亮总是惦着如何吞下荆州这块肥肉。后来出兵西川，是打着帮助刘璋抵拒张鲁的旗号。这里没有道义和忠诚可言，曹操篡汉是攫取中央政权，刘备觊觎的荆、益二州亦是汉家宗室地盘，他们的攘夺本质上没有区别。所以，曹操在刘备面前挑明了说，“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在当日豪强纷争的语境中，英雄亦是枭雄、奸雄同义语，刘备有枭雄之称，曹操更负奸雄骂名，有趣的是偏是奸雄、枭雄二者煮酒论英雄。关于“英雄”，曹操给出这样的定义：“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这天地宇宙的说辞何其壮哉，却是剔除了道义与忠诚。一部弘扬忠勇节义的讲史小说，落实到主要人物的角色行为，归根结底还是成王败寇的价值标准。

　　一部弘扬忠勇节义的讲史小说，落实到主要人物的角色行为，归根结底还是成王败寇的价值标准

　　然而重要的是，撇开了道德因素的英雄人格，倒是更为契合那个纷乱时代的伦理常例和复杂的政治生态。这也是刘备、曹操、司马懿那些人物之所以能够摆脱脸谱化的根本原因。其实，即便相对次要的人物，譬如吕布，亦因此获得了既招人喜爱又让人鄙夷的多面性（关于吕布，可参见笔者《白门楼记》一文，载《书城》2012年8月号）。有意思的是，小说明明以忠奸对立模式展开叙事，许多角色并不是简单地标识为好人坏人。譬如，王允以貂蝉美色设套，使董卓、吕布反目为仇，最后成功地刺杀董卓，此公为汉室之存亡续绝可谓苦心卓绝。可是连环计那种龌龊手段，以及刺卓后主持朝政的大清肃（如缢杀蔡邕，不赦李傕、郭汜等），亦透露其性格中阴暗可怖的一面。

　　所有这些去道德化、去浪漫化的性格描述，无疑是对忠奸对立模式的矫正。应该说，小说家以“尊刘抑曹”的立场叙写蜀汉悲剧，大抵反映着宋元以后现实语境带来的悲慨诉求，“汉贼不两立”的决绝立场恰恰符合想象中建构国家意识的终极信念。但是，如果完全按照这种理想模式去描述故事和人物，一切都会成为标签化的东西。所以，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回到了历史现场，在三国语境中刻画三国人物，这就大大消解了忠奸对立的说教意图。

　　从《三国志》和裴注所引魏晋诸史来看，汉末至三国之风俗人心颇似纵横家大行其道的战国时期，在割据与纷争的大格局中难以确立衡定的价值理念。顾炎武论及周末风俗说过这样的话：“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日知录》卷十三），其实三国亦如七国，处处要讲权谋机变，也很难容得下“礼”与“信”二字。但看《三国演义》，小说家倒是很有意识地表现这般历史风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将权谋和计策施用推向极致。众多军师和谋士的运筹和较量读者自是耳熟能详，诸葛亮、庞统、荀彧、荀攸、贾诩、程昱、郭嘉、司马懿、鲁肃、张昭、阚泽、陈宫、田丰、沮授、审配……这些智谋人物和计策之用也成了英雄造世的重要推力。其实不光是战场上的智力角逐，从王允的连环计到司马懿智赚曹爽，从刘备的韬晦之计到东吴几度废立之局，这世界人人都在玩心眼玩计谋，书中这些描述更甚于《三国志》和魏晋诸史提供的史实，这部讲史小说最大的虚构成分偏偏就是那些编织谋略的情节。

　　但从另一方面看，小说叙事不可能完全回到三国现场。首先，不能忽视其成书在中原沦丧后的实际语境，此际以小说重述那段“分久必合”的历史，自然难免代入国家认同的政治伦理；另外，宋代士人和儒者因“君子小人”之争而相激相荡，早已确立了忠奸对立的思维模式。因之，小说家藉讲史阐发国家意识形态自是其叙事意图之一，而小说文本亦必然反映读者构成的能动性（不能忽视之前说话、戏曲与接受层面之互动）。尤其后来通行的毛宗岗评改本，叙述者的政治情怀和道德情怀更是处处可见。最明显的是对蜀汉政权合法性、正义性的充分肯定（有关《三国演义》的争论多半缘此而发，大抵由历史评价纠缠其间），除了表现刘备之仁厚与政治正确，还突出塑造关羽的忠义和诸葛亮的忠恪。

