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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居(之二)

时间:2023/11/9 作者: 滇池 热度: 12381
南子

  

  哈萨克族人的泡泡糖

  对旅行者来说,阿勒泰的禾木一向是作为远方而存在的。这座无法脱离神的法则存在的村庄,以惊人的古老形象与神秘历史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世人面前——那散发着松木清香的木质尖顶小屋,如乐谱般跃动的栅栏,毗连着一座乡村纹理的精神元素,在夜晚与清晨呈现出它的清晰轮廓。直到今天,我仍记得自己第一次到这座图瓦人村庄时,它带给我的惊讶——

  在这里,我看见的是时间与人生的缓慢幽暗,它就像一片从未经人的手指抚摸过的树叶,含着牛哞、炊烟,进一步呼应图瓦人谜一样的历史。就像绢上的墨迹,意味隽永却又无以名状,散发着多元的生活气息,有时它是杂乱的,但更多的时候是神秘而静谧的。那静谧,就像禾木河上一座巨大的木质拱门挑起的夕阳,犹如灿烂的镜子,辉映出古老乡村的影子。背景是落日的烟柱与质朴的木桥,衬着远处的白桦树林与清澈的河水——

  就在这样的静谧时刻,在这座桥上,我被 9岁的叶尔江叫住了。他伸开黑乎乎的手掌,让我看掌心几颗黄色的东西。

  “哈萨克族人的泡泡糖——”我笑了。

  “哈萨克族人的泡泡糖”,这是被当地小孩子们一再品尝的杏色果实,其实是一种松木上的树胶。据说,健康的松木并不分泌黏绸的树胶,只有受伤感染或是即将死亡的时候才会。

  在禾木的围哈拉牧场,我见过这样的一棵树。

  那天,叶尔江刚从拣蘑菇回来的金斯别克那里要来了一小把,结晶的密蜡色,像诗打碎的玻璃,闪烁着金黄色诱人的光泽。

  现在,他正充满期待地看着我把它放进了嘴里。

  一股松木的清凉气息混合着新鲜的辛辣和涩湿,味道激烈。我皱着眉头,小心翼翼地咀嚼着这来之不易的零食。我想吐。

  他说话了:泡泡糖,白牙的东西,香的。

  他展开手指,很夸张地在自己咧开的嘴上划了一下。

  正午的暑气融雪般地融进了高远的天空,蓝天仿佛是一个可见的子宫,而风声越来越大穿過密密匝匝的树林,带来了暮色,沉闷和松散的静谧,让步行者充分地领略到了高原山地森林中旺盛的生殖气息。

  脚下是踩断时嘎吱作响的败枝;

  枯黄或青黄的脆弱叶片;

  干瘪失水的脆弱松果;

  落在松软泥土和尖锐石缝中的灰色鸟羽。

  树林的阴影愈加深浓地投射下来,每个人的脸上,都是深深的青绿颜色,那些飘过我脸上的树影,仿佛是我体内溢出的汁液——

  在途经围哈拉的某处山坡上,十几棵挺拔粗壮,生命力强劲的苍黛塔松,远远高出了周围塔松的普遍高度,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

  下山的时候,一棵倾斜的硕大松木,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树身的一半处在阳光中,另一半的树皮已被剥落,呈现出干瘪皴裂的焦黄色,像是涂满了深重的阴影,但身上仍披挂浓密如发的翠绿藤蔓,蒸腾湿霉苔藓的味道。死亡,阴郁,腐朽,行将沉沦却仍在依照惯性呼吸。

  我知道,我正在打扰一个将要死去的魂灵的昏睡——

  你看——顺着同伴手指的方向,我仰起头,看见这棵松树焦黑的树冠底部,有一大摊金黄色的黏绸液体,正顺着树干极其缓慢地滑落下来,树身上早已覆盖了厚厚的一层树脂,呈半透明的橙黄色,地上也有一小滩,闪动着柔和的光泽。坚硬,而不被融化。

