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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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我和我的境遇拉富恩特和西班牙的美学

　　张伟劼

　　我对米盖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 的哲学名著《生命的悲剧意识》(Delsentimientotrágicodelavida)的第一印象，来自于某部西班牙电影。电影的背景设置在20世纪初的西班牙，在故事中，一个天主教神父被人发现上吊自杀，案发现场就有乌纳穆诺的这本书。看来这不是什么好书。在我的心目中有一套“致郁系”书系，从不敢轻易推荐给心灵脆弱的青年学子的，乌纳穆诺的作品就位列其中。不过，我总认为，不读乌纳穆诺，就难以深入了解西班牙文学的一些重要作品。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在他的《西班牙现代史论》一书中将乌纳穆诺与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视为影响了西班牙现代思潮的两位关键人物，分别代表了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前者要用西班牙自身的东西来解救西班牙，后者要用欧洲的影响和榜样来改造西班牙。①如果说读奥尔特加的体验类似于在明媚的地中海阳光下喝咖啡，那么读乌纳穆诺就好比在大西洋海岸边的一栋阴冷古宅里吞咽苦茶。在乌纳穆诺的哲学著作中看不到某种严密的思想体系，充斥其中的是个人面对信仰与理性、死亡与永恒等终极问题发出的痛苦呐喊。马达里亚加评论说，正因为乌纳穆诺思想强调的是个人以及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才给西班牙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他的思想等于为基督教世界如何在现代化和自由化的环境下实现统一的问题开了一张新处方，包含了对西班牙人的价值观的肯定。②

　　乌纳穆诺不仅影响了继他之后的西班牙文学，也影响了西班牙的艺术理论。艺术史家恩里克·拉富恩特·费拉里(Enrique Lafuente Ferrari)就受乌纳穆诺启发，发掘了西班牙古典绘画蕴含的独特价值。

个人的被拯救

在拉富恩特的著述中，有一个出现频率相当高的关键词：“salvar”，这个动词也常以其名词形式“salvación”出现。此词既有一般意义上“救助、挽救、拯救”的意思，又有宗教意义上的“拯救”之意。拉富恩特在使用这个词时，更多偏向于使用其后一种含义。那么，什么是宗教意义上的“拯救”呢？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第二十二版字典对这一义项的解释是：“指上帝将荣耀与永久的幸福赐予人。”③在这里，“荣耀”(gloria)与“幸福”(bienaventuranza)带有浓厚的基督教色彩，都不是指尘世意义上的荣耀与幸福，而是指人在结束尘世生命之后在天国享有的荣光。在基督教、天主教的语境里，所谓“拯救”，或者“救赎”，就是指上帝让人摆脱肉体生命的限制，获得永久的存在；人的“得救”，就是免于湮没于空无，可以永恒地延续自己。

　　在拉富恩特那里，拯救的施动者就从上帝变成了艺术或者艺术家，那么被拯救的是谁呢？拉富恩特创造了一个概念：个人拯救的美学(la estética de la salvación del individuo)。被拯救的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或者说人类(el hombre)，也不是人的集合体——群众或是大众，而是具体的、单个的人(individuo)。这单个的人，不是奥尔特加在现代社会中看到的那种均质的、无差异的、彼此相似的个体，不是启蒙理想中的那个看似指代所有人的抽象概念，而是实实在在的、作为人生个案的人，用乌纳穆诺的话说，就是“血肉之人”(hombre de carne y hueso)。

　　乌纳穆诺正是在他初版于1913年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中提到了“个人拯救”的概念的，而这本书的开篇就围绕着“血肉之人”展开。乌纳穆诺是这么定义“血肉之人”的：“就是出生、受苦、死去——特别是终会死去的人，吃饭、饮水、玩乐、睡觉、思考、想望的人，其形象被看到、其声音被听到的人，就是兄弟，真正的兄弟”④。对乌纳穆诺来说，这才是真正存在的人，才是真正鲜活的生命；称之为“兄弟”，可见“血肉之人”所蕴含的基督教意味，并不完全等同于存在主义者的“存在”。与“血肉之人”相对的，是被科学定义的人，抽象的人，“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不属于今天这个时代，也不属于另外哪个时代，没有性别，没有祖国，没有观念，总之，是一个‘非人’”⑤。不独乌纳穆诺，20世纪的很多思想家都发现，科学技术的进步导致了人性的被遗忘、个体生命的被漠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都表现出“非人化”的趋向。

