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打开手机上的万年历，时间告诉我，今天是2020年11月15日，农历十月初一，寒衣节。

　　南方的天气似乎并不怎么遵循节令，中午吃饭时，还是有些热。不过，到了傍晚，客厅里凉意阵阵，我赶紧从衣柜里翻出一件带有薄绒的圆领卫衣套了起来。大概是双十一的缘故，我前些日子在网上买的“京都念慈庵蜜炼川贝枇杷膏”还未收到。我迫不及待地等着它，等着用它来制服喉咙深处和胸腔里的那只该死的“咳嗽虫”。

　　公司附近有个小诊所，大夫叫张恒远，多年前曾当过军医。当这只“虫”还只是刚爬出来时，我便去找过他。那天一大早，我急匆匆地冲到他的诊所，喊“张医生，张医生”。我去的时候，军医还未起床，是他的女人给我开的门。就在昨天晚上，我被这只“咳嗽虫”闹得一夜都没睡好。

　　在一般的诊所里，医生治疗咳嗽这样的毛病，差不多都是给你开一瓶止咳糖浆，或一盒止咳药、一盒抗生素之类。这样的医生，虽说也穿件白大褂，但顶多只能算是一个卖药的伙计罢了。

　　军医张恒远与一般的医生不同。他在询问了我的症状后，熟练地取出六张裁得大小一致的方白纸，整齐地摆在案上，再从药架上挑了几个不同的药瓶子，然后逐个拧开盖子，从中倒出一些来。不同的药丸在不同的药瓶里，发出不同的声响来，此刻的它们像在欢呼雀跃——终于要去战场了。

　　张军医将倒出来的药丸分成六份，每张方形白纸上都放一些，有些是一颗，有些是两颗，当然也还有三颗或四颗的，药丸的颜色则是五彩缤纷，或红或绿，或黑或白。我知道，那黑色的一定是“甘草片”，专门用来对付我喉咙里的那只“咳嗽虫”的。

　　按照张军医的叮嘱，我吃了三天药，感冒症状减轻了许多，那只“咳嗽虫”也消停了一些，不过它似乎还不打算就此鸣金收兵、善罢甘休了。时不时地，我还会咳上几声，尤其是深夜，或者凌晨，都要从睡梦中咳醒来，总觉得喉咙深处不干不净，一口“痰”牛皮糖般黏在那儿，让我不能利索地上下通气。我知道，这一定是那只“咳嗽虫”的残兵盛勇了。

　　这些年来，类似于这样的“虫”儿，一直潜伏在我的体内，似乎从未离开过我。只要稍不注意，不小心着了凉，它便会不请自来，仿佛深秋、寒冬这样的季节正是它的“惊蛰”节令了。当然，比起之前，还是好了很多，这若要是在当年，我只要听到有人咳嗽一两声，到后来甚至只要听到“咳嗽”这两个字，这只“虫”便会从我的体内深处窜出来，然后在我的胸腔、喉咙等要处摆兵布阵，兴风作浪，显示它的存在和顽强的生命力。

　　2

　　到今天为止，那场病已经过去了整整十七年了。十七年，六千二百零五天，它足以抹平一切。可那梦魇一般的经历，却犹如发生在昨天一般，如电影画面，一帧帧，一幅幅，一切都还那么清晰。闭上眼睛，我仿佛依旧还能闻到病房里那浓郁的药水味，那令人恶心的血腥味，和那令人绝望的死亡的气息。

　　病魔在我肉体上留下的痕迹，其威力虽然大减，但风采仍不逊当年。我的右眼，干，枯涩，不分泌眼泪，哪怕是哭也不会有，我为此写过一篇叫《我的右眼没有泪水》的文字，这也是我即将出版的一部散文集的书名。我腿部与手臂上的肌肉，摸上去发紧，僵硬，失去弹性。我瘦弱的背部的皮肤，粗糙，失去光泽，呈现出大片的花色斑纹。当然，最醒目的还是脖子上的几处伤疤，一个个都有黄豆粒那么大。

