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瑞秋

　　一

　　53岁的王关发已是癌症晚期，靠医疗救助政策的帮助活过了家人和自己都不敢相信的?3年。他骨瘦如柴，躺在破旧的木床上发愁，不知道如何把家搬去东川主城区的安置新居。

　　那几天，地处老矿区的因民镇小水井村一直热闹着，整体搬迁的?142户村民陆续关门闭户，登上装满家当的卡车，永别祖祖辈辈居留的故土，前往?120公里外的东川铜都街道，开始梦寐已久的新生活。2018年?10月的最后一天，王关发被担架抬出家门送上救护车。他不停笑着连声道谢，看年迈的父母、4个小孩和越南娶来的傻媳妇接连被扶上车来，一一在自己身边坐定。他知道，这是他在人间走一遭最重要的时刻——终于离开随时有可能塌陷或是滑坡的老家，成为住楼房的城里人了。王家境况糟糕村里人都知道，负责包村扶贫的干部约来几个年轻人和一辆大卡车一辆救护车，把王关发一家老小和勉强可以使用的家具、锅碗瓢盆一起搬走，送进铜都街道对门山康和园2幢?100平方米的新家。被担架抬进家门的王关发最高兴的是，自己成绩优秀的?3个女儿，也能像村里经济条件好的人家那样，来东川读书了。听说?3岁的小儿子可以送进幼儿园，有饭吃也有老师教育。他不停扭头，打量白色的墙壁和玻璃窗外闪闪发亮的光线，身体不像在老家时经常发冷，感觉精神好多了。在尚未完全熟悉的家中，王关发度过生命中最后的?3天，平静离开了人世。他留下的父母、妻子和孩子，由弟弟王關先和政府一同照管。

　　2018年?12月?28日上午。舍块乡新和村农妇白有香一一合上自家从未上过锁的?3扇木门，和丈夫毕国章爬上侄女帮忙雇来的解放小卡，搬迁去新的居住地。

　　车轮已经滑动，她突然大声叫喊停下来！以为，自己忘记了什么。

　　再次把门推开，白有香确定空荡荡的家里，已经没有任何值得带走的东西。

　　这一次登车，她再也没有回头。

　　尽管在这?3间已经破旧变形的石板房里，她成为毕家的新媳妇，又相继生下?5个孩子。搬家这一天的家人，却只有同坐在车厢地板破棉絮上的老伴了。舍块通往东川主城区的公路并不好走，他们和身边摆放的所有家当得一起颠簸摇晃四五个小时。

　　所有的家当是——两个红漆即将退净的老木头柜子、一只挂着小锁的翻盖竹箩、4包用编织袋装着的干包谷、3包用旧床单裹紧的衣裤杂物和装在两个洗脸盆里的碗筷。家里仅有的半袋米，还没有装满白有香天天背着出门的背篓，毕国章把家里铁三角上烧水的铝壶放进去，周围用洋芋填满。

　　木箱和竹箩，都是白有香娘家的陪嫁，大概要用一辈子。

　　毕国章舍不得他的锄头、镰刀和板斧，但是来村里宣传搬迁注意事项的领导说，这些东西带下山也没有用就不要带了，免得给新家添乱。

　　老夫老妻的怀中，各自抱着一只玻璃内胆保温瓶，一红一绿塑料外壳，是十多年前毕国章被评为优秀护林员的奖品，怕被汽车颠坏。

　　寒风如往常一样擦过两人的头发和脸庞，却不一样地碰到陌生的心情和滚烫的泪水。下山的人家络绎不绝，在荒凉的山岭中长龙般起伏。

　　毕家的车汇入浩浩荡荡的搬家队伍……

　　2018年冬天，东川区各乡镇通往东川的道路人车汹涌。车轮滚滚向前，匆匆离去的人们永不折返。让那些线条硬朗，曾经贡献新老中国数以万吨铜锭的雄伟高山哀伤的是，自己吐出的铜钱可以铺满天下，却养不活怀抱里的几万子民。

　　更加可悲的是，这些子民根本不想和大山说再见，只想着赶快逃离这个穷死人的鬼地方。大大小小的卡车和面包车，满载老人们复杂的心情和年轻人简单的欢笑一路前进。几乎所有人都在对新房的模样和未来的生活构想中，穿越命运改写的时刻和新居替换老家的季节。

　　二

　　半年之后。在东川起嘎易地搬迁安置点乐康园的高楼下，我遇见已经成为小区二号地块园丁的毕国章夫妇。他们刚整理完草地，蹲在路边冲洗手里的小锄头。

　　问起老家生活境况，51岁的白有香不停哀叹自己命不如人，20岁嫁到新和村就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地是地不肥，路是路难走。他妈的年成干么，苦死苦活才收得包谷十多箩，年成不干也才二十多箩。他妈的土地越来越少，石头缝缝排点洋芋。他妈的就靠这些过日子啊?！”

　　白有香面容憔悴，虽然穿着红蓝格子新衣、头戴粉色太阳帽，脸上却布满舍块高寒山区长年累月留下的干黑印迹。“娃娃生一个死一个，他妈的养不活啊！第四个好不容易养到?12岁，他妈的突然发疯，天天在外头乱跑认不得归家？最小这个活不过?20岁，他妈的前年翻车死了，只剩老两个活着混日子。”她一口一个“他妈的”，听起来既愤怒又无奈，并不感觉是什么丑话。让人心酸，无比苍凉。

　　妻子的哭骂声弱下去，头发花白的毕国章抬手抹干眼里的潮湿。他朴实厚道，身材高大，脸色依然留着舍块的风霜。“好在政府和乡长关心，让我们搬来这里。”他说完这句话，笑了。

