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云彪

　　幼年的时候，最恐怖的恶梦，就是梦见母亲死了，我常会惊吓得哭喊起来，“妈妈、妈妈”地叫个不停。那时候，总会听到楼下传来母亲温暖的声音：“狗儿，咋个了？”“妈，妈，我梦见你死了。”我一边抽泣着，一边大声告诉母亲我的梦境。母亲就笑着安慰我，说那是她头天晚上吃得太饱，我才会做那样的梦，她好好的呢，叫我不要害怕。听到母亲的声音，那么亲切、温和、宽厚，确认她活着，没有死，我才安下心来。虽然犹自抽泣，却能很快进入沉沉的梦乡，脸上的泪珠都还来不及擦去。

　　今年春节，患重感冒，全身骨节酸痛，畏冷惧寒，头晕脑胀，咳嗽剧烈，又恰逢我值班。大年三十晚随局长到城区派出所、看守所慰问，忙活到凌晨三点过才回家，大年初一清晨又赶到单位，写稿、发稿。中午，按照领导安排，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回家吃饭，赶回家来，妻已备好饭菜，我忙张罗着“喊饭”。“喊饭”是家乡的习俗，每逢盛大的节日，总要备好丰盛的菜肴，舀好饭，碗上搁着筷子，再倒上几杯酒，放在桌子四角，一切弄妥后，站在桌旁，低声呼唤着已经仙逝的亲人，请他们来“吃饭”。父母在世的时候，日子过得艰难，过年“喊饭”便极其隆重，母亲一大早就起来忙活，尽家中所有，定要多做几样菜肴，然后便默默地站在屋子边上，看着父亲祭奠先祖，敬山神、土地，然后再“喊饭”。“喊饭”时指明邀请的，似乎只是已经仙逝的两代至亲好友，以及那些“喊不尽请不尽的人”。自从父母过世后，过年时其他隆重的仪式便再没举行，只在记忆里鲜活着。但是，“喊饭”却一直是过年过节保留下来的仪式。今年“喊饭”，除了父母辈及祖父祖母辈的老人，还新增了一位过年前不久才逝去的年轻的表弟。

　　在心境中、在想象里、在期盼间，围着满桌佳肴坐着的这些仙逝的人们中，除了父母、表弟，其余的人，我都没有记忆，不仅是面目模糊，而是根本就没有见过。在慎重其事地“喊饭”时，突然就想到了母亲，她在世时，做这些事特别谨慎，如今，母亲成了“喊饭”的对象，已经有十四年了。

　　饥馑年代

　　一想到母亲，心里就酸楚无限。

　　小时候，家里穷，肚子似乎永远饿着，每个孩子，几乎都是颇有心眼的、对食物贪婪不已的占有者。我还没有家里的八仙桌高，捧着一个小“银碗”吃饭（这“银碗”是用解放前的一种镍币铸就的，从我大哥幼年时即用起，最大的好处是摔到地上不会破，家里的哥哥姐姐幼时每个人都曾用过它），见哥哥姐姐从桌上拈菜，吃得很热烈，而我只能由母亲拈菜在碗里，便围着桌子转圈，还尽力踮起脚尖，伸长脖颈，想看看桌上还有什么好东西，是大人忽略了拈给我的。母亲见状，便把我抱起来，让我看桌上摆着的菜，看清楚了，不过是一大钵青菜，一碗煳辣子蘸水而已。

　　平时少有零食可吃，正餐便吃得格外卖力，那种急痨饿镲的吃相真是令人惊心动魄。眼睛永远大于肚子。这样，饭菜吃了剩在碗里的时候居多。而家规是不允许吃了剩在碗里的，吃剩了饭被父亲暴打一顿的教训非常深刻。父亲经常凶巴巴地警告，吃多少舀多少！现在想来，这种家规，是维持一种最基本的体面、最起码的自尊，在食物紧缺的年代，谨防不懂事的孩子，偶到亲戚家的时候，吃饱了不知道放碗，饭菜剩在碗里也放不下来，尽显穷痨饿相，丢了脸面。母亲如果不在家，那顿饭宁愿冒着饿肚子的危险，也不敢轻易多舀些在碗里。母亲在，便可以吃得安心坦然，肚子吃得浑圆饱胀，饭菜都好像已经堆到了脖嗓眼时，只能抬着一大海碗饭，用筷子一小点一小点地拈了放在嘴里，象征性地吃着。在我们老家，形容这种吃相，有个极其形象的说法，叫做“吃得一痄一痄的”。“痄”本是一种传染病，耳朵下面肿胀疼痛，俗称“大耳巴”，即“流行性腮腺炎”。饭菜含在嘴里咽不下去，腮帮子鼓胀着，倒真的极像患了“大耳巴”病。每次见到我“吃得一痄一痄的”时候，即便已经放下碗筷开始收洗的母亲，都会把我的碗拿过去，三下两下就把剩饭剩菜吃干净了。父亲此时大多会恼怒地楞我几眼，但不会发雷霆之怒，让我饱受挨捧之苦。我则悻悻地，偷眼瞅着父亲，扶着滚圆胀疼的肚子，小心翼翼地蹑着脚步，躲到父亲看不到的地方去。

