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菲

　　我注意一只鸟，整整十二年了。迷信一点，正好一个属相轮回，从猴年的春天到另一个猴年春天来临，在乡间差不多已是一代人的际遇。若要诗意一些，可借陶潜之言，表一表心迹，说清一段人生经历的大概轮廓。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十二年了，无数斗转星移之中，从现实走向虚幻，从虚幻又回归现实，渐渐地不再记得清楚了，光阴的梭轮在窗前树上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日月的交替在房前河里留下过什么样的积淀，而那一只叫不出名儿的鸟，又是如何一次又一次地叩開了我的心窗。

　　欲辩忘言！

　　搬新居

　　第一次看到这只鸟是十二年前一个晴朗的午间。

　　那天我搬新居。

　　紧挨掌鸠河畔的一个小区，位于县城东边白塔山脚老三岔河一带，临靠掌鸠河的田坝择址而建，属于县城里建盖的第一批商品房。经多方考证，老三岔河一带实为清末“禄劝八景”之一的“鸠水回澜”之地，风景自不必说。只是随着县城不断扩张，人烟渐多，街区新饬，道路渐密，许多树木被砍去，许多田地被征用，许多山体被切割开挖，红土裸露，沙尘飞扬，老河改道，田园尽失，原有的风景已渐渐不复存在。居民以往洗衣浣纱和洗澡凫水的老三岔河渐渐丢了真名字，而今改叫聚龙湾了。现在，这里盖起了大片的小楼洋房，移栽了无数的名木嘉树。何曾想过，这个老地名居然会跟我产生关联，小楼洋房中的某一套房舍会成为人生之中一处重要的居所。

　　农村起房盖屋是大事，城里贷款购房亦是大事，基于“置物不穷卖物不富”的老理儿，父亲特意从九龙老家约了我的姑姑一同来看我的新居。从乡间来到了县城，一路颠簸一路晕车，两位老人受了大罪，进门放下手中的两个蛇皮口袋和一土罐酸腌菜后，父亲和姑姑疲态顿消，瞬时变得精神起来。兄妹俩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细看我的新居，一面墙壁一面墙壁地打开开关，让所有的灯都亮起来，以便看得更清楚，更仔细，整个新居到处充满了温暖。每走进一个房间前，父亲都伸手摸了摸门框，出来后又忍不住地回头敲一敲门心，才心实心落地走到客厅里去，最后站立在景观阳台的窗前。

　　姑姑打进家门起就一直跟在父亲身后，既像影子，更像尾巴。

　　窗前，是掌鸠河，河的对面，是白塔山。

　　骈立窗前，兄妹俩的情态并不完全一致。临窗远眺，父亲开始兴奋起来，对我的姑姑说道：这房选呢好，一眼望出去有山有树有水呢，最好的是窗前的河道还微微带着一个湾，存得住流水！

　　我一边给父亲和姑姑泡茶，一边暗自在心底笑了笑，父亲的话很有深意。贷了款买了房，欠下一屁股两肋巴的账，往后可要学会好好地居家过日。都四十挨边的人了，该学会勤俭持家，该不要老人再操心了吧！

　　姑姑点了点头，算是回应父亲的观点。

　　然后，她就目不转睛地盯着窗前那棵移栽成活了的香樟树，没有搭理父亲，没有再搭理我。我将热茶端到姑姑手上，她依旧没有说话，莫名忐忑之中，顺着姑姑的视线看出去，我看到了窗前香樟树的枝丫间藏着一只鸟。

　　一只长着青色羽毛的鸟。

　　我同时注意到，父亲也看到了这只鸟。

　　姑姑依旧没有说话，她将热茶放回到茶几上，依旧静静地去看那只鸟。父亲又一次说了话：他姑姑，你莫要这样，吃饭时候你去门口泼碗浆汤水饭。你想你嫂，我们都晓得呢。

　　姑姑哭了，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笑脸转身，离开阳台，穿过客厅，径直走向了厨房。这一回姑姑走在前面，父亲跟在后面，我随在最后面。三人鱼贯，穿堂而过，姑姑的声腔很小：我哥，今日我四嫂要是还在，她最高兴 ！