　　乌纳穆诺认为，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不在于人有理性、动物没有理性，而在于人有感情(sentimiento)、动物没有感情。感情是先于理性的，人首先有了感知情绪，然后才有观念想法。人活在世上，面对有限的尘世之生以及不可知的身后，必然感到生命是一出戏剧、一出悲剧，是幻梦，是荒诞，是永恒的矛盾。“我们只是靠着矛盾也为了矛盾而活着；生命是一出悲剧，悲剧就是永恒的斗争，没有胜利也没有胜利的希望；人生就是矛盾。”⑥感到生命的悲剧意味，这才是人生最大的问题。因此，人不是手段(medio)，而是目的(fin)。人生不是为某一门科学、某一种事业、某一个理念服务的，不是摆渡的工具，而正是摆渡所通达的彼岸。每一个个人都渴望自己的永恒不朽。乌纳穆诺写道：

　　人在宗教中、在宗教信仰中所寻找的，就是拯救他自己的个体，使其永恒，这是不能通过科学、艺术或是道德来获得的。……我们需要上帝，不是为了让上帝教我们认识真理，或是美，或是让上帝用酷刑或惩罚来保证道德，而是为了让上帝拯救我们，让我们不会死于空无。⑦

　　正是在这里，乌纳穆诺提出，世界上除了“真、善、美”这三大价值外，还有一个重要价值，那就是“个人的拯救”。

　　乌纳穆诺的见解映射出时代的一大危机：传统信仰价值面临崩溃。西班牙以其固守中世纪传统之故，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晚地迎来这一危机。面对这样的危机，乌纳穆诺的选择是捍卫而非推翻固有的信仰，在新的时代语境中重新强调传统价值。对尼采来说，上帝已死，人需要在艺术中寻找救赎，而对乌纳穆诺来说，上帝依然存在，继续为面临丧失个体性的危机的人们提供拯救之道。

艺术拯救个人

拉富恩特曾将德国艺术史家魏尔纳·威斯巴赫(Werner Weisbach)的《巴洛克：反宗教改革的艺术》(Elbarroco:artedelacontrarreforma)一书翻译为西班牙文，并撰写了长达三十九页的译者序。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个人拯救的美学”这一概念。拉富恩特首先对比了文艺复兴与巴洛克的不同之处，重点指出文艺复兴艺术的缺陷所在——在追逐抽象的、典型的美的同时，把人变成了无个性、无生气的范型。他接着指出，正如威斯巴赫在书中所肯定的，巴洛克艺术在西班牙获得了最好的表达；巴洛克艺术是精神性的、渗透神性的艺术，是反宗教改革的艺术，而西班牙正是天主教最坚定的捍卫者、反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导者。拉富恩特指出了西班牙巴洛克艺术的主要特征所在：“西班牙艺术以其宗教的和世俗的题材，让我们惊异于它对主题的热烈投入、对轻快优雅之美的鄙夷以及其无所不渗入的人性。可以这样说，西班牙民族的特点就在于对生命进行戏剧性体验的禀赋。”⑧接着，拉富恩特举出西班牙文学史与艺术史上的名人与名作，试图解释这种西班牙特有的、以生命为戏剧——悲剧的主题：中世纪诗人豪尔赫·曼里克、巴洛克画家里维拉、近代的戈雅、卡尔德隆的名剧《人生一梦》……他说，“这样的戏剧就是人的命运，而此处的‘人’是具体的人、血肉之人，一切哲学的主体和最高目的，正如乌纳穆诺在一本书中给出的定义，这本书有力地证明了，西班牙的诸位伟大灵魂所构成的这一脉络可以在20世纪得到延续”⑨。拉富恩特所说的这本书，就是乌纳穆诺的《生命的悲剧意识》。他接着说：