　　我曾为我自己的身体无比骄傲与自豪过。生这场病之前，我剪刀式的跳高能够跃过一米四，我百米的速度能有十二秒几的成绩，在篮球场上我生龙活虎满场飞奔，能胜任后卫和小前锋的位置。可是这场大病之后，我再没能回到从前。我的肌肉开始萎缩僵硬，我的体抗力开始下降，我甚至曾经有一段时间变得连呼吸也特别吃力。

　　在我身上至今还残留的这些痕迹，这些伤疤，也或许是命运赠送给我的特殊礼物，它们的存在，记录了我当年的惊心动魄，痛苦绝望，以及我同病魔之间的殊死搏斗。它们是我那些苦难与悲壮人生的见证，更是我在这场“战争”中赢得的旗帜与勋章。

　　写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摸了一下脖子上这些光荣的伤疤。不错，黄豆粒那么大，一颗，两颗，三颗。这些年来，它们既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

　　是那名胖胖的护士给我留下来的。我记不住她的名字了。也许我早就原谅了她，也或许我根本就没有怀恨过她。我这个人啊，读书时算不上一个听话的好孩子，参加工作过后也算不得一个好伙计，但在医院里，我绝对是一名合格的病人。遵从医嘱，听医生的话，对医生保持敬畏，这是必须的。除此之外，我发自内心地视每一名医生和护士为天使。对，他们就是天使，是上天派来挽救我的天使。

　　手术前，我对胖护士充满别样的友好和深情的信任。像电影里那样，我静静地躺在手术台上，一只巨大的无影灯就在我的正上方，我盯着它看了一眼，觉得它像一轮巨大的太阳，只是我感觉不到它的温暖与热量。手术室里，有一丝丝的凉意，我身上盖着一层暗绿色的棉布。进手术室前，弟弟代表家属签过了“手术通知书”，他没有给我看通知书上的那几行字，更没有告诉我手术的风险。当然，我也丝毫没有感到紧张——我甚至有一些兴奋，我期待着胖护士能早日将那根管子从我的脖子上插进去。

　　我冲胖护士微笑。我对她说：“没事，你放心地插好了，我的血管好着呢。”

　　——我的血管好着呢。这可不是我吹牛。我那时的血管该多么富有弹性，多么富有活力啊。我的胳膊上，手背上，一条条静脉血管突出，隆起，分叉，匯合，呈健康的黛青色，像一条条匍匐的蚯蚓，又像是一条条崇山峻岭间奔腾的河流。我几乎能听到血液在血管里咆哮，翻滚，奔腾。我仿佛能看到它们正在暗处泛起汹涌的浪花，后浪推着前浪。

　　妮妮，另一个护士，我至今与她在微信上保持互动。她曾用她那只纤细的小手捏住我几根粗大的手指，然后伸出另一只同样纤细的小手来，轻轻地，有节奏地，拍打着我的血管。她兴奋地对我说：“苏哥，看着你的血管，我就想给你多扎几针呢。”妮妮一边说，一边咯咯地笑。我的血管也仿佛是被她银铃般的笑声吸引住了，在皮肤下面蠢蠢欲动，迅速鼓胀起来。

　　“左边，还是右边？”胖护士问我。

　　“随便。”我回答十分干脆。

　　“那我就左边了。”

　　“OK！”我冲她做了一个手势。

　　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一场手术，你大概怎么也不会想到这竟是一次护士与病人之前的对话吧。但当时真的就是这样，我们俩仿佛在玩某个儿时的游戏。