　　但是，失去最后一个儿子的惨痛依然清晰，就像昨天夜里，夫妻两人共同经历的噩梦。

　　2017年正月初一。寒冷让新河村节气稀薄。白有香依然天亮起床，推开耳房的木门生火、煮饭，高声叫醒丈夫和儿子。

　　一家三口吃完前夜剩下的年饭，白有香走出耳房拉开圈门，赶出两头黄牛让它们上山吃草，像自己这样，过一个清贫的大年。对即将来临的灾难，她毫无预感。

　　20岁的毕正关听着母亲的吆喝声渐渐远去，告诉父亲毕国章自己要去乡政府打篮球。听见刹车声他起身出门，爬进棕色北汽威旺面包车，在前排副驾位置坐好。5个小伙子说笑着，向?7.6

　　公里外的乡政府驻地疾驰而去。

　　这条乡村四级公路蜿蜒盘旋，直行?100米左右就得转弯，路宽不到?5米。几分钟后，这辆车侧滑离开道路，翻滚着年轻人的惊声尖叫落入陡峭的山箐沟底。

　　后排的?3人轻伤。回家过寒假的大学生毕天林担任司机，当场停止呼吸。毕正关头部流血昏迷不醒，抢救治疗十多天后去世。

　　我向东川作家曹卫华说起白有香的悲惨命运和她嘴里频繁出现“他妈的”。曹老师并不惊讶，他说东川有句老话——“养儿不用教，舍块走一遭。”那是人的生命时时刻刻与自然搏斗的现实课堂，一切苦难都有教材讲解。从东川到舍块的公路几乎都在荒山野岭穿行，修路极其困难不说，交通事故频繁发生，翻车出险是常事，不断有人丧命。他朋友的弟弟几年前进舍块破案，警车滑下山坡牺牲了。

　　1980年他第一次去舍块乡出差，路上花了两天时间。

　　第一天，?早上坐班车从新村出发，6个小时才到达因民镇。那时因民去舍块还不通车路。第二天，3个同事早上?7点出发，在山路上走了?11个小时，下午?6点才找到乡政府。又累又饿，但有食堂没有菜，只有墙角堆着的几十个洋芋。巧遇一家人宰一头小猪，镇长把猪肠心肺买来洗干净，吵了一盘大菜欢迎他们。“没想到舍块那么冷，吃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喝了一小瓶包谷酒，身上一点没发热。那几天在东川新村穿短袖和凉鞋，舍块不烤火冷得睡不着。”曹卫华至今还记得，“回到家，我的一双新皮鞋已经烂得没法再穿了。”

　　昆明市最高海拔?4344米，就在舍块雪火岭的顶端。

　　“交通闭塞的地方，文化落后。很多人没有读过书，只能使用最简单粗俗的几个字表达自己的情感。像你说的这个妇女，她还能找到什么样的词语来发泄她对命运的不满？”

　　即使到了现在，通往学校的每一条路都还不是严格意义的路。孩子们在没有得到免费的扶贫午餐前，每天背着父母跳进金沙江捞起来的烂木材和几个洋芋走几个小时去学校读书，放学点燃木柴烧熟洋芋当午饭。他们来回的路窄得只够一两个人通过，都是前人用脚一步一步踩出来的。

　　曹卫华?3人来到的不久之前，一个?8岁小男孩沿着陡峭的山壁去学校，不幸被山坡上吃草的羊踩落一块石头砸破脑袋，当场死亡。

　　还记得那一次，他们费力爬上位于山巅的舍块中学，不大的篮球场边立着一堵莫名其妙的土基高墙。校长解释说，这墙用来挡篮球。如果篮球不小心滚下山，几个学生得背着干粮下山找一天。

　　他说不仅舍块，东川的很多山区都是这种情况，早就不适合人类生存。冷冻、干旱、土地沙化耕地减少、泥石流经常发生。

　　老百姓非常渴望离开自己生活的危险地带，但不知道可以把家搬到哪里。很多年轻人离开年迈的父母，带着小孩来东川主城区租房、打工，让自己的孩子读书上学，人数不下五万。

　　他自己在东川工作生活几十年，出差下乡经常遇到大大小小的危险，有两次险些命丧泥石流。

　　三

　　1984年?5月?27日晚?10点，东川落雪山区突降暴雨。40分钟后，雨水引发的泥石流“轰隆隆”呼啸着从黑山沟急速下滑扑进因民矿。

　　顷刻之间，高达五六米的“龙头”疯狂撒野，把四层楼的卫生院撕去一半，医生病人同时吞入腹中。十几米高的影剧院、工人俱乐部不堪重击，统统哀嚎着倒下。粮管所装着?120吨香油的大铁桶，被它撞出五六公里，不停翻滚着与地面擦出死亡的火花。矿机关二楼的办公桌和高台床，被埋进狂躁而冷酷的沙石魔阵。

　　因民矿唯一一条小街上所有的房子，被打得稀烂。

　　救援队赶到时，泥石流已经停歇。他们在悲愤和惊恐中寻找着幸存者，并逐一统计出——卫生院、镇机关、粮管所、供销社、百货公司的工作人员和家属，以及街道商铺中的生意人和刚刚上床睡觉的孩子们共?117名死于这场措手不及的灾难。还有?44人被大大小小的乱石砸伤，发出惊恐和疼痛的哭喊。

