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肯

　　我的邻居黑先生已有一周没有出现。黑先生是一名律师，他的眼皮总是半关，每天早晨就顶着凌乱的头发在阳台晒衣。衣服比较喜欢待在阳台，可以吹风，可以见见日光，还可以看着白云做白日梦。衣服摆脱了人腐朽的味道，找回清爽。

　　这个国的人都已经死去。他们一醒来就死去，一睡着就活过来。如果醒时发现自己活着，他们就把自己杀掉。

　　这个国的一切都在腐坏。云是黑色，雨是灰色，人的身体里坏成一团，一张嘴就是恶臭，字迹如爪痕划进心脏，多看一眼都会痛。

　　我从自己的阳台爬到黑先生的阳台。他不在家的时候，我常这样偷溜到他家里去，看他的电视，躺他的沙发，到他的书房，翻看他索然无味的文件和笔记，没有一丝温度。但是律师的书房散发着一种魅力，我总相信里面藏着令人讶异的秘密。他海蓝色的办公椅很欢迎我，泡绵椅垫和我相处融洽。虽然桌上层层迭迭的活页夹催促我出去，但我可以对它们视而不见，反正我从不懂它们。

　　我对他的书房仍抱有期待，希望总有一天可以看到黑先生柔软的踪迹，纵然他每个醒来的脚印都已经死去。

　　我拉开阳台的玻璃门，进入客厅，那屋里已失去他的味道。客厅和饭厅比平日整洁，杂志、报纸都不在沙发上蹓跶。杯子靠着杯子，筷子和汤匙划清界线，地板上有我完整的影子。

　　在不开灯的屋里，我依然能轻快地走到他的书房。没有什么能阻碍我，可越是靠近，一股刺鼻的味道越是强烈。我一打开书房的门，味道猛然从房里逃出来，撞上我的嘴巴和鼻子，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窗敞开，窗边的窗帘望着月光，随风飘动。月光站在书桌上，纸张都在发亮。

　　那书桌旁的大水桶是如何进来的呢？里头灌满水泥，臃肿得动不了。它见到我时有点不知所措，想躲起来却找不到地方可钻。它只能杵在原地和我对望。

　　桌上曾敌视我的文档夹都不在了，书架上多了几个空格。我没有时间和我友好的办公椅寒暄，便走到屋里各处寻找黑先生，包括他的房间。他的屋子前所未有的空洞，好像他不曾住在这里。

　　我把我在门上的指纹都擦掉，然后从阳台爬回自己的阳台。

　　打电话报警，报的是气味，和人无关。死去的人不对异状有所反应。我是装死的人，语气也像死了那样僵硬，低温。

　　几分钟后，警察来到黑先生的家。他们撬开门后，在门口拉开了红白胶带。有人拍照，有人检查屋中每个没离开的东西。他们盘问了我，我说是我报警，什么也不知道。我不能说我知道，死去的人什么都不会知道，也不可以知道。

　　屋里的壁虎和蚂蚁却一定知道。那壁虎一家也常在黑先生不在家时，大肆乱窜，它们不破坏任何东西，只在墙角、桌底、洗槽边留下粪便，炫耀自己的版图。蚂蚁偶尔找到黑先生掉落的食物碎粒，就领着整个家族的小兵把食物搬走。我常看到那弯弯曲曲的蚂蚁队伍，真想捻断这条蚂蚁项链，但我牢记着死去的人不留下痕迹，不许破坏这屋里的任何东西。

　　警察没有发现壁虎和蚂蚁，否则它们能提供有用的线索。

　　臃肿的水桶在房里呼唤警察，警察已准备好搬运器具，他们像约定好的朋友，一见面就结伴走了。我以为先认识水桶的是我。

　　第二天早上，住在对面的邻居说警察找到黑先生了。他在水桶里。

　　黑先生给自己灌了水泥。警察说。

　　我们回到自己的屋里，半天没有出来。谁都知道黑先生是发现了自己还活着，把自己杀了。

　　丧礼在当天晚上。调查顺利完结，没有疑点。我和几个邻居去治丧处，但丧礼上没有黑先生，只有黑先生在一张照片里微笑，从远方回来的妹妹，以及两排哀伤的白菊花。人和花一样沉默。

