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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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被迫的重新成熟旧海棠《橙红银白》

　　吴越

　　“女孩的指甲很长，都涂着指甲油，一个女孩涂成橙红色的，一个女孩涂成银白色的”——旧海棠小说《橙红银白》篇名的出处，这就是了。题目取得偏，却打得正，两种颜色的强烈对比，衬出热烈与冰冷，繁华与苍凉，不经意擦亮了小说内里的那一抹空间感。

　　小说写得很平淡，却包含着异常尖锐与强烈的东西。我不愿意仅仅是用“乡村-城市”或阶层流动的视角来重述它。以往的许多涉及进城打工家庭内部问题的小说往往是围绕一到两个中心事件展开，比如打工夫妻的爱情考验、留守儿童与父母的关系，或者留守儿童的身份认同等等，写得浓墨重彩。但《橙红银白》不一样，它小声地叙说，缓缓地流动，胸有成竹，意在旨外，紧张蕴含在冲淡之中，把尖锐拉到了最低角度。它具备“城乡”叙述的外壳，实则是一个关于自我意识觉醒与灵性复苏的故事，甚至带一点禅意。

一

三叔应该是1960年代生人，出身于皖北农村，读过高中，自认“有文化、讲道理、讲文明”。从最初在广东的工厂里做“下料的活，每天扛袋子往机器里倒”，到后来去河北的工地上做技术工，十几年的打工历练，三叔月工资能存下四千元，支付得起妻女在县城租房和女儿读高中、大学的费用。小说开始时，他正值壮年，对未来的生活充满自信和乐观。

　　三婶是三叔的同乡，“有点模样也不算出众”，婚后和三叔出来在一个工厂打工，由于“性子蔫，胳膊腿动作都慢，听到别人叫，嘴上应了，身上还要反应一会才动，人家嫌她不灵活”，被打发成杂工，后来干脆出了厂，到外面做洗盘子打扫卫生等活，结果在餐馆里当传菜员时被一个发了点财的老乡客人看上，“追得勤，方式五花八门，轰轰烈烈的，三婶没见过那阵势就给追上了”。三婶不仅和外遇一起旅游，后来还差点和外遇重组家庭，结果对方没离掉，三婶如梦初醒，又回头找三叔。三叔并不介意她这几年荒唐的经历，又接纳她一起过起来了，这样的举动当然被村里人议论为“窝囊”。

　　三叔却另有看法：“他知道三婶那时也不完全为了钱，只是被钱变戏法弄糊涂了。像他们这样穷乡僻壤长大的人，从来没有想过能到达县城以外的世界，现在到外面了，才知道外面的外面还有外面，外面太大了，看了都傻眼，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也想到更远的世界去，看看更远的地方还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真不怪三婶，他跟三婶是一样的心。”似乎三婶的外遇变相地实现了三叔的梦想——“看看远方的地方还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遗憾的是，三婶未能顺利实现身份升级，又不得不和他这个“穷乡僻壤长大的人”一起生活了。实际上，三叔在三婶跟别人生活的这几年里也松活了，在行为上，“他也找过女人，有自己厂子里的，有外厂的，有站街边的”，在道德范畴里，“三叔见多了两地分居的夫妻的私生活，都那样”。再加上三叔是个好面子的人，不是一个刚烈的、来事的人，“要保持着他一个大男人的气度”，便就驴下坡，重拾旧好。

　　三叔是一个乡村法则与城市文明之间的“中间物”，骨子里是农民，在城市里埋首出力不看天，发不了财，但他所受到的教育又使他向往着翩然风度，在家人和乡人面前扮演一个睿智、沉着和特别的人。这种特别不仅体现在三叔对感情的态度，更体现在钱的用处上。三叔希望自己的女儿回回成为城市的一分子，以求学而不再是打工的方式。结婚时该盖的房子也没盖，村里人翻盖楼时他们还是没盖，“他们想着钱要用来好好培养这个孩子，不要让她输在起跑线上”。

　　我们对回回的童年一无所知，不过从这个小名可以感受到期盼归来的情绪。三叔三婶在1990年代初的那个正月里坐上客车外出打工去了，尚在幼龄的回回就跟着祖父母生活。偶尔三叔回来，与回回聊天时只感到新奇，那是因为彼此陌生。

　　恰如小说开头，三叔津津乐道于“换大队”这种农村语境下的事件，吃着薯片的回回明确表示不感兴趣，“没意思”，(三叔一笑，心想：“这孩子，竟然觉得这话题没意思。”)她真正感兴趣的，是父亲承诺的“要是考上县一中了，有钱供进城里读书”，而父亲描绘的“大城市里，有好多好多的楼房，比杨树还高，比烟子还高”，使她渴望不已。