　　这次没顶之灾毁损房屋?4.47万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1124万元。

　　2001年?7月?9日，这场惊天动地的活埋已经过去?17年。没想到还是这架山，再度以滑坡的冷酷制造了另一桩血案。

　　上午八点一刻，因民镇党委书记刘强从办公桌上端起茶杯走到外走廊去清洗。突然，他看见对面山体正在大面积下滑，就要把建在山崖上的选矿厂掩埋。他失声大叫“救人啊！”徒劳地在走廊上来回奔跑，眼睁睁看着会议室和一部分职工宿舍即刻消失在蓝天白云的阳光中。

　　这一次，死神并未吭声。只有刘强声嘶力竭的呐喊在山谷中不停散开，他的呼救没能让开晨会的?19个选厂工人起身逃离。开会的人中，有一位姑娘因内急离开会场死里逃生。等她听着刘强的喊声从厕所出来，眼前的一切已经改变了模样——防洪沟对面的会议室、里面所有同事和那把还留着自己体温的椅子，已经不知去向。她惊魂难定，双腿一软倒在地上。

　　选厂幸存的工人，仅从生死交界处救出一个同事，但他的双腿已被滚落的大石头砸断。

　　以这?17年为一个时间段，除了这两次骇人听闻的惨重灾难，东川境内还有大大小小的泥石流频繁发生。诸如，1988年?5月?13日，阿旺乡小营大脑包发生滑坡，不停往下移动的地段上，有?15户农家的房屋、畜圈，还有一所孩子们读书和唱歌的小學。危情时刻，人畜惊叫，纷纷逃离，被迫紧急搬迁。1999年?3月，山体不时小面积滑坡，时刻威胁着汤丹镇的小新村，90户人家不得不重新选择安全地段建盖新居，赶在雨季来到之前完全搬迁。

　　死里逃生的乌龙镇园子村农民老刘还记得，下大雨后就滑坡了，五间房子全部被滑坡打倒，自己和老伴、小孙子差点被埋葬，还是儿子连推带扯把他们拽出来。在安全地段上，一家人抱在一起簌簌发抖。

　　1985年，曹卫华在舍块出差遇上大雨，手脚沾满红泥，下箐沟找水冲洗。突然，山上传来轰鸣，响声越来越近。他立马起身，飞快爬出山沟躲到安全处。转眼间，泥石流果真滚滚而来。

　　但是，仅仅把泥石流归结为大自然的灾害，并不能真正解释东川经常爆发泥石流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回到遥远的过去，探究被誉为“天南铜都”的东川，怎样和中国漫长历史中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经济挂钩的？怎样连远在北京的几位中国皇帝，都经常在夜深人静还牵挂這个貌不惊人的小地方？

　　四

　　实际上，远在新石器时代，东川已有人烟。但是谁在这块土地上发现第一块被称之为“铜”的矿石并确认其对人类生产生活有宝贵的价值，已经成为永远无法解开的谜团。

　　有据可查的是，公元前?135年，也就是中国的西汉，东川正式归入汉王朝中央版图，置堂狼县，归犍为郡（今宜宾）管辖。西晋灭吴统一中国后，东川为宁州的朱提郡所辖，县名不改，依旧称堂狼。唐开元二十六年，皮罗阁建“南诏国”，后在此设东川郡。这是东川作为行政区域名称首次登上历史舞台，取金沙江以东高山深川之意。

　　中国元、明、清、民国至今，东川依其不同凡响的经济地位升格，虽在川滇之间几经划并改属、缩扩拆分，东川之名却沿用至今。

　　东川位于昆明市最北端。自南向北的小江把东川一分为二，东为乌蒙山脉，西为珙王山脉。两山对峙，展现?13条蜿蜒峻峭的山梁，形成奇峻壮美的峡谷景观。然而，东川的魅力并非山水，真正了不起是大山深处挖不完的金属和非金属原矿。

　　金属有金、银、铜、铁、铅、锌，以及铜伴生矿钴、锗等。铜矿石储量?306.25万吨，占云南省铜储量?33%，主要集中在东川北部汤丹、因民、拖布卡、舍块四个乡镇。

　　非金属有磷、煤、石膏、石棉、石灰石、河沙、大理石、硅石、重晶石等，分布在区内东部、南部边缘地带。

　　东川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公元?225年刘备死后，南中夷帅高定元叛乱。诸葛亮亲帅大军分三路南征平定。蜀军过金沙江后，饥渴难耐的士兵喝下山中泉水，突然失去声音变成哑巴。原因是当时堂狼县开采铜矿，附近泉水被硫酸铜污染，士兵中毒。之后，他们意外找到一种含有生物碱的植物嚼碎咽下，方才解毒，重新听见同伴和自己的笑声。

　　这个故事真假难辨，但它的取材，来自东川漫长的铜矿开采历史。

　　从距今约?3100多年前的商代末期开始到西汉末期，云南进入青铜时代，各地铸就了难以计数的精美青铜器，为兵器、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礼器、乐器、装饰品等。依照现今云南境内外出土青铜器物的质料追踪研究结论，古东川（今东川区、昭通巧家、曲靖会泽）就是青铜器原料的供给重地。

　　中国科技大学金正耀先生曾经对产生于夏商时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器和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部分青铜器进行矿料来源的铅同位素研究，认为这些矿料的来源都是滇东北金沙江流域的东川和巧家一带。可见，远古的东川已是铜的富产地，所产铜不仅供本地冶铸使用，还成就了商周中原和巴蜀三星堆灿烂的青铜文明。

　　东汉时，堂狼生产大量铜制生活用具，最著名的“堂狼洗”为盛水之器，亦可盛物或者烹饪。器内底部有鱼、鹭、羊等寓含吉祥、富贵之意。

　　白铜是铜和镍的合金，除工业使用外多用于日用器具的制造。公元?4世纪，东川人已生产出白铜，比欧洲早?1000多年。

　　从中国明朝开始，云南黄铜声名远播，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商人和甘当苦力的淘金者。就连皇帝也频频瞩目云南，开办铜厂两个。

