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城

　　日暮里。

　　两名警察，一老一少，坐着出租车行走在乡间。他们接受上司的指令，去查核某桩凶杀案的细节。已近晚饭时分，远处人家炊烟四起。奔波了多时，两人已感疲惫与饥饿。在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之中，老警察突然感慨：“只要出门在外，一到晚饭时间就会思乡。”

　　这个隽永而又令人惆怅的句子，出自于松本清张的侦探小说《交错的场景》。一切起始于一次不经意的阅读：某个午后，阳光稀薄，曾是文艺青年的东京警视厅春香课长，拿起一本同人杂志。一段白描，不足千字，唤醒了他的侦探嗅觉。熟悉的场景，让他想起一桩悬置未决的命案。虽然凶手已经归案，但某个细节的错位，却令他深感不安。侦探直觉告诉他，其中必有隐情。于是，在春香课长和东京警察锲而不舍的排查下，终于抵达了命案的真相。

　　侦探。细节。交错的场景。这，就是故乡的真相。或者，这就是抵达故乡的途径。一顿晚饭、一次阅读、一段旅途……甚至，一个恍惚，都会让人在时间荒野上，侦察着遥远的过去。那片似曾相似的土地，那段愈发清晰的成长记忆，似乎所有的人和事，慢慢浮上心头，与不安、局促的现实交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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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2013年，我在豆瓣网闲逛，偶然间遇到沈书枝的文章。写的是什么？是田中插秧或是黄昏里放牛的事情。春天的鸟鸣、清明的艾蒿、端午的粽子、中秋的月亮、池塘里的鸭子、田垄上的水牛、山野上的杜鹃花……一幅幅熟悉的画面，便逐渐浮上我的心头，像是乡间黄昏，明亮之处不免带着入夜的惆怅。于是，我便见猎心喜，像一名侦探那样，到处搜寻沈书枝的文章。那年春季，沈书枝首本散文集《八九十枝花》面世。我即刻买来，读完之后，故乡的山、水、人、事，如风般鼓进我的胸膛，哀愁难以缓解。

　　山风徐来，嘹亮的鸟鸣声，渐渐消逝。此时，似乎能听见脚步掠过草丛的细碎声。有人迎风呼唤，响声在空谷中回荡。是谁在跟着大喊大叫？于是，再叫几声，情况亦然。山顶的风，似乎是直的，迎面而来，有时吹得人眼泪直流。一群人极目望去，远处是起伏的河流，隐没群山之间；山脚处是砖红色的人家，袅袅炊烟起来了，这是在清晨；明亮的田野里，有人在插秧，有水牛在歇息，这是日间了；黄昏时，偶有黄鹤展翅落于池塘，紧接着便是“鸡栖于埘”。

　　映山红我是多久没有见到了？这种彤红若火的花，盛放在山野里。在记忆之中，它是那么灿烂动人，而在孩童之时，却是一种不甚起眼的食物。“我们吃花，折一枝带嫩叶的枝子，将花摘下，掐去尾部，抽去花丝，穿到枝子上。如此穿了许多朵，成密密一支花串，才放口大嚼。这样的滋味，比单吃一朵来得甘酸与好玩”（《清明》），吃法大同小异。映山红的滋味，着实不太好，吃多了两颊生酸，分泌出许多口水来。一时新鲜之后，映山红便成为孩童玩耍的装饰物。