　　记忆中，母亲放下碗筷后，总还能吃下一大碗孩子吃剩的饭菜，以至于后来我年纪稍长一点时，疑心母亲从来没有吃饱后再放碗。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吃是老家的人们的第一要务。“大跃进”开始的 1958年，是饿饭最凶的一年，全村人都在统一的食堂里吃，饭菜定额。我其中的一个哥哥，当时仅一岁多一点，饿急了，在大人不注意的情况下，把村子食堂里一碗辣椒面给吃下去了，结果辣得哇哇大哭，惹得村里好些妇女都睹景伤怀，哭了起来。有一个叫七奶奶的老妇人，偷偷把别人碗里的饭擀了一大半在自己的碗里，被发现了，村长带领愤怒的村民，让七奶奶光着膝盖，跪在酒瓶敲碎后的玻璃渣子上，还掀起衣服，露出瘦骨嶙峋、干瘪起皱的后背，用鞭子狠劲抽打。梨树、桃树、李树上掉下来的夭折小果，全被人们捡来吃掉，连可食的树叶的嫩芽，也全被扯光，整个春天那些树木都是光秃秃的。有人饿得实在忍受不了，吃下本是用来喂猪的细糠，结果肚子胀痛，几天也解不出大便。

　　会木工活的父亲，随村里的几个手艺人，被派到公社去修盖房屋。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母亲把自己的那份口粮，尽可能地省下，分给几个哥哥姐姐，带着他们，艰难地存活下来。我的父母辈，极少流露出彼此间的怜惜、爱恋之情，即便如此，一辈子严厉的父亲，也曾用少有的深情，提及他回到家里的情形，他说母亲已经饿得变了形，嘴唇饿缩了，他都差点认不出来。父亲对母亲那种拼命顾惜儿女，置自己生命度外的精神，油然而生敬意。

　　异乡人

　　生活的艰辛还伴随着人情的凉薄可恨。

　　我的老家在滇东北群山深处、金沙江岸边半山上的一个村子里。村子的名字叫石笋，村名的起源应该就是村子里那突兀而起，高达数丈的巨石，即便是在山势陡峭险峻的老家，那巍然矗立的巨石，也极为赫然醒目，远在数十里外的山头都能够清晰可见，的确像一株长势健旺、傲然挺立，正拔节疯长的竹笋。

　　父母原来居住的地方，是个海拔更高，更为寒凉贫瘠，气候和自然环境都更恶劣的地方。大约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父亲花了十个银子——十个银子的具体数量是多少，我至今也弄不明白——买下了石笋一户孔姓人家的旧房，又向另外一个孔姓地主租了几亩山地，举家搬迁到这里。当时石笋居住着的，就是孔、王两个姓氏的三十来户人家，两个大家族彼此有着姻亲，正是云南人所谓的那种网兜亲，转来转去都是亲戚，我们家成了典型的少数几户外姓人。

　　父亲是读八股文章的旧式文人。在解放前，曾任过私塾先生，长于辞令，会观风水，既擅挥毫泼墨，又可写打官司、扯皮绊的所谓刀笔文章，还能推算农村人都极信奉的婚丧嫁娶、起房盖屋的黄道吉日。后来又学会一整套在农村生活的生存技艺，既是远近闻名的木匠，也会篾匠、石匠、铁匠、泥水匠的活。能挥毫泼墨的父亲，谁家有红白喜事时，常被人邀请去干些挂帐簿、写对联、配合做超度法事的先生写写文书之类的活。那时候的人家对先祖的最实在的祭奠，就是在正房堂屋正对大门的墙上，横支出一块长木板的上方，供着“香火”。所谓的“香火”，其实就是用红纸写就的这家人的先祖来历之类的东西，因为是用纸写就的，尘染烟熏，容易破损，所以每到旧年年底，几乎每家每户都要更换“香火”，那时识字的人少，会写的更不多，父亲就凭替人写“香火”，也得忙碌上好一阵子。