  一棵受伤的松木,在流着它的泪滴。

  一只小甲虫迟疑地朝这边爬行着,它的卑微不足以在枯叶上留下任何足迹,这时,又一大滴黏绸的液体滴落了下来,它那有弹性的身体将要被瞬间浇铸,再过亿万年之后,时间的黏液将要把它打造成一枚稀世琥珀。

  小甲虫无知无觉地,恰巧朝着另一个地方滑了过去,受伤的松木的泪,在它的身边落了下来。

  而就要死去的树的影子还在追逐着它。

  牧人巴海

  我来木垒哈萨克自治县之前,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一个人在什么地方生活,才更接近和符合这个族类的自然本性,感到最安详最安心和松弛的?当我置身于乌孜别克族人另一个生存空间,引发的是一个从视觉到心理的过程。

  “乌孜别克”——是我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见过的一个名词,好像是一个丝毫不沾染人间烟火气的名词。但是在此刻,这个名词第一次让我强烈地感觉到了它的入世性。

  当新时代的定居风潮不可避免的到来,游牧民族的定居化已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趋势。在这个乌孜别克族乡,许多放下牧鞭的年轻人都先于老人们消失了——去了离家很远的大城市,要么读书,要么打工,广漠的世界为他们提供了隐匿之所。如今的乌孜别克族人站在了历史文化的“十字路口”上,探究乌孜别克族乡牧民到农民的定居化历程,在一个文化多样性的今天,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事情。

  2018年早春二月的一个正午,车在前行,远方的一片开阔平原在伸展,木垒县乌孜别克族乡喀因得布拉克山区遥遥未及。

  终于,车在一个山谷中停了下来。狗在叫,在黄昏里并不显凌厉,只是一种温和的呼唤。这是牧人巴海家的狗。在当地牧区,几乎每个牧民家里都养狗,没有狗的牧人家多半是那些沉默之人,大概不想引起别人的注意。

  狗吠意味着陌生人的到来。

  巴海是木垒县大南沟乌孜别克族乡最后一个下山的牧人,他是乌孜别克族人。他的脸黑而枯涩,牙床突出,一双眼睛像岩石样的坚硬。2002年至今,他在这喀因得布拉克深山里经营着一家至今还没有名字的客栈。这个客栈从山上到山下有 8千米的路程。当地人叫它“牧民驿站”。

  它是一个供前来转场的牧人中途休息的好去处。

  还没走进巴海的“牧民客栈”,柴草的烟熏味就远远地飘了过来。房子是焦黄的土坯墙,门板枯朽,像一个补丁似的,堵在土墙的窟窿眼里。清油桶,白酒,一大袋子面粉以及一些杂物很敦实地放在木板子上,大人和孩子的衣服耷拉在屋子里的绳子上,重重地垂了下来。太阳快要西沉了,空气中渗进来一些凉气,屋子外边残雪斑驳,牧人扎依提的马低下脑袋,用前蹄重重地刨着,费劲地啃食地上露出来的草皮。

  巴海的漂亮而有些邋遢的哈萨克族媳妇胡艾汗面对我们惊讶的注视,露出一抹温和的浅笑。

  我还看见了,巴海有一张黑黑的十分端正的脸。黄昏的阳光投射在他的背部,犹如一张逆光照片。尽管他身上肥大的棉袄棉裤使整个身形显得笨拙,腿还稍稍有些罗圈,但是,我还是感到了他内心丰沛的喜悦。

  他像极了我观察过的一些牧人,他们坐着的时候安静,坦然纹丝不动,站着的时候结实稳当,走路的时候坚定舒缓。

  而这些特点,在过去我认识的那些已回到城市的牧民身上都已不明显了。

  不一会儿,几个山上的牧人围过来了,有人吆马,有人和巴海在一起闲话,身影在暮色中变得黯淡。

  要知道,乌孜别克族牧人在历史上都是以善于经商著称的,虽然他们在与哈萨克族人共同杂居的生活中,早已弃商从牧多年了,但是,他们脑子里的经商意识还是很强的。

  2002年,牧人巴海就在这里接管了山里唯一的一家饭馆兼旅社,那时候,上山来往转场放牧的人非常多,胡艾汗做的拉条子,羊肉汤,手抓肉都好吃得很。牧民们上山转场,都要特意绕道来这里尝尝她的手艺,看胡艾汗变魔术一样变出好多可口的食物,然后与主人喝点酒,再聊一聊山下县城里的事情。