　　无影灯静静地悬挂在我的正上方，它一言不发，眼睛一眨不眨。我将头转向了右边，以便露出左边的脖子来。无影灯还是不说话，静静地照着我左边的脖子。

　　胖护士从一只酱色的小瓶子里取出两支蘸有碘伏的棉签，麻利地在我左边的脖子上由内而外转圈，接着再来了一遍。碘伏的凉意让我的兴奋度稍微降低了一些。我尽量抑制内心的激动与喜悦。我知道，手术即将要开始了，过不了多久，这根承载着我重生希望的管子马上就要插到我的脖子里去了，这将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性时刻。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是连接我体内与体外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方式，是我走向重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这大概是我这一生用过的最昂贵的一根管子了，德国进口的，一千七百多元。接下来至少两个月的时间里，它将常驻我的体内，成为我脖子上静脉血管的一部分。顺着这根伟大的管子，弟弟身上那滚烫的骨髓和干细胞将一路奔跑，跳跃，进入我的体内，直至我的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直至我的手臂，我的腿，我的脚，我的骨髓，以及我的每一根毛细血管末梢。一个多月的化疗让我掉光了头发，让我骨瘦如柴，形容枯槁。但药物的威力也给即将输入我体内的骨髓与干细胞准备好了足够宽敞、足够干净的环境——我体内原有的那些丧尽天良的恶性白细胞基本上已经消灭殆尽。如今，我体内的大地，山川，湖泊，草原，沙漠，池沼，都将属于它们。弟弟捐献给我的骨髓与干细胞们，将在这里滋生，发芽，成长，然后生儿育女，生成我全新的血液。

　　手术室里，异常安静。胖护士取出一支麻药，“噗”的一声，她拧断了麻药瓶的瓶颈。她再取出一支塑料针筒，拔掉针头上的针套，紧接着再将针孔插入那支麻药瓶里，她用食指和中指顶住针筒，大拇指勾住活塞的尾部往上拉，“滋，滋，滋……”那是针筒汲取药液的声响，像极了一个饿坏了的婴儿，紧紧地咬着母亲的奶头，吸吮得滋滋作响。

　　对着无影灯，胖护士竖起针筒，细细的针尖朝上，大拇指轻轻地推动活塞。随着大拇指的推动，银色的针尖上不断有零星的药液珠喷洒出来，在无影灯光之下，像是一颗颗白色的珍珠。她一边推动活塞，一边用另一只手的大拇指与食指拢成一个小圈儿，她将这个圈儿靠近竖着的针筒，暗暗用力，食指轻轻地弹了出来，“哒，哒，哒”，弹在针孔壁上。随着食指的轻轻弹动，那些滞留在针孔壁上的气泡被一一弹起，浮向针筒顶部。胖护士的大拇指仍然没有停下，继续缓缓地推动活塞，针尖上喷出的不再是水珠，而是一条细细的银色水柱。

　　“做好准备了吗？我要开始打麻药了啊？”胖护士的声音倒还是很温柔。

　　“来吧，没事。”我咬着牙齿。

　　一个大男人，本来就觉得打针抽血压根儿不算回事儿，尤其是住进医院这些日子以来，每天吃药，挂水，抽血，隔段时间便要做骨穿、腰穿手术，对针头刺进皮肤和血管这样的事情已经快要麻木了。2004年，从苏州回家，住在姑父家里时，我常常是自己给自己插针，抽血。左手给右手背，或者右手给左手背，或者手臂，足背。真可谓手足情深。四肢之上，但凡能插针的地方，全都插遍过了。也许，对插针的疼痛早已失去了知觉。不过，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给自己抽血，自己给自己扎针，倒觉得这应该算是一件很牛逼的事情吧。

　　“噗”的一声，这不是错觉。手术室里，我清楚地听到了针尖刺破我的皮肤，然后扎进我脖子上的血管的声音。

　　“很好。”护士像是在表扬我，不过更像是在表扬她自己。或许连她自己也没想到，这一次的插管手术竟然进行得如此顺利。

　　——我差点儿就要伸出手来，想要去抚摸一下这根已经进入我血管的管子了。

　　“别急，好像不对啊……”胖护士在自言自语。

　　“怎么了？”

　　“没有回血……”

　　“回血？”