　　正因为有文化、还有着一身的手艺，父亲常年不在家，多数时间都是在外面揽活，挣钱贴补家用。才搬迁到石笋的时候，大哥仅有两岁左右，母亲一个人带着他，艰难地耕耘着那从地主手中租来的几亩山地。刚搬迁到一个新的地方，人生地不熟，孔、王二姓人家又无一例外地排斥，据母亲后来多次向我们讲述的，有一天她背着大哥，从地里劳作回来，正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把大哥从背上放下来，准备做点饭菜果腹的时候，原来卖房的那个孔姓人家的女主人，唤作七幺老婆婆的，受人挑唆，带着她已经成年、快要出嫁的女儿，到我们家里寻事来了。七幺老婆婆一走进我家堂屋，就径直走到“香火”前，拉个凳子站上去，两把就将“香火”撕烂，嘴里还骂道，我家什么时候养了这么一个大儿子，我怎么不知道，我撕开看看我家原来的“香火”在哪里？

　　七幺老婆婆这一举动，无异于当面掘人祖坟，在那种年代实属欺凌至甚的恶行！母亲从惊愕呆愣中回过神来，一下子就扑上前去，与七幺老婆婆厮打起来，在母亲与七幺老婆婆母女抓扯厮打中，两岁的哥哥吓得哇哇大哭。住在邻村的母亲的一个妹子，我们叫四嬢的，恰好从我们家门口路过，见状忙着把哥哥抱走，四嬢原来也想上前帮忙，可那时她太年轻，见七幺老婆婆母女过于凶狠，心生胆怯，只敢抱着哥哥悄然离开。母亲与孔姓母女打累了，双方就坐下来对骂，骂得火起，又厮打混战在一起，这样的厮打、咒骂一直持续到第三天，那时候，七幺老婆婆改变战术，打累骂累了也不回家，干脆在我家里自己动起手来，要在我家火塘上做饭菜吃，母亲见状，拎起一桶水，直接将火塘浇灭。七幺老婆婆母女更加愤怒，凶狠地将母亲按倒在火塘边毒打，母亲的嘴被撕破了，脸也被打肿了，衣服简直被扯成了布条子。那时候才二十多岁的母亲，有着无比的柔韧刚毅，在她被按牢在地，遭受毒打，几乎窒息时，一口咬住了七幺老婆婆的手臂，硬生生将那凶恶的妇人手臂上的一块肉撕扯下来，七幺老婆婆终于难抵巨痛胆寒，嗷嗷哭叫着，带上她女儿从我家逃走了。

　　母亲以一个柔弱女子的坚韧顽强，在这次保卫家园的恶战中，赢得了一个家庭在异乡的一席之地。当然，后来又滋生出很多事来，那个挑唆七幺老婆婆的幕后指使者，提供了一服使人伤口溃烂的中药，让七幺老婆婆整只手臂差点儿烂掉，孔、王二姓人家以此在年关时节结伙上门，企图将我们一家撵走，是父亲手持磨得雪亮锋利的斧头，站在家门口，冲那群人说，谁敢靠近，先要了谁的命！父亲的阵势使得那群乌合之众胆寒，没人敢越雷池半步。孔、王二姓两个大家族多数人欺凌耍横的态度才稍有收敛。企图把我们一家赶出村子的恶意，终于难以得逞。父亲在远离村子团簇聚居地的一个角落、两边都是悬崖的险峻之地，安居下来，挺立在滇东北的这个穷僻村落。父亲的刚硬、母亲的坚韧，铸就了我们一