　　黑先生的妹妹眼睛里有一点泪。那是死去的人短暂活着的迹象。她看着我，我看着她。黑先生的客厅有一张合照，黑先生和妹妹站在山上拍照，风抚开他们额间的发，也拨开他们咧嘴大笑的嘴。我不知道让他们笑的是风，还是互相揽着肩头的手，但两人笑眯的双眼很一致。那时候他们必然是活着，那种笑容只有活人才会有。

　　我看她看得很心虚，她好像认得我，她是否在照片里曾看见我凝视她？我不是故意的，只是我太渴望见到活人的样子，提醒我：我还活着。

　　“黑先生”入土后，我周身不舒服，我已不能再到他的家，拜访我熟悉的电视、沙发，还有那张海蓝色的办公椅。它们为黑先生服丧中，心情大概不好，谁也不想被打扰，只想任尘埃层层将自己覆盖，直到下一个住户把它们抛弃。

　　第四天，我家的门铃响了几声。它忘了自己还有声音，自己把自己吓醒。我以为是警察，或许有了新线索，或想起遗漏的问题。

　　我打开门，见黑先生的妹妹身着一身白色风衣，化成一只风尘仆仆的天鹅站在我的门口。她已退去丧礼上的黑色套装，和头上那个灰色束带扎的小发髻。

　　她背着像白色羽翼的背包，走进我的屋里，观察了环境，问我能不能让她进来。我竟然不敢拒绝她，那都是黑先生的关系。

　　她用了客房的浴室，洗了澡，然后向我要吹风机。吹风机见着她，很卖力地呼出热空气。她的眼睛也是半关，和黑先生一样，常挂着通宵未眠的疲累。

　　失去亲人之后，身体里的精神凋零，飘在空中游荡，不会落地。有些人飘很久，有些人很快坠落，被泥土吃进去，一段时日后再长出新芽。黑先生的妹妹很轻，在我面前飘来飘去。她观赏了我的桌椅、花瓶、吊灯，最后安坐在我墨绿色的沙发上。确定她不再移动后，我才坐在她旁边的椅子。

　　我望着她，想不到要说什么。她弯下身，从我的沙发下拿出一双鞋。

　　我直盯着那双白色的布鞋，如远航而来终于靠岸的白船，我生怕它隨时漂走，眼珠在惊恐中僵滞。

　　我掀开掩盖沙发底部的布，难以计算的各色布鞋塞满了我的沙发底下。

　　我从不知道它们躲在我的沙发底下。

　　既然我能爬到黑先生的屋里，别人也能爬进我的屋里。

　　黑先生的家里没有秘密，书房里也没有秘密，秘密都住在我的沙发底下。

　　鞋是邪恶。从我们出生以来，这个国就告诉我们：鞋是邪恶。

　　“赤脚不能抵达的地方，就是不该去的地方。”

　　“这个国已铺上安全而舒适的道路，因此鞋子是多余的物品。”

　　“人之所以陷入错误，是因为走得太远。”