　　回回小学二年级就被送到镇上第一家舞蹈培训班和英语培训班，接下来还要进城上中学。这时是21世纪伊始，外面世界的新鲜事物开始在城乡结合的镇上显现。回回这时

　　像一只骄傲的白天鹅，踱步在空空的乡村里，“心里很有她以为的城里长大的孩子的派头”。要命的是，这份优越感注定要遭受贬损和失落，而这也就是回回真正进城所要付出的代价。

二

农历三月，油菜花开得正好的时节，三婶打电话叫三叔从工地回来，说感觉回回不对。因为回回突然不想高考了，为此与三婶起了肢体冲突，“三婶头上多了个包”。

　　为什么突然弃考，而且是如此决绝和暴烈？这是小说抛出的第一个悬念。尽管再回过头去读文本，会发现，借回回之口，小说其实给出了答案——回回给三叔“讲道理”——“学金融了，进得去银行吗？连去银行实习都没门路吧？现在讲关系，讲关系，你们有什么关系？没关系上大学有用吗？”此时是2009年，大学生的工作确实非常难找，回回又是怎么知道这些社会上的事情，并且理直气壮地“教育”自己的老子？是在外打工的同学天天在QQ群上说这样的话：“要么你能考上名校，北大清华的，不然在国内，你读什么大学都是狗屎，找不到工作。”这些话，回回都听进去了。

　　就算是“没关系上大学有用吗”，但拿着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去找工作无疑还是比拿着高中文凭去打工强，回回不可能想不到这一点。回回的突然弃考，表面上是读书无用论的消极无聊，表面之下还有更深层、更强大、更主观的缘由——对父母亲的报复。

　　回回知道，父母对她最大的要求就是考上大学，“将来干大事”，她自己的愿望原本与父母的期待是一致的。但在长大的过程中，尤其是与母亲相处的朝夕中，回回发现，母亲培养她，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投资，指望着她将来是养老的保障、旅游的“提款机”。这使童年未与母亲生活、或许还在长辈那里听到过关于母亲的闲话的她，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与分离心。最具体的一次冲突中，三婶一边拿扫把抽着不肯复习的回回，一边脱口而出，“我不打死你，我还指望你考上大学，住在城里，赚钱给我养老呢，赚钱给我去旅游呢，去香港，去台湾，去美国，去马尔代夫……”说到马尔代夫时自己楞住，倒在床上哭起来。三婶哭的绝非回回不争气，而是自己不争气，这些地方她原本有可能是嫁给外遇后同去的，在她心中原来一直隐藏着不甘与渴望，这些都变相地化为母女之间的龃龉。母亲训话之中包含的自私与无情，聪敏的回回又何尝不能感受到？所以她回答三婶：“我为什么要考大学，为什么要赚钱给你花，还要给你旅游给你养老，你想得美。做你的大头梦去吧！”她在转头和父亲说话时，称母亲为“那个疯女人”。

　　回回对父亲的感情稍微亲近一些，但也包含了许多的失望与鄙夷。比如，在儿时那次“烟子”和“换大队”的谈话中，父亲曾打包票答应回回只要考上好学校，一定“供在城里读书”，但后来当她离县一中的考分差七分时，父亲该花钱却舍不得花钱，将她送进了远不如一中的二中，这使得她考上清华北大的希望减少了许多。这不是食言是什么？再比如，父亲进城打工多年，却对大学生难找工作的情况毫不知晓也并不关切，可见是被阻隔在了城市主流生活之外。再一点，回回对父亲提供的衣食住宿条件，此时其实已经积累了相当的不满，这也是在与同学比较中产生的，“人家都是四五月份就住了宾馆封闭式复习了，哪像我天天在家听一个老妈子唠叨”。相对于父亲对未来生活抱以的简单的乐观、幼稚的热情、短视的算计，回回反而显得成熟、独立、坚决。

　　接下来是一场伤筋动骨的闹剧。三婶在高考当天早晨以“死”相逼，却误把刀子真扎进了胸膛皮肉，回回见到母亲血流如注，还是屈服了，去考场参加了高考。尽管回回被北京一所大学录取，这个家还是从根子上破散了，伤了和气。三婶出院回家时，“回回留了字条走了，说去同学家”，“可是直到大学开学她都没有回来”，“回回不知从哪里直接去了学校报到，然后才从学校寄了一封信回家”。