　　家老少，面对豪强霸道之人，毫无退缩畏惧之心。

　　父亲年轻气盛之时，性格刚强，锋芒毕露，口若悬河，言语犀利，自然得罪不少村里人。解放初镇压地富反坏时，父亲由于任私塾先生时与一些地主、乡绅有交往，遭人诬陷，被解放军当作“地富反坏”给关押起来，在当时的动荡时局中，完全有可能被枪毙。一个远房表哥，因为有“地富反坏”的亲戚，也和父亲关押在一起，他还是个十多岁的孩子，对他的看管不严，在临时拘押所里，干些替重犯送饭送菜之类的杂活。父亲让他逃了出来，给我母亲报信。——这个表哥后来逃到异乡，参加了部队，从此开始了他另外的一种人生。

　　母亲得此恶讯，立即请人写了“保禀”，找村社干部、找乡老，对有些人甚至不惜下跪磕头相求，请他们签名、盖章，捺指印，证实父亲的清白。盖满血红指印、足以证实父亲无辜的“保禀”弄好后，母亲连夜出发，骑上家里的一匹骡子，奔走于陡峭、险峻的山野小路上，前往营救父亲。据母亲说，那匹骡子性情暴烈，曾把母亲腾空摔下马背，晕死在莽莽山林间，等她苏醒过来时，那匹骡子却在边上悠闲地吃草。后来母亲终于赶到永善县境内关押父亲的地方，找到解放军的一个姓吴的营长，及时递交了“保禀”，父亲终于获释。

　　手艺精湛的父亲，常年被生产队外派到异地参加各种修建。那时候的哥哥、姐姐年纪尚幼，母亲没有帮手。整个家庭就由母亲苦力支撑着。生活在那样的一个村子里，艰辛劳累的农活姑且不说，最艰难的是，常有孔、王二姓大家族中的一些刁恶之人，不断寻衅找茬，吵架、打架是常常发生的事。有一次，一个孔姓的壮年男人，在赶集的乡街子上殴打母亲，母亲的包头帕被打掉了，他竟把母亲的头发踩到地上的泥浆里，拳打脚踢。母亲说，那时还年轻，身子骨灵活，在那种强弱相悬的情况下，母亲还能反转身子，狠狠打了那男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被妇女打耳光，对老家的男人来说，是一种终生难雪的奇耻大辱，本想以强凌弱，却让那男人遗下笑柄。也是这个

　　孔姓男人，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用锅烟煤涂黑脸庞，企图从矮小、破烂的茅草房的平墙（屋子的墙与苫盖的茅草相接处）爬进我们家里，偷盗仅有的一点苞谷棒子。母亲预防贼盗的方法，奇异而智慧，白天辛苦劳累，夜晚总得休息睡眠，不可能一直守着那点可怜的粮食。母亲便从围绕房屋生长的竹林里，找来大片的“笋叶壳”（包裹在竹子外面的，一面光滑、一面有层绒毛的卵形硬质阔大叶片），放置在装有清水的盆里、桶里，顺里屋的墙脚搁着。贼人爬上平墙时，会把平墙上面的细泥沙弄掉下来，细泥沙掉到水桶里的“笋叶壳”上，会发出不小的响声。母亲惊醒过来，一面大喊着“抓贼”！一面打开手电筒，提着搁在枕头边的刀子出门追砍。那时候，我的年轻瘦弱的母亲，是拼了性命来保护粮食的，保住了粮食，我的尚且年幼的哥哥、姐姐才不会饿死。盗贼惊慌逃窜，刀子没能砍到贼人的身上，倒把路边的石头，砍得溅起了蓝色的火花。

　　最令我至今想起仍旧屈辱痛心的事，是我的母亲在生产队挖洋芋时，一位孔姓人家的媳妇，不断指桑骂槐挑衅母亲。母亲一直静默地忍受着，没有回应，那恶妇竟然冲母亲脸上吐唾沫。在我们老家，冲一位女人脸上味唾沫，是一种极具侮辱的行为，一般只有男女关系混乱，红杏出墙、偷人汉子的女子，才会遭别的女人如此羞辱践踏。母亲出身于永善一个大姓家族，外公是私塾先生，因品行高洁，解放后也一直任教直到逝世。家教端肃、清白自尊的母亲，受辱至此，奋起还击，那恶妇的孔姓妯娌，四五个穷凶极恶的悍妇，围着母亲一个人撕扯、殴打，将母亲仅有的一件外衣，撕烂成一绺一绺的布片。在那个买一尺布都需要布票的年代，穷苦不堪，生计艰难，在家里都没有富余的衣服更换，何况是在山野上的坡地里？母亲只能将我一位幼小的哥哥抱在怀前，带着身上、脸上的累累血痕，背着一大背篓一百多斤重的洋芋，在村子里与我们家相交恶劣的一群男女恶意起哄、肆意嘲讽的笑声中，一步一步，从陡峭险峻的山路上，艰难地走回村子，将洋芋背回生产队，过磅秤、记“工分”（那时候每家每户都凭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挣得的工分而获取粮食）。历遭磨难、饱经沧桑，已经随哥哥嫂嫂进城生活，平静如水的母亲，晚年向我叙述此事时，仍然难以抑制地激愤。

