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正文

诗词 散文 小说 杂文 校园 文苑 历史 人物 人生 生活 幽默 美文 资源中心小说阅读归一云思

新世纪散文诗的起点与向度——从“我们”散文诗群的理念与写作姿态谈起

时间:2023/11/9 作者: 天津诗人 热度: 9609
孙晓娅
  “我们”散文诗群于2009年3月14日正式成立,在周庆荣、灵焚、亚楠等人历时一年的交流、碰撞、讨论下形成了一种新的散文诗理论。几经修改之后,“我们”于4月17日正式发布了一篇具有宣言性质的短文——《“我们”——北土城散文诗群的态度》。全文共20句话,针对当下散文诗发展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发表了对散文诗的看法,意涵十分丰富,涉及到散文诗的观念、理想,诗人的人格、修养、价值理想;也探讨了散文诗从自我封闭到呼唤“他者”,从个体到群体的关系,从历史、现实到未来发展等诸多问题。“态度”呈现出“我们”散文诗群的重要诗学主张,并成为“我们”的创作理念。而“大诗歌”理念和“意义化写作”的提出,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散文诗重新回到诗性道路,深化散文诗的精神内核以及恢复散文诗的地位都有积极的意义。这种回归散文诗创作本身提出的理念,对实际的创作具有良好的引导作用,理论和创作二者互为前提、相互推进,有利于散文诗的发展。
  任何一门艺术想要拥有年轻的活力、保持蓬勃的生命力,都须以尊重个性、创造性为基础。即便是一个群体的艺术创作,也需要在保持共同性的同时,追求多样性和个性化,这样才能创作出更多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艺术作品。“‘我们’不仅是一个群体概念,不仅是一种流派追求”,两个“不仅是”并没有主动地为“我们” 打上某一“流派”的固定标签,从而为“我们”群体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多维的空间,“我们”作为一个泛化的概念,包容性的载体,并不仅仅单一地指向这个群体,而是指向所有赞同“我们”追求的散文诗创作者,“实际上它是整个散文诗写作群体的一个自我称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脚印,我们可以保持着自己的行走姿态。”“我们认同每一种个体的存在”,以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对“我们”成员的创作个性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这种“和而不同”的姿态有利于散文诗的创新,对“个体”的尊重也将带来“我们”的升华。
  较之小说、散文、杂文等文学体裁,散文诗的篇幅短小,多以抒发人们的小感触和细腻的情思为主,美文性、抒情性、精炼性是其特点,这些观念本身无可非议, 但在理解上的绝对化、片面化便会对散文诗的发展起到“误导”作用。加之题材狭窄, 创作手法单一,境界狭小等问题也普遍存在于当下的散文诗创作中。故而,散文诗时常被指认为文学界的“小花小草”,只善于对自然的吟诵,对风花雪月场景的描绘,追求语言上的华丽。“态度”中对散文诗的认识、责任做出了一次有力的归正,“我们让责任的双肩扛起思考的头颅,实现生命的站立。”“我们坚守写作的尊严。我们之所以写作,因为我们有些话想说。”“在全球化、商业化、世俗化的现实漩涡深处,我们选择悉心呵护人性的乡愁。”这宣告了散文诗和其他文体一样,同样可以并且应该面向广阔的社会现实,肩负起复杂内容的诗化表达,以自己特有的艺术能力来处理一些庞大题材,承担起文化传承、创新的责任。针对当下浮躁的社会文化大背景,在强调散文诗必须拥有艺术担当的同时,提出散文诗需要坚守艺术的尊严,关注社会现实并抒写自己内心真实的生命感悟,为人类境界的提升、净化人性发挥自己的作用。对人性的悉心关照是当下文学作品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将逐渐迷失的人性从全球化、商业化、世俗化的漩涡中解救,将“真、善、美”撒播于世, 亦是当下散文诗创作的意义之所在。
  强调艺术的包容性,观照前人的历史,见证和经历现实,创造出美好的未来, 故而“我们反对拒绝,我们敞开自己,我们走向容纳”,因为“我们知道: 活着,就要衔接历史,经历与见证现实生存,在我们的脚印里成长出更茁壮的未来”。艺术探索的道路没有止境,散文诗具有自身的文体特点,但不应因此而固步自封,而是不断呼唤“他者”的出现,即吸纳、消化、借鉴其他文体的长处, 承认一切“他者”的主体性, 不断提升现有的诗学品质、境界,拓宽现有的艺术手段、 表现力,使得“我们在净化自己中提升自己;我们在完成自己中瓦解自己”, 不断突破已有的诗学观念和实绩。