　　小说家用一套近乎完美的君臣关系阐释家国伦理大义，却又无可奈何地让所有人置身于那个龌龊而黑暗的世界。

　　小说家用一套近乎完美的君臣关系阐释家国伦理大义，却又无可奈何地让所有人置身于那个龌龊而黑暗的世界

　　“苏麦188”自2012-2014年连续3年在宜兴市进行了小麦新品种大区示范，产量分别为481.3 kg/亩、446.5 kg/亩、456.7 kg/亩，3年平均产量为461.5 kg/亩（见表1）。经过连续多年的示范种植，“苏麦188”具有较好的产量优势。

三

有关人物形象的悖谬因素，亦须作进一步探讨。

　　鲁迅说《三国演义》要写曹操之“奸”，结果倒像是“豪爽多智”，而类似的悖谬还见于刘备与诸葛亮——“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按鲁迅的看法，小说在人物塑造方面似乎往往用力过甚，以致出现反面效果。这不能不说是叙事悖谬的几个显例。关于“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民间向有“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的歇后语，无疑亦是受众的一种共识。

　　看上去确是“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但这未必就是文章的缺失。其实，“欲显……而似……”这种悖谬恰好显出性格塑造的某种妙诣，即由不同话语路径楔入而形成叙述张力，凸显人物形象的多个侧面。

　　按说，刘备本性良善是小说刻意用笔之处，但问题是：人主之仁厚大抵与治国平天下之宏大目标相联系，故而往往转移为手段，脱离其仁者之本义。作为统驭人心（或曰“收买人心”）的手段，实际上很难摆脱某种伪饰意味。譬如，第四十一回当阳撤退携十万民众而不弃不离，乃谓“夫济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云云，其实目标恰恰已非“以人为本”，而是“济大事者”。所以，后来就有阵前摔孩子的一幕。毛宗岗评曰：“袁绍怜幼子而拒田丰之谏，玄德掷幼子以结赵云之心；一智一愚，相去天壤。”称之为“智”，乃政治理性，亦是一种心机，是以仁厚统驭人心的表演与说辞。然而，相比董卓、曹操、袁绍、袁术、吕布、孙权、司马懿等各色强人，刘备身上“恶”的成分确实很少，却未必没有“伪”的色彩，其性格刻画之妙，亦恰恰在于很难落实为长厚还是伪善。他的某些仁义之举，如“三让徐州”，竟让人看不透是出于仁者谦谦之意，还是为赚取名声的作秀，抑或军事上的审时度势？人物形象能有这些耐人寻味的多面性和不确定性，实在是一种极好的叙事手段。

　　过去有一种流行说法，认为《三国演义》写的全是类型化人物（更有脸谱化之说），其实像刘备、曹操、袁绍、吕布、关羽、孙权、周瑜、诸葛亮、司马懿这些人物，都是极富审美内涵的的复杂性格。正因为他们身上集合着某些悖谬因素，绝非单向度的描述，很难用某一类型去认定。譬如，曹操就是另一个典范，其雄才大略与无赖气质集于一身，生性狡狯而豁达，权变而清通，多疑而果断……你能说这是何种类型人物？

　　（按：《三国演义》人物众多，大多亦属类型人物，但若干重要人物不在此列。究之根源，类型化造型应归咎三国题材的戏曲作品。三国戏至少在元杂剧中已是一个重要门类，后世京剧和各种地方剧种的三国戏更是不胜枚举，影响极大。戏曲注重情节与冲突，至于人物塑造往往只能凸显性格之某个方面，如戏台上的曹操多半就是凶残奸诈的二花脸。在文化尚未普及时代，民众接受的三国叙事主要是三国戏，而不是文字表述的《三国演义》，来自戏台的脸谱化印象很容易形成某种接受定势。）