　　那时候，母亲每次从生产队劳动回来，只要哪一天没听说她被人辱骂，与人争吵，我的忐忑不安，就会变成一种清宁的幸福。

　　穷山恶水出刁民！对这句话，我有切身刻骨的体会。我的学习优异的哥哥们，被勤劳奋进的父母，拼死劳动、节衣缩食，一个个送进昭通城读书的时候，年幼的我，在老家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砍柴、割草、拾畜粪、扯猪草，这样的劳动，与村子里的同龄人，也是一种残酷的竞争，谁先发现的一根柴禾，谁正占领着的一片青草，甚至是谁先看见的一砣狗屎，都能轻易引发一阵抢夺、争吵、打骂。最终，年幼体弱者，只能忍受着败北的屈辱，在对手耀武扬威的咒骂声中，默默地离开。生计如此不堪，人性还变本加厉的恶劣！

　　现在偶尔做梦，仍在老家，醒来后便冷汗涔涔，以为自己还在那泥潭里挣扎、生存。清醒过来后，心绪极度沉重，半天都舒缓不过来。别人的家乡，是无尽温馨的怀念，我的故园，是纠缠我一生的梦魇。

　　一世辛劳

　　对故园，唯一给我慰藉的，是母亲丝丝缕缕的爱。无论岁月怎样流逝，它一直融在我的血液和骨髓里，无论我的肉身还是灵魂，都有着无限的温暖。

　　单薄柔弱的母亲，呵护儿女时，凸显出一种难以想象的坚毅。大哥出生时，正逢冬季。当时父母还未搬迁到海拔较低的石笋，父亲又不在家。母亲拖着沉重的身躯，提前预备好了至为重要的柴禾，整整齐齐地码放在方便取拿的屋檐下面的台阶上。我的奶奶和外婆都过世早，于母亲而言，婆家和娘家都靠不上，没人帮助，一切都只能凭初为人母的本能，自己照应自己。父亲有个唯一的妹子，我的小嬢，当年还未出嫁，本可对母亲加以照顾，却偏偏阴差阳错，顺应古老歌谣里唱的那句“千刀万剐小姑子”的歌词，性情乖戾。趁母亲躺在产床上动弹不得，小嬢把母亲码在台阶上的柴禾，一根不剩地悉数背到楼上去。老家房屋矮小，所谓的楼，就是俗称的半截楼，在堂屋正门顶上的半空，用竹子或者木板搭建起半层楼，楼板只有一半，不能直接延伸到正对堂屋大门的那面墙壁，因为那面墙壁上供着“香火”，假如上面搭楼，人在“香火”上边走来走去，显然是对列祖列宗的大不敬，或者说简直就是一种亵渎，所以楼只建一半，空出了半边。楼梯一般都是一棵半大的松树对剖开，再用若干根木棍将两半松树等距串联起来制成。上楼下楼，必得用手扶好楼梯边缘，一步步小心谨慎。母亲产后伤口未愈，不能上楼，柴禾又没有，勉强能下床后，只得到门外雪地的竹林中，捡拾一些干枯的竹枝生火，勉强弄些食物填饱肚子。干竹枝数量有限，只够煮熟食物，没有富余的可供烧水、取暖，母亲只能用寒冬的冷水为大哥清洗尿布，再将湿尿布尽力拧干，最后放在肚子上，用体温把一块块尿布焐干。