　　乡间零食匮乏，方圆十里不见一家小卖部。小孩子嘴巴又馋，肚子总是渴望着食物，好在农民的辛勤与大自然的慷慨，一年四季，总是能找到入口的食物。春天“我们吃得最多的，一定还是稻苞……稻苞是一种近乎透明的嫩白，汁液鲜甜”（《葛、白茅与斑茅》），至于葛、白茅与斑茅，在我的家乡，并无人吃——白茅与斑茅，都是常见的，待它们长成，是很好的柴火。挖葛根，似乎没有。偶尔会有人到山里挖“硬饭根”（可煮着吃，口感极硬，难以下咽，老人口中“过去”因粮食匮乏，所以常挖来作口粮），但我从未见过。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春夏之交，可吃的东西就更多了。山涧里的覆盆子，红彤彤如草莓，因其枝生有倒刺，所以摘的时候要极其小心。桑葚、李子、枇杷、桃子之属，陆续成熟，尤其是李子与桃子，可以说是一年之中难得的水果盛宴。夏天则是荔枝、芒果与西瓜。这三样水果是地里没有的，只能到二十公里外的市集里购买，所以尤为珍贵——浸在清凉溪水中的瓜，是繁忙农事中最为奢侈的享受。“外面太阳太大了，有时候我们吃着吃着，突然发了孝心，切一个瓜，切得薄薄的，用筷子小心把瓜子全都剔掉，再削去瓜皮，放在白碟子里，撒一点白糖上面，端到田里给父母大人们吃”（《关于西瓜的黄金时代》）。

　　秋天最为开心。桃金娘是九月初成熟，那时正值新学年的开始。桃金娘属灌木，与五六岁小孩一般高，成熟的果子呈乌黑色，味甜。小孩在山里走一圈，能摘满满的一篮子。秋意再浓一点，野果陆续成熟，现在我已经忘记它们的名字（其实，有些还是能用方言叫出来，只是把它转化为普通话时，颇为困难。在搜索引擎发达的今天，我曾尝试根据图形、方言去查找，最终却无法完全对应上，这仿佛是一个巨大的隐喻）。及至冬季，万物归于沉寂，唯有柿子熬得住寒气，高挂在枝头，仿若小灯笼。常有鸟雀先人一步，尝到了它的甜美。

　　自然的风味，佳则佳矣，但最能体现故乡的多情与独特的，还是填充肚子的日常饮食。“夏天的晚饭里，最使我怀念的是从前菜园里的几种园蔬”（《夏天的晚饭》），莴笋、豌豆、蚕豆、豇豆、茄子、青菜、萝卜、苦瓜、黄瓜、南瓜等都是常见的蔬菜。于二十多年前的乡村而言，自家种植的蔬菜是日常，肉荤则是庆典，“偶尔有一盘荤菜”以解馋。

　　“小时候清明是一个很平常的节日，并没有格外的欢欣或悲伤，原因在于没有特别好吃的，而我旧时对一切情感的情愫，几乎都建立在‘吃’的基础上”（《清明》），传统的节日最令人缅怀的地方，就是繁忙的日常留出一道缝隙，没有消费主义的狂欢，也没有割裂式的奔波，只是顺其自然地延续着日常的欢欣，仿佛是行驶在大路上的汽车，慢慢爬上缓坡，又渐渐归于安稳。

　　在《做糖》一文，沈书枝谈到“腊月里农事已毕，田野肃爽，乡人们逐渐有些时间与闲情为即将来临的春节做些准备，其中最平常的就是炒炒米和做糖”。作为最隆重的节日，春节的氛围从腊月里渐浓，至除夕夜到达高潮，到正月十五便淡去。我小时候极其喜欢年前的二十多天，家里忙着准备“年货”。

　　家里煎、炸一些小吃，故而厨房始终亮堂堂的。灶里的火从早上烧到晚上，烤得人身体发烫。沈书枝家乡的“做糖”，我是没有见过，然而炒炒米却是一个清晰而又逐渐遥远的记忆。“我们总是去外婆家炒炒米”，与沈书枝不同，我们那边的炒炒米是一项专职工作。到了炒炒米时节，会有炒米人骑着自行车，带着炒米机出现在村子里。炒米机浑身乌黑，造型应如路边的爆米花机。炒炒米需要麦芽糖，因其粘性好。至于具体工序，我早已忘记。沈书枝《做糖》一文所写的工序，应该与我家那边不同。