　　我眼里有些酸刺。

　　关于父亲，虽然排行四，但姑姑向来只叫唤哥，尽管村里本姓一家都叫唤四哥、四叔、四伯父或是四爷爷。而对母亲则是不同，姑姑一辈子都只叫唤四嫂，在母亲的亲称前面冠以父亲的排行，以别我的五婶，她的五嫂，那个曾经刚过门就鼓动五叔“自立山头”的女人。

　　太阳翻过了白塔山，无遮无拦照在掌鸠河上，一河清波透过景观阳台，阳光和着水光反射进新居里，屋内的光线变得更加清亮，也更加柔和了。

　　父亲带来的两个蛇皮口袋瘪了下去，厨房里老腊肉煮茴香根的香气，渐渐浓了起来。

　　妻子一头汗水忙碌在厨间，终于做好接亲待客的中午饭，在她摆弄碗筷的时候，儿子楠楠放了早学回家，响着鼻涕叫喊了爷爷和姑奶，没来得及放下书包，人家就急不可耐地拉着两位老人到了小卧室的门前，很权威地向他们宣布：这是我的房子！

　　口气很拽人，很神气。

　　炫耀的意味如此浓烈，满心的喜悦如此炫耀，同时又是如此地自然合拍。一个小屁孩，敢将房间讹房子，竟将爷劳当崽功，还个得了。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在那么短暂的一刻，我似乎听到了四十年前父亲在李家老山林里响了一天一夜的伐木之声，真正懂得了父亲心弦之上从未停止过的一阵又一阵的林间鸟鸣。

　　房子之于父亲，是最死的一个记忆。

　　起房盖房的艰难与不易，父亲最懂。只是童言无忌，在孩子童心深处，盖房子原来就是积木一样的小小游戏。我本想乘机教训儿子一顿，反而被他接下的又一个举动震颤在父亲身后，动弹不得了。

　　看完他的小卧室，儿子牵着爷爷和姑奶的手，小心翼翼去了我的书房，站在门口，轻声慢语，并不进去。这一回的口气一点不拽人，一点不神气，但用了心。

　　我奶奶在这房间里头，我爸将她的相片藏在里面！

　　那一刻，我的心跳开始变得很不平稳，像门口点燃了的香烟，不断地升腾，不停地漂浮，无端无由地晃动起来。

　　姑姑去了单元门口，泼了那碗漂着纸钱灰烬的浆汤水饭，一遍又一遍地大声叫唤：

　　四嫂，搬新家了！

　　你不识得字么，你不认得路么，你看得见香火，你望得见香烟。你往河边来，你往水边走，房前面是河，河对面是山，窗子前有树，树枝上有鸟！

　　我静静地听着姑姑的喊叫，揉眼的瞬间，那只鸟不知什么时候飞离了枝头，没了踪影。

　　窗前的香樟树在风中摇了摇，又平静如初。

　　旧屋之痛

　　其实，我的母亲是来过一次县城的。

　　我记得很清楚。那一年，全国闹“非典”。那一年，农历甲申猴年，儿子刚好十二岁，我整三十六岁，调入县城工作已经三个年头。

　　姑姑所不知道的是，今天搬新居前我已经在县城调换过两次住房。

　　第一次的住房在县一中的教学楼背后，紧挨居民区的一幢老楼房，据说是整个县城里头第一批建盖的砖房。全县就两幢，县医院和县一中各有一幢，免費分配给知名老医生和权威老教师居住，是一种资历和待遇的象征。房子建筑样式很朴素，整幢房子红砖头支砌，预制板搭楼，白石灰刷墙，里里外外没有任何装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风光建盖开始，到两年前排危拆除一直唤作“红砖房”，再没有过其他任何的称呼。我住进去的时候，县城里新盖的楼房已渐渐多起来了，权威老教师们大多搬迁出去，选择了相对更宽敞一些的住房，时称经济适用房，单位统一集资建盖，个人得出部分钱款。