　　童年时对家庭的所有温馨记忆，全部缘于我的母亲。父亲性情暴烈，我常动辄获咎，毫无来由就遭受一顿毒打。幼年时，母亲上街赶集，假如不能相跟前去，于我而言，无异于一场灭顶之灾。老家多蛇，我偏生性害怕，一见到这倏忽来去、冰冷凶狠的长虫，就汗毛倒竖，心颤腿软。但要我回到家里，独自面对猛虎一样的父亲，更让我心生恐惧，不寒而栗。那时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找到一个周围少有杂草荆棘，高大光滑的石头，爬到上面，不时警惕地四面察看，看是否有长蛇悄无声息地爬上石头来。亮晃晃的阳光，炽热地烤照在我的身上；或者冰冷寒湿的风，竹条子一样吹打在我的身上，冷和热，都驱散、替代不了我的焦灼恐惧。就在这种惶惶不安的煎熬中，盯着母亲身影消失的那条崎岖小路，眼巴巴地盼着母亲赶集归来。终于在远远的山边的小路尽头，母亲包着白色的包头帕，穿着天蓝色的姊妹装，背着背篓，隐隐约约地出现了，我便嘶声竭力地喊叫起来，“妈，妈，妈！”稚嫩而带着

　　哭腔的喊叫声，直到母亲走到近前才会停歇，赶紧溜下大石头，带着庆幸，带着委屈，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母亲总会蹲下身来，一把将我搂住，爱怜地揩去我脸上的泪珠，轻柔地拍着我的后背，安慰我：“狗儿，不要难过了，妈不是回来了么？”有时候，母亲还会摊开手掌，掌心里赫然放着一颗水果糖，我总是欢呼着一把抓过那弥足珍贵的水果糖，三下两下剥开花花绿绿的糖纸，慌忙喂到嘴里。品咂着弥漫水果清香，漾起丝丝甜蜜的水果糖，捏着沾湿了母亲掌心汗液的糖纸，这才想起问母亲：“妈，你吃过了么？”母亲慈爱地望着我，微笑着摇头：“狗儿，妈妈不喜欢吃糖。”

　　在老家，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小孩子，无论男女，上学之前，一律穿着开裆裤。现在想来，一则是父母忙于沉重的农活，无暇照顾孩子，穿着这种开裆露臀的裤子，可以避免孩子的排泄物脏污了身子；再则纯粹是因为贫穷，没有富余的布料为孩子制作衣服。——我直到在昭通城读初中的时候，身上仍然穿着大的哥哥们穿旧穿破以后，再改做的旧衣服，而且裤子的膝盖处、臀部处常常缀着补丁。裤脚也吊得老高，露出一大截脚踝（纯属省布料，与当今的时髦无关）。——父母下地干农活，守在家里赶赶鸡，陪陪狗的孩子，总会无师自通地找些乐子，玩点简陋条件下允许的游戏，乐此不疲，反复进行兴犹未尽的“梭石板”就是其中一项，找块光滑而有斜坡的石板，坐或躺在顶部，快速往底部下滑。待母亲回家时，我早就已经把自己弄得狼藉不堪。大炼钢铁运动，把我们老家连片成林，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一扫而空，变为赤土。树竭而水枯，老家的人们，取暖、用水，成了一个既无力解决，又不断恶性循环的重大问题。和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有些十天半月不洗一次脸，也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母亲却从不会让我沦落到那种境地。印象最深的，是天气寒凉的秋冬，母亲给我清洗时，总会用木瓢舀上一瓢水，含在嘴里，过一会儿再徐徐吐到我身上，为我清洗污垢。这法子既省柴又节水，还不让我瘦骨伶仃的身子骨，因水冷而受寒挨冻……

　　大约五六岁的时候，邻村一户人家娶媳妇，父亲决定带着我去，我高兴得直蹦跳。可母亲硬拉着我，把我仅穿了一天，却把多少个旧补丁弄得开裂破绽的衣服，脱下来重新缝补。我焦急地在边上看着，母亲虽已飞针走线，我仍急得直跺脚，一个劲地催促，“妈，你快点！妈，你快点嘛！”要知道，娶媳妇、看热闹还在其次，最重要的，是能够像成人一样，周武郑王、正儿八经地坐在酒桌上吃“八大碗”（每桌酒席有八道菜，其中有一碗墩子肉），特别是吃那砣肥美飘香、油汁满嘴的墩子肉，才是顶顶重要的、多少次梦中才能遇到的美事。母亲见我急蹦乱跳、心急火燎的样子，慈爱地笑着，安慰我，“狗儿，快补好了，你不要慌。人家说，笑脏不笑贫，笑破不笑穷，你不能穿着这种张着狗嘴巴的衣服去吃酒（我们老家一律把参加婚礼叫做吃酒）。”的确，一世勤劳的母亲，哪怕是补疤摞补疤的衣服，也是清浆白洗地穿在身上；哪怕是破家寒舍的土墙茅屋，也永远被她收拾得清清爽爽，干净清洁。