　　现在想起来，当时之所以对沈书枝的文字，产生如此大的共鸣，大半原因是自己处于一个糟糕的境地。孤身一人来到上海，住在狭促的出租屋里，每天面对着不同的面孔。这是一个新世界，大路上车来人往，目光所及皆是高楼大厦，耳中所闻皆是天南地北。一个膨胀的、看不见边界的世界展现在我面前，而自己却如蝼蚁，渺小、不安。陈可辛导演的经典爱情电影《甜蜜蜜》，黎明饰演的黎小军即是如此。电影中有一幕细节，至今令我难忘：初到繁华的香港的他，首次接触到电梯，神情慌乱又充满好奇。想必自己刚到上海之时，脸上也带着同样的神情。

　　一个世界之所以令人感到陌生，是因为个人的经验尚未触及。于是，眼前的一切便变得形迹可疑，甚至，荆棘满布。安全感丧失后，人们便会调动全身的经验去应付，而故乡总是首先被提起。我们以古旧的经验去应对新生的世界，边走边看，进而适应、融入。最终，故乡被小心翼翼地隐匿起来，成为了“反认他乡是故乡”。

　　我们以古旧的经验去应对新生的世界，边走边看，进而适应、融入。最终，故乡被小心翼翼地隐匿起来，成为了“反认他乡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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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可靠吗？想要回答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一文中有过精妙的阐述：“跟一般失败比较，试图回忆过去就像试图把握存在的意义。两者都使你感到像一个婴儿在抓篮球：‘手掌不断滑走’。”婴儿手掌小，面对着巨大的篮球，即使是使尽浑身力气，也无法完全抓起。然而，只要婴儿愿意，他可以伸出手掌去触摸篮球的一个切面，并理解成这就是篮球的全部。

　　所以，面对着繁杂、无序的往事，人们总是喜欢截取愿意被记忆的一面。同时，在回忆过去的时候，人们总是在有意或无意地修剪事实，以期抵达愿景中的真相。这种愿景，像是绚丽多彩的表层，看似轻薄，却极其坚固，让人难以侦破（当然，也有人不忍去戳破）。

　　因此，故乡可靠吗？或者，更准确一点，记忆中的故乡可靠吗？费翔深情款款地唱着，“天边飘过故乡的云，它不停地向我召唤”，这是记忆的伎俩，也是故乡的魅惑。所以，当愿景中的故乡与现实发生抵牾之时，我们将以何种姿态去面对曾经成长、生活过的地方？是迫于现实、经过现实考量后的逃离，让故乡成为纯粹的抒情所在，还是以更深沉的情感，全面审视，进而拥抱故乡？有一点可以确认的是，不管是哪种选择，都无法解决根本性的问题：静止的记忆注定难以跟上迅捷又变幻莫测的现实脚步。

　　这是沈书枝在废名身上发现的秘密，用一颗纯净的孩童之心回望故乡，其沉痛之处往往被天真所遮掩

　　凡是把生活浪漫化之人，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比如，常常把爱情挂在口中的人，大多是欢场浪子；常常忽视日常的琐碎，一味歌颂生活的伟大，大多是“何不食肉糜”者。所以，把乡村、田野视为桃花源或乌托邦，一定不能切身地体会乡村的方方面面，包括它的不堪与无奈。许多年前，我读陈庆港的《十四家》，并为之深深震动。贫困、无望，似乎被时代所抛弃的人群，展现在我面前。陈庆港有如一名人类学家、跟踪并记录西部地区十四个家庭在21世纪前十年的生存状况，贫困、绝望始终蔓延。陈庆港所书写的并不能成为中国农村的代表，只是这时代图景中的一瞥。

　　因为成长于乡村，沈书枝对乡村生活的追忆与思考，所怀揣的不安，大多是在文字之外，“见自己最后又在回忆里兜转，我难道果真是复古主义者，以为过去的便一切都好，眼前事只有掩目不见才适意吗”，“壮劳力的减少自是这种凋败的最大原因，对于这片村庄，我如今已无法掩藏心里的那种不安，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被征收，成为楼盘或商场，或者‘新农村建设’，将旧日掩映在塘边的人家全部迁移”。在回忆中兜转的沈书枝，在 《小店记》一文中，终于与现实接壤。