  羊群在屋子外面的草地上吃草,心情和主人一样惬意。

  可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起,上山转场的牧民少了,原先紧挨着自己家的好多间房子,一下子空了好多。

  我在北疆好多牧区见过这样半瘫垮的空房子。牧民定居到“新村”了,住上了“抗震安居房”,只要人一离开,风就带着沙子跟了过来,几年前还住着人的房屋,一下子被空洞和灰尘掩埋了,成了一个废墟。

  巴海经营的这家“牧民客栈”位于海拔 1500米的喀因得布拉克山区,随着牧民定居工程的不断实施,山上的牧民包括他家隔壁的邻居们都纷纷下了山,按县上的统一规划,搬到了木垒县大南沟的乌孜别克族乡,统一种植大棚蔬菜。

  下山的人多了,原先很热闹的生意一下子冷清了好多,牧人巴海有些感慨:“大家都走了,山下的条件总比山上要好。”

  “你也下山去吧。”这几年,不断地有牧民从山上搬下去了,在走之前,他们和他打招呼的时候,都这样劝巴海。巴海总是摇摇头。

  这个晚上,巴海煮了羊头肉招呼我们吃。一会儿,木门被撞开了,又进来两个穿黑棉袄的男人,几个男人面对面坐着,撕嚼着羊肉,喝着酒。眼前,没有浓郁的松树林,没有令人心里荒凉的戈壁滩,只有瓶中透明晃闪的液体,和时断时续的话语。此时的天色混沌难辨,不知是黄昏还是破晓,他们就这样喝着酒,唱着歌。

  不管是喝还是唱,他们让人感觉到踏实。

  山上不通电。不过有太阳能,还是两年前接到山里的。不时跳闪的昏暗的灯光下,巴海佝偻着腰,几道阴影把他的脸弄得乱糟糟的,瘦削的面颊布满了褐色的晒斑。他像是有些怕光,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他细眯了眼睛,把身子稍向后转。这样一来,昏暗的光线就从他的侧面一下子涌入了他额头上一道深紫色的疤痕里。这道疤痕是巴海在多年前一次放牧从山上摔下来留下的。

  这几道光为他雕了一尊像:牧人的像。

  在来来往往的乌孜别克族牧人眼里,巴海的“牧民客栈”是日常生活中一个不能缺少的快活。打算今年 7月下山的哈萨克族牧人扎依提放下酒碗说:“要是巴海也下山去了,我们上山就不知道该找谁喝酒了。”

  巴海摇摇头,说:“我不走,等这个山上的牧人全走光了,我才下山去。”

  按照巴海的愿望,喀因得布拉克山区夏天的风景还是很不错的,只是游人知道得太少,山上一直没有通电,牧民只好安了太阳能照明。做饭用的是干柴。巴海希望有一天山上能通上电,这样,游人来这里旅游住宿就方便多了,而自己也就距离下山的日子要远些了。

  我在巴海的“牧人客栈”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回到了木垒县城。

  我留意过有关当地的新闻:说是三天后又一场暴风雪将降临到这个地方。

  《安放》

  ——关于我们生存的札记

  1、“门锁”

  新疆福海县齐干吉迭乡赛克露村是一

  個哈萨克族定居村。

  走在村子里,风景也变了。一大片整齐的砖瓦结构的平房拔地而起,“拔地而起”这个词用在这里极合适。周围是无尽的旷野,没有高层建筑,村子里没有走动的人,只有几头牛、几条狗在闲逛。

  这里的牧民虽过上了定居生活,但他们的脸上明显留有过去放牧时日照和风沙的痕迹,男的走路两条腿叉得很开——那是他们曾经长年骑马的缘故,他们中寡言的多,都一副黑红狭长的脸。