　　至清代，云南采矿业迅猛发展，黄铜产量大增。公元?1727年，雍正皇帝下令云南运铜进京，供宝源、宝泉两钱局铸币。

　　自此，东川成为京师铸钱主要原料供给地，和产于云南西双版纳、思茅的普洱茶一起人背马驮、跋山涉水来到京城，向世界证明了自己特殊的价值。

　　乾隆三年（1738年），滇铜京运额达到633.15万斤，此运额从?1739年起成为定例。

　　为了更多更快把滇铜运到京城，至乾隆九年，金沙江上下游共?1300余里航道基本开通，与陆运相比，节省运费?20%～30%。

　　乾隆三十七年后，云南铜厂猛增至?46个，东川府就有?34个。直至嘉庆初年（1796年）开始，东川及云南省内各铜厂产量下降，滇铜额运难以完成。咸丰九年（1859年）至同治十二年（1873年）东川铜矿停产，京运中断。同治十三年恢复生产，滇铜京运量仅为?100万斤上下。宣统三年是公元?1911年，11月?6日，京运终止。

　　以东川铜为代表的滇铜在清代京运的时间长达?170年之久，运量之大，路程之遥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成立东川矿区政府到?1999年区划调整前，东川市为国家生产精铜?40多万吨，提供了价值?50亿的铜、金、银等有色金属。

　　然而，开采与损毁是并行的。

　　是这样——冶炼一吨粗铜，需要?20吨木炭;20吨木炭，需要?100吨优质木材烧制。山上的树再怎么疯长，也赶不上砍伐的速度。

　　3000多年来，东川既向封建王朝也向新中国政府输送了数额巨大的生活用铜，铸币用铜和军事用铜，但天长日久的拼命开采和伐薪炼铜，东川大山的肚子逐步被掏空，山上固土的植被和平衡的气流也被破坏甚至毁灭。每遇刮风下雨，水土流失严重。高山低谷，只剩下不停沙化而贫瘠的土壤，还有失去基脚的危险岩石。

　　山高坡陡的地面上，村庄和道路随时有可能塌陷、断裂、滑坡和遭遇泥石流。令人震惊的是，境内山区竟然有?107条泥石流冲击出来的深沟。蒋家沟、大白泥沟、黑山沟等等，条条都是死神索命的来路，几百年来已恶名昭著、血债累累。

　　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人民，失去了安居乐业的根基和通往幸福的希望。他们大多生活贫困，连起码的温饱都难以满足。

　　几位被采访的村民面对“脱贫的心愿是什么？”做出这样的回答——

　　A：有钱么，想照顾下老人，给他们买点衣服看看病。

　　B：我想买几个小猪养养，再打整一下我的小卖部。

　　C：我的心愿就是养养牲口卖钱，交小孩的學费，供他们读书。

　　D：我想买个电视看看，买个冰箱，买个电炒锅。

　　E：多养几只鸡，鸡下下蛋，我想买套新衣裳，再买个洗衣机。

　　前三位是不同民族不同年龄段的农夫，后两位是年龄打扮相近的中年农妇。他们的心愿简单朴素，令人心酸。显而易见，他们都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五

　　虽是云南人，我对东川的认知除了汤丹、落雪、红土地几个地名，就是小时候父亲的战友吴叔叔从东川给我们带来的一大袋小红薯，至今还记得那种少见的香甜。现在才懂得，红薯和洋芋，是东川沙化的土地中尚能存活的农作物，多年来一直充当着重要的粮食，养活了一代又一代山民和矿工。

　　原来以为东川有挖不完的铜，一定富裕。最近几次去东川，听朋友彭玉泰说这里算是昆明贫困面最大的地方，简直不敢相信。

　　现今的东川区虽然幅员?1865.8平方公里，共有土地?282万亩，但?93.3%都是山地，河谷占2.7%，只有铜都、乌龙、拖布卡、播卡?4个小平坝，能够耕作的土地不足?19万亩。大多数地块分布在山原坡丘、山岭峡谷及乱石旮旯，坡度大，水利化程度低。高产稳产田地仅占耕地总面积的?9.4?%。

　　全区有阿旺、乌龙、红土地、汤丹、因民、拖布卡?6个镇和舍块乡，以及区政府所在地铜都街道办事处。共有?135个村委会、28个社区、1180个自然村。31.5万总人口，一半住在平地，

　　一半住在山区。

　　彭玉泰是东川区前文联主席，经常背着相机走乡串寨，对老百姓生存现状比较了解，特别是东川区启动易地搬迁计划，他无数次为即将离乡背井的村民和装满危险的老屋摁下相机快门，也用笔记本记下他们往日艰难的生活故事和此时悲喜交集的心情。

　　2017年?12月?14日，他们来到因民镇大箐村绿灯小组。这个村坐落在一条山脊上，十几户人家分成几团，各占一个小山包。他随意走进一户村民家，只见到一位面容布满锅巴样皴痕的老妇和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

　　他问，这是你的孙孙？

　　老妇笑起来，说这是我的小儿子。

　　这个看上去饱经沧桑的老妇，其实才?45岁，名叫倪顺存。高寒山区的风霜和无可选择的重体力劳动使她看上去像一个脱水的萝卜，皱成一团。

　　这个村子被计划整体搬迁，倪顺存说：“我们在这里是苦要苦死掉，冷是要冷死人，水是水没有吃的。每年只能从大路上断（堵的意思）雨水来水窖中存着吃，下雨就接廊檐水吃。一个村才有几个人在家，孤了要不得。生个病，药都买不着吃。政府有政策给我搬家么，好得很！买得着药吃，娃娃也可以读书。”