　　“可能……可能要重新插一次了……”胖护士有一丝抱歉的意思。

　　“没事，你尽管来，右边。”我连忙说，仿佛要着急安慰她似的。

　　“吱——吱——吱”这刚插进去的管子仿佛不太情愿从我的脖子里出来。

　　胖护士给我压上纱布，按了好一阵子。这期间，她给我换了好几片纱布，直至刚插管子的地方没有出血。

　　“没关系，再来一次，右边。”我将头扭了回来，无影灯下，胖护士的宽大的额头上已经有不少的汗珠渗了出来。

　　接着，胖护士又将刚才的动作在我右边的脖子上重复了一遍，然后“信心十足”地说：“这回……一定行。”

　　带着这根负有重大责任，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管子，我从手术室里被推回到病房。回到病房时，我才知道，天已经黑了，这场插管的手术竟然用了整整四个半小时。在我刚被推回病房不久，主治医生唐晓文快步地走了进来。

　　“哟，管子插好了？”唐晓文声音响亮，脸上是一如既往的笑容。

　　“好了！”我将头向左慢慢地转了一下，自豪地向她展示右边的脖子。

　　唐晓文走了过来，看了看我脖子上的管子，然后又看了看上方的输液袋。“啊，不会吧？”她眉头一皱，脸上的笑容顿时凝住了。“不好，插动脉里去了？！”

　　这大概是入院后我第二次面临死亡吧。不过，我却竟浑然不知。唐晓文果断地將这根管子拔了出来，然后在针孔处放上纱布、沙袋，紧紧地按着。这个场景，我曾在一篇文字里详细地描述过：

　　“血管被拔出来的那一刹，鲜血如脱缰的野马，又似势不可挡的山洪，从针孔里迸发出来，它们终于寻得了一个突破藩篱、获取自由的机会了，它们在我的体内被压抑得太久太久，多少年来一直不见天日。今天，它们终于寻得一个机会，要向我展示它强大的活力、激情和生命力。鲜血喷在桌上、墙上、柜子上，也喷在了唐晓文那张好看的脸上。十分钟过去了，二十分钟过去了，三十分钟过去了，唐晓文持续按压着我的颈部。血迹与汗水，在她的脸上交织在一起。

　　可我一点也不害怕，我反而特别享受这样的时刻——这大概是我离唐晓文距离最近的一次了，我能闻得着她身上的芳香，听得见她的呼吸了，她并不长的黑发垂下来，不时地掠过我的面部，像一阵温柔的风。”

　　这一天，应该是2003年10月17日（记得不准确，也可能是18日）。如果这次胖护士插管不出现失誤，我骨髓移植的日子应该是在10月19号，也就是我住进苏州第一人民医院血液科三十三天之后。但这个日期最终变成了10月26日，比原计划移植的时间整整推迟了一个星期。

　　3

　　2003年9月11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这大概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一个的中秋节了。

　　在省城合肥的一间大号病房里，我吃了一个月饼。月饼很甜，五仁馅儿的。这样的月饼我那时吃的还很少。就在前几天，为了庆祝过节，学校刚给我们每个老师发了一个当地产的芝麻月饼。

　　五仁月饼是临床的一个家属执意塞给我的。我刚开始怎么也不要，总觉着才刚住进来，还人生地不熟的，不好意思吃别人的东西。

　　她说，今天过节，难得啊。

　　我并不太明白她说的“难得”是什么意思，或许指的是我们萍水相逢，更可能说的是我们同病相怜吧。我接过月饼，觉得仿佛有一股暖流传了过来。窗外的夜色朦胧，躺在病床上，我并不能看到天上的那轮明月。

　　我不知道自己得的是什么病。医生拿着我的化验单，对小叔嘀嘀咕咕说些什么。或许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专业术语，我想，他们之间的交流，算是医生之间的对话。也许，在将我带到省城之前，从医的小叔就已经知道我的病情了。