  这个村子规模小,方方正正,唯一的一条柏油路干净整齐。村子里的人家什么功能都具备:水、电、棚圈、电视、电话。村子还有卫生所、文化室。走在路上的人的表情是沉缓和满足的,看不出贫贱富贵。

  定居,便疲惫的牧人得到了调养。

  赛克露村家家户户有铁铸的大门和围墙。

  锁是一种所指丰富的象征。门外,就是世界之外,生活之外。某个门里的一切与门外的一切隔绝。越是崇高的地方,门越是做得厚重庄严,不同凡响。

  让我想起自己在沙吾尔冬牧场所见的一瞥。

  在这里,几乎所有的哈萨克族人家都夜不闭户,他们的毡房没有门锁。

  沙吾尔山冬牧场。

  牧人的毡房在一片雪地里静卧着,像那些乱长的灌木丛及土包一样突兀而起,有着不辨高低的轮廓的淡影,奔向它会有一种错觉。雪还在下,不断地在扰乱视野,牧人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与雪地上的一声咩叫,一丝草响没有什么区别。

  风的力量,把人的痕迹很快消灭得干净了,道路太滑,我们不得不停下车,随意向雪野上的一座“毡房”走去——这是只有一层毡的毡包,只用一根细皮绳粗心大意地拴住。主人不在,肯定是放牧去了。沙吾尔牧业办的干部沙恒别克轻轻解开毡房上的“门锁”,掀开毡帘,示意我们进去喝茶、休息一下。

  “主人不在,合适吗?”沙恒别克看出我的犹豫,笑了:“丫头,没关系的,在我们哈萨克族牧区,如果毡房里的主人不在的话,外人可以进来,自己烧饭、烧茶、睡觉,只要不带走主人毡房里的东西就行。”

  沙恒别克在这位不知姓名的牧人家里为我们烧了一壶奶茶。待我们上车离去时,放牧的主人还没回来。临走时,沙恒别克熟练地用皮绳草草拴住了门。

  哈萨克族人的文化,对应的是一种对传统的默契。据说,他们在转场的途中,每搬一次家,都要把毡房周围的羊粪、杂物、垃圾等收拾得干干净净,才放心离去。

  为什么不同种族的人总有着不同的观念、哲学以及倾向?我要获得怎样的机缘,才能真正跟哈萨克族人接近呢?

  2、“干部”是一个大词

  过上定居生活的牧民当然满意这样的生活,每家的庭院都是三四百平米,房里有火炉、有热炕,院子里有摩托车。

  努尔别克是福海县赛克露村牧民高标准二次定居的受益者,他还带我看了他家屋后头的暖圈,圈里有羊、有牛。最后,我参观了他家的厨房——都贴着白瓷片呢,一摸,很光滑。

  可能经常有人来参观吧,这里的哈萨克族小孩也都是像见过世面的样子,不怕生人,热爱照相。

  在自家的庭院里,努尔别克家的小儿子四处跑着跳着,每个角落他都熟悉。只要我的镜头对住他,他的眼神马上闪烁出热烈而又专注的光。他的父亲努尔别克是他的动作设计师,我只好不停地给他变换角度照相,每拍一张他都要凑上来看。

  他的母亲站在门口,眼神追着孩子跑,她手里捧一只碗,里面泡着干馕,直到我们离开,端着的那只小瓷碗一直没放下。

  我在很多地方看到过这样的眼神,尤其是在新疆偏远的乡村,好像照相机代表了一个高质量的生活,代表了一个文明世界的入口。大概他们一家人很少有机会在一起照相。最后,他们一家三口站在了一起,摆开姿态示意我给他们照个合影。但是没有要求我把相片寄来。他们好像并不关心自己会照成什么样。

  对他们来说,照相这一刻的重要性大于照片本身的重要性。他们不需要照片,只需要听见“咔嚓”一声,就已经满足了。不管自己的形象最终会留在世上的哪一个角落。

  努尔别克说:“这孩子生下来,我们就不怎么管他。他和小羊羔小牛啊什么的一起长大了。现在自己也管羊呢!太皮了这孩子。”

  我的手忍不住地搭在小孩的肩上。小孩快速地翻翻眼皮,跑掉了,躲在他父亲的身后探出头来偷看我。

  “你长大了做什么?”