　　彭玉泰拍下这对母子的合照，提醒这位瘦小的母亲好好收拾准备搬家，不要忘记东西，折回来拿太费力。

　　倪顺存笑了起来，提高声音说：“同志啊，你瞧瞧我这个家，什么都有不起！现在就可以抱着娃娃跟你走。”

　　在另一个村，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提着竹篮向彭玉泰走过来。

　　老人头上裹着黑头帕，身穿粉蓝色对襟衣，还是一双已不多见的小脚。她告诉彭玉泰，自己要去看老伴。

　　彭玉泰问：“老伴在哪个村？”

　　“在山上。”老人眼圈红起来，“不在?5年了。”她把手上的提篮给彭玉泰看，里面装着饭菜、酒肉和香火纸。见他胸前挂着黑乎乎的机器，老人问：“这个是哪样？你要去哪家？”

　　彭玉泰说：“这个是照相机。要搬家了，我来拍拍您们的老房子。”老人说：“你也拍拍我家嘛！我家也要搬了。”

　　他答应老人，等她上坟回来就去拍她的家。

　　老人很高兴，走了几步又回头叫住他，问能不能帮她拍张照片？

　　彭玉泰马上答应，并请她把面部迎向阳光。老人摇摇头，说不是在这里照，是到老伴坟那里照。

　　“他爹，我们要搬到东川（铜都街道）住，晓不得哪天才回来，老房子就交给你了。”老人一字一句交代土里的家人，像他生前交代她别忘记出门时把门拉上那样亲切自然。彭玉泰举起相机摁下快门，“咔嚓”一声却像打开自己泪腺的大门，泪水夺眶而出，滚过被冷风刺痛的面颊?……

　　“在这种地方当农民，几辈子都富不起来。地质灾害区、采空区、塌陷区每年都在增长，老百姓白天生活提心吊胆，夜里睡不安稳。很多村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挣钱，家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娃娃。”他对我说，“我们下乡去到汤丹中厂河纸厂小组，原来的?34户人家，现在只剩?7个人在家，村子很荒凉，小路边的大树瓜熟透无人摘，被鸟抓得稀巴烂。隔壁大桥小组最后剩下一位?80多岁的老人，也被儿子接到城里去了。老百姓都渴望搬家，能够过上有电有水能洗澡的生活。”

　　在东川的大山深处，彭玉泰用相机拍下一个又一个已经衰败的村庄，那些在时间深处悄无声息萎缩倒塌的房屋和已经被贫穷折磨得心灰意冷的人们。他也拍到这些即将下山的人们，眼神中跳动的新希望。

　　六

　　实际上，东川区早在?2003年就开始对?1905户的杈杈房和茅草房进行改造，换上了防火耐用的瓦片。2004年，形成“以安居温饱、易地开放、劳务输出”为重点的扶贫模式，提出区内“易地搬迁”的新思路。

　　2005年，成功搬迁了红土地镇蚌德村?49户200余人，花沟村?45户?160人，拖布卡镇大荒地25户95人。

　　以后，每年都在持续搬迁和安置贫困户。

　　2009年?4月?28日，昆明市委原副书记、市长张祖林带领市属有关部门到东川，对东川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召开专题会议，确定要彻底解决居住在危险区域农村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必须结合“543倍增计划”和新农村建设，对有安全隐患、不适合生产生活的自然村社和零星住户16800户，6至8万人，用5-10年的时间开展移民搬迁，做到“人下山，树上山”。

　　2010年，搬迁了汤丹、因民、乌龙、拖布卡镇及舍块乡?8个村委会中的?12个村民小组538户?1734人。

　　2011年，搬迁了乌龙镇水井村、大村子村、坪子村?150户?610人。

　　2012年，搬迁了因民镇炉灯组?81户?294人。2013年，搬迁铜都街道野牛村?38户?99人。2015年，搬迁阿旺镇木多村大麻塘?26户?101人，因民镇联盟村?87户?343人。

　　2016年，东川区易地扶贫搬迁?1507户?5401人，建档立卡?918户?3184人，同步搬迁?589户2217人。

　　2017和?2018两年任务在?2017年统一实施，搬迁?6849户?24132人，建档立卡?4187户?14952人，同步搬迁?2662户?9180人。

　　如此众多的移民，统计起来只是干巴巴的数字，却是搬迁工作中必须认真对待的每一个鲜活生命，及其产生的一切问题。

　　东川区易地搬迁脱贫攻坚分指挥部在?2017年?6月成立。担任办公室主任的胡吉松说：“东川的易地搬迁分一二三期进行。从确认身份、新居选址、资金筹集、动土建房、搬迁入户到以后的生存渠道，每一个环节都考验着政府的承受能力。”

　　政府是这样做的——采取统筹考虑，坚持集中安置为主，重点依托城镇、中心村、产业园区进行安置。专门在移民搬迁区域内建起社区卫生服务站、物管办公室、小学、幼儿园、农贸市场、增收商铺、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设立居委会、名俗用房、公厕等组织和基础设施建设。

　　很多人没有想到，占昆明市搬迁任务78.43%，城镇化安置率?95.67%的东川易地扶贫大搬迁，会成为全省城镇化安置率最高、后续保障最完善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