　　“我得的是什么病？”我问小叔。

　　“慢粒。”小叔似乎有些哽咽，眼眶有些泛红。

　　“慢粒是什么病？”

　　“就是……一种病……”

　　小叔这样的支吾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到安医附院的那天晚上，医生只给我开了几颗药丸，然后叮嘱我多喝水。那天晚上，我喝了一大瓶开水。我那时以为只要吃下医生开的药，喝完这一瓶开水，明天就能出院。

　　在此之前，我曾查过吸血虫，查过肝炎，查过肺结核，但检查结果都不是。我不知道“慢粒”是什么病，这是我从未听说过的一种疾病。不过，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一直在发烧。其实，我那时发烧已经不止一天两天了。那段时间里，每天下午，或者傍晚，低烧便不请自来，牛皮糖一样。许多年后，我这才想起，大概在一两年之前，我便经常发烧，只是当时没有引起注意罢了。

　　2002年暑假，我去武汉的湖北大学进行自学考试论文答辩，就莫名地高烧了一次。到湖北大学答辩论文的那天，我住学校门口一家私人宾馆。宾馆装修得极其简陋，一间光线不太好的小房，一个狭小的卫生间，一张铺有草席的硬板床，一张简易的桌子，一台落满灰尘的电扇，两双脏兮兮的拖鞋。

　　答辩安排第二天上午。我头一天到武汉，除了在附近的大街上转了一圈外，也没来得及去黄鹤楼看看。那天下午，回到宾馆时，我突然就烧得浑身滚烫起来，身上的衣服，床上的凉席，全都湿透了。可我仗着年轻身体好，并没有吃药，只是找老板要了一大杯凉开水，咕咚咕咚喝完后，蒙着头睡了一觉。第二天一早，体温鬼使神差地退了下去。

　　——这是我记忆中特别深刻的一次发烧经历。

　　2002年下半年，妻子怀孕，妊娠反应特别严重，几乎是吃什么吐什么，身体极度虚弱，常常不得不卧床休息。我从妻子手中接过了初二语文与班主任的工作。算起来，我那会儿带的课有物理、化学、语文、生物、音乐与体育。我做老师时，教过小学、初中、高中，所有的课程里，我大概除了英语没教过，其他的都带过了。我大致算了一下，四个毕业班的化学，两个毕业班的物理，加上接手妻子的语文课和几节所谓的“副课”一起，我一周的课程有将近三十节的样子。人每天都累得不想动弹，上实验课用的一些化学试剂、生物标本之类的东西，就随手丢在宿舍里。

　　除了常常感到乏力，疲劳，提不起精神之外，我的口味也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那段时间特别爱吃辣，仿佛只要一顿没有辣，饭就一口也咽不下去。母亲每天中午给我煮一碗干辣椒。每次吃饭，我都辣得大汗淋漓。现在想起来，有可能我那时便一直低烧，只是自己没太在意，吃了辣椒出了汗之后，这体温便降了下去，人也因此而轻松许多。生病之后才知道，体温这东西，有时候就像是一个魔咒，躲也躲不了，赶也赶不走。

　　2003年非典闹得最厉害时，我和妻子带着刚满月的女儿去丈母娘家。丈母娘家在临县的太湖花园，离我们学校有八十公里的路程，中途需要转三次车。那天一早起来，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儿，摸着自己的额头，对妻子说：“不好了，我好像发烧了。”

　　如果被检测出发烧，那极有可能要被拉去隔离的。那时我并不知道隔离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但如果真的被带走了，幸福宁静的生活就会被打破，我不知道我将要面临的是什么。

　　车子经过两县交界处的体温监测点时，我忐忑不安起来，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一般，担心自己被那些穿白大褂的人给截了下来，然后将我送往一个神秘的地方。负责测量体温的人，手里拿着一支体温计，对准我的额头：“不要动”，这很像是电影中警察用枪指着坏蛋的镜头。测体温的人便是那持枪的警察，我便是那个坏人了。只是我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警察仿佛也迟疑了一下。我赶紧将头往回缩了缩，离远点那温度计一定会枪下留情吧，我的心扑通扑通跳得厉害，简直快要蹦到嗓子眼儿了。