  “当干部。”

  “为啥当干部?”

  “出门可以坐车,不骑马,不用每天辛苦地赶羊走。”脆生生的声音从努尔别克的身后响起。

  在哈萨克牧区,“干部”是一个很大的词。牧区的孩子上学的目的越来越明确:长大了当干部。

  我们是坐着车到他家采访的,在孩子的眼里,我就是个干部了。可我却是距离“干部”最远的一个凡人。

  在村长的办公室里,一个穿黑皮袄的“干部”开始汇报工作,我记下这么一些数据,并抄了下来。

  福海县齐干吉迭乡赛克露村,1962年时叫大跃进村。“大跃进”——这是一个产生在特殊年代的词。当年全村的人日夜奋战,在这里拉了一条渠,叫“大跃进渠”,村子中还有叫“革命古丽”的妇女。

  这个村子到现在,仍以畜牧为主,农业为辅。农业,主要是变革传统的草原畜牧业生产方式,让牧民们放下牧鞭,种饲草、玉米、甜菜、打瓜等。

  3、萨比汗

  萨比汗是一位 60多岁的哈萨克族牧人,他放牧了一辈子,如今过上了定居生活后,他仍旧闲不住,他一向侍弄牲畜的手,面对一片等待他去春耕的土地时一下子变得笨拙不安,很显然,他思想最为活跃,身体最有力量的年代一去不返了。但那种在路上的气息,仿佛是活着的巨大无比的动物,一直诱惑着他。

  “今年夏天,我就不管地了事情了。我带上羊去外边转转。”萨比汗说。

  萨比汗有 130多亩地,其中 80多亩地是胡草地,只能种些牧草,其他 50亩地种打瓜、油葵、甜菜和玉米。到了今年8月,羊群會增加 50多只,卖掉后可以换成生活用品。

  “放牧辛苦。搬家累死了,扎帐篷打桩子也辛苦,下雪天里忙碌一天,一口茶也喝不上。”

  “红山嘴的风景好。从这里往红山嘴夏营地去,一路上得搬 30多次家。”

  萨比汗老人用结结巴巴的普通话对我说。

  我问萨比汗老人:“这么辛苦地去转场,有啥好?”

  “习惯了,祖上的人就一直是这样生活的。”

  去年,萨比汗老人家的收成不好。他对我解释说:是因为干旱的原因。可是村里的干部却说,是萨比汗把地给种坏了。

  “我放了一辈子羊,并不懂得在春季播种时,没有耕过的土地必须先翻一遍,使土地在播种前长出的杂草连根除掉。同时,必须让翻过土的土壤经过日晒,以使它能更好地吸收降落的雨水。土地要翻过两次,三次才更好。这样,晒松的土地也更适合耕作。”

  的确,种地对一个刚刚放下牧鞭的牧民来说无疑是难的。播种、田间管理等等。他们的视野里只有森林、远山、沙漠、戈壁、碱滩、碧绿的草甸……他们知道一群牛羊在一个夏天所要走的道路,但却不知庄稼需要汲取多少养料,才能变得金黄;他们能从上百只羊群中一眼辨认出自己家的羊,但却不知田野里种子的这一粒与那一粒的相似与不同之处……

  村里的干部说,牧人转场的生活是很累,但这里的哈萨克族老人还是喜欢上山——“阿勒泰石山——红山嘴。”(中蒙边界的一个夏营地。)

  夏营地在蒙古语中叫做“焦斯曼”。“焦斯曼”一词在游牧人的语言中有着无法言传的广泛意义。它是草原人一年中最美好的时光,在一个好的“焦斯曼”度过童年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