　　说起这场历史性大搬家，因民镇副镇长舒廷康对我说：“从?2009年开始搬迁，到现在算是彻底搬完了。虽然我们还是被一些老百姓指责，但没有一个人搬着东西返回原来的老家，也算圆满完成了任务，可以松口气了。这两年，我们经历了艰苦卓绝的奋斗，既要在政策期内做调查、宣传、建档和老百姓的思想工作，又要赶着选址、建房，还要解决政策漏洞给群众带来的负面情绪。上访群众最多的时候有七八十人，把镇政府塞得水泄不通。有一个背着小孩的妇女，直接拖着任太荣副镇长的手臂，要跟他回家。”

　　三期搬迁，时间最紧、任务最重。

　　“省发改委要求，2018年?12月?20号全部搬迁完毕，”他叹了口气，好像那股巨大的压力又回到自己身上，“可以说，我们没有休息过一天，也没有放松过一刻。”

　　舒廷康介绍，区里给搬迁户交通补助。每户1000元，搬完家再给?1000元。为赶在政策期内搬完，有些安置房配套设施还不完善。小区的路还是土路，水和电的供应也不正常。为了保证每一户搬家都有专人服务，赵副区长想出一个好办法——汤丹镇每个小组出?5个人组成搬迁服务队队员。先培训他们，带头做好搬迁工作。只要群众需要，一定要想方设法帮助。他担任搬迁服务队总队长，下设小队长和小组长，和队员一起穿上工作服、带上小红帽，在汤丹和东川区府之间来来回回，采取一条龙服务，帮助群众销售农产品、处置物资、保管寿材、流转或托管土地、搬家运输，尽力破解路途遥远搬家的難题。

　　三期搬迁，人数最多、情况最复杂。

　　建在对面山的?21幢安置房的门锁被新来的主人一把接着一把打开，山上都是服务队员的红色小帽。

　　“每户都发给帮扶联系卡，上面印着我们的联系电话。分到?17楼的一家人，东西才搬了两样电梯就坏了。我们马上组织人把床搬进家去，第二天再搬其余大件，保证下山的每一户当天进家。如果有一家人折回去，就是我们失职。”舒廷康说，“搬起嘎的时候依然用这个模式，顺利多了。”

　　舍块乡有?8个行政村委会，53个村民小组，2045户，7473人。虽然“舍块”为彝言，意思是撒满阳光的山坡，这方水土却不能养活这一方人。

　　副乡长林鼎贵从?2016年负责全乡易地扶贫搬迁。他说：“老百姓善良、勤劳，但自然条件恶劣，冬天大雪封山，土地贫瘠无法耕种，脱贫没有希望。从我去舍块到现在刚好?10年，最深的感触就是村民生活太不容易，我们有责任让他们尽快走出大山。”

　　他最担心的还是村民下山后新生活中面临的很多困难，完成从农民变市民的过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调整和适应。生活方式彻底改变了，生活成本会增加。比方不习惯在家里用马桶上厕所，抱怨小区空地为什么不能种菜和养鸡养羊，几棵小葱都要花钱买。水电和物管费的承担也是压力。

　　“不过，搬迁是手段，脱贫才是目的。很多年轻村民都说国家政策好，下来发展空间大。”林鼎贵说，“我们的工作不仅是为群众建好房子，更要帮助他们过好日子。”

　　2018年12月18日至2019年1月15日，1113户村民陆续来到东川铜都街道，进入起嘎安置点的隆康园和乐康园。毕国章和白有香夫妇就在其中。他们是舍块乡最后一批搬迁户，为东川易地扶贫大搬迁画上了历史性的句号。

　　七

　　“我们镇的很多人从来没有到过东川，”因民镇宣传委员陈兴梅说，“他们还是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有的怕自己过不来城里人的生活，有的怕小孩转下来学习跟不上。不过真的来到东川，这些担忧就化解了。”

　　2018年?10月，陈兴梅包下火麻箐?138户人家的精准搬迁。这个村子离东川铜都街道?140公里，常年受泥石流和土地塌陷的威胁。大部分年轻人出来打工，家里只有年迈的父母。

　　一户人家两口子只生了一个女儿，长大后跟朋友一起出门打工去了。母亲照顾弱智的父亲，生活得靠村干部管着，想念孩子请人写封信都没地方寄，很多年不知道女儿的音讯。这次搬迁调查人口，才找到已经嫁到汤丹的女儿。现在，老两口被女儿接到汤丹一起生活去了，东川的安置房已经出租。

　　陈兴梅记得：“搬迁过程非常复杂，除了我们不分昼夜的工作，村民也出人出力帮忙。从湖北黄岗师范大学放假回来的傅雷，天天来帮不识字的村民填写登记表。他父亲骨股坏死，家里人都靠?B类低保生活。傅雷有?3个弟妹，每一个学习成绩都好。听说可以搬到东川，一家人非常开心。”

　　搬迁的几个月里，陈兴梅从未关过手机，每一个陌生的号码都要接听，大事小事一样解决。采访她的过程中依然有电话打来，不得不停下等她“办公”，还是搬来城里已经半年的住户发生的问题。我夸她认真负责，她说每一位负责搬迁的干部都面临和她一样的情况。

　　她说到小水井村驻村扶贫工作队员高云老师，是如何了不起的大好人。为了帮老百姓搬好家，高老师不仅走访村民，把每家的情况记在笔记本上，还向年轻人学习如何使用电脑。不仅学习种植和养殖业的有关知识，还学会水管的维修。只要是贫困户需要的，再苦再累再难他都要尝试。为了宣传扶贫政策，他自己买来一个移动小音响，一家一户去讲解，还给生病的村民买药。小水井村整体搬迁到对门山康和园，很多老人出门后找不到自己的家门，在电梯里坐上坐下。高老师用手机帮他们拍了照片，拿到打印店做成胸牌，上面有老人照片、姓名、家庭住址、家人和高云的电话号码，让老人们出门挂在脖子上。他还印了两盒名片发给村民，告诉他们有事给自己打电话。高老师回学校的时候，老百姓都舍不得他，老人们更是拉着他的手不肯放，希望他一辈子留在自己身边。