　　车走一站，人挪一桩，终于轮到中年一拨的我们住一住砖房了。虽为老房，已很破旧，好在一律免费居住，并无租金之虞，又无集资之忧，心情自然愉悦。

　　这套位于二楼的住房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光线太过昏暗，黑夜和白天都需要开灯。房前是五层楼的教学楼，中间空地很是狭窄，花台前的草地上孤单地立着七株老柏树，差不多与教学楼和宿舍楼一样高。高大之处没得说，只是有些枝干已经枯死，整体上给人一种瘦骨嶙峋的感觉，杈枝不多，针叶很少，连鸟都搭不了个巢。房后是一片挨得很近的密密实实的老居民区，一堵挡墙和一条露天排水沟相互隔离，自然分区，天然为界。距离实在太短，探头出去就会碰到挡墙上面疯长着的嵩枝和藤蔓。

　　老房子之于我最初的恐惧并非来自环境的不佳与光线的不济。

　　搬迁入住的头一天，住户熟人提醒我，房前的花草丛里常闹蛇患，房后的臭水沟里老患鼠灾。我天生胆小，心里发着悚，战战兢兢搬了进去，才发现蛇患和鼠灾不是主要的，光线昏暗和功能不全也都不是主要的，叫我无法忍受的是噪音。

　　卧室设在房子后排，正好对着一户赵姓人家的面条房。每天凌晨四点钟，赵家的机房就准时响了起来，隐约灯影之下，赵家人忙着压制鲜面，为整个县城大大小小的早点铺提供煮品原料。这通刺耳的响声一直要持续到差不多七点钟，起床铃声响起的时候，赵家的面条机悄然歇工停活，学校里就真正地热闹起来。

　　老房子之于我最锥心的疼痛是母亲的到来，最无助的恐惧则是母亲的离去。

　　这又是姑姑所不知道的另一件事。

　　母亲被诊断为癌症晚期的时候，那套老房子的改造就此拉开了序幕。

　　优化母亲的治疗方案是头等大事，让母亲安安心心休息一段日子成为我要考虑的另一件重大事情。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噪音问题，莫要让赵姓人家的面条机每早响在母亲的床头。我彻底更换了房子唯一的后窗，拆掉了钢窗，请人重新装上了更加严实的铝合金窗子和隔音窗帘。其次要考虑的是如厕难题，老房子年头太早，并没有设计卫生间，整幢房子里的住户都要到三百米外的学校公共厕如厕。公厕为楼屋结构，女厕设在二楼上面，去一次要上上下下许多的台阶，来回的路面还不平整，有时还真就遇上了老鼠和蛇。所以我将客厅外面的半截阳台做了封闭，贴了瓷砖，加了便盆，改造成为一个临时卫生间，以备母亲不时之需。第三要解决的是母亲的卧室，老屋只有两室，我将儿子的床挪到了离窗子最近的后墙，将母亲的床安放在紧靠客厅的另一面墙。随后的事实证明，房子改造的效果并不明显，母亲卧室床铺的调整也没有达到我原本想要的那个目的，直到母亲病情恶化，她没有一个早晨是在赵姓人家的面条机响起之后才醒过来的。

　　母亲醒得早，是我最死的记忆。

　　母亲住在县城里，很不自在。少了父亲的鼾声，她一直睡不实落。父亲一直没来县城看她，她越发疑心起来了，好几次埋怨我，说是城里就是不如乡间，在老家才叫踏实自在，房外树上的鸟一叫唤，就晓得自己该起床了。如今，唯一让她硬着头皮呆下去的理由只有一个：奶孙同屋！