  每年天一转晴,地上的草刚一露尖儿,这些哈萨克族老人就像羊一样开始变得躁动不安,就想要赶着羊群往远处跑。

  定居生活对他们来说,无疑束缚住了自己在大地上行走的自由。他们怀念从前那种不被大地捆住的自由和不在一个地方停留的自由。特别是到了转场到了夏牧场,心理上的那种解放感和松弛感是任何东西都代替不了的。

  他们把儿子、儿媳留在家里照看土地的庄稼,自己则带上羊群、毡房往红山嘴夏营地走。他们知道牧道上的一些风景,一种路上的生活在一年一年地等着他。那都是他们熟悉的东西——牧道上的坑和坎,河流上摇摇晃晃的索桥,路上的帐篷,奶桶中倾斜的马奶酒……在等着他们。

  常常,人在瞬间就能够感受到历史的流变——定居和草场私有化的发展迅疾如风,游牧民的定居风潮不可避免地到来。

  牧民们往返于草原冬牧场和夏牧场的迁徙,如今,已变成了一座座砖房的基本定居。冬天屋子里热乎乎的暖炕,被电动车驮载家什的方便,还有砖房的窗子底下垒的高高的啤酒瓶等,使越来越多的哈萨克族人,特别是外出打工感知到“城市文明”的年轻人,不再心甘情愿四处动荡地搬家。

  仙木思亚是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大河镇哈萨克牧民新村的一位村干部。他说,现在过上有电有自来水定居生活的大部分牧民都说,比起以前的游牧生活,现在的生活要舒服得多。牧民夜间放牧和迁移中的劳者,真是数也数不完。

  仙木思亚说:“现在,年轻一代的哈萨克族人定居的愿望好像更强烈。面对从前简朴的游牧生活,现在的他们更憧憬物质丰富的街市生活。在年轻的哈萨克族姑娘中,定居有家是结婚的一个必要条件。她们认为,安个家是从游牧生活中女性担负的沉重负担中解放出来的一个好机会。”

  2013年夏,我曾经深入到新疆北疆的一些牧区,进行有关游牧文化的采访活动,探其游牧民目前生活的定居化现状,我认为定居化所带来的好处,不仅仅是因为更舒适的生活,而且还与物质欲望的膨大有关。

  从前,哈萨克族牧人的游牧生活被放置在迁移这个笼子里,不得不去过压缩到最小限度的生活,特别是生活用品和家具,只能带些最必要的东西。而定居化的生活拆掉了这个笼子,进入到解开摁扣的状态,所以无止境的欲望得到了扩张……但,这绝对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如今,牧人转场时雇用汽车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它改变了千百年来使用人的身体和牲畜的牧人,以身体作为运载家什、粮食的牧民们的传统目光。

  当汽车进入到了偏远的哈萨克族牧区,不再为牧区的人议论或抚摸。汽车进入到牧场,牧民们看到一只从天而降的“容器”晃荡在人畜上空,它可以往前后移,可以左右移,可以在一只只旋转的车轮下以迅疾的速度驶出几十公里外,它移动着方向盘,奇迹般地进入到牧人可以驾驭的方向之中——朝着一条雨后的泥路行进。

  人们都说,游牧民族是自豪感很强的民族,在萨比汗身上,我也看出也有这种现象。支撑着像萨比汗这样过上定居生活,仍不放弃当游牧人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个作为游牧民族的自豪感。

  该怎么样固定住他们这来来回回移动的根?

  4、“土地人”

  阿勒泰地区富蕴县沙依恒布拉克的深秋,正是一年中牛羊转场的季节。

  牧道上,牧人家转场的羊群把狭窄的山道堵死是路上常有的事。往来的汽车司机皱着眉头,长按按喇叭也不顶用。他们不喜欢在这個季节跑车,因为这期间路上的羊群太多了,把路堵得死死的,车走得太慢,一天出不了几趟车,他们嫌赚的钱少。

  此刻,羊群在狭窄山路的拐弯处缓缓地走,司机不得不时时鸣响车笛。汽车钢铁的外形闪着蓝光,挤压着肥胖、迟钝的羊群,分外耀眼。牧人戴着口罩,把脸捂了个结实,汽车的鸣笛声不可能撼动羊群,而牧人手中甩起的鞭子却能,只见长长的皮鞭落在半空中,划了个弧形的曲线,声音清脆,直到羊群慢悠悠地踱到路边,紧贴着岩石继续移动。