　　我采访汤丹镇副镇长舒廷康的时候碰巧认识了黄福文。他性格开朗说话风趣，对我说他从上访成员变成搬迁代表，学到很多知识，比读了三四年大学收获还大。

　　舒廷康说到把自己团团围住的七八十个上访村民中，就有黄福文。

　　“我们为什么上访，主要是感觉在同一搬迁区域自己被区别对待，在同等条件下出现不平等的享受条件。”黄福文声情并茂讲述搬迁往事，“我认为，三期移民搬迁的宗旨就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但为什么?80多个老百姓?30多次上访，我总结一下，问题在这两方面：1，一家人变成牛郎织女。比方媳妇和娃娃搬走，男人留下。2，一家人变成了海峡两岸。比方一个院坝，两间房子粘在一起，弟弟搬走把哥哥留下。老百姓不想当多大的官，只想过安定的生活，衣食住行一样不能乱。”

　　他思路清晰，语言表达能力强，群众把他推举为代表，与政府官员交涉。区党委书记和镇长、副镇长也认为他说得在理，就请他带头在群众中依法选出?33个代表来和政府一起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村民自己选出的代表，换个角色思考搬迁中遇到的种种问题，结合政府和当地的情况，也结合前两期的搬迁情况，终于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那几个月，33个代表时时刻刻都在思考如何解决各家各户的问题。我们用一块黑板，写出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给大家看，一起讨论。再用笔记本记下来。我本来身体就不好，每顿只能吃一个小饭团，每晚睡两三个小时，人瘦了几公斤。父亲心疼地说，那个房子我们不要了。”黄福文说到这里，停下来哈哈大笑，“我们终于坚持下来，和舒副他们几个领导一起，化解了所有的矛盾。”

　　黄福文来找舒廷康，是为了商定村民们自发组织准备举办一个“乔迁之喜暨感恩晚会”，邀请区委区政府和镇党委政府参加，看看什么时间合适？他们搬进新居的人都说区委区政府做了一件最暖心的好事，大家想搞个晚会表达一下感激之情，每家出?100块钱，已经收了?7000多元。

　　经过这场艰苦的搬迁，舒廷康与黄福文从矛盾对立的两方成为并肩战斗的好友。但舒廷康说这个问题得向区委汇报，什么结果再告诉黄福文。舒廷康说：“搬迁是我们应该做的工作，这个感谢会怕是没有必要。”

　　八

　　“小朋友，你们从那里来呀？”我问一群双手捧着红领巾的一年级小学生。入队仪式即将开始。

　　“我从汤丹来。”“我从因民来。”“我从舍块来。”

　　他们嘻嘻哈哈从我举起的相机镜头前大叫着跑开，转身又折返回来，有人勇敢要求我，拍我嘛拍我嘛！

　　那个时刻，是?2019年?5月?30日上午?10点。

　　这所小学建于?1970年，校名随着村名的改变而改变。起初是密娜姑小学，后来改成尼拉姑小学，在校生有?170多人，都是本村小孩。

　　2018年元月?13日，為了迎接从山上搬迁来的?758个各年级学生就读，在原有?4层高的教学楼旁边破土动工，新建一栋“匚”形状的?5层教学楼。学校再次更名为铜都小学。

　　758个小学生分别在?9月、11月、12月入校，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12岁的陈圣蓥去年?9月进校，老家在舍块乡姑磨村。“为了给我读书，爸爸妈妈带我来舍块乡上租房子住。爸爸和小爸（叔叔）每天开车拉着机器帮人发电，妈妈在家门口摆摊卖衣服。”她在舍块中心小学读完四年级，五年级得到舍块中学就读。“我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山路去读书，天再冷都会淌汗。去学校走大路绕得太远，只有走小土路节约时间。碰上下雨天，一路上要摔几十跤，浑身都是红泥巴。还经过坟地，一个人不敢走，要约同学一起才不害怕。”陈圣蓥眼睛细长，皮肤亮白，不管说什么都笑眯眯的。

　　她继续讲述自己?10岁到?11岁的求学经历。“吃饭要办卡，全校学生一起打饭。每顿只有一个炒菜一个汤，炒洋芋就煮白菜，炒白菜就煮洋芋，基本没有吃过大菜（肉）。下课铃响，六七百个学生一起跑去食堂，我经常被挤了摔在地上，轮到我已经没有菜了。”

　　柏佳奕?11岁，和陈圣蓥是好朋友。两家父母都是为了孩子前途来舍块租房，相聚不到?100米。“她（陈圣蓥）去山上读五年级之前，我们两个人都是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上学是下陡坡，回家再爬上来。路又窄又难走，好几处我们两个要互相扶着才过得去。”柏佳奕和陈圣蓥一样口齿伶俐、表达能力强，坦诚地说，“我们两家的生活水平差不多，算得上中等水平。天冷的时候可以穿棉衣和皮鞋。我们班有好些同学天冷也穿着一两件单衣。有个同学的爸爸死了，家里很穷，只能借人家的衣服来穿。”

　　“天冷我们虽然都带着手套，但手指头还是被冻得又红又肿，”陈圣蓥补充，“回到家在炉子上烤半天，手指头才能捏住笔做作业。”