　　在《三国演义》书写的大量人物中，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是刘备与关羽，而偏偏刘备有伪善之嫌，关羽则刚愎自矜，即按古人的道德准则，他们也不是完人。关羽丢了荆州，刘备轻率伐吴，亦是由性格缺陷造成重大失误。有意思的是，小说从各种悖谬因素中挖掘人性的丰富性，并不追求人物性格的十全十美，反倒大大彰显其政治正确和道德情怀。尤其关羽，俨然成为正义和道义之神（关羽成为官方与民间祭祀的神衹，亦与小说传播的显圣有关，此姑不论）。此中手法之高明，远非一味颂扬正气的《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那样的历史演义所能比肩。

　　小说从各种悖谬因素中挖掘人性的丰富性，并不追求人物性格的十全十美，反倒大大彰显其政治正确和道德情怀

　　然而，正义与道义在《三国演义》中并不是同义语。这里特别需要指出，小说虚构的人物行为往往在正义与道义相对立的情形中陷入价值悖谬。譬如，魏延即是一例。第五十三回中，魏延救黄忠、杀韩玄、献长沙，是功是罪，便有两说。在刘备看来此人弃暗投明功莫大焉，诸葛亮却要喝令刀斧手推出斩之。诸葛亮的理由是，“食其禄而杀其主，是不忠也；居其土而献其地，是不义也”。即认为魏延卖主求荣，亦如“三姓家奴”的吕布一类。这里，刘备讲的是政治正义，诸葛亮讲的是人伦道义。在小说语境中，二者往往互为因果，却又不是一回事。

　　由于小说将刘备“匡扶汉室”之诉求作为唯一的政治正确，书中一些背弃旧主而投奔蜀汉的人物，通常被认为是弃暗投明的选择，如黄忠、马超、严颜、张松、姜维、夏侯霸，等等。不过，这些人在读者心目中并不具有相同的人格价值，像张松早与刘备暗通款曲（还曾打算将益州卖与曹操，在人家那儿讨了个没趣才转售刘备），你可以说是良禽择木而栖，却也难以摆脱卖主求荣的恶谥——其投靠刘皇叔算是正义之举，恰恰以捐弃士者道义为代价。按说诸葛亮也该喝令刀斧手推出去听斩，只是取西川之事关涉战略大计，还得待之以上宾。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双重标准。

　　如何将正义与道义完美地捏合到一起，这是小说叙事难以回避的大问题。其实，自开篇桃园结义而始，小说家就明显给出以江湖道义依傍家国大义的思路。不可低估这套私盟为公义的叙事话语，作为结契的大目标——“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首先是维系汉家社稷，同时涵纳了相应的组织和纪律，包括士者的忠诚、勇敢与节义。此后在刘关张和蜀汉阵营的叙事中，为此设计了许多富有表现力的感人情节，如关羽千里护嫂寻兄，赵云长坂坡单骑救主，君臣之义、兄弟之情一并写入，而诸葛亮斩马谡则是尽法而尽情……

　　最有意思的是，第二十五回关羽在下邳城外陷于曹军重围，不得已归附曹操，这个本来可称之失节的插曲，却被转写为曲折而动人的忠义传奇。按陈寿《三国志》记述，建安五年刘备投奔袁绍时，关羽被曹操擒获，其时刘备家眷并不在其军中。小说虚构了护嫂一节，于是委身曹营就成了忍辱负重的正面文章。被人津津乐道的“降汉不降曹”之说，可谓小说家调文饰词的神来之笔，如同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徐庶是因为忠孝不能两全，那是另一种两难境况），实在是一种刮垢磨光的修辞，彻底改写了这段不体面的经历。从史书上看，关羽被俘，因曹操待之优厚，斩颜良以报效，之后又回到刘备身边，这些固然有之，但这些固有的素材显然不足以支撑小说家的英雄叙事。毕竟，史书上“各为其主”的旧说只是出于士者的人伦道义，而关羽形象还须体现“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正义。

　　小说家清晰地意识到，忠诚的两个不同取向尽管往往被混为一谈，但终归有其悖谬的一面，只能用一种更高的意识形态原则加以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