  每个独立的个体都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存在于历史、现实社会和未来之中。 “我们的意义在于‘我们’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历史的个体、现实的个体、未来的个体。”个体是群体中的个体,个体亦是一个完满自足的存在,具有独立性。那么, 只有以尊重个体为前提,使个体与群体完美融合,才能充分彰显群体存在的意义。“我们的意义在于尊重个体的生命意义,进而选择作为群体的存在意义。”尊重个体的目的是探寻群体存在的意义,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群体能够将个体写作力量凝聚起来,个体的创造能够带动群体的升华,个体的感受、表达也只有提升为具有群体意义和价值的存在才有可能成为经典之作。
  “态度”对散文诗人自身也提出了要求,强调人格精神具有强大的力量,需要关注诗人的人格、品质、个人修养和诗歌的人格精神。“我们认同作为平民生存的人格理想、价值理想、审美理想。”“我们相信胸怀决定语言的力量,人格产生作品的高度。”“我们追求高尚,我们怀抱理想;我们不回避浪漫,我们不狂傲现实。”“我们欣赏风景,能够在风景面前转身;我们寻找意义,能够恪守一份平静。”诗人内在的人格力量与作品呈现的人格精神是确定作品艺术境界的基本元素,也是艺术作品发挥艺术作用的内在力量。诗人只有不断提升个人的修养,拥有博大的胸怀,才能有广阔的视野,视野的广阔才能使作品的内容和思想得到充实,境界得到拓展。 只有这样才能让散文诗从狭窄、陈旧的小圈子“突围”而出,“突破自身的小我和狭隘,融入更开阔的美学天地中去‘转型’”,创作出更多意境宽阔、深厚的作品。人格修养的提升涉及到许多的方面,如何处理现实与理想、个人与社会、崇高与渺小的关系等问题都是需要每位诗人认真对待和思考的。
  “大诗歌”理念是“我们”散文诗群的重要诗学理念。“‘我们’提倡‘大诗歌’理念,相信‘大文学’的可能性;‘我们’从个体化写作中走出,在平等的对话中发展。”“大诗歌”理念的提出明确了“我们”对于散文诗的美学立场。然而,“大诗歌”的内涵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慢慢丰富起来的。 “关于‘大诗歌’的提法,最初应追溯到2008年《诗潮》举办首届‘诗潮杯’世界华文散文诗大奖赛的筹备会议。2008年3月,《诗潮》主编李秀珊来京与诗人周庆荣会晤时,就关于在《诗潮》上强化当代散文诗作品的推介问题交换了意见。周庆荣就《诗潮》应该关注散文诗这一诗歌体裁的理由谈到了‘大诗歌’,也就是不要过于拘泥于以往的关于是诗还是散文诗的区别和身份问题,无论是分行的新诗还是不分行的散文诗,其实都是诗歌文学,都应包含在更为宽泛意义的‘大诗歌’的美学范畴。只要作品写得好,不能因为散文诗的不分行写作而拒绝其成为一种诗歌写作形式。”这时期的“大诗歌”是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文体概念,强调文体的包容性, 认为“分行新诗”和“散文诗”是两种并存的文体,强调散文诗首先是一种诗歌文学, 也应该是现代汉诗的一部分。“新诗、散文诗和古体诗共同走进大诗歌场景,不是谁消灭谁,更不是否认各自独立的存在,只是让它们在诗学的范畴平等地繁荣。”不得不说,此种提法是以强化“散文诗”的文体身份、地位为目的,是对散文诗在当下所面临的文体焦虑问题做出的一种“转移”策略,提醒散文诗创作者没有必要也无需再纠结于散文诗文体以及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等问题上,而应该聚焦于散文诗在当下的发展,自觉地进行散文诗的创作,以创作出更多、更好、更有深度的作品为目的。
  此后,在“我们”群体的努力探索下,进一步丰富、扩展了“大诗歌”的文本内涵、艺术本质,因而“大诗歌”理念并没有止步于文体问题的探讨,而进一步渗透到了散文诗的创作之中,作为一种诗学观念引导当下散文诗的发展。“大诗歌”理念的提出者周庆荣认为,“诗人在创作中,要关注人类整体大思想、大情感、大文化,在作品中阐扬生命之大感悟、时代之大情怀。”这与耿林莽所传达的“散文诗可以展现大宇宙、表现大悲痛,大思想”的诗观有异曲同工之妙。“大诗歌”之“大” 绝不是针对篇幅、题材等问题而言的,而应该是揭示和体现审美、情感、情怀、思想、 境界之“大”的问题。因此,“大诗歌”理念进一步强调“让作品写出与当下生存意义、生命意义有关的情怀。拒绝无病呻吟,拒绝心胸的阴暗与狭隘,让日常情感升华到做人的情怀高度,明确诗歌文学作为社会心灵公共话语承担者所必须具备的健全品格。这时,所谓‘大诗歌’,已不只是对于文体意义的突破,而上升到了关于写作者情怀、境界的认识。”散文诗因其篇幅较“小”,要在作品中体现其“大”,这就要求作者拥有较高的思想、情怀、境界、审美表现能力,能够将各种文学体裁的特点、艺术技巧进行架构,融合进散文诗作品之中,最大限度地挖掘语言的意味性,从而突破语言意义的限定性,让有限的语言抵达意义的无限性。这样才能使散文诗作品中所揭示的思想内涵得到最大限度的延伸,成就“大诗歌”之“大”。应该说,“大诗歌”理念的提出,有利地规避了当下散文诗创作中存在的题材单一、立意平庸、手法陈旧、境界肤浅、缺乏创新等问题。从诗歌品质的角度而言,“大诗歌”之“大”应该具备开阔的视野,宽广的胸襟,悲悯的情怀和澄澈的心灵;指向作品中所包含的思想容量,体现的生命、灵魂的高度。