　　写作《八九十枝花》之时，沈书枝在“很多地方留意到写出那时小孩子的心思”。这是沈书枝在废名身上发现的秘密，用一颗纯净的孩童之心回望故乡，其沉痛之处往往被天真所遮掩。“我和妹妹是家中第四第五个女儿，况且一出生便是两个，在期望得一个孙子的长辈心里，引来巨大失落自不必说”（《清明》）。成长的隐痛以及家庭的离散，直到沈书枝的回忆散文集《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才得到较为全面地呈现。

　　现在，让我们谈一谈与乡村密切相关的宏大的现实。在序言《书枝的文字》中，作家高军指出：“书枝写的乡村社会正在消失，而且越来越快。”媒体上“田园挽歌”、“乡村的沦陷”等词汇频频出现，似乎印证着高军的论断。评论家维舟在《永远在还乡》一文中直言，“所有的乡土文学几乎都是在城市里写就的。《八九十枝花》并不例外，它是一个离开故乡、甚至可能重返时发现它已经沦陷的人，在纸上运用文字对故乡进行一次复原”，而江子在其所著散文集《田园将芜》里，直接把副标题命名为“后乡村时代纪事”，似乎彻底让乡村成为可供抒情的存在。

　　“沦陷”，一个带有战争况味的词汇，仿佛两军对垒，喻示了乡土社会面对城市文明进行着一番决绝而又惨烈的对抗。自此，乡村社会被纳入一个广阔的市场体系之中，基于农耕社会的生活方式，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便逐渐解体。其实，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是坏事。饥饿一直是萦绕着农民几千年的噩梦。据说，清末外国使者来京，看到皇城脚下的人民面带菜色，由马可·波罗所塑造的幻象，就此戳破。古代歌颂田园生活者，也往往不是真正的农民，而是官场失意的文人。

　　一种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青壮年们开始涌进城市，并用自己的汗水努力赚取生活。山川田野所得来的经验，已然不再适用。他们得接受挑战，学习并调整心态，努力融入城市。工厂流水线里，有他们的青春；建筑工地里，有他们的汗水；餐馆的厨房里，有他们的身影。留守村庄唯有儿童、老人，于是“田园将芜”便出现了，于是“打工夫妻”便出现了，于是“乡村空心化”便出现了。

　　在《鱼塘》一文的附记中，沈书枝写道：“到我们读四年级的暑假，妈妈外出打工，从此之后，几乎再也没在家里待过一个月以上。”关于此点，我有相似的经历，小学毕业后的一天晚上，母亲用商量一般的语气说，妈妈跟你爸一起打工好不好？多年后，当留守儿童成为一种无法忽视的社会现象时，我才蓦然察觉到自己亦是属于其中一员（准确地说，应是留守少年）。若不是家用不支，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也没有愿意孩子分离，只在过年过节短暂地相处十天半月。

　　因此，“沦陷”一词，在我看来，可能意味着我们忽视了农民（不管是作为群体，还是个体）在时代洪流面前，他们所显现出积极、勇敢、坚韧的一面。面对着困窘的生活，他们踏出自己的舒适区，到外面的世界里闯荡，为了更美好的生活在努力打拚。每年我回到家乡，所目睹几乎是新的。修好了公路、村里新建了楼房、汽车如长龙般堵在路上。

　　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语言总是会让人觉得匮乏。乡村的广袤、复杂，似乎让它有着一副忧郁的面孔。得出这个论断，完全是出自我个人的感性认知。诚然，相比于过去，乡村正在进步，但由于马太效应，城乡之间的差距正在越拉越大，尤其是教育、医疗、养老方面体现的尤为明显。高等学府里农村学子逐年减少，预示着这个庞大的群体的命运正在下沉与固化。去年，我的两个侄子，堪堪初中毕业，十六七岁的年纪，就已经离开学校，进入城市，开始工作。他们并非是个例，而是一个现象。我的父辈们进入建筑行业、同辈们走进制造业工厂，他们则成为服务业（也就是第三产业）中的一份子。三代人的轨迹，正是时代发生急速变化的注脚。付出与收获的比例悬殊，这群庞大的“沉默的大多数”承载着时代发展的隐痛。