　　能有机会替孙子拉一拉被角，尚有余力为孙子驱一驱夜蚊，每天半夜一过，就急着爬起来，守在那个会准时响起的小闹钟旁边，生怕自己的孙子睡过了头，赶不了早学，挨老师的骂。

　　父亲硬着气没来县城。父亲说，他四十年前盖的那间房子有些破旧了，想让母亲回去时再好好住一次新房。父亲一遍又一遍地在墙上清除蛛网，补平缝隙，堵了老鼠洞，浆上石灰粉，贴上姑姑从庙里求来的数条咒符，让房子里的一切变得像当初新的一样。母亲渐渐地体力不支了，消瘦的脸和浮肿的腿，叫她不安起来，所有的亲人们跟着不安起来。

　　那个周末的午间，儿子楠楠和侄女多多照例陪着母亲玩，双双被我拉到房前的水泥桌子上学写毛笔字。画地为牢，“永”字八法，我将姐弟俩死死的摁在桌子上，自己回房给母亲熬中药。母亲捏着一双布鞋底守在一旁，既像考官，更像督学。

　　我楠楠，你爸初中毕业就会写毛笔字了，不但家里过年的对联自己写，还给村里的人家都写呢。你可要好好学，得赶上你爸！儿子很顺从地重复描画着那个“永”字，黑汁干枯了，索性放到嘴唇上沾些唾液，小嘴自然污黑发亮。

　　我多多，写好了毛笔字，再央求你姑爹教你画小鸟。他有你这个年纪就会画那些个花花鸟鸟。将家里的供桌柜和木板门画满了小鸟，画得跟活的一样。侄女向来是个热情的小精灵，开了口，就歇不下。

　　奶奶，奶奶，姑爹画的是啥鸟。黄鹂？画眉？喜鹊？八哥？鹦鹉？布谷鸟？

　　奶奶又不识得字，哪晓得是啥鸟，只觉得那鸟要着会飞起来。母亲笑了。

　　隔着二楼的窗户，透过药罐里不断升腾的雾气，我看到的是一只青鸟，似乎就是比利时剧作家莫里克·梅特林克《青鸟》童话里的那一只。

　　姐弟俩不知什么时候完成了书法作业，将笔上的淡墨水偷偷地抹到了母亲的脸上，抢下她手里的布鞋底，搂着母亲轮流去看她的脸，看一阵，笑一阵，笑累了，再搂一阵，抹抹泪，再接着笑。

　　楠楠和多多，该就是《青鸟》里那两个寻找希望的孩子：蒂蒂尔和米蒂尔！面对奶奶，他们没有找到可以降服病魔的“青鸟”，作为儿子我同样没能做到。

　　母亲最终安静地走了。

　　老房子下的暖阳里，奶孙仨搂做一团的画面，是母亲留给我们最美丽的模样，丢给尘世人间最瘦弱的背影。

　　但我确定，她的心底其实一直飞着一只鸟。

　　父亲的老歌

　　好在，儿子楠楠并不排斥回老家去。

　　母亲走了的第一个年假，我和妻子与他商量，让他一个人提前回老家陪陪爷爷。单位上有车送领导回家去过春节，我托人说情，想将他顺路先捎回去。跟他一说，嘿，同意了。

　　临上车前，儿子只有一个疑问。

　　晚上我睡哪？单个睡？跟爷爷睡？小木床？还是奶奶爷爷的那张老木床？

　　老家就两间正房，正房后面斜搭了两间偏房，到了逢年过节居住就成了个问题，我们兄妹三家一回去就显得拥挤了些。母亲和父亲一直住在正房后面的偏房里，二十多年了没挪动过那张老木床。床靠里墙，开了道木窗，窗外是个菜园子，村里的龙潭水紧贴着后墙跟流过，常年四季不断流，响声悦耳，清澈见底。菜园篱笆间栽了两棵藏柏树，我和妻子十二年前栽下的细苗，如今早已合抱而围，参天挺立，树阴伞聚，我家周边的鸟鸣声差不多都来自其间。