　　回回等于是离家出走了。这是小说真正要写的重要事件的开端。其实《橙红银白》的主线很简单，就是三叔寻找自己失联的女儿，但前面交待了杂七杂八这么多，也都并不是闲笔。三叔和三婶令人难以同情，他们感情麻木、粗疏、愚笨、自私，激活出了一个灵敏、刚烈、好胜、绝情的女儿。在这个时候，敏感的读者会发现作者要写的并不是城乡矛盾，而是成年人与子女之间的鸿沟。或许对于三叔这一家来说，进城的愿望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外部压力，但类似的敌对、厌学、弃学、冲突、离家等情况完全可能发生在纯粹的城市家庭或农村家庭之中。换句话说，这是一种概率更大的悲剧。

三

读到这里，读者会产生一种奇异的背离感，那就是三叔解读现实的能力远远落后于读者，于是在这落差之间产生了焦灼，就像是电影里危险正在逼近而主角浑然不觉。比如，回回“在北京读书的四年里没有回过家”，“平时不往家里联系”，三叔和她的联系方式主要是三叔主动发信息，她回复，但如果三叔打电话，她便挂断。这样持续四年多，难道正常？但三叔就是能忍，好像承认了回回具备这样对待他的权利。在不对等的关系中，三叔越来越被动，也越来越无能、无用。

　　现在我们再回头来解读关于回回的第二个悬念——她为什么要与家庭脱离关系，便会注意到小说中有过提示：三婶在住院期间，三叔对回回“有点冷淡”，甚至是用更加稀少的亲情来惩罚她——“偶尔回家拿东西也不跟她谈三婶的病情”。这是在回回高考结束后的暑假里发生的事。如果回回曾经产生过愧疚、后悔和想要补偿的心理，在这种情形下也会渐次熄灭。就在这些日子里，回回在内心经历着更痛苦的煎熬。她作出了刚硬的选择，也可以说是一次软弱的逃离。这本来就是一个缺少交流、缺少共同生活经验和深厚感情基础的家庭，在经历了重大变故后，不仅没有弥合，反而进一步走向了分裂。沉默的分裂。

　　第三个悬念旋踵而至——失联的日子里，回回经历了什么，变成了一个怎样的女孩，找了什么样的工作……不难想象，回回决意凭自己的力量在城市里生存下来，从一些零星的讯息看到，回回在高考前对三叔的“教训”变成了现实——无钱无势，无依无靠。实习时只能买火车站票到深圳，尽管她是北京高校的毕业生，做的也不过是商场推销、化妆品直销和代购这一类事情，再后来，她从同学的圈子里消失了。

　　三叔完全显得无能和畏葸。毕业后头一年的年前，三叔发消息问回回过年回家不，回回没回，一直到过了小年，回回才发消息说过年不回来了。如此反常和冷漠，三叔竟安慰自己说“果然是操心多了”。回回毕竟是一个刚踏上社会的年轻女孩，三叔能没有一丝担忧和牵挂？已经四年多没有见过面了，难道不想念？要说，应该都有，因为三叔其实在不断地通过堂兄妹、QQ空间等渠道打听回回的情况，确定她的“妥当”。此外一无所能。其实除了三叔还在牵挂回回，就没有多少人还在意她了，三婶已经放弃了旅游的理想，连拄着拐杖出去吃碗面都费劲，提起以前的事就后悔“应该多生两个孩子”。大家族因为三叔的父亲、回回的爷爷去世而聚在一起时，有人提到回回也不过转身就忘了。一个乡村子弟消失在城市里，有意或无意切断了与家族的联系，这在今天并不新鲜。

　　只是三叔这次上了心。爷爷去世的事情，给回回的QQ空间留言了，给她打电话接通了没人接，是不是出事了？还是冷漠成这样了？他终于决定去找回回，“不找不死心，去找了找不回来是另外一回事”。

　　若是从前在学校里还好办，总能找到，现在是毕业了，进入社会了，她要是藏起来你根本不可能找到她。这是三叔人到中年所面临的惨烈，也是作者为故事设置的难度。

四

“找人”从来都是个重大的主题。其实全世界的“找人”都是一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找人”是找不到的，只能创造机会“遇”。“找人”又是件容易出意外、出岔子的事，把自己扔在陌生之地，保不准碰到什么情况，找着找着把自己弄丢了也是常有的事。最后一桩，“找人”不仅需要耐心，更是个要用脑子的事，思维一发散，什么怪事都会发生。