　　那，这个局面合理吗？该如何去回答这个追问呢，或许只能以时代的必然来回答，正如我们常用“历史的必然”来遮掩宏大叙述之下的褶皱：为什么是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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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他们？或者，更甚，为什么是我们？

　　这个追问，似乎是无解。不管是哪种答案（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宗教学的），都无法令人完全满意。文学的意义也许就在这里，它呈现个体的命运与困境，试图解答不满意——相对于大时代的跌宕，小人物的命运可能更具有张力与书写的价值。因此，我喜欢一切私人特质的作品，因为它们提供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切入口，让我们进入幽暗与沉重的现实与历史。

　　《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是沈书枝出版于2017年年初的散文集，其中《姐姐》一文为豆瓣阅读第二届征文大赛非虚构组首奖。在《八九十枝花》中，沈书枝的热情其实较多地倾注于名物，并以此构建明亮又惆怅的故乡。在《燕子最后飞去了哪里》，终于“童年随之而去”，更多地关注人和事，“那一瞬间，我忽然想到，我所写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东西吧。一种类似于消失的小路的东西，连接田畈与田畈、山坡与山坡，曾被人结实地踩着，在广漠的绿野之间发着白色的光，而如今早已荒芜湮灭，仿佛不曾存在过。然而我记得小路的弯曲与歧途，那里有我们过去的真实的生活，同时充满了温柔与痛苦，并不因为如今已付于荒草便应该抛诸大路”（《后记：渐次荒没的小路》）。

　　温柔是沈书枝的文字给人的第一观感，因其“绵密而静”，从而有着柔软而又强大的力量

　　“过去的真实的生活，同时充满了温柔与痛苦”，温柔是沈书枝的文字给人的第一观感，因其“绵密而静”，从而有着柔软而又强大的力量，而“痛苦”，则是节制的、克制的——判断一部作品水准的高低，我有个极其任性的标准，即看作家如何处理“痛苦”，喋喋不休、抱怨不止者，便落于下乘。痛苦是自我的经历，需要作者独自去消化、超越，成为内在的力量。因此，克制是一种美德。

　　沈书枝姐妹五人，“三姐做‘黑人口’的时候，计划生育管得还不是很严，到我和妹妹出生时，就已经很需要躲躲藏藏了”。所谓“黑人口”，就是无法上户口，以至于后续上学等事宜都要受到影响。计划生育执行严格的时候，计划人员到各村庄扫荡，侦察是否有孕妇私自怀胎。孕妇与家庭，需要躲躲藏藏，正是赵本山小品所讽刺的“超生游击队”。

　　有个男孩，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无疑是至关重要的。除了朴素的传宗接代之外，可能还涉及迫切的现实压力和父亲的社会地位。乡村作为礼俗社会、人情社会，有儿子至少意味着家庭的力量不可忽视。在与人发生冲突时，有个可靠的依赖。因此，石家（沈书枝原名为石延平）怀着对男孩迫切的渴望。然而，当现实与愿望背道而驰，不免带来巨大的心理落差：“等到妹妹也生下来——谁曾料坏运气竟是双份——妈妈更加伤心地哭起来。爸爸把妈妈抱在怀里，奶奶的脸都黑了，外公外婆在一边唉声叹气。没有看到小鸡鸡，连大姐都感到失望。”

　　因性别而遭受的歧视和不公，自然会伴随着沈书枝姐妹的成长，好在父母都“虽是五个女儿，并且那么穷，他们却从未在我们面前一句嫌弃是女儿的话”。在二年级的一天，因为头发长虱子，母亲带沈书枝姐妹剪了短发，酒醉后的父亲在晚上看见，忽然很生气：“像男的！老子石海根不缺儿子！”。

　　因乡村强劲的传统在，计划生育（准确地说，应是独生子女）事实上并未得到严密的执行。在我成长的地方，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非常罕见。两个孩子是普遍的情况，三个以上也不少见。因此，当我听到上海朋友谈起自己的“哥哥姐姐”，总是疑惑，城市里不都是独生子女么，为什么还会有哥哥姐姐？细究之下，朋友口中的“哥哥姐姐”，原来是堂兄妹或表姐弟——通过在表达上的细微的进化，把原本淡一层的亲戚变为血缘至亲。这着实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社会现象，词义的嬗变往往意味着社会、时代的变革。