　　就跟爷爷睡！

　　我拍了拍儿子的头，将他连扶带抱送上车。

　　凹子地，不远。

　　在九龙老家打麂坡半山腰里，后面是一溜起伏不平的半截岩，禄倘公路从腰岩上穿过，石头稍多了些，树不多，也长不大，常年杂花长着一些火把果和牛筋条子树，小时要换个斧头把镰刀把啥的，只管往这斜坡上去寻。每年一到六月天，火把果熟透了，这块贫瘠的荒坡地上一片红火，很馋眼睛。

　　父亲做了三十多年的村干部，记忆中他主要就干三件事。一件是为村人“谋福利”，跟区上公社上去争吵减免公余粮的指标。另一件是为时代“做贡献”，哄着吼着全村的壮劳力远远近近地去挖公路、修水库、建坝塘。最重要的是第三件事，带着全村农户在土地里边“鸡刨食”，管它玉米还是洋芋，管它杂豆还是小米。能苦个饱，就是天大的事。记忆中每年年底村里要分一次红利，我家人口多，劳力少，总是没有我家的份，反倒要交给村上一笔不菲的口粮款，还得母亲往姑姑家去借。干部如此当法，仅其一人，村长当成这份，母亲最是恼恨。

　　土地承包到户那一年，父亲终于“半下岗”了，各家忙各家的，各户顾各户自己，再没有那么多的土地给自己管理，父亲开始不适应。更让父亲不适应的是第二个年头，责任田和自留地一经落实完毕，全村各户一拥而上，蜜蜂分家一样公然到处开荒去了。

　　为开荒，母亲第一次跟父亲吵了架。

　　我是党员，老干部，我能带头去开荒。那不是对着政策干？

　　谁稀罕你去带头，叫你莫钻牛角尖，全村的人都去开荒了，我只要你合个群，仿个伴儿。好山好地咱不碰，凹子地那个石头窠窠送人都没人要，你还不想去留两个脚窝窝？

　　拗不过父亲，母亲一个人去了凹子地开荒，一如父亲当年去李家老山林伐木盖房一样，坚定而果敢。母亲开了七天的荒地后，父亲很不好意思地跟到她身旁，赶着牛，扛着犁，偷瞟着母亲的脸。看到父亲的身影，母亲扭身丢了锄头，干脆躲树阴下哭去了。尴尬之中的父亲东张西望，确定四周没有任何动静，才仿做贼一般，将那锋利无比的犁铧胡乱插入这片石头多过泥土的荒坡，平生第一次有了做贼的罪恶感。为了母亲，父亲第一次不管不顾了，将一口唾液淬在掌心里，扶稳犁把手，使劲地吆喝起那两头老牛。父亲的心一直狂跳不止，母親最终还是原谅了他。村里人家谁也看不上眼的这片石头窠窠，被母亲硬生生地变出了整整两亩地。前几年栽了烤烟，一车接一车的农家肥只管往土里埋。土壤增肥后改种了玉米，计划外的土地用了新推广的法子，地膜提温，“双龙出水”，休耕轮作，玉米棒子胀裂了壳衣，棵棵熟到通头。再后来几年，玉米不值钱了，母亲栽了四十多棵板栗树，变成了今天的果园子。

　　杜鹃花开了谢了，布谷鸟来了走了，凹子地的板栗园终于挂上果。

　　只是果园尽头，杜鹃旁侧，布谷声中，再没有了母亲的影子。孩子们渐渐长大，渐渐地淡忘着这个叫做凹子地的地方。整整六个年头，父亲一直活在一个幻想里。父亲长着母亲整整七岁，而今少了母亲的陪伴和厮守，父亲苍老得更快。回想半生苦难的厮守，父亲再无余力解脱。六年多来，养成了该不该叫毛病的毛病。几乎每天夜里，他都要躺在床铺之上抽三两支烟，等天亮。每天清晨起来，他都要吞吃一两包解热止痛散，镇头痛。每次一个人去凹子地，他都要唱一天的山歌调。