  从上文的概述我们可以看出,“大诗歌”理念呈现出动态变化的过程,跳出了初始“文体身份”的层面,而成为一种散文诗和分行新诗创作可以共同遵循的诗学观念。长期以来的散文诗文体定位和地位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我们”提出的“大诗歌”理念试图结束散文诗的文体之争,以大文学、大情怀重新为散文诗进行定位, 这的确不失为一种颇具效果的迂回策略。但是,如果将“大诗歌”作为一种文体概念,是否会模糊新诗与散文诗的文体概念呢?会不会导致三者概念的混乱? 故而,“大诗歌”作为一种文体概念并不是十分恰当的,或许作为一种诗学理念更加合理。当“大诗歌”从“文体概念”转变到“诗学观念”时,“大诗歌”主张就成为对现代汉诗诗歌诗性的一次重建。如邹岳汉所说:“‘我们’诗群所提出的‘大诗歌’ 概念与郑振铎、滕固等前辈主张的‘散文诗乃诗之一体’的主张是一脉相承的, 而又有所创新、发展。‘我们’诗群在强调散文诗艺术特征的同时更注重与新诗的交流、融合;在开展不同观点论争的同时更努力地去写作实践。”应该说,“大诗歌” 作为一种诗学理念,无论是对当下散文诗,还是分行新诗的发展都存在可借鉴性的意义。
  与“大诗歌”理念相呼应的是对“意义化写作”的倡导。散文诗在中国已有近百年历史,尽管也不乏有佳作丛生,但总是与日常的“小感触”、“小情绪”联系在一起,那么散文诗的一些情绪能否升华为情怀,个人的生命体验能否上升为人类的普遍感受,日常生活能否与历史的厚重联系起来,当下散文诗作品到底有无意义? “意义化写作”是对当下散文诗创作现状的反思而得出的,“所谓‘意义化’, 就是指写作者的‘担当意识’、‘责任意识’、‘审美意识’的结合,让作品抵达某种生存意义的志向、指向。”对于文学作品来说,这里的“意义”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学创作一旦作为作品公之于众,它的话语功能便携带了某种责任,因为,文学作品之于大众,总会有某种导向作用。从某一方面来说,文学作品的“意义”也在于此。那么, 文学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就必须对自己的话语具备担当、责任意识。 从散文诗个人创作而言,“意义化写作”便是对作品独特性和创新性的追求。其意义在于,倡导每个作者创作时应该具有自己的选择和思考,凸显自己的个性,可以有效地避免散文诗创作过程中的雷同化倾向。周庆荣曾说过:“倡导散文诗的意义化写作能更多地关乎我们当下生活,凸显我们自身的态度,并能将理想的精神赋予清晰的现实指向。”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关乎当下、关注现实对散文诗写作走出空泛的抒情, 简单的描摹,肤浅的审美等问题是行之有效的。从“我们”创作的作品来看, “意义化写作”的提出在引导当下散文诗摆脱狭小的创作圈子,重拾优秀传统,构建新的品质和美学追求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可以说,“大诗歌”和“意义化写作”不仅对“我们”的创作有指导意义,更是对当下散文诗重新回到诗性的道路具有重要作用,也将有力地推动当下散文诗的发展并为之开辟了一条新的有“意义”的道路。“我们”散文诗群的出现,凝聚团结了以箫风为代表的一批长期投入于中国散文诗文体建设、并致力散文诗创作的散文诗作者、研究者,他们不仅仅是提出了“大诗歌”、“意义化写作”的诗学理念来引导当下的散文诗创作,为散文诗的文本实践构建起正确的理论框架,更为重要的是, “我们”群体将已有的创作经验与此诗学理念相结合,创作出了一批极具探索性意义的作品。从周庆荣的《有理想的人》到灵焚的《女神》、爱斐儿的《非处方用药》,再到语伞的《假如庄子重返人间》、亚楠的《落花无眠》、黄恩鹏的《过故人庄》、李松璋的《尘埃或水晶》、徐俊国的《自然碑》、水晶花的《大地密码》、转角的《荆棘鸟》、弥唱的《复调》、白月的《天真》等,呈现出“我们”理论与实践上的应和,展示了“我们”针对当下散文诗的困境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对当下散文诗在题材、语言、意境、审美等方面的突破和超越。可以说,“我们”唱出了当下散文诗的最强音。
赞(0)


猜你喜欢

推荐阅读

参与评论

0 条评论
×

欢迎登录归一原创文学网站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