　　因此，基督教，不是任何一个版本的基督教，而是天主教意义上的基督教，特别是反宗教改革的热诚的天主教，可以为西班牙人所用，来表达这种作为民族禀赋的悲剧意识。这种对人生在世如戏的深刻认识，这种对永恒和救赎的渴望，这种在绝对(lo absoluto)面前保持人的尊严、人的责任的理念，一直跳动在西班牙人的意识中，通过其文学与艺术表现出来。⑩

　　拉富恩特与乌纳穆诺一样，把“生命的悲剧意识”看成是西班牙民族性的表现，把西班牙对天主教的狂热捍卫、对新教的强烈抵触看成是发自民族本性的行为。根据这样的论断，西班牙天主教会的保守反动反而是一种美德，反宗教改革运动的专制和血腥被忽略不见了。如果说，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尚是宗教意识的残留，成为他的哲学与美学体系的最难以解释的概念，那么在乌纳穆诺和拉富恩特那里，哲学与艺术必然是摆脱不了宗教的。拉富恩特在此强调西班牙巴洛克艺术的宗教意味，一方面是在强调西班牙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在反驳艺术史研究中重形式、轻内容的趋向。此外，鉴于拉富恩特是在西班牙内战之后的佛朗哥独裁统治时代写作的，对于当时官方主导的“国家天主教主义”(Nacionalcatolicismo)的意识形态而言，这样的论述也是政治正确的。

　　再接下来，拉富恩特就提出了“个人拯救的美学”这一概念。他解释说：

　　

　　也就是说，西班牙巴洛克画家把人作为最重要的表现题材，在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中触及灵魂永恒的终极问题；他们不像意大利画家那样把所有的入画之人都画成尽善尽美、符合古典理想的人物形象，而是画每个人本来的、被造物主赋予的样子，不论是美是丑。如果说文艺复兴画家追问的是人如何面对自然，那么西班牙巴洛克画家追问的则是：人如何面对上帝、面对永恒。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画作中，个人是英雄主义、古典理想的投射，世界是有待分析、有待探索的自然，而在西班牙巴洛克画作中，个人则是宗教情感、永恒之问的投射，世界仅仅是人生之旅的道路、用以通达彼岸的航船而已。

　　

　　

境遇拯救的美学

　　

　　

　　“境遇”也指生命、人生。委拉斯开兹所画的人物形象，凝结的是被画者最真切、最能体现其生命本质的姿势、动作或时刻。观画者在欣赏这些人物形象时，一下子就走近了这些血肉之人的在此世间匆匆而过的生命，走近了这些生命的本质。人物的头衔爵位、衣饰、佩挂之物都不重要，因为这些都是虚幻的、飞逝的，只有他们的生命、灵魂才是真实的、永恒的。在接近这些灵魂的同时，观者也体会到悲凉的意味(melancolía)。而这种悲凉的意味是笼罩在委拉斯开兹的所有重要作品中的。

　　

　　? 萨尔瓦多·德·马达里亚加，《西班牙现代史论》，朱伦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页106。

　　? 同上，页104。

　　? Real Academia Espa?ola, Diccionario de la lengua espa?ola, Edición 22o, Madrid, Editorial Espasa Calpe,S.A., 2001, p.2018.

　　? Miguel de Unamuno, Del sentimiento trágico de la vida, Barcelona, Espasa Libros, 2015, p.49.

　　? 同上。

　　? Miguel de Unamuno, Del sentimiento trágico de la vida, Barcelona, Espasa Libros, 2015, p.60.

　　? Miguel de Unamuno, Del sentimiento trágico de la vida, Barcelona, Espasa Libros, 2015, pp.320-321.

　　? Enrique Lafuente Ferrari, “(Ensayo preliminar) La interpretación del barroco y sus valores espa?oles”, en Werner Weisbach, El barroco, arte de la contrarreforma, Madrid, Espasa-Calpe, S.A., 1948, p.33.

　　? 同上。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