　　唱歌作伴！父亲的心从来没有如此空荡过。一个人的世界，何来惹谁，还会恋谁？同林子的双栖鸟，一只飞走，另一只苦等起风！

　　母亲故世后的第七个年头，父亲终于同意来县城小住了。

　　这个决定同时关联着他的另一个重要决定，大妹成家后，渐渐地修补着母亲离去的空白。入赘的妹夫话少，做事实，不串门，不赌博，不睡天亮觉。父亲将一切看在眼睛里，一点一滴地找回了自己曾经青春的影子。半生守护土地的父亲，像个光荣退伍的老兵，终于可以离开他的土地一个时段了。

　　父亲渐渐地老了，背虽不驼，但耳朵聋了一只，左手不大使得上力。去年开春主动跟我来到县城，一直到凹子地的板栗熟透才吵着要回去。这一次是他来县城住得最久的一次，住了差不多大半年。白天到民族广场的树阴里找他认识的那些老倌，抽烟，侃白话，唱调子。晚上再去一次，跟着人群跳跌脚，舞姿不是重要的，父亲说为了出个汗。清晨这个时段，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景观阳台上，凝视着窗前的掌鸠河，乘着妻子和我不在家，哼唱几个山歌调。阳光照射下，一旦看到地板上有着发丝或是碎屑，父亲总要吃力地弯腰下去，用手指把它们一一粘起来，丢进垃圾篓子里。只是有些时候，我下班回去得早，总能听到他的那些唱词，虽然一口一个郎想妹，虽然一次也没有提到我母亲，但他的那个意思全在，我懂。

　　只是父亲耳聋的缘故，他并没有发现，在他唱得最忘情投入的某个段，我就悄然站在他的身后。

　　苍凉的老歌里，父亲渐渐老去。

　　儿子楠楠回家商量买房贷款的那一天，父亲并没有唱歌。

　　儿子楠楠去了一座城市，一个人如流水的地方。如今，那个曾经用积木盖房的小屁娃，每当夜晚来临，像久飞的鸟儿需要归巢一样，于万千人流之中骑着电单车，穿过都市撩人的霓虹，行色匆匆，疲惫不堪，城市街角尽头的出租屋，并没有一盏灯刻意为其提前点亮。

　　我楠楠，你想要买的那房大吧？父亲问。像个火柴盒，小得很，没有家里的一半大。

　　那高不高？在二十七层。说是能看得见海。

　　肯定贵喽！我想跟我爸我妈商量商量，借九十万的贷款，他们借，我去还。

　　那得还多少年哟？爷爷莫要担心，才还三十年，现在工作的农村孩子都仿这样，要养活自己，得靠吃苦做事，想有个小窝，全得靠贷款。

　　爷爷老了。你可莫要饿着自己！那一声叹息很轻柔。父亲将捆了橡筋条的一个红色塑料袋放到茶几上，将孙子的手从脖胫上握进掌心里，怜惜地望着他的脸。

　　爷爷就只有一万块，帮你一个平方吧！

　　儿子楠楠抖着手打开塑料袋子，久别重逢的板栗花香飘散开来，多年之后，那个叫做凹子地的地名再次在他的心底清晰起来。

　　爷爷，你都多年不种地了，还给我存这钱？儿子楠楠有些难受，主动跟爷爷讨了一支烟，点燃了。

　　我卖凹子地的板栗。都攒了五年了。

　　儿子哽咽起来。再过两年，就两年，你得跟我去住住我的新房子。

　　去，爷爷一定跟你去，看得见海看不见海，咱都去！

　　儿子楠楠使劲地吸了一口烟，扭头朝窗外望去。一阵风起，鸠水回澜。窗前的那棵香樟树长得更加高大茂盛，我又一次看到那只青色的鸟。

　　立于枝头，并不鸣叫。

　　责任编辑 胡兴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