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目珍
　　十四行诗在西方甫一诞生的时候，是为抒情而出现的。当时，它与歌谣、抒情短歌同为意大利抒情诗中流行的体裁。后来，这一体式的表现范围逐渐扩大，由抒情的专场逐渐地扩及至政治、叙事、讽刺、教化等诸多领域。虽然从根本上看，抒情才是其表现方式的“本色”与“当行”所在。但其传入中国之后，中国十四行诗的三次创作高潮在表现领域中都各有侧重。早期的“新月派”，更多地还是在抒情的领域内舒卷，因为当时的十四行诗刚刚引入中国。在翻译领域，闻一多最早翻译的十四行诗是布朗宁夫人的情诗；在创作上，“新月派”的十四行诗写作也主要偏于抒情，像孙大雨、朱湘、徐志摩、林徽因、饶孟侃等更多地都是在用十四行诗来宣泄感情的块垒，尽管有的洒脱，有的绝望，但总不出宣泄的藩篱。中国的“现代派”诗人，因为主要借鉴西方的现代主义，故而他们对西方十四行诗的借鉴，从一般的抒情一变而为理性的认知和判断，他们习惯于从日常片段或场景中提炼哲理，并且注重余味和内涵。到了冯至和“九叶派”，他们接受西方“诗歌是经验的传达而非单纯的热情的宣泄”的观点，在诗歌中开始注重内在的纯粹的生命体验，倾向于“诗”与“思”的合一。
　　
　　从十四行诗的表现形式与内容上看，马莉的十四行诗与“九叶派”最为接近，但又同中有异。相同的是，他们都注重内在纯粹的生命体验，而不是一味地抒情，或者做理性的认知与判断、提炼哲理。不同的是，“九叶派”的诗人比较注重在审美体验上的间接效果，他们不像“现代派”的诗人那样常常从生活的琐事或对外在事物的感受上来提炼哲理，而是习惯于从物与象之间拉开的距离上获得诗的灵感与心灵救赎，像郑敏的《雷诺阿的〈少女画像〉》、唐湜的《墙上的小渔人》《琵琶》和唐祈的《游牧人》皆是如此。而马莉的十四行诗，更多地将生命体验内倾，她虽然有时也从外在的事物触发内心，像《河流每天付之东流》《大地的花瓣》《云朵把清风解开》，但她更注重抒发内心连绵不断的“体验流”。她似乎习惯了自得于内在自我的体会，她的十四行诗往往突出一个“心”字，这“心”字的体现，其实大都是情感体验的意识流，一串接着一串，此起彼伏，像她的《你的呼吸》《我们会回来》《像面对我的婴儿》《那一刻》《它是不是一个奇迹》《在祈祷地方》，思潮的脉动与澎湃在这些诗篇当中得到很好的验证。
　　从以上看，马莉的十四行诗乃是体现了十四行诗写作中生命体验形式的一种转向。从作品上看，郑敏、唐湜、唐祈等“九叶派”的诗人，他们对情事、物理的体验其实还都是源于一个实实在在的事物，比如一幅“少女画像”，一个“小渔人”，一把“琵琶”或者一个（群）“游牧人”；而马莉的体验，则似乎超越了一般存在的“实物”的层面，直面内心。像她的《河流每天付之东流》《云朵把清风解开》，其实并不是因“河流”和“云朵”、“清风”这样普通的事物而起情思的，而是因“河流每天付之东流”和“云朵把清风解开”这样的物理或事理浑融而触发生命感喟。在马莉这里，她生发诗歌的触点本身就比“九叶派”的诗人们深了一层，这从诗题即可以看出。另外，像她的《你的呼吸》《我们会回来》《像面对我的婴儿》《那一刻》《它是不是一个奇迹》《在祈祷地方》，其触发体验的“物”之本身，已并非一个“物”，而是一个对“物”的抽象的体验，像“你的呼吸”、“我们会回来”、“像面对我的婴儿”、“它是不是一个奇迹”，这本身就是对体验的总结（可称之为“初体验”），而马莉的诗歌其实就是对这些总结的一个“再体验”，也就是说，马莉在十四行诗中所写出的体验乃是以另外一个“体验”为触发点的。在她那里，一点幻想、一点意念（“初体验”）都可能导致她情绪的连绵爆发。因此，在表现的领域，马莉的十四行诗不仅体现为她将生命体验转向了内在，而且还因为转向较深使得她的诗歌具有了一定的“神秘性”，这给阅读她的诗歌增加了不小的难度。
　　由于生命体验的内在转向，马莉的十四行诗在结构、语言、节奏（音组）和韵律上也必然发生相应的转变。在结构上，西方的十四行诗往往在前八行（或前十二行）叙述或者提出一个问题，后六行（或后两行）一般用一些抽象的言论（或警句）点名题意、评论前文，或者解答问题，意大利十四行属于前者，英国十四行属于后者。当然，中国的现代十四行诗诗人往往根据不同的需要对此结构进行调整。从马莉的十四行看来，她的诗歌绝少“八·六”或“十二·二” 这样的结构方式。为了内在情感体验连绵流动的需要，她的诗歌往往要体现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在结构上，她的十四行诗与自由新诗并无二致。马莉也是一个自由诗的创作者。从其十四行诗来看，她常常将自由诗的写法灌入其中，因此“自由性”是其十四行的一个重要特征，由此，其十四行诗的节奏（音组）和韵律问题，便可以忽略不谈了，因为这两点实与自由诗并无太大分别。在语言上，因为并非要直接宣泄情感，或从日常物理上提炼认知、升华哲理，所以其语言很少表现为戏剧式的表演性说话，而多是散文化抒情，或内心独语，并且常常一贯到底，将整首诗连成一体。十四行诗本来就适宜于表达现代人丰富、细腻的情感，马莉进一步将其深化了。
　　十四行诗本来是很严谨、制约性很大的诗体，引入中国以后，为了多方面的需要，中国的诗人们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造。从十四行诗在中国的发展史看，马莉的十四行诗在表现领域进一步转向，除了行数的形式之外，它与自由诗走得已经很近了。艾略特说得好，在一首既非说教，亦非叙述，而且也不由任何社会目的激活的诗中，诗人唯一关注的也许只是用诗来表达这一模糊的冲动，他一心只想找到最恰当的字眼，祛除掉内心怀揣的“鬼魅”（《诗的三种声音》）。对于一个诗人而言，形式或者毕竟只是形式。一切形式，在最终都还是要为祛除内心“鬼魅”的需要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