  车上,几个头上系花头巾的广东人惊奇坏了,大呼小叫地把大半个身子探出车身不停地拍照,其中一个年轻女孩细声细气地对着窗外喊:“羊……羊……羊”。到后来,车子实在是走不动了,我们下了车,准备去路边的一个小树林“方便”。

  这个树林的大斜坡底下是一块狭长的田地,种了些玉米。这时,树林里传来一阵争执声,是两个哈萨克族男人在争执,声音很大,一个牧人身边有一群羊,还有两个哈萨克族孩子在一旁笑嘻嘻地看热闹。

  汽车司机循着声音也来了。闯祸者好像是这群觅食的绵羊,它们“非法”进入到这个哈萨克族男人的田地,将玉米地啃了个稀烂,田地的主人遂与羊群的主人发生了口角。

  有田地的哈萨克族人叫胡尔曼别克,在这里定居快 10年了。他有 40多亩田地,种些玉米、甜菜什么的。每年这个时候,在这条路上往来的羊群都会误入到他的地里觅食,让他很是恼火。刚才,他毫不留情地叫“肇事”的牧人:牧夫。

  他说:“我们是土地人,不像你们这些坐在马背上整天放牧的家伙。”

  那个理亏的哈萨克族牧人很吃惊:“你也这样说我?你从前不也是个放牧的?你刚过上定居的日子也没几年——”

  这是真的。和一个牧人相比,人有土地的最大差异是有了根。好像人们却习以为常了,多少年里都没有人质疑过:好像牧民就是落后,是终日劳作,是低效,是贫困辛劳的代名词……我不敢这么说,因为我没有资格乱说。

  有句话:太阳不知道炎热,月亮不知道洁白,鱼不知道自己自由自在,树木不知道风在吹动它。人不知道辛苦。相比之下,无论下雨刮风还是寒冷酷热,牧人就是生了病都必须赶着畜群往目的地走。每天都闲不住,而农民的生活只是一时的忙碌。

  农民就是扎根土地,在土地上寻找目标的人。土地,只要它让人类落下脚,给它的依存者以足够的有活下去的起码条件,使人安心、不饥饿,那它就是养人的。农民就是以在土地上耕种为主的一个庞大群体。

  而转牧为农的人,真的能够“安放”他们的身心吗?

  如今,哈萨克族牧民生活在历史中,世界汹涌而去,定居化在新疆这些年已经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潮流。过上定居生活后的牧民,他们的身份变了,当了农民不等于一下子就全盘接受土地并依赖土地,他们必定会不断地心生疑虑,不断地追问,特别是年轻人,对父辈传统的游牧生活开始持否定性的评价。

  不可否认,哈萨克族的游牧经济是一种十分脆弱的经济。仅仅一场春季的大雪,就有可能毁灭牧民全部的财富。尽管他们怀念着以往的游牧生活,但真正重新回到游牧生活的人却很少,他们一旦享受到有自来水有电和电动车的生活,就离不开了。

  像这个年轻的哈萨克族定居者,把自己称为“土地人”,想想,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日本的人类学学者松原正毅是这样解释“土地人”和游牧者的——“土地人”的意思是定居者,有根基的意思,“而坐在马背,骆驼背上放牧”,指的是游牧人的意思,言外之意,他们是没有根基的,没有家的,是晃晃荡荡地行走。从中可以感觉到定居者在游牧民的对比当中,有了定居者的优越意识。

  定居是一种骄傲。就像这个“土地人”的强硬态度,可以说是一个有家的定居化意识的一个显露。

  有意思的是,在新疆北疆一带的无论哪一个县,当地人都喜欢夸羊,夸自己家的羊好吃、鲜嫩、还鲜甜,说自己家的羊“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走的是黄金路。”这是当地人说顺了嘴的一句广告词。