　　《橙红银白》里的三叔寻女，是贴着人物来的。读者没有看到三叔夜夜捶胸顿足，没看到三叔像惯常思维认为的那样到处贴电线杆和登报——小说给出的解释是，三叔知道回回好面子，如果当着白领，看到寻人启事，关系会更僵。三叔知道自己的“找”是大海捞针，以微小搏浩瀚，所以要作长期的计划，看上去简直像是在漫游。读者甚至会被三叔的拖沓所惊异：他只有在工地环境下才安心，于是先到深圳的某个建筑工地上当工人，然后边等边找。

　　三叔脑子再好、悟性再好，也无法一下子把握住他所在陌生的这个世界。他思虑重重，恍惚、不确定，甚至产生了幻觉。这些幻觉因为三叔孤立无助的心灵现实而显得无比真实。接下来三叔寻女过程中的三个小故事，构成了《橙红银白》中最迷人、最多义的部分。

　　其一，三叔从深圳坐火车去泉州辨认一具大学生模样的尸首，在候车室里看到两个女孩，打扮妖娆，坦胸露臂，配饰时尚，其中一个女孩的指甲油涂成银白色的，令三叔感到熟悉，但也感到冰冷，三叔一边告诉自己“一点都不像，从头到脚都不像”，一边不由自主跟着她们一路到了台州。“今晚肯定折腾得挺晚”，“操，老子的业绩好得很”，从两个女孩粗俗的言谈中，可以推测出她们从事的不是什么很体面的职业。三叔在这趟鬼使神差的跟踪中，最大的收获是从“真的生回回的气了”转化成为承认“是我亏欠回回的”，他这时才明白回回的失踪和可能不妙的处境是自己这个当父亲的失职缺位所致。

　　其二，三叔在建筑工地展示中心里偶遇了一个“高级经理”，忍不住偷听她打电话。她“讲很柔美的普通话，笑盈盈的，在夜灯的照耀下，能见到她整齐而洁白的牙齿，语气时而郑重时而发嗲”，但她的心情并不柔美，打完电话，她不断把身边一棵百年金桂上的桂花摘下来用力地丢掉，“好像丢的不是一朵桂花，丢的是一块块能击退恶狗的石头”，女孩走开的时候，三叔听见她说了一声“操”，语气一如在高铁站遇到的那两个女孩。三叔费尽周折，打听“高级经理”是干什么的，答案是：“不管用什么手段都得把大客户拿下。”由此三叔知道做到了“高级经理”的女孩，本质上与那两个高铁站的女孩是一样的，也是要用女孩子的手段仰仗男性而赚钱生存。这次遭遇又给三叔造成了心灵地震，他梦见那个银白色指甲的女孩就是回回，但回回不认他这个做建筑工的爸爸。他一边告诉自己，不管做什么营生，哪怕是做“高级经理”，“只要她能赚到很多钱，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以后的日子能过得幸福，他和回回将来相认时，他不会揭穿她”——三叔最后产生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已经颠覆了自己以往所有的价值观。但另一边，三叔又回忆“女孩的肩膀和胳膊不是回回”，再整容也不会整这两个地方。他又落了空。

　　其三，2014年底，三叔突然收到一条短信，上面写着：“爸爸，长话短说，给我的这个手机号充二百块钱，不用慌张也不用报警，我没有遇到什么危险，你记住一点，无论什么人跟你要钱都不要给。”三叔先是狂喜，而后又怀疑是诈骗短信，最后还是充了钱，甚至后来又充了两次。他更希望这条短信是诈骗，“如果不是诈骗，那回回肯定是遇到不好的事了”，“回回可能因为贪图什么，限入了某个骗局，并且这种事情，不到出现危险，事情不会暴露出来，失联的人也不会浮出水面。”三叔变得睿智了，他继续等。

　　“寻女”对三叔而言几乎是一次被迫的重新成熟。因为女儿消失在这个时代的深处，三叔也必须去竭力了解这个时代。他听各种人谈话，有了自己的观察，自己的思考，自己的行为，自己的感触。三叔也成为了时代主体的一部分，也有了表达的欲望，正如你现在随处可见从事任何一种职业的人都在摆弄一台智能手机一样，三叔也有一台，他用手机买票，用手机拍照。其中既有“高级经理”们的身影，也有他去银川去太原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拍下的大山大河。没有人能说得清现在的中国，三叔也不能，他也不抒情，只是立此为证。