　　沈书枝五姐妹读书、工作，相继离开乡村，融入、定居于城市。这是一个家庭的变迁，各个姐妹因为性格、学识的不同，遭遇了不同的命运。沈书枝笔触细腻，所书写的往事与细节，每每读之令人伤感与落泪。比如，在长文《姐姐》中对三姐的记录，她因读书成绩不好，早早离开学校，做过皮鞋学徒、留在家中洗衣煮饭，扮演着母亲的角色，直至后来跟着大姐到南京餐馆里打工，遇上了丈夫，结婚生子、开餐馆等。三姐的人生轨迹虽然普通，却也有一种朴素的、稳健的积极向上的力量。可就在生活逐渐变好之时，变故突然而至，三姐夫生了重病，存款耗尽后，人终究没有从死神手中拉回来。哀恸的葬礼，“她（三姐）伏在香案前一条长凳上大哭，倒在妈妈怀里，一面哀哀地喊：‘妈！他不要我了！妈！他不要我了！”生活似乎坍塌。葬礼之后，三姐很快就回到工作，又一年重新结婚，生活再回正轨，让人想起沈从文的“死者长已，生者实宜百年长勤”。

　　沈书枝用文字书写过去的、当下正在发生的一切，构筑成当下的生活。诚然，它是时代的映像，“可能在个人化的记录上更多一份普遍性的意义”。然而，其最具有价值的地方，其实是对个人与自我命运的凝视与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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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于乡村，工作与城市，贯穿其中的求学历程，其实是一段与故乡渐行渐远的历程。乡镇的小学、进而县城的中学，再而省城里的大学。外面的世界，就像一个不断扩张的圆，越扩越大。当自己回望故乡这个起点时，终于发现它愈发遥远。

　　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尴尬：作为外乡人，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城市里生活，只有节假日时，才匆匆回到家乡团聚。短短的团聚时间过后，又随着列车回到城市，开始新一年的生活，仿若候鸟——家乡反而更像是临时落脚地。然而，就现实而言，大多数务工人员是不敢也不能把所在的城市视为“家”，危险亦潜伏在日程生活中，反反复复地上演着“被需要的”与“被侮辱的”的戏码（如遭受大规模“合法”的驱逐）。人生如寄，悲哀若此。

　　大多数人的一生，所追求的无非是安身立命。只有少数人有历史的自觉与野心，追求更为宏野的目标，如立德立言。安身，是不可拒绝的现实。一个人离开故乡，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活，其实是最基本的需求。可现实的荒谬或无奈（城乡差距巨大、资源的稀缺性），导致大部分的人就像是《城堡》中的K一样。当然，即使能进入城堡，亦需经过层层的选拔与考验。无怪乎在北上广深买房，会被人戏称为“上车”——仿佛是挤公交车，慌张、无序，又无法拒绝。

　　“安身”虽困难重重，但精英者并非不可能。因此，“立命”才是更深的、更让人难以面对的焦虑：在大城市与故乡的缝隙之中，如何认识自我，进而定位自我？江子在《田园将芜——后乡村时代纪事》一书的后记中，有句令人惆怅的话，“我成为故乡的卧底”。卧底，处于夹缝之中，左摇右摆，无法明确地定位自我。一部分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户口迁移到城市，身份也由“农民”变成“市民”，对故乡怀有的愧疚感与负罪感仍难以抹去。我们逃离家乡的过去与当下，并不打算参与它的未来。正是因为逃离，现实的家乡最终成为忧郁的故乡。

　　“未入门的植物爱好者，已离乡的乡下人”，这是沈书枝在微博上的自我介绍。“植物爱好者”，除了概括自己的写作风格与兴趣所在之外，也揭示了她成长经验的来源。“离乡的乡下人”，既是客观的描述，也是对自我的定位：以“乡下人”的勇气与智慧，穿梭、生活在城市里，而故乡的风物人情将指引、温润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