　　十六七岁，在昭通城里读高中的时候，每个假期都要回到老家。寒假我和母亲一起到大寨子乡街子上赶集，回家路上，记得母亲和我都背着一大背篓东西，具体背的是什么，忘了。走在窄窄的堰沟边上，遇到了一个母亲认识的妇人，手里拿着一把拐枣，那人打了声招呼，把拿着的拐枣递一小半给母亲，“吃点拐枣吧”。母亲顺手就接了过来，拿在自己的手里。那时物质丰富得多了，家境也随着几个哥哥分别有了正式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好。我觉得递拐枣给母亲的那个人，没有多少诚意，并不是真正想把拐枣拿给母亲，便开始喋喋不休地责怪母亲，觉得她不应该接着那一小把拐枣。母亲背着背篓，弓着腰，奋力走着，没有吭声。我恼恨地大声问，“妈，你很想吃拐枣吗？”母亲突然小声说了一句，“狗儿，我以为你想吃。”听了这话，我一时语塞，胸口像被人突然猛击了一拳，半天透不过气来。看母亲，已经苍老衰弱，那常年劳累的双手，树皮一样粗糙，捏着拐枣，微微颤抖着。——母亲在生产队劳动时，摔断过手。暮年时，双手会不

　　停地颤抖——那时候的我真年轻呵，那么无知，那么愚蠢，竟然责怪我的母亲。

　　我还在乡下工作的时候，父母便被哥哥嫂嫂们接到昭通城里，离开了他们一生劳苦的地方。一世辛劳的母亲总是过不惯，觉得成天没事，闲得慌，几个哥哥便买了些捆扎物品的尼龙带，给母亲搓绳子。一周不到，母亲就搓了几大捆绳子，哥哥们见了，欣喜无限的样子，说，这绳子真结实，太好了！高高兴兴地把绳子收藏起来。没多久，母亲发现了哥哥们的“阴谋”，讪讪地住了手，不再搓绳索，只静静地呆着。母亲明白，在城里生活，哪用得着那么多绳子呢？

　　年轻时的劳累艰辛，让母亲染上一身的病。七十六岁的时候，母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第一次眼睁睁看着自己至亲至爱的人撒手人寰，离世而去！我瘫坐在地，哀声痛哭，像个无助的孩子。只见哥哥们泪如雨下，却仍能迅速有序地为母亲张罗着后事。

　　“喊饭”

　　春节“喊饭”，对着满桌佳肴，对着虚摆了碗筷、空空如也的四座，跪地磕头时，突然想起，幼年随母亲去大姐家，回家时，大姐给母亲准备了满满一背篓老家所没有的甘蔗、红糖。上山的陡峭坡路上，骄阳似火，母亲弯着背，像一张弓，头几乎触到地面，汗水如注，背着东西艰难地走着，不时还要关切地招呼着我，怕我摔跤。走到半路，坐在树荫下休息时，母亲从背篓里取出用纱布滤帕包着的米饭团，和我一起，就着路边的溪水，大口大口地吃着。老家不产米，那时，米饭团也是极稀罕的食品。妈妈呀，我的母亲，现在，你儿子吃穿不愁，衣食无虞，想吃什么都能有，您怎么就走了呢？

　　母亲生前，只要家里来了客人，她从来不会上桌吃饭，只顾张罗着添菜添饭。客人都吃好了，母亲收好碗筷，抹干净桌子，才会一个人单独呆在厨房里，安静地吃差不多快凉透了的饭菜。冲着“喊饭”的桌子磕头时，我在心里默默念叨，“妈，你一定要好好坐着，多吃一点，这里是你儿子的家，也就是你的家，你是这个家里的主人！”我特别担心，母亲还像她生前那样，一有客人，就不坐到饭桌前，好好吃上一餐饭。