  羊是最古老的一种家畜,也是被人捕获并加以驯养的最早的动物,在北疆牧区随便什么地方——草原上、毡房里、牧人的皮袄、女人的头发、被褥、毛毡、冬不拉、老人的手、阿肯的嘴里等等,都能闻到一股羊的味道,那是一种半凝固的、黏稠的有些躁腥的味道。这种味道经久不散。而长年游牧的牧人必须身强力壮、敏捷、机警、四肢灵活,不仅能跟踪羊群、还能保护羊群,不受草原上狼的侵袭。这样的生活,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适应得了的。

  一个刚刚放下羊鞭的牧人一开始并不懂得畜牧与农业之间的区别。因为农夫与牧人的方法、技术是完全不同的,农夫的对象是通过农业耕作,从地里长出来的东西,而牧人的对象却是从牲畜身上生产出来的东西。

  如果一群群牲畜能够而且真的放牧在田地里,那么一个放牧畜的跟一个驾牲畜的就不是一回事。因为食草牲畜无助于大田作物生长。它们会用牙齿啃掉它,但是作为家畜的牛却能使大田里的庄稼长得更好。因为,牛只在休耕的地里吃草。

  一年中哪一个季节自然地适应某一特定种子的播种?只要季节对,那么每一种植物都能够顺利生长。有了土地以后,耕地、播种、剪枝以及庄稼的地势、土壤的性质,土地的大小和地界的保持都是一个农民首先要考虑的。

  当他放下牧鞭,成为新一代的乡村农人,带着他的身体和农具,一次一次地出现在土地之间,新的平坦大地在等待着自己。他们确定了任何农作物只有經历了在风中吹拂,在夜里扬穗,太阳光下吐出花蕊,才有可能接近圆满。

  按照恩尼乌斯的说法:农业的要素也就是构成宇宙的要素。水土、空气和阳光,在播下种子之前,人们必须对这些事情有所了解。因为它们是一切产物的根源。

  比如某些谷类作物,需要的准备工序是:开沟,再刨一遍地。作畦,当这块地打算种粮食的时候,就必须犁地或是翻地,土壤必须用大锄翻得深一点或浅一点,在某些情况下,牛拉犁破土后,还必须在播种前犁第二遍。”

  比如,玉米的种子是圆的,而稻穗的种子是花蕾形的。一粒粒种子,要么短、要么长、要么圆……牧民按照什么样的方式去播种、施肥、给禾苗放水,使用杀虫剂,并在一个特殊的日子收割玉米、甜菜、打瓜……并走遍每一条田埂,时常察看他的种子有没有在泥土与降雨之间出现奇迹?说服这些牧民怎么分配灌溉水,

  种植农作物一开始并不容易。

  因为这些牧民长年跟着山,跟着羊,跟着牧草跟惯了,手脚定不下来。

  人终究还得停留在土地上。否则如乌鸦绕树三匝,无枝可依。

  5、安放

  其实,我并不曾真正了解那些哈萨克牧人,了解他们的吃、喝、拉、撒、生育、睡眠——这对我来说,只有概念存在……也只是一些有关旅游手册的某些字数寥寥的介绍。直到我走到他们中间,看到他们的身体、衣服、房屋,他们的存在才好像真实起来。

  我又一次想起在沙吾尔山冬牧场——那些至今在粗陋寒冷的毡包中生活的哈萨克族的孩子,冰冻的冷风一吹,他们的脸格外小,拳头一样紧缩着。

  语言啊,看起来使我们存在,实际上使我们消失。

  作家王小妮有一篇文字说到“安放”。“安放”这两个字被她郑重地说出,因而就有了一种特别的意味。她说:“作为大地,它有责任安放每一个落地者,不分尊卑高下,它要像他们不可选择地依赖它那样,使他们得到安全,这是它必尽的义务。”她说安放,是应当对应着一切生命的。

  她说:“安放是一个大词,是个必须重新用一颗肉的心去理解的词。”

  她说:安放那些老人。

  安放那些妇女。

  安放那些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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