　　她们同时离开舍块来东川。一家落脚起嘎隆康园，一家落脚对门山康裕园。去对方家做客，走路需要一个小时。

　　说到现在的学校，两人兴奋不已。

　　“学校有校车准时接送我们，还有老师招呼上下车。我们只要排好队就行了。”

　　“中午吃饭不要钱，我们自己从家里带碗来打饭。菜好吃，有肉有菜。每顿两菜一汤。经常可以吃红烧肉，或者黄焖鸡。老师和我们吃一样。不像在舍块，有时会在饭里面吃到拉链、玻璃和虫。”

　　“教室有小书柜摆着课外书，学校有图书馆还可以借书看。在舍块买不到书，没有书店。除了课本，我们都没有看过课外书。”

　　柏佳奕在图书馆借来的第一本书是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的光明》。她说长大后“想当文化特别好的人”。她很高兴课外书的阅读能帮助她写好作文，记住的好词好句可以用上。“我喜欢学英语。来东川成绩还可以，以后工作最好能用得上。”

　　这对好朋友都喜欢看简易的历史书，知道中国第一个皇帝是秦始皇。也都喜欢东川炎热的天气，可以穿好看的花裙子。

　　“我想当老师。我觉得教书育人了不起。”陈圣蓥说。

　　从学校出来，彭玉泰和现任文联主席字文斌开车把我拉到对门山安置点。蓝天白云下?21幢土黄色高层楼房已经住满搬迁户。一幢?18层高的楼身上写着红色大字“草房瓦房全变楼房你家我家都搬新家”，另一幢写着“吃水不忘挖井人，脱贫致富感党恩”。

　　小区车道两边的行道树已经成活，头顶上吐出新鲜的叶片。路上走着手提塑料袋从超市回家的夫妻和用儿童车推着小孙孙的老人。也走着身背双肩包，身穿短裤?T恤的年轻人。

　　高楼下的家门口，停着轿车、面包车、拖拉机和摩托。生活在新居里的人们，大部分依然是我在山上采访见过的穿衣习惯，但精神面貌完全不一样。他们或许裹着遮挡高山寒风和太阳的头巾和已经褪色的深蓝色布帽，坐在单元门的台阶上抽烟、闲聊。或许正在迎接前來拜访的亲友。欢声笑语在楼群的缝隙中扩散。

　　在小区一家“五星超市”门口独自坐着一个看上去不大正常的女人。大概四十多岁，眼神散乱，不像能跟任何人交流的样子。突然想起陈兴梅说起的小水井村搬来的沈家荣媳妇。

　　这个可怜的女人几年前精神失常，一直住在东川精神病院。大女儿?2003年出生，2008年又生了一对龙凤胎。家穷路远，丈夫沈家荣又染上肺结核，几乎没有来医院看过她。这次家里?5口人分到对门山紫郡园一套?100平方米的新房子。沈家荣一到东川就忙着到医院把久别的妻子接回家来。前些日子还可以送她回医院吃药打针，后来就再也送不回去了。她混乱已久的思维和过于躁动的情绪在长大的儿女和久别的丈夫面前奇迹般得到镇静。她告诉他们“不去、不去、不去！”

　　丈夫很珍惜在小区清扫、收垃圾的工作，从不请假。儿女们出门读书，她就一个人坐在超市门口等他们回来。假若某一刻她知道自己的?3个孩子学习成绩名列前茅，老师同学都很喜欢，会不会高兴得一下子完全清醒过来？

　　汤丹镇风景村搬来的村民张应全家境贫寒，50岁还是单身汉，他说自己和?80多岁的老父亲虽然住进了新房，但始终觉得是一场梦，不敢相信这么好的房子真是自己的。

　　舍块乡茂麓村的一位村民也说搬进城来之前，自己最担心的是生活来源，没有了土地，怎么吃饭？但是真的搬来这里，天天有一群人打着布标为他们找工作。“如果要到东川以外打工的话，还给车票钱，我这颗吊着的心总算落了。在家也要苦才有吃的，反正自己有的是力气。”

　　向他这样充满信心的人其实很多。

　　彭玉泰和字文斌带我去过的起嘎社区，不仅认识了毕国章白有香夫妇，还认识了?45岁的周明果和他?18岁的孙子周恭发。

　　这对辈分上的爷孙来自舍块乡营坪村，和20多个村民一起参加昆明市东川区劳动就业局组织的培训，在起嘎安置点一块宽阔的水泥地上，老师用?4台教学用的挖机教会他们如何操作这个陌生的家伙，然后送他们去浙江和福建工作。

　　营坪村在高寒山区，有?2000户人家，几乎都是以洋芋和包谷当主粮。周明果家里有父母和7个兄弟姊妹，穷得叮当响。媳妇和他离婚?9年了，为了供女儿读书，他断断续续在外打工，干过银行押运，守过炸药库。回家后靠卖洋芋卖小菜，不知苦日子何处是尽头。这次碰上政府帮助搬迁，分得起嘎?100平米的新房子，一家?5口人欢天喜地。

　　“我们明天早上六点出发。”周明果愉快地告诉我。

　　我时常会想，如果毕正关还活着，说不定我就会像认识周明果这样认识他。在他参加培训的这些日子里，他的父母毕国章和白有香一定会凑过来看看，自己的儿子到底在学些什么？

　　无疑，时光之河正慢慢淹没现实的废墟和已经荒芜的家园，也让那些关于故土的丰满记忆渐渐褪色，甚至斑驳，代之以迎面而来的新生活。

　　来自大山深处的人们，正在简单、正常的时间次序和生死规律中学会安居乐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