　　为了不犯错，人们不穿鞋。没有人想承担犯错的后果。秩序若是被扰乱，谁也活不成。

　　我曾有那么一次割破脚底，在我还是少年的时候。那天，我看见云化成鹰，先是在我的屋顶上盘旋，然后忽高忽低地飞，邀请我跟随它而去。

　　我从屋里奔跑出来，仰着头，朝鹰急速飞去的方向追去。我只注意着那鹰，忽略地面，毫无自觉跑了多远，或是跑了多久。直到我感觉脚板疼痛，才看见双脚沾满了血。

　　双脚正站在遍布尖石的地上。大树浮出苍老而粗壮的根。在阴湿的丛林里，腐坏的血腥味正肆意闯进我的鼻腔里。我听到味道在狂笑，并且舔舐我脚下的血。

　　我那时多想穿上鞋子，离开那个地方，继续寻找令我着迷的鹰。

　　当我走到医院的时候，我的双脚已停止流血，地上没有我的血迹。

　　没有人知道我曾到过什么地方，但我被割破的双脚是犯错的证据。

　　人们一直问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见过谁，我照实回答我去追了一只云化成的鹰。

　　没有人相信我。

　　我被留在医院里几个星期，脚下的伤口早已完全愈合。为了脱离困局，我只能以谎言来证明我的诚实。

　　我说我梦游了，梦见云化成的鹰，遇见遍布星星的丛林，屈腿的大树，以及闻到四周弥漫花蜜的香气。

　　他们信了，就让我走。

　　自那天起，我知道我不能醒来。

　　黑先生无论醒来或睡着都感受到自己的呼吸，那活著的血液在体内激烈地流淌，可以听到浓稠的愤怒在沸腾，也可以听到哀伤敲在心脏的撞击声。我和黑先生都是装死的人。

　　我继续装死，黑先生却要让所有人知道他活着，并且呼唤所有死去的人活过来。

　　死去的人死去太久，已遗忘死去的原因，以及惧怕活着的原因。人们不能追问原因，知道太多的人会把自己杀掉。

　　“把鞋子送给所有人，只要他们可以走到很远的地方去，他们就会活过来。”

　　黑先生的妹妹将布鞋塞进她的白色背包，直到不能再塞入任何一双鞋为止，但那些布鞋只是我沙发底下的一小部分而已。

　　黑先生的妹妹背起她的背包，自己打开我家的门，像展开了白色的翅膀，扑棱扑棱飞走了。

　　第十四天，黑先生妹妹赤裸的身体在海上浮起。她把自己杀了，报章如是报导。

　　一个正试图唤醒全世界的人，把自己杀了。

　　我望着她曾坐在客厅吹头发的一角，像只天鹅整理自己的羽毛，退去了灰与尘，洗发水的味道随着吹风机向周遭四散。

　　如今，她不带走一根羽毛，离开了这个世界。

　　我从沙发底下拿出一双适合我的布鞋，是黎明初醒的灰蓝色。

　　我把布鞋套在我的双脚上。那是我第一次穿上鞋子。

　　我在客厅穿着鞋子走路。脚底和地板隔着一层薄垫，发出暧昧的细语声。它们初次相遇，对谈如此投机，像久别重逢的老友。我聆听着它们，在客厅来回踱步，直到夜晚降临，直到客厅的暗让我看不见自己的双脚。

　　这么一走，我不想只在客厅里走了。

　　这么一走，我不想只有自己穿着鞋走了。

　　我想起那只我错过的鹰。

　　我将几双布鞋装进我的背包里，背着它们翻越到黑先生的阳台。然后，我再从黑先生的阳台，翻越到黑先生隔壁的阳台。

　　这个家的主人是年轻的厨子，他和年轻的教师女友住在一起。两年前搬进来的时候，我在电梯第一次见到他们。他们如死去的人那般苍白，双腿像失去齿轮的机器，从电梯里不协调地走出去。这两年来，我就没有再见到他们，但他们阳台晒的厨子制服、教师西装，总在每个早晨如盛夏的花醒着。

　　我把两双布鞋安放在他们的客厅里。不知尺码是否合适，仅凭一种直觉，去相信他们会把鞋子穿上。

　　死去的人不知道鞋子，装死的人不敢穿鞋。鞋是罪，仅限在这个国里。

　　我翻越了湿冷的墙，爬过人们的梦，在他们浑浑噩噩的日复一日，嵌入可能会带来恐惧，或惊喜的布鞋。多少个黑先生和他的妹妹都进入了陌生人的客厅里。

　　我沙发底下的布鞋越来越少，我偶尔会在路上看见穿鞋的人。他们穿的未必是我悄悄派的布鞋，也可能是他们自制的，或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鞋子，各种颜色，各种材质和款式。

　　他们睁着眼睛走得很快，像是要到一个辽远的地方去，赶在某个时间，又或者赶在什么时候之前抵达。

　　“穿鞋的人都是妖魔，抛弃了自己的灵魂。”这个国如此倡导。

　　穿鞋的人被憎恨，也被诅咒。穿着鞋子变成一件危险的事情，很可能会被暗杀，但他们不会再把自己杀掉了。没有人比穿鞋的人清醒，因为他们都知道自己要前往何方。

　　后来，少年们都穿上了鞋。他们穿着鞋子，快乐地奔跑在烂泥里、湿滑的公路、无人开垦的荒原。他们互相交换风景，攀过山的人知道海的味道，攀过峭壁的人也知道平原的狼嚎可以唤醒多少沉睡的兽。