　　“嗯，没事。”他收回了他手中的“枪”，另一只在胸前的手挥了一下，像交警指挥车辆那样。

　　他话音未落，我急忙快步离开了他。这短短的几秒钟里，我憋着一口大气不敢出，直到走出了他手中的“枪”的射程，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妻子在一旁抱着才一个月的女儿，一脸的不安。

　　这已经是我第二次很明显地感到自己在发烧了，不过，我仍然没有吃药，那该死的体温，像是一个骗子，再一次欺骗了我，它仍是神不知鬼不觉地退了下去。

　　我现在想，如果当时体温监测点的那支体温计能够准一点儿，或者是那个给我测量体温的人认真一点儿，也或许我后来治病是不会花掉那么多的钱的，我人也不会遭受那么多的痛苦的。

　　——这大概是在4月份，半年后我被查出病来。

　　4

　　2003年下半年，妻子便要重新回到岗位了。这是妻子从太湖县调到我同一所學校里带的第一届毕业班。为了能取得中考成绩开门红，暑假期间，我应一部分家长的要求，在老家办了一个补习班。

　　在这个暑假期间，发烧开始如家常便饭了。有时烧得实在吃不消，便让做乡村医生的三叔给我挂水。那天晚上，在我家的客厅里，刺眼的白炽灯高悬屋梁之下，抬起头来，仿佛看到无数的光圈在瓦房下闪耀，钨丝发白发烫，透过灯泡的玻璃，驱散乡村夜晚的黑，也引来无数的飞虫。三叔一边给我插针，一边跟我带些责备的语气对我说：“你一个小伙子怎么搞得一点朝气都没有？”

　　我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可能是太累了。”我有气无力地说。

　　三叔的药也还是能管一些用的。第二天一早，烧再次退了下去。就这样，补习班一直办到开学前的一周。学校通知我提前到学校做开学工作准备。

　　也就是在这个学期，学校分管教务的主任调走了。主任的位置空了出来，乡教委决定通过竞选的方式推选一名新的教务主任。正式竞选前，由教师相互评分选出四位候选人。教师的评分里，我的分数排在第二位。排在第一的是一名老教师，排在我后边的也分别是两名老教师，其中有个是我曾经的政治老师。

　　根据竞选规则，四位候选人要进行第二轮演说，由乡教委与学校领导评分，决定谁最终出任中层干部。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无论是我的教学成绩，当校团支部书记的经历，还是我当时的竞选演说，被选上的可能性都非常大。另外，乡教委的主任，学校的校长，都是我家的亲戚，副校长也是我初中班主任，他们也一定会优先考虑我。

　　评定结果如我所料，我的最终得分排名第一，而且超出第二名不少。2003年9月9日，县教委两名干部找我进行教务主任任职前的正式谈话。教务主任算是县教委直管干部，这样的谈话是干部任免前的必要流程。谈话是在我的办公室进行的，我起先还有些不好意思，不断推辞，说，还是让年长的老教师们来担任这个职务吧，我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领导说，既然组织已经决定，你就做好思想准备，下周一我们来正式宣布了。

　　也许这一生没有官运。如果教务主任也算是一官半职的话，那这是我离“官”最近的一次了。距离9月15日宣布只有5天时间。这个“封官晋爵”的日子，距离今天，刚好是十七年零两个月。在后来这十七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我仍有过谋个一官半职的想法，我先后参加过两次公务员考试，一次是报考省水利厅办公室副主任职位，那一次我的分数是69.725分，这个分数排进了前十名，但只招录一人，前三名才能进入面试环节，我遗憾地错过了这次机会。再后来，我还参加过一次考试，不过那次考试我头天晚上没有休息好，第二天在考场上稀里糊涂的，最擅长的申论竟然写得文不对题，驴唇不对马嘴。