　　家里虽穷困，母亲却从未吝惜相助那些更为困苦的人们。第一次见到讨饭的人，是令我至为惊异的事。家门前小路的岔路口，一衣衫褴褛的人，在狗的狂吠声中，敲着一根比身子长了一大截的竹棍，冲着我家房门高声唱歌。我既觉有趣，又有些害怕，见母亲端着一大碗饭，匆匆向路口那人走去。我莫名其妙地紧跟母亲身后，见那人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一个缺了一大个口子，既像碗，又有点像个小盆的东西，弯着身子，远远的递向母亲，母亲把碗里的饭，全部倒在那人递过来的小盆子里。那人深深鞠了一个躬，拄着竹棍走了。“妈，他是整啥子的？”“狗儿，这个人是要饭的。”要饭的？我既觉新奇，又有些兴奋，“妈，他咋个会来要饭呢？”母亲深深地叹了口气，“狗儿，这种人是家里没得吃的了，不得已才出来要饭的。”随后，母亲像是对我解释，又像是独自感慨，“人，不到万不得已，谁会走到这个地步呢？”

　　大约也是年关将近的时候，听到家里的狗一会儿狂吠，一会儿低吟，我忙跑出门外，可门外的小路上并没有人，我觉得很奇怪，这狗，怎么乱叫呢？见我到了门外，狗变得越加勇敢，猛窜到小路上，冲着小路上边的台地大叫。我这才发现，路坎上边的台地里，站着四五个人，似乎男女老少都有。母亲听到狗叫声，也出门察看。我见母亲出门，胆子也大了起来，小跑着要到小路上看个究竟。“狗儿，快点回来。”母亲冲我低声叫道，那声音，有些轻微的颤抖，我分明感觉到，母亲有些害怕。母亲也会害怕？这是我从未想到过的，我被吓呆了。母亲一把拉住我，转身回到屋里。只见母亲慌乱地扯过半口袋洋芋，又麻利地将木甑子里的一甑子饭，全部倒在一块纱布滤帕里。母亲扛起口袋里的洋芋，一只手拎着滤帕里的饭，低声嘱咐我，“好好呆在家里。”匆忙走出门去。我把头探出门外，见母亲快步走到门外岔路口，将洋芋和滤帕里的饭放在路口的一块石头上，将狗唤到身边，带着狗匆匆走了回来。那路坎上的台地里，迅速跳下两个人，拿起母亲放到石头上的洋芋和饭，一行人默默朝着山那边的另外一个村子方向，走了。行为举止怪异、肃穆而又神秘。“妈，这些是啥子人？”我不无惊骇，问母亲。“狗儿，这些是得坏病的人（老家对得了不治之病的人的称谓）。就是平常人们所说的‘癞子（麻风病人）。得了这种病，就永远回不了家了。”母亲叮嘱我，再遇到这种人，要把家里的吃的、粮食之类的，分点给他们，但千万要离得远远的，因为这种病会传染。——那个年代，在老家，麻风病被视为绝症，人人闻之而色变。患者大多会在远离村寨，常人难至的险僻处，甚至绝壁旁的岩洞里，离群索居。有的也会数人聚在一起，彼此扶助，共同生活。据说，得了这种病，眉毛会全部掉光。以致打那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会从一面已有裂纹的小镜子里，不时观察自己的眉毛，担心哪天会掉了一根。——那天，母亲静静地默坐了半天，为这群不幸的人，陷入了深深的悲戚。

　　十四年了，母亲，我该写点关于您的文字了。以前多次尝试，都被泪水淹没，睁不开眼睛，不能动笔。现在，年近半百，常年伏案工作，积劳成疾，日益严重的颈椎病，令疼痛昼夜不息、经年累月地折磨着我。无常世事，苦短人生，我担心哪一天，自己有个万一的时候，来不及写下一点与您有关的文字，会成为我终生的遗憾。也许，在所有写母亲的文字中，我的文字显得格外苍白无力，但是，柔弱而坚韧、卑微而伟大、单薄而宽厚的母亲；遇欺凌而反击，面屈辱而抗争，对儿女怀慈爱，见弱小而扶助的母亲，您海潮般的母爱一直温暖、包裹着我，使我难以遏制我的诉说。

　　春节这天，午饭后我驱车匆匆赶回单位值班，路上车辆稀少，路面显得格外宽阔。在给母亲“喊饭”时被压抑克制着的哀痛，瞬间爆发出来。伏在方向盘上，我忍不住痛哭失声。

　　本栏责任编辑 包倬