　　少年们好奇鞋子可以带他们走多远。

　　我沙发底下的布鞋派完了。人们不需要我的布鞋，他们知道了获得鞋子的方法。

　　黑先生把自己杀掉的八个月后，我坐在空旷的草地上看少年们互相追逐嬉戏。他们穿着鞋，掌握自己行走的速度。跑，不是一件疼痛的事情。

　　嬉闹声在逐渐昏沉的景色中消止。一千名警察包围了那几个穿鞋的少年。他们除了穿着鞋逃跑，便无其他抵抗的办法，可他们连跑的出路都已断绝。警察堵满了他们可以移动的任何空间，连吸进的空气都是警察呼出的二氧化碳。

　　警察扒走他们的鞋子，然后折断他们的腿，从身体拆卸出来，只剩下大腿。警察又把他们的手拧断，又从身体拆卸出来。最后，少年们只剩下身体和头，躺在空旷的草地上，仰望天空中的云。

　　草地的草都被压扁了，破碎成屑，紧紧黏附在泥土上，直不起腰来。

　　这时候，天空中的云有的变成了雀，有的变成了鹰，少年们想向它们飘荡的地方追去，却已无法动弹，唯有眼珠在悲凄中转动。

　　少年们哀嚎却没有求饶，只为失去的手脚而悲伤。

　　警察将我带走时，像当初他们搬走黑先生的那个臃肿大水桶一样。这次他们没有携带搬运器具，他们喘着气，左摇右摆地扛起我的手脚，我离地两三尺，没有走路的机会。

　　厨子和他的教师女友把布鞋放在我的家门口，我自此不能走，也不能再说一句话。没有人会问我，去了哪里，做了什么，见过谁。他们都不觉得重要了。

　　我被安置在一个比冬天更白的冷冻库里，四面的墙没有一丝花纹，或浮凸的印记，门没有缝，也别说会否有一盏灯在这里发出温暖的光。

　　他们要我回到我的梦里醒着，在我醒着的时候死去，如摆布那些装死的人。

　　我看见我走到比这个国更远的远方，去寻找一种会让人大声发笑的草，听到荒唐的谎言会笑出眼泪，看到无耻的劣行也会笑到在地上打滚。以及，一种喝了会让人大声说真话的酒，无论对象是高是矮，是恶是善，都会勇敢地看着他们说话。这个国不存在这种草和这种酒，我把它们带回到这个国里，送给从未离开这个国的人，他们便会活在睁眼的时候，睡在闭眼的时候，而死去便在心跳停止的时候。

　　我看见我乘鹰归来，最终要让人们相信那云会化成了鹰，不是梦境。苍穹中一朵白色的云，我是里头凝结的一颗小水滴。

　　据说，少年们被警察拘留的时候，从一楼的抽风孔钻出来，然后自己坠楼而死。他们的头部都如蛋壳般裂开，血像蛋液弥漫开来，黏稠的血迹紧贴在地，一直都洗不去。

　　许多年后，會不会有人知道我是怎么死去？

　　据说，我也是自己从一楼坠下而死。我没有流一滴血，仅碎成一地的冰。

　　鹰和我在空中擦肩，在我死去的肉身上盘旋，盯着我光滑的脚丫，等待我溶化后释放第一抹血的味道。

　　我和所有杀掉自己的人都溶成水，渗透到地里，泥土像海绵那般吸收了我们，和我们融为一体。

　　地上长出了刺，人们不能再赤脚行走，痛会让他们不得不醒过来，痛到活过来，哭着走路，或愤怒地走着，不得不穿上鞋。

　　人们穿着鞋走路时，磨出嘈杂的声响，他们一天比一天走得更远，终究会走到这个国最高的地方，然后俯瞰这个国，便知道他们活在什么地方。

　　走得太远，知道太多的人总让原本站在高处的人恐惧。

　　看见这个国的人都穿上了鞋，我就能安心地笑了。

　　■本栏责任编辑??包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