　　教务主任正式任免前，我已经每天下午都在发烧了。那时，老师们都喜欢在下午放学后打篮球。我也是教师篮球队其中的一员。在篮球队里，我主要司职小前锋，有时也客串一下得分后卫。在对阵钓鱼台初中教师篮球队的那场比赛中，我曾经一人独得四十几分里的二十五分。但那段时间里，每天下完课后，我都是一屁股坐下后，连话都不想说，动也不想动。球场离我的宿舍不远，他们在球场上不断地催我，换鞋啊，快来啊，差你呢，可我一点儿精神都提不起来。我还无意间说了这么一句话：打不得，打不得，不然我会死在球场上的。

　　多年后，我才发现，人生的某些时候，总会有些神奇的暗示的。我写过一篇《冥机》，说的便是这个。我二叔在临走之前，便有过许多神秘的迹象，比如堂妹平白无故地摔碎了两只杯子，弟弟从他家出来车胎突然就没了气儿。昨天早上，公司里一个员工突发心脏病，猝死，也是出现了不少这样令人费解的暗示。这可能是一件无法解释的事情。我这样一句无心的话，也或许上天是在暗示我已经病入膏肓了，但仍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

　　终于撑不住了，找当时在学校附近开诊所的同学宝儿给我挂水。挂了几天后，烧仍然退不了。宝儿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跟我说：“苏敏，你这病我治不了耶，去县医院找你叔吧。”宝儿说完，还拍了一下我的肚子。那时，我的肚子已经开始大了起来，鼓鼓的，像怀胎六七个月。

　　5

　　9月10号是教师节。我决定第二天去县城一趟。小叔刚从省城医院进修回来不久，专门负责给人做开颅手术。我想，他都能将人家脑袋锯开，然后又合上，我这点小毛病他肯定不在话下。

　　9月11日（后来，我戏称是自己的9·11）一大早，我空着肚子，搭了一辆三轮车赶往县城。那时到县城的马路还没铺柏油，坑坑洼洼的泥土与石子路，经车子的碾压和与雨水的冲刷后，变得坑坑洼洼，破烂不堪，三轮车摇篮似的，“突突突”地冒着滚滚黑烟，一路颠得特别厉害，我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快要被倒腾了出来。

　　我感觉那是我人生里走过的最漫长的一段路。昏天暗地，天旋地转，恶心想吐。好不容易到了县医院。小叔将我带到化验室。从窗口里，我将手伸进去。给我抽血的是一名年龄和我差不多大的医生。后来，我知道他叫春强。再后来，他成了我的朋友。现在我每次回家，只要时间能安排得过来，他都要找我喝酒。

　　春强一脸的笑容。春强的年龄和我差不多。春强在我瘦弱的手臂上绑上黄色的皮条，他让我捏紧拳头，用手拍了拍我的手臂，我的血管迅速鼓了起来。身体里，总有些东西经不住诱惑，总有些东西受不得鼓动与召唤。我的血管也是如此。春强一手拿着泡有碘伏的棉签，一手拿着一根带着针头的抽血皮管。春强在我血管凸起处涂了两圈碘伏，碘伏凉丝丝的，在我的臂弯上留下一团暗黄色的印迹。春强一个指头按着我的血管，一手将粗大的针头迅速地插了进去。

　　我“啊”的一声，体内的鲜血便顺势而出，往透明的塑料管里窜。一个人，别说什么灵魂意志那些看不见的东西能出卖自己，就连这时时刻刻流淌在你体内的血液，随时都准备背叛你，逃离你。只要给它一个小小的孔，或者一个口子，它便奔涌而出，喷薄而出，弃你而去。血迅速流向透明的皮管里，没有我想象中的殷红。春强再拿起两支试管，插在抽血管的另一端，插上去的那一刹那，我的血便迅速从皮管里流了进去。那支透明试管，相比一定比我的血管舒适，阳光可以透进去，风雨进不去，不像我的血管，这一辈子都躲在皮肉下面，永不得出头之日。血溜得那么快，连考虑都没考虑，便呼哧呼哧地灌满一支试管。