五

旧海棠非常仁慈。在那条蹊跷的短信之后将近九个月后，回回出现了。

　　小说进行到这里，你会发现三叔所有不善的预感其实都是准确的。他在银白色指甲油女孩的身上看到了回回，在“高级经理”身上看到了回回，在无法判断是诈骗还是求助的短信里看到了回回，甚至在另一个细节中，在对工友妻子的明显是骗钱的传销活动中也看到了回回——他因而宽宏相待。此处应有一声叹息。究竟是父女毕竟连心，还是回回原本就只有很小的机会不堕落，还是三叔的疑神疑鬼恍恍惚惚感动了上苍……小说的韵味在此散发开来。

　　我不禁假设：假如三叔不去找回回，时隔一年多之后，他也能得到回回从监狱转来的消息吧？

　　不，不一定。不知为什么，我非常倾向于“不”——假如三叔不去找回回，回回就找不到。在万千变化中，三叔的“找”一定影响了其中一组。有爱与无爱，一定会引向不同的结局。冥冥之中，灵性飞舞如萤。

　　三叔去泉州的监狱见了回回，尔后来到合肥，与回回的堂妹“我”和堂兄“大鹏”相聚时回忆起了这一切，告之回回判了七年。故意伤害重伤、盗窃和销赃、寻衅滋事、绑架、抢劫、吸毒，都在这个获刑年限里，但三叔不说，读者无从知道到底回回犯的是什么事。

　　回回自离家后，再无正面描写，她的所思所想所为，是小说最大的谜团。小说中只给过三次来自她亲口所说的讯息，其一，是2013年9月6日，回回实习的日子里，还在QQ空间里更新“说说”，有一张自拍照，白白净净的一张脸，长发掩着半边，嘟着嘴，嘴上涂着银白色的唇膏，配上文字“颠倒的人世间，把9和6颠倒一下也未尝不可。且当新岁，颠覆的人生开始了。”就是这冰冷的触目惊心的银白色的唇膏让三叔把回回与那个涂着银白色指甲油的女孩联系起来，而回回的生日是6月9日，恰好是“把9和6颠倒一下”。如果三叔理解得不错，那么从这个时候起，回回就走上了危险的道路。之前我们知道，回回已经过了四年非常独立的大学生活，然而以她的努力、早慧和高情商，在实习中仍然不能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因而感叹人世间是“颠倒”的，而她呢，又遇到了不同常理的机会，于是不再守着内心的什么原则，打算跟着那“颠倒”的人世间而“颠覆”自己的人生。如果这喻示着回回将要堕落，那么作出这个选择时她是心知肚明的。

　　其二，便是那条说不清是求助还是诈骗的短信，我倾向于认为它是真，因为短信中特意警告三叔“你记住一点，无论什么人跟你要钱都不要给”，这是亲情未泯。而对于自己的境遇， “长话短说”，“我没有遇到什么危险”。时隔一年多，回回的语气已经干练许多，不再有QQ空间里“且当新岁”这种文艺腔，如果我们能听见回回的声音，应该是嘶哑的。这条信息充满暗能量，回回遇到了什么人和什么事，使得她的家人有可能会被人找上门来要钱？

　　其三，监狱人员电话里带的口信。“她想通知你一声，其他没什么事，她也不希望你来看她，让你知道她活着就行。这是她的原话。”我们听到回回的声腔已经平静。身陷囹圄，亲情复萌。她似乎知道父亲会疯狂地寻找她，因而回报以活着的讯息。很难脑补回回现在是什么样子，但无论什么样子，她都不希望被父亲“看到”，而三叔在看到之后，也不愿意让读者看到。

　　小说的最后，三叔喝着小酒，谈了接下来的打算：他要赚钱，为回回在合肥买房子，等回回出狱，把她接到这个无人知晓她过去的地方生活。三叔再一次躲过了“我”和“大鹏”的试探，不说回回犯了什么事，只是开始给“我”和“大鹏”看这一年多来寻找回回时从火车窗户里拍到的风景照片——作为一种过程的远方。

　　读到这里，我心里一松又是一紧。松的是三叔终于奉还了生活加诸他身上的侮辱，从不可思议的世界里找到了女儿回回，这就是胜利，这对于他的精神来说是一次大松快。紧的是三叔发宏愿在合肥给回回置业，并打算这打算那，再度策划起回回的人生来，就好像回回出狱后从此就荡涤一新了，肯定会听从他的安排似的。但我直觉这又是三叔犯了一厢情愿的老毛病了，保不准又有一场大变故等候在了远方的某个日子上。

　　——人生寔难。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