　　春强一共接了两试管血，在上面的标签上，用笔写着什么，大概是我的名字吧。我的名字只出现过在作业本上，考试卷上，或者是那些表格里，这是第一次被写在一支试管上。还有，我长这么大，小时候磕磕碰碰出过血，跟人打架出过血，就是从来没出过这么多的血。

　　春强拔了针头，针头上还带着一滴血。那一滴血，凝聚在针头，像是一只眼睛，在看着我，有些留恋么？有些不舍么？还是开心愉快？它终于见着我了，我也终于见着它了。我经常看自己的头发，看自己的脸，看自己的皮肤，看自己的手和脚，却从来没这么认真地看过我自己的血，我的血就是这个样子啊，我看得有些出了神。后来，我知道，那时我正高烧，大概是烧糊涂了。春强让我自己按住棉签，并让我多按一会儿。我“嗯”了一声。我的声音似乎很微弱，一阵风便能吹散。可那天偏偏不起风，天气闷得要死。我用另一只手吃力地按着春强拔针时留下的棉签，棉签上还是不断有血往外渗。春强拿起装满我鲜血的试管，放在灯光前，摇了摇，晃了晃，然后朝后面的化验室走去。

　　十几分钟后，春强脸上的笑容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满脸的疑惑，满脸的惊慌。他的头摇得就像他刚才手中的那两支试管。我似乎又看到试管里的血液，泛起白色的泡沫来。春强像是在有意避开我，将小叔叫到一边，低声地说，白细胞高得仪器显示不出来。可我还是听到了那句话，听到了高得仪器显示不出来。那时，刚刚起了一小阵风，就是那阵风把他那句话传过来的。只是，我当时还不懂血液，不懂什么白细胞高是怎么回事。

　　多年后，我已经学会了看血象，学会了看几乎所有常规检查的化验单。我曾几次帮助别人看过他们的血常规，肝功能，甚至骨髓穿刺的报告。春强说“白细胞高得仪器显示不出来的时候”我并没有多少惊讶，更没有感到一丝害怕。哎，无知的人啊，该得有多大的胆呢？

　　小叔似乎明白了什么。他让我给妻子打电话，说将家里的钱都取出来，然后他又回家拿了自己的存折。我的存折上大概有一万七千块钱，小叔的存折上大概不到一万块钱。那时候，我们都刚毕业没几年，成家，立业，生孩子，处处都要花钱，而工资一个月也就七八百的样子。

　　小叔跟我说：“敏，要去合肥了。”

　　我说：“嗯。”我这时的意识已经开始有些模糊。

　　去合肥的班車要下午一点才出发。等车时，小叔带我来到车站对面的饭店里，问我想要吃什么。我一点胃口都没有，只是觉得口渴。小叔点了两三个菜，我一口也没吃，只喝了一碗锅巴粥。

　　上车后不久，我便迷迷糊糊地，可能睡着了，也可能没有。小叔不断摸我的额头，轻声地问我：“敏，难受吗？”我记不清楚是否回答小叔了，或者我回答他的是不是诸如“没事”，“嗯”之类的话语。

　　等我们来到合肥安医附院住院部时，天快要黑了。夕阳下，我抬头仰望那栋略带弧形的高大建筑，它该有三十几层的样子吧。站在这座楼下，我突然觉得自己渺小得不能再渺小了。小叔轻车熟路，左拐右拐，找到电梯，将我带到17楼。

　　在这次住院前，我没住过院，来医院也很少。在这之前，我只知道儿科，内科，外科，骨科，皮肤科。但这17楼的门头上挂着的是“血液科”。血液还有专门的科室？我是头一次看到。

